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晏清】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

自上个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在中国学界，近十多年来，政治哲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一种中心话语。对政治哲学的兴起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解释，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最为根本之点还是应从社会存在的变化去理解这一精神现象的变化。

政治哲学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对应物，但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存在形态，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哲学也就必定有所不同。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在于不同存在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有着不同的问题，从而要求有不同的理论去解决。从历史上来看，政治哲学在近代西方发生之初，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国家或政府的构成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其所以这样，便是因为在新的社会形态降临前夕，人们的问题正是政治国家是如何构成的，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合理的政府，等等。随着西方社会转型的完成，政治国家如何构成，其合理性何在等事关政治生活之根本的问题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而是转变为政治的正常运行之类常规性问题，这时候的政治理论自然也就转向了对于常态政治的运行机制的经验性分析。但这种经验性分析已不再是政治哲学，而成了一种经验性的政治科学。

从政治哲学转变为政治科学，意味着政治哲学的衰落。但是，社会生活总是会发生变化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便是对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态的重大改变。而正是福利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变化，已不再为经验性的政治科学研究所能解释，才激发了政治哲学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复兴。而其后经济全球化对于福利国家体制的冲击，则更进一步对政治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忽略了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这些变化，只看到精神生活自身的某些变化，对于政治哲学的兴起、衰落与复兴的解释便不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显然与西方世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又有着相当不同的背景，因而不可混为一谈。在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首先是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实践方式，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给哲学理论提出了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才使得政治哲学应运而兴。其次，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时又是在西方福利国家已充分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发展的，因而它所面临的问题便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在近代刚刚兴起所面临的问题，而是要复杂的多。而这也就给中国的政治哲学提出了更为复杂和困难的理论任务。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确立之时，它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政治哲学。这对于西方学界的大多数学者来说，也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一种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但是，由于种种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原因，在很长时间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却淡出了哲学的视野。因而，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哲学的一种复兴。

但说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着人们通常得自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概念的相同或相似的那种理论内容。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所追求的，都是在其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或所谓可欲之事或可行之事的统一。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更是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历史事实性对于价值性的限制，强调了任何价值、任何规范的历史合理性，而非超越历史的、永恒的抽象合理性。这也就是将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理解为一个在历史中变化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代，事实性对不同的历史时代，由于变化了的事实性的作用，会提出不同的价值目标。那种超历史的永恒的价值之类观念，在马克思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或唯心主义的哲学幻想而已。至于如何把握住一个历史时代所规定的价值目标，不同的政治哲学基于其理论立场的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论进路。因此，在同一历史时代，不同的政治哲学对于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方式，便会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但就一个历史时代而言，既然其事实性是客观的，那么，一种政治哲学是否真正地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就在于它是否真正深刻地把握住这种为历史的事实性所规定的具有客观可能性意义的价值目标。

在19世纪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后完全的确立自身存在之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到资本主义这一历史事实性在促进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开放了一种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在以往历史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正是对于这一客观的可能性的把握。它首先是批判性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无情批判；同时它也是建设性的，是对于新的能够提供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的建设性构想。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哲学是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流派的政治哲学完全不同的。这些派别的政治哲学理论所指向的虽然也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但其事实性在马克思看来并非真正的事实性，而只是一种局限于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现成的事实性。马克思所理解的事实性则是一种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事实性，是一种有着现实依据的理想的事实性。如果说其他各种政治哲学所达成的理论统一，是一种屈从于现成事实性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那么，马克思主义所达成的理论统一，则是基于理想事实性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可称之为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但在20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实现的理想事实性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理论统一，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人的自由发展之基础的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受到了资源有限性这一事实性的挑战；另方面，作为自由时间增长之前提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受到了消费社会来临这一事实性的挑战。我们适应历史事实性的变化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能够实现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理想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也显然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现实统一，是一种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历史主义的，是将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受历史发展制约视为其基本原则的。因此，面对事实性的这些变化，既不能轻率地宣称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过时，也不能不顾历史事实的变化，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正确的做法显然应该是适应历史事实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地基本原则，发展一种基于现实的价值性与事实性之统一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无疑，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目前尚不存在，要将其建构成功亦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但我们以为，在深入把握历史事实性变化的基础上，将其建立起来，也绝非不可能之事。而这一任务，当可视为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发展一种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过时，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即便不考虑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设性意义，仅就其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或一般而言的市场经济社会之弊端的批判来说，它也有着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现今时代，承继这一批判传统，发展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之维，仍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理论任务。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