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灿 何历宇】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及其现代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特质及其中国化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具有一种不同于一般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特质，这种特质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彻底性与科学性，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应用提出了某种特殊要求。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特质主要体现为一种大政治观、经济政治观、革命政治观。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一种大政治观。马克思主义把社会视为“活的有机体”，认为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种政治现象不能在自身的范围内得到解释，而必须放到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上，放到与政治的其它全部组成因素的联系上才能得到解释。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些著作相对集中地讨论了政治学问题，但他们大量的政治思想仍然渗透在其他著作之中。离开了这些著作，就不可能获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这一特点，使之成为一种“大写的政治学”，而不是“小写的政治学”；它提供给我们的主要是如何理解政治生活的途径，观察和分析中国政治生活的“为什么”的问题，并不是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怎么办”的问题。[1]这一特点一方面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现象获得深入、全面的理解，但另一方面在解决大量现实政治问题时，又需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花费艰苦的劳动，从这些综合文献中挖掘、提炼一定的政治理论，用于指导现实。更多的时候，还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运用解释学的方法，重构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政治理论。[2]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主要是一种经济政治观。在政治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特别强调经济领域的政治问题。这种经济政治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区别于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关键所在，是资产阶级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存在一种政治理论的重要原因。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主流是把个人抽象的人权作为现代政治的基础，把现代民主理解为一种政治精英的选择机制，仅仅局限于就狭义的政治领域谈政治，它总是强调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认为，现代政治问题本身主要就是经济问题。因此，现代政治的主体基础不是单独的、抽象的个人，而是在生产中具有不同地位的阶级；在生产中拥有生产资料的一方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失去了生产资料而沦为雇佣者的一方成为政治上的被统治者，后者不得不接受前者的剥削和压迫。因而，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也都是政治斗争。[3]这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是政治经济学，政治是经济的政治，经济是政治的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极力区分政治与经济，把现代民主仅仅局限于狭义的政治领域，其意图显然在于维护其经济领域的私人所有制的神圣性，维护其经济领域的特权，从而把政治领域戴上神圣的灵光圈，借以欺骗公众。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使命主要是致力于揭示政治统治的本质，揭示政治权力的来源，而不是致力于揭示政治统治的机制以及权力运作的过程，后一方面的内容是需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现实需要去完善补充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主要是一种革命政治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合法性论证，以及探索无产阶级解放的各种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也亲自参与了部分工人革命运动，并对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理论总结。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体的战略策略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更不可能对革命后的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提出具体可靠的设计。在他们看来，随着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国家等政治现象就要消亡，政治民主将被社会民主所取代，对人的统治将被对物的管理所取代，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其间最多存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至于这一过渡时期的具体情形，以及它与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治国家的区别和联系，他们也只是在对巴黎公社的评论中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构想，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复杂性以及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缺乏足够的估计。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主要是一种“革命”的政治理论，它还缺少一个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重要一半，它还远不完整。[4]这使得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当代中国的政治理论范式仍是革命理论的范式，它所提供的典型问题还是“国家与革命”，所提供的典型解决方法还是“阶级分析法”。[5]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求中国政治学能够正确地描述并科学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规律，预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标志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逻辑与规律包括理论的下降与实践的提升两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理解、应用与发展、创新的统一，这一过程体现了某种解释学循环，呈现出阶段性的理论体系的完整演变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是理论的下降与实践的上升的辩证统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需要理论的下降，是理论趋向于现实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应用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理论应用的前提是理解，不理解是无法应用的。应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还是不难掌握的。但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单纯的理论流派来理解的，而是为了重新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革命问题的，这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需要对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提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仅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取得某种民族的形式，而且更是指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变中国的现实，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提升为理论，形成新的体系。一句话，没有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想是对现实的超越,当然不同于现实。如果根据理想与现实不一致而判定理想是假的,那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理想。这两个过程是相互联系的。仅仅停留于后一方面，就往往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或那一点不适合于中国实际，片面指责理论自身的缺陷，而没有看到那些实际本身往往才是需要加以改变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是应用、理解与发展、创新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化”中国与“中国”化两个方面的统一，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应用、理解与发展、创新的统一。

第一，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论，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而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理论上的新概括。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结合的“实际”并非一个直观的东西，而是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国情与时代特征两个方面。在革命时期主要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国际格局和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揭示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领导者以及依靠力量，为制定革命的方针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在建设时期，主要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思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机制及其障碍，揭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条件，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理论资源。

第二，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一系列新的革命战略、策略以及有关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直接指导革命与建设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表现。这些理论形态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中介。政策和方法等，虽然与抽象的理论有别，但仍属观念形态的东西，仍然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如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游击战的理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等等就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

第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方法，根据时代的变化，在总结、提炼现实革命与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抛弃经典著作中一些明显过时的具体结论，用创新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做出新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艰难然而也是最为重要的理论创新工作。应该承认，任何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从而是需要加以发展的。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而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但就马恩等经典作家只能从他们所处时代认识资本主义而言，其具体结论显然带有一定局限性。过去的经验表明，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往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最大困难，这种困难一方面来自经典理论及其固有模式的束缚，一方面来自对革命与建设实践规律的全新探索，如果没有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如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这样从实践经验中提升而来的理论创新。

第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方法，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做出新的解释、论证，在人民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十分重要的理论创造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主要途径。这是一件长期艰巨的理论创造工作。一方面，它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传统优秀文化之中，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一种民族的形式，使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形成新的政治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不同时期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及其意义有所不同，坚持这些基本原则所面临的环境也有差异，这些不同和差异都要结合实际给予科学论证，思想政治教育才有说服力。对于这项工作的艰难，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7]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传统文化中，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唯物的与唯心的，辩证法的与形而上学的成分，并不是可以截然划分的；它们往往在一个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往往共存于一个思想范畴里，加之传统政治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将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异常艰难的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呈现为应用、理解与发展、创新之间的一种解释学循环。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根本目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但为什么在把它们“应用”于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时候，会导致如此多的重大挫折和失误呢？为此，毛泽东多次指出，关键是党内教条主义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只懂得生搬硬套马恩列斯的具体结论。他说，要是中国有一、二百个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对于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邓小平也提出，关键是要科学、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8]如此看来，正确的理论必须以正确的理解为前提，然后才谈得上正确的“应用”。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解，过去认为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大都有了问题。比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就没有彻底搞清楚，以致把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混淆起来，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混淆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长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在实践中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统治与国家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对立起来，把大量非政治问题政治化，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为了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曾经兴起了以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和70年代末真理标准大讨论为高潮的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政治领域而言，这些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消除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障碍：一是消除苏联模式的特定影响，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二是消除革命战争年代的特定影响，重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三是消除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崇尚理性、自由至上的精神。其中，传统文化对“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影响是最深刻的，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曾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涉及改变人的本性的问题。”[9]

解释学兴起后，人们才发现，“理解”本身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我们通常只讲“理论”体现着世界观，其实，对理论的理解也同样体现着世界观；“理解”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而“应用”不过是现实展开的“理解”。过去那种“语录式”、“格言式”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容易产生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因为它们都是纳入了我们特定思维框架后的理论。因此，尽管我们的理论都“言之有据”（经典句子），但在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践时，却往往导致荒唐的结论。可见，理解一种创新的理论是很困难的事，因为理解本身就是世界观的改造过程，是新的理论的生成过程，这只有在理论的应用过程中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仅仅是一般的应用和理解也是无法完成的，它更需要发展、创新。因为，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科学理解也是理论上的发展，但“理解”毕竟不能完全代替“发展”；对同一个“文本”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对同一个“文本”的理解总是受到文本本身的限制的。实践中的某些迫切需要，往往不能通过“理解”获得解决，而要直接诉诸理论的发展、创新。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10]邓小平也说过，“世界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1]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从逻辑上说，“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在“理解”、“应用”马克思主义之后，但历史却是先提出了“发展”的问题，后来才提出“应用”、“理解”问题。这一差别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它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理解”和“发展”、“创新”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发展、创新，就根本不可能应用；没有发展、创新，甚至也无法真正理解。反之，如果不是为了应用，就不会提出发展、创新的问题；如果没有真正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创新。这里构成了一个解释学循环。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呈现为体系的阶段性演变。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解释学循环特点，其深意在于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呈现为体系的阶段性演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过程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其标志是形成一定的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每一个阶段的体系化理论成果都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过程螺旋式上升的关节点，正是这些关节点使得循环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发展。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呈现出一种解释学循环的阶段性特征，从而表现为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演变呢？这是因为，首先，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解释和说明中国现实，分析时代特征的变化，进行理论上的新概括时，它所涉及的内容必然是全面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其次，在不同时期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会分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新成新的理论核心，理论核心的变化必然意味着体系的演变。列宁早就指出过，不同的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12]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经典原则的突破，必然带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体系的重新理解和再认识，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完整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体系。反过来说，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些经典原则的突破是很难成功的。最后，形成一个完备的政治理论体系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理论要说服人，就必须彻底，而理论上的彻底必然要求体系的完整建构。事实上，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创立，都是与回答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各种挑战以及解除民众思想困惑的迫切需要分不开的。黑格尔说过，“哲学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13]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也只能是理论体系的完整演变。

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当然包括中国政治发展的巨大进步。那种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它恰恰是从一种西方政治发展的单一模式出发的，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视角。其实，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步伐并不慢，而且具有自身的特色。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政治领域就没有事情可做了，而是说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和特点，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和特点主要包括政治发展的经济路径、民主的法治化制度化、基层民主优先、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等四个方面。

第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的。谈政治发展，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特点，是由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特定关系所决定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更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在既定的政治条件下来谈经济发展的，我们也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来谈论政治发展的。我国正处于社会总体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必须把经济改革的建设作为最大的政治来抓，经济改革同时也是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但它的起因是重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需要，动力则是政府政策推动和推广。比方说，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原来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结构，需要重建乡村基层政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企分开，这在不断调整权力的横向分配，如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等，也在不断变革权力的纵向分配，现实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革都是由经济改革推动的结果。当前国务院实行的“大部制”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政治发展是经济驱动型的政治发展，改革是从体制外改革到体制内改革渐进式地推进。这种改革战略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选择归结为政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所谓的“滞后”观实际上暗含着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国家民主，批判资本主义法治的形式化与虚伪性，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性质与非政治性。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落后国家来说显然是超前的，对于一个专制主义人治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又是非常容易引起误导作用的。应该说，毛泽东同志没有给予法治以足够的重视，也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某种教条化理解有关。针对“文革”中出现的把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邓小平同志在一开始就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制化。三十年来，我们在充分借鉴了西方现代法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并进行了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为目标的司法制度改革。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依法治国作为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治国方略，而且把它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法治路径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发展循序渐进、有序推进的特点。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选择的是基层民主优先的民生路径。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理解，总是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谓基层，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作为政治国家的基层，一是作为公民社会的基层。基层直接民主主要是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做到上、中、下的联动，形成“民主的合力”。其中，基层民主为基础，上层民主为导向，中层民主为关键。[14]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地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而且在农村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且，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基层民主优先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规定，为最终使民主回归社会准备条件，而且由于与民生有机地结合起来，也能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减轻政治发展给社会带来的震荡。

第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和领导力量，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党要保持先进性，并且在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实行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把选举票决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结合起来，完善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而且在其他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额选举的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大职能，推动和组织中国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的政协委员，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很有成效；各级政府也主动实施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十七大进一步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这些党内民主措施，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结合。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达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为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立足中国国情，植根传统优秀文化，积极吸收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切实解答时代课题，总结、提升经验，普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本知识。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也将开辟一个崭新的境界，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