【王东】创新时代呼唤哲学创新
一、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当代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在新世纪、新千年历史起点上，相互联系的这两大问题，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内在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时代本质的一面镜子，因而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哲学；反过来说，哲学并不是时代状况的消极反映，而是时代走向的一面旗帜，有什么样的哲学，就会引导人们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时代。
对于今天的时代主题与时代精神，世纪之交至少先后流行七种说法：(1)“历史终结”时代论；(2)“文明冲突”时代论；(3)“混乱失控”的战国时代论；(4)反恐战争时代论；(5)全球化时代论；(6)全面调整时代论；(7)改革创新时代论。
改革创新时代论，是对时代走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提法，把改革创新作为当今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呼唤富于当今时代精神的哲学创新与创新哲学。
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对这种时代精神揭示得最早、最鲜明、最透辟的，莫过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画龙点睛的哲学箴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列宁《哲学笔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论与创新论的思想精髓，他指出：“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换句话说：人们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②
十六大和十七大，我们党和国家都把改革创新作为时代精神，正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精髓一脉相承的。
我从1982年起，曾在北京大学师
二、改变世界面貌的三大时代潮头
在20世纪起点上，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有一句名言，说的是：“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④
在新世纪、新千年的起点上，有三个最为显著的时代潮头，比任何伟大人物、强大国家更有力、更深刻地改变着当今世界的面貌：
第一，以劳动社会化为根基的经济全球化潮头。其深层实质，不仅在于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而且在于生产关系的国际化，而其深刻根源则在于劳动的社会化与交往的普遍化。这是一股最为强大的时代潮头，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存在方式，乃至每个人的存在方式。
第二，以科技现代化为根基的信息产业化潮头。现代科技革命是一股席卷全球的时代浪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中，并和经济全球化潮头汇合到一起，构成了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崭新态势，从而造成了信息产业化大趋势。过去经济是经济，文化是文化，而现在则出现了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新趋势，也有人称之为知识经济的时代到来了。全球化信息网络、信息产业的生成，不仅造成了人们贮存、加工、处理、传递信息的新方式，而且造成了人类知识库的新形态，从而给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语言符号活动这三大主体活动的历史发展与相互关系，都带来了划时代的深刻变革。
第三，以交往普遍化为根基的政治民主化潮头。劳动社会化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呼唤着政治民主化的新发展。而主体多元化、交往普遍化的信息网络，更要求资源共享、权力共享、信息共享。过去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民主派；今天应当说，网络更是天生的平等派、民主派。在信息网络的时代，政治民主、社会民主、信息民主，成了当今时代人们的普遍要求。
什么是时代潮流？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面对这三大时代潮头，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争取主动。
三、决定全球化命运的三个基本矛盾
经济全球化并不像长安街大道那样笔直平坦，这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世界历史过程。从现在来看，有三个基本矛盾，关系全局，影响长远。
第一，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垄断化的基本矛盾。在经济上，不仅存在全球化趋势，而且相辅相成地存在着区域集团化趋势。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走向，是全球性巨型跨国公司的新发展。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我们曾把民族国家称为“科维坦”式的巨型怪兽；今天我们更有理由说，这种全球性的巨型跨国公司，才是国际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无霸”。由于超级大国与全球性巨型跨国公司的出现，资本垄断正从19世纪的私人垄断，20世纪的国家垄断，走向21世纪的跨国垄断、乃至全球垄断。在古代近代，只有地区性的帝国，今天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帝国。两极分化的问题，异化劳动的问题，资本全面异化问题，也从国内走向国际。
第二，政治多极化与单边化的基本矛盾。经济全球化产生的资本全球垄断，集中反映到政治上，就是首次形成全球帝国。从两极对立走向一超多强，这是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新特点。当代世界形成了“六瓣梅花”式的世界格局，存在着六大经济文化圈：东亚——西亚——欧洲——北美——非洲——中南美洲。其中“北美——欧洲——东亚”这三大经济文化圈，错综复杂地角逐着世界格局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当今世界“三国演义”式的戏剧性场面。当今世界是走向多极化，还是单边化——这是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争论焦点。
第三，文化多元化与单质化的基本矛盾。经济全球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否存在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世纪之交的争论焦点。世界文化是走向单极化，还是多元化——这是探讨是否存在文化全球化问题时根本不同的两种主张、两种理念；是多元对话，还是一家独霸——这是对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格局的两种不同构想。实质上，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多元化），是并行不悖的两大趋势，我们不仅需要保护生态多样性、生物基因多样性，而且应当更加精心地保护文化多样性、文化基因多样性。
四、新型文明难产期的六大危机
或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新型文明难产期：一方面，现代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劳动社会化——信息产业化，这四个主动轮推动着时代发展，带来了熹微可辨的新型文明曙光；另一方面，旧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顽固阻碍着新型文明的诞生。
潜藏在世界历史深处的这种深层矛盾，表现为当今世界的六大危机：
第一，天人关系中的生态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问题、人类困境逐渐引起人们关注，2007年全球变暖已成为联合国郑重讨论的严峻问题。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是生态危机的社会症结；而征服自然的西方近代主体性观念，则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思想根源。
第二，人际关系中的战争危机。20世纪发生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今天，冷战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战争根源并未根本消除。世界大战虽然看来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的硝烟却从未间断。因而，战争危险，包括核战争危险，仍是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利剑。
第三，南北关系中的两极分化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矛盾”就有逐渐扩大趋势。世纪之交大大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南北矛盾进一步加剧。南北矛盾的实质在于，生产关系的国际化，两极分化的国际化。这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危机的深刻根源。
第四，文明关系中的冲突危机。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为文化霸权主义在理论上张目。文明冲突论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把文化的全球化，简单机械地理解为文化单质化，视其他宗教、其他文化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
第五，主体关系中的道德危机。把人际关系看成单纯的金钱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只讲实力，不讲道义，或者打着人权的招牌，掩盖的却是一国狭隘利益——这一类弊端，或许可为“道德危机”。
第六，义利关系中的价值危机。20世纪前期马克思·韦伯，中期的爱因斯坦，后期的哈贝马斯，都曾把万能工具理性与狭隘价值理性的矛盾，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深刻矛盾。这种深刻矛盾，造成单主体性的过分膨胀，狭隘功利主义的大泛滥，人类价值目标的大迷失。这是一种最为深层的价值危机。
由于这六大危机的存在，就给我们提出一个空前严峻的时代课题：人类是走向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还是自我毁灭？
五、走出困境的四大创新综合之道
当今时代的人类，怎样才能解决环境等全球问题，走出人类困境呢？
海德格尔当年曾提出，现在只有一个上帝能救人类。实际上，根本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马克思哲学指出的创新之道，人类自我创新之道。
这种创新，应当是四大创新的综合：
第一，科学创新。所谓科学创新，指的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概念体系，发生了根本革新、质的飞跃，而不仅仅是知识的增长。现代科技革命正处于方兴未艾的“三部曲”中：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只是初次来潮；20世纪后半叶，开始走向高潮；21世纪，正酝酿着更大高潮。
第二，技术创新。所谓技术创新，指的是在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创新基础上，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手段、工具体系、工艺方式，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革。现代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在于出现了以电脑系统控制的自控化机器体系，从而导致能源、材料、工具、工艺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创新。
第三，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就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化、稳定化、模式化。制度创新，是指制度发生了重大、全面、系统的变革，一种全新的制度体系代替了旧的制度体系。制度创新包括三个层面：比较微观的企业制度、政党制度、管理制度、人事制度等；中观层面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宏观层面，更为宏观、更为根本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
第四，文化创新。所谓文化创新，就是指人们的语言符号活动，运用语言符号作为特殊工具。进行精神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特有语言符号世界、精神观念世界，产生了根本变化、巨大飞跃。近3000年来，世界历史上有三次大的文化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文明崛起与中国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第二次是公元1500年前后的欧洲近代文艺复兴；第三次是当代正在发生的世界历史性的东西交融、文化创新，其中包括我们正在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
上述四大创新的关系是历史的、发展的：古代多半是单项创新，潜在综合；近代多半是分别创新，自发综合；现代正走向全面创新，系统综合，其典型体现的是构建国家创新体系，自觉走向综合创新之道。
近几年来，中国把自觉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选择。
六、综合创新的根本是哲学创新
怎样才能走向“科学——技术——制度——文化”的综合创新？
这里的根本在于哲学创新。全面创新呼唤着哲学创新。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型国家，其内在灵魂应当是哲学创新，或叫创新哲学。
所谓哲学创新，其核心内容与深层实质，就在于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创新，从而导致哲学形态、哲学体系，乃至人们的思想方式、核心理念，都发生了划时代的根本变革，巨大飞跃。
哲学创新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当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思维方式的重大创新：认识对象新变化：从单个实物到复杂开放系统的运动规律；认识手段新变化：从简单中介到“实践工具——社会关系——语言符号——信息网络”四大复杂中介系统，认识主体新变化：从自然个人、社会群体到人类整体、人机联合主体。
第二个层面，是价值观念的重大创新：价值主体新变化：从单主体性到多元交互主体性；价值目标新变化：从单纯功利论、道义论到义利统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统一价值观，应当是我们核心价值体系中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念；新价值观——这应当成为和平发展，创新时代最主要的哲学奠基。
第三个层面，是哲学形态。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这篇名著中，留下一段名言：“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统一，从而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新形态——这就是创新时代呼唤的哲学创新。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