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君】超越乌托邦——论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

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探讨，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在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的研究中，并没有真正揭示其全部内涵。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生成的：其一，是马克思历史哲学内在逻辑的双重性；其二，是马克思多重话语的言说方式。对此，我们可以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

对共产主义的阐述，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独立的。共产主义既是马克思整个历史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的重要的理论武器。因此，我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也应把它放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体系和革命理论中去理解。

首先，从历史哲学理论体系来看，马克思是在双重意义上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的。一方面，马克思从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的理解出发，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阐述的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三个阶段。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根据各个不同民族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提出了对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都是由其当时具体的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为了说明每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就必须对那个社会的具体状况进行研究。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的错误观点时指出，要想说明“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个世纪，我们就必须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一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1]这实际就是在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回到历史研究的真正出发点。正是依据这种理解，马克思把西欧社会的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大社会形态，并且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种对历史的双重理解中，共产主义既是马克思对历史的形而上学阐述的逻辑终点，也是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概括总结的现实终点。因此，就存在着这样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的问题，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人类自身发展的一种永恒的自我超越的过程呢？还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将要出现的事实呢？

其次，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体系来看，共产主义作为一个革命的目标，必须具有确定性、可信性，才能真正成为引导无产阶级的旗帜。因此，马克思在其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著作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给予了具体的阐述。而其身后的诸多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正是从这一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去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他们认为，由于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深入地剖析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使共产主义建立在现实的社会发展基础之上，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变革。这种理解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注意，这只是马克思言说的话语方式之一。作为一位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家的马克思始终是在多重语境阐述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因此，就存在着一个如何理解不同语境之间的思想的关系问题。

究竟应如何解释上述问题呢？我认为，要想真正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就必须从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的源头——空想社会主义开始。

 

二

 

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的社会主义最早出现于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经过十八世纪的摩莱里、马布利、梅叶等人的发展，已经出现直接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了。到十九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那里，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并被付诸于各种历史的试验之中。

就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来看，它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而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现实，看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的贫困和悲惨等一切罪恶的现象。因此他们认为，“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象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2]但是，对于这个社会本身，他们却一点也不了解，也就根本不可能找到解决这种社会弊病的途径。因此，他们只能用一种未来理想的社会同现存的社会相对立，从而以消灭私有制和铲除人间不平等为核心来制定关于未来社会理想境界的详尽而周密的图景，其中涉及到生产、生活、社会组织的人数、劳动时间等等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并希望通过宣传、典型示范等手段，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3]

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只所以不能成为科学，就在于：其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也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正是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4]因而从这种理性出发，是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其二，就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来看，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矛盾尚未全面展开，也就不具备认识资本主义本质的条件，更不具备解决问题的手段。“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5]这就注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只能是外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只能是一个乌托邦。

恩格斯指出，要想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6]这两方面的任务都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表现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正是由马克思在这两方面的贡献，社会主义已经变成科学的了。

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是某些天才人物的偶然发现，而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因此必须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过程，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内在根源，进而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就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政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冲突达到顶点，就表现为“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力管理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生产力了。而在这诸多的矛盾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特别是作为生产者的无产阶级日益陷入死亡的境地，因而必将起来进行革命，在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消灭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无产阶级通过取得社会的权力，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态，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从而使生产资料的社会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7]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停止了，人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从而使人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8]

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与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确实是一致的，特别是在《资本论》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是在社会现实的层面，并没有深入到历史哲学的层面，没有深入到马克思对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之中。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则很难脱出空想社会主义的那种乌托邦式的历史设计。因为虽然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设想，但共产主义毕竟不是人类历史之中经验的事实。因此，这种共产主义的设计必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这种理想主义色彩与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客观主义的理解相结合，必将导致一种绝对意义的生成。从而使共产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以一种终极与无限的、完善完满的未来世界作为人类的现实的世界的替代物。而以此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就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现实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背离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空想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与现存相对立的和给定的理想状态而加以设定，而没有把共产主义当作现实的历史运动，当作人的实践运动不断展开的开放过程。在这一点上，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或信念也分沾了同样的特征，加之它更加强调一种超人的自律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乌托邦历史设计的误区。”^[9]

我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或者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不但在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它具有了现实的基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阐述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的基础之上的。

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双重阐释的共同终点，它的含义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具体发展进程分析的一个逻辑结果，共产主义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阐述的那样，是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历史的设计。同时，作为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为了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进程，自然需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确立一个现实的目标，这些都使马克思不得不做出这样一种历史的设计。另一方面，作为人类自身发展进程的一个逻辑的结果，共产主义预示着一种真正的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即人之总体性得以实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在这两方面中，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理论的核心。因此，必须揭示出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所蕴含的深层内涵。

 

三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作为人的最终解放，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终极的状态，而是一个人的本质在其中得以实现，人不断地自我创造、自我确证的过程。这是由人的本质及存在方式所决定的。

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只有借助于对象性活动，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展现出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因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0]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异化夺走了人的这种对象性的本质，使其成为一种异己的对象。因此，作为人的本质显现的对象性的存在是外在于人的，表现为对象性的人的存在，而非人本身的自在，即人的本质的丧失。因此必须扬弃这种外化才能使这种对象性的本质复归于自身。而共产主义既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即使外化返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又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的过程。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11]但是，这种人的本质的复归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人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命的现实的自我异化仍在发生。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真正完成，资本主义自身发展过程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必将导致这种共产主义的运动的发生。而作为人类自身发展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再需要以私有财产的扬弃为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正是由于意识到了人和自然界的本质，人的现实的活动才能成为一种总体性的活动，才能在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中促进人自身的现实的生成。因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2]也就是说，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作为人自身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实质是人的本质得以全面发展和展现的阶段，在其中，人的实践本性——自我超越、自我创造——得到了全面的发挥。但人的存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创生的过程。因此，共产主义所展现的并不是人之存在的一个终极的状态，而是一个永恒的生成过程。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也体现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之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但是以世界历史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其本身也就是这种世界历史的最深层次。一方面，“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3]因为只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市场的条件下，私有制才能达到其发展的顶点，才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成为“没有财产的人”，才能使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成为现实的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而对这种对立的认识程度，则直接关系到人自身的解放程度。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彻底解放的伟大创举，在那里，“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14]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而这种世界历史又是建立在两种基本前提的基础之上的：其一，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其二，是人类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因为，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的劳动和交往的相互作用，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且正是借助于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类才能突破强制性的劳动分工的限制，成为一个自由创造的社会生产的主体。“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这种发展只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都同时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5]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借助于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肩负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16]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联系的国际性质，使它“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7]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和深层表现的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各民族互相依赖的加深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民族历史汇入世界历史，而且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在此基础之上必将形成一种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作为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共产主义才能够真正得以形成。因为“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是平行发展互为前提的。只有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极大地介入世界历史，彻底打破民族和地域的狭隘界限，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18]

（原载《唯实》200年第4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