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墨学研究之回顾、反省与再诂

一、墨学及其研究史之回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与大混乱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大自由与大开放的时代。自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彻底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公言) ,兼济天下,死而后已,几乎成为每一个胸有大志的士子的追求目标,才士高人皆可一展雄才,自立其说,创立学派。在此一时代精神的鼓舞与多元文化的滋养中,“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为中国文化最具原创力与最为辉煌的“子学时代”。墨翟[1]生逢其时,学儒术而不满,创立墨家学派。墨家与儒家并称于世,墨学与儒学在百家中隆为“显学,”墨家之言流布天下,其影响力似不在儒家之下。秦灭六国,结束了天下失控的局面,

然以“焚书”“坑儒”为标志,也结束了中国人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大自由与大开放。秦始皇首开“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的先风,中国的思想与帝国同步走向了专制,给先秦的子学带来了灭顶之灾。至汉,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之术,更有经学运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运动———的兴起而带动了对“子学”的研究。结果是道家得以存活,而儒学再度复兴与

延续,成为当世之显学。难以想象,墨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名学竟无余响,遂成绝学! 随着儒学的政治化而使其被定于一尊,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中,道家一变而为伏流。秦亡的教训,使法家从理论到实践更多地与道家思想相糅和,并永远在儒学的背后站稳了脚跟。其余诸子各家,多已在秦火中“丧生,”即使死灰复燃,却已无法与儒学同日而语了。至于墨家,后继无人。孔鲋作《诘墨》[2],通过儒墨的对比而批驳墨家对儒家的攻击,却没有墨家出来回应。当时仅有少数著作(如《淮南子》) 论及之,但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墨学研究。不过《墨子》一书幸免于难而作为故纸堆中的“化石”被在历史的遗忘中保留了下来。东汉帝国衰亡,儒学暂告式微。自三国至魏晋,” 清谈”之风盛,正始玄风起, “玄学时代”的到来标志着道家哲学的复兴,此时佛教流入中土,” 自然”与“名教”之辩,” 贵无”与“崇有”之争,佛典的翻译与格义不仅成为学术的重大问题,而且均涉及名理问题,职是之故，《 墨子》及名家被人重新提起并得到了研究, ———今存晋人鲁胜的《墨辩注叙》提供了一个佐证,然而其道也孤,只能是昙花一现,毕竟不成“气候”。此后千百年间,佛教进一步中国化,儒学再度复兴,虽然在唐代有昌黎公作《读〈墨子〉》而提出“孔墨必相为用”之说[3],然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宋元时期,论及墨家学说的学者似乎不少,但是反墨者多, ———元时黄震一反韩愈的观点

而提出“孔墨必不相为用”[4] 之论,赞墨者少,况且浅尝则止,流为零碎的议论,墨学的研究一直处于沉寂之中。明代学者或点评《墨子》,或论其学说,或评其文章[5],虽贬褒不一,措辞激烈,但所见亦有近于中肯之论,墨学的命运似乎好一些了,然而墨学的研究却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有清以降,君主(政治)专制与思想专制并重,” 文字之狱”的狂飙来势凶猛,而晚明诸大儒(如顾亭林、黄宗羲、王船山等) 给中国思想所带来的一线向上之转机与明亡而俱亡,所遗无几的思想原创力此时也胎死腹中,再无生产思想的能力。有再多聪明好学的头脑,也只能到对故纸

堆的校勘、训诂与考据中去讨学问,未料学风之变而有“朴学”之大兴。是时,海通已久,西学东渐,科学的观念与方法逐渐输入中国,而法相唯识论的复兴则复活了因明学，《 墨子》一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自毕沅《墨子校注》的刻本一出,注释家纷起,颇有成绩者如汪中、王氏(念孙及引之) 父子、俞樾、孙诒让等,而其中尤以孙诒让《墨子间诂》的成就为最大,世所公认是书为有清以来墨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20 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儒学似乎遭到了厄运,而墨学却似乎有了重光的希望。在“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拂照下,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重估传统之价值,创造中国之新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戴着西洋的“放大镜”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之中发现或找出“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或胚芽,置之于西学的温床上加以培植,使之生长与生产,似乎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不二法门。清代的“朴学”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毕竟不是一套严格的科学方法,而须要在接受或经过了西方科学的“洗礼”而融入西学以后,它的实际效用似乎才能在故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出来而得以肯定和保存。然而,无论如何,与西学之科学方法比较起来,” 朴学”实在算不得什么,也就不再是那么重要了。“援西入中”以及其作为副翼的“援佛入中”业已成为学术上的一种时尚。学风之变之急速与巨大为前所未有。值此之时,儒学被作为“科学”与“民主”的对立物而宣布在“捣毁”之列,以墨学为代表的“非儒”之学成为“得宠”与被青睐的重要对象。20 世纪一百年的墨学研究成果超过了以往两千多年的总和。此期的墨学研究出现了一大转折。墨学的研究固然沿袭着以“朴学”之风为基调的历史文献学方法的路子,但是援新学商量旧学,以西学诠释中学,注重义理系统的阐发则是时代精神不可逆转的主旋律。以西方传统逻辑的概念、原理、体系和以西方实验主义与实证主义以及几何、力学、光学的精神与方法以及佛教中的因明学重新理解、诠释、印证与发明墨学,重构墨学体系成为引导墨学研究的主潮。梁启超、胡适之、吴毓江、谭戒甫、伍非百、栾调甫等提倡墨学不遗余力,无论是在对《墨子》一书的校注方面,还是在对其义理系统的阐释方面,均可谓成绩最著,超越了前贤,代表了20 世纪上半叶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近代墨学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其他众多的墨学论著,无不受其影响,而可视为其余绪;否则,则或为对其反动,或是对其超越。在此意义上看来,20 世纪的墨学研究仍然将影响与制约着21 世纪的墨学研究。

二、清代至20 世纪墨学研究方法的反省与估价

研究墨学而复活墨学的精神,以创造中国未来的新文化,是自清代至20 世纪墨学研究的基本关怀。如何解决《墨子》、尤其是其中的《墨经》或《墨辩》(部分) 的可读性的问题与义理系统的阐释问题构成了这一时期墨学研究的主题。[6]这一研究主题的展开,即是自清代至20 世纪墨学研究的展开过程。也可以说,自清代至20 世纪,整个墨学研究的过程大致上是围绕着相互关联与连续的两个方面的问题来展开的。它们是: (1)《墨子》、尤其是其中的《墨经》或《墨辩》(部分) 的可读性的问题, ———清代乾嘉时期与晚清的儒者以历史文献学的方法研究墨学,为的就是解决这一问题; (2)《墨子》、尤其是其中的《墨经》或《墨辩》的义理系统的阐释问题, ———从清儒到20 世纪的学者、当然主要是20 世纪以来的学者,在中西印三方———以中西方为主而旁及印度的———三种不同文化的大背景下,初步开展起一种可以称作“前比较哲学”与“前比较文化”的研究,尝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西方传统逻辑与科学以及古印度佛学中的因明学为工具,对《墨子》、尤其是其中的《墨经》或《墨辩》的义理系统进行有意义的探究、诠释与表述, ———这是对墨学义理问题的解决。在这一连续的研究过程中,墨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贯穿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

对清代至20 世纪墨学研究尤其是墨学研究方法的反省与估价直接关系到21 世纪的墨学研究的得失与成败。关此,时贤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消化、总结与反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清代至20 世纪墨学研究的理解与再估价,在保持墨学研究历史之连续性的同时,激发与启导我们叩寻墨学研究的新路当不无裨益。

(一) 清代墨学研究方法的反省与估价

根据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清代墨学研究方法的成绩与贡献主要可以总结为三项:

第一,开辟出研究墨学的历史文献学方法。所谓历史文献学方法,是对训诂、校勘、考据、注释等方法的一种整合与综合运用的方法。实际上,历史文献学方法是汉学的一种复活。清儒以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墨子》一书进行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使其成为基本可读与可资为用的文本,为20 世纪的墨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墨子》善本。

关于清儒的历史文献学的方法,钱穆有论及,他写道:

盖自有清儒之训诂考　,而后古书可读,诚为不可埋没之功。其学风之朴诚笃实,亦自足为后人所慕仰。然其间工诣既有高下,得失亦复互见。[7]

又说:

乾、嘉诸儒以下,其治学方法之精密,则实有足多者。[8]

众所皆知,清儒毕沅的《墨子校注》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校注本,其特点是以“形声通假之原,”治“墨辩”则《经》《说》互证[9],真正首开注墨之风气。梁启超对毕注本评价很高,他说:

毕注前无所承,其功盖等于茂堂之《说文》。[10]

此后,张惠言、邹伯奇、陈沣、汪中、王氏(念孙及引之) 父子、俞樾、孙诒让等前赴后继,治墨用力甚勤,充分地运用了“朴学”之优长,将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对《墨子》一书、特别是其《墨辩》部分的整理与注释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最后汇集于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之中。俞樾指出此书的主要贡献与特征是:

……集诸说之大成……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 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11]

自俞樾之后,梁启超对是书的撰著、优点、贡献、历史地位、价值与影响做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

孙仲容诒让‘覃思十年’,集诸家说,断以己心(引按:原文错为“己所,”今改。) 所得,成《墨子间诂》十四卷,复辑《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旧叙》合为附录一卷;复撰《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各一篇合为《墨子后语》二卷。……大抵毕注仅据善本誊正,略释古训;苏氏始大胆刊正错简;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皆两皆绝伦,故能称此不朽之作。……仲容于《修身》、《亲士》、《当染》诸篇能辨其伪,则眼光远出诸家主了。其附录及后语,考订流别,精密宏括,尤为向来读子书者未有。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 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12]

当代治墨学者孙启治亦说:

《墨子间诂》不仅是清代墨学研究的总结,更是推动近代以来墨学研究空前发展的先导。[13]

可见,此书为有清以降研究墨学、尤其是整理《墨子》一书的最大成果。它的出现复活了两千年的绝学,在墨学史上居于永久不倒的地位。第二,留下了可以“古为今用”的以《经》证《经》,《经》与《说》互证,和以《墨》释《墨》的研究墨学的注释原则与方法。清儒注释《墨子》、尤其是《墨辩》的一大显著成绩,从诠释学上说,就是他们的注释始终没有背离《墨子》本文这一诠释学的客观性原则,他们以《经》证《经》，《 经》《说》互证,以《墨》释《墨》,和以《经》注我的治墨注释原则与方法,乃是他们为研究《墨辩》留下的一个最为宝贵的、独具汉学特色的诠释学方法。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是继续校勘《墨辩》所必须续用的基本原则,而且对整个中国传统经典典籍的整理,也有着注释与理解上的解释学方法论意义”[14]。

第三,清儒初步触及了研究墨学的一个新方向,这就是他们尝试性地将墨学与西方的传统逻辑和科学以及古印度的因明学做了大胆的比附,使其后继者能够从中窥见中西方学术之比较学的端倪。因此,20 世纪上半叶逐步形成了一种从中西方学术相比较的方法中研究墨学的趋向。

盖自海禁开通,西学东渐,清儒在穷经考古的同时,已然发见墨学与西学似乎有暗合与相近之处,而与佛教中的因明学亦颇相类似。正是在这一境况中,清儒始以西方逻辑与科学以及印度因明学来解说〈墨辩〉,试图揭示其奥蕴,虽极尽比附穿凿之能事,导致“西学中源”说之流行,但却使其义初为可晓,特别是孙诒让较之他以前的诸儒对墨学有更广阔的理解与诠释的视野,” 他已发见《墨辩》承载的墨家辩学之‘微言大义’与西方传统逻辑、印度因明学相近,并急切盼望后来者以西方传统逻辑与因明学来‘揭举精理’、‘得其条理’。”[15] 今有治墨学者认为,清儒“为20 世纪墨学研究找到了一种可以遵循的研究方法———中西学比较方法”[16]。这一评价似有溢美之嫌。我们至多可以说,在清儒的墨学研究中出现了“中西学比较方法”之端倪,而并非是形成了一套“中西学比较方法”。

大凡研究学问者,有其见,则必有其蔽,古今皆然。清儒的墨学研究成绩固然不小,但是限于时代、社会与个人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亦很明显。先贤钱穆指出:

自康氏以今文《公羊》之说,倡为变法维新,天下靡然从风,而乾、嘉朴学亦自此绝矣。训诂考证之业,固已路穷必变, 而其推转之机, 亦时会之有以促成之也。[17]

显然,依中国学术之流变看来,如果朴学走向终绝,则“经学”必然为另一种新的“理学”所取代。康有为“公羊”学说的出现,标志着乾嘉朴学业已走到了尽头而即将绝终, 中国的学术研究将出现一大转机, ———向近代化方向发展。对于晚清诸儒来说,这是学术上千载难逢的一个大好机会,惜乎晚清诸子未能明察与自觉。因此,尽管他们不遗余力,做学问很精细,功力深厚,头脑聪明,但是他们抱残守缺,难以接受新学,不能把握时机,根据“时中”的原则加以调适变化,终不能成“大气候,”出大成就。这正如钱穆之所言:

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尚守朴学矩　。然亦抱残守缺,弗能为风会宗矣。今综观有清一代学术, ..彼辈欲于穷经考古之中,发明一切义理,其愚而无成,可弗待言。[18]

胡适之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将清代学术研究的缺点归结为三项[19]:一是研究范围太狭窄,学者的聪明才力被笼罩在几部经书之中,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囿于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之内。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在有清以来的“这三百年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清朝的学者,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胡适之这三点批评非常中肯、准确与有力。他既道出了清代学术的缺陷,同时也从学理上说明了导致这些缺陷出现的内在原因,而这些原因本来就蕴藏在这些缺陷之中。即是说,这些缺陷与其原因是互联共生的一体。这些缺点,对于清儒的墨学研究来说,也在所难免。自胡之后,对于清儒墨学研究的缺陷,不少学者均有恳切的批评,例如栾调甫[20],孙启治[21]、崔清田[22]等。从哲学方法或哲学诠释学的立场看来,张斌峰与郑文杰对清代墨学研究缺陷的批评值得重视。张斌峰指出:

从《墨辩》复兴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一时期的根本缺陷在于对《墨辩》只限于文字上的注释、整理,缺乏对《墨辩》义理的提揭。或者说,先期的治墨者没有能从对《墨辩》文本的文字、章句的校勘、注释,走向从宏观、整体上对《墨辩》义释[理]的理解与解释。”[23]

郑文杰亦写道:

但是清代墨学研究自有它的不足。在《墨子》整理方面,且不说在具体词句诠释上还存在许多问题，《 墨辩》中更多的科技含义和逻辑论说还没有被认识与发掘出来; ..在研究类别方面,清代墨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在于《墨子》的文本整理,而系统的义理研究专门著述几成空白。这说明彼时的墨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民前整个中国古代典籍研究的通病———重校释轻义理。[24]

在此,需要追问的问题正是:为什么清代的墨学研究缺乏对《墨子》、特别是《墨辩》义理的揭举,不能从宏观、整体上对其义理进行系统地理解与解释,而使墨学之系统的义理研究几成空白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说到底,任何义理的系统诠释都是哲学或哲学的诠释学。清代的墨学研究缺乏真正的哲学方法,或哲学诠释学的方法。毋庸置疑,这就是答案所在。因为研究墨学的清儒固守朴学的家法,至多可以改良与扩充之,而不能突破与变革之。正如胡适之所言,在满清统治中国的三百年中,中国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何止是清儒的不幸,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呵!

清儒对《墨辩》的注释固然不是为了“卫道,”但是他们失去了自己“理解视野”的主体性,没有可能自由地进入墨辩之学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从而无法在对墨学之义理的系统诠释过程中再现墨辩之学的历史,或展现对于《墨子》———尤其是《墨辩》———这一典籍的理解视域或思想境界。[25] 没有思辨的心灵,缺少近代的逻辑与科学知识,不能从哲学上实现墨学研究方法的自省与自觉,何来理解或诠释的主体?! 又岂能对墨学的义理系统做出客观有效的诠释与表述呢?! 诚然,这就是有清一代研究墨学的学者不能超越他们的时代精神、社会环境与他们个人条件的限制的根源所在了。

然而,无论清代的墨学研究有些什么样的缺陷与不足,都应该承认与肯定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事实上,他们的成就奠定了20 世纪墨学研究的基础,特别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从方向与方法上开启了20 世纪的墨学研究。可以说,自从有了清代的墨学研究,就有了20 世纪墨学的复活。

(二) 20 世纪墨学研究方法的反省与估价

20 世纪的墨学研究虽为清代墨学研究的接续与发展,然而已从上文所谓《墨子》及《墨经》或《墨辩》的“可读性问题”的解决进入了墨学“义理系统的阐释问题”的解决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墨学似乎在20 世纪复活了,但是墨学研究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曲折,一阳来复,再显生机。

对于20 世纪墨学研究的成绩,大致上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评估。一方面是在清儒墨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文献学的方法继续对《墨子》全书、尤其是其中的〈墨经〉或〈墨辩〉部分的校注整理,从而使《墨子》、特别是〈墨经〉或〈墨辩〉成为更趋完备的善本文献。可以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成绩较清儒似有过之。但是,在方法上创新较少,无突破;在历史地位与意义上亦不可能取代清儒的校勘成果、尤其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这可以孙启治的一段评语为代表性的说明,他说:

近代以来,墨学研究经历了空前发展时期,尤其对〈经〉、〈说〉、〈大取〉、〈小取〉六篇的研究,已有多种专著问世,超过了孙书的成就。至于通治全书,近人吴毓江的《墨子校注》完全可以同孙书媲美,在搜集版本异文、考订文字方面比孙氏更进一步。但作为一部集清代墨学大成的汇解性质的书,孙书保存了丰富的资料,近代著作无一不是在孙书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孙书仍然是注释《墨子》的代表著作,为研究者所必须参考。[26]

另一方面则更为主要,代表了20 世纪墨学研究课题的主导方面、基本特征与墨学研究的动态水平及其未来走向, ———无疑,这就是对墨学义理系统之阐释的全面展开。

20 世纪的墨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冲破朴学的藩篱而几乎全方位地进入对墨学义理系统的理解与诠释,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研究目的或意识的明确与自觉,研究对象(文本) 及其诠释“前见”状况,研究方法意识的自觉。这三个基本因素的合和,使墨学义理系统的理解或诠释得以充分展开。因此,无论如何评估20 世纪的墨学义理系统的研究结果,都有必要以上述因素为前提,把对墨学义理系统的研究置于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诠释过程中来进行考察,以衡定其价值、意义与地位。据此,可以对20 世纪墨学研究的成绩给予估价与反省。

首先是在研究目的上,20 世纪的墨学者较之清代的墨学者有了更明确的意识与自觉。清代的墨学者注释《墨子》一书的目的,基本上只是为了整理古籍旧学,恢复其原貌与旧观,停留在初级的客观了解之阶段与过程中。清儒的墨学研究虽然讲求词章、考据与义理的统一,其研究目的也的确是为了追求义理,但是他们所追求的“义理”仅仅是历史性(历时性的死了) 的《墨子》文本中的及其原作者的义理,即封闭的历史中的义理, ———这当然是基本的与必要

的,但却是不够的,因之所谓“词章、考据与义理的统一”只是一种限于历史的文本中的封闭的统一,而不是一种流动的、开放的,由《墨子》文本及其作者、读者(理解者或诠释者) 、异质文化的他者( ———不仅仅是在理解或诠释中视域不同或观点有异的他者) 、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所合成的理解或诠释情景中的义理, ———具有生命的活的义理。相对于清儒来说,20 世纪的墨学研究者至少明白一点,他研究墨学或墨经,并非仅仅是为了求得《墨子》文本及其原作者的义理,而是有高远的目标与关怀,譬如说,研究墨学虽然是整理国故,但却非为研究墨学而研究墨学,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乃是为了与西学融通,创造中国所需要的新文化;或者是为了将墨学之精神与智慧复活起来,以应对时代之变化,社会之发展,人心之转移;或者说是为了运用于现代社会之中,谋取利益,造福人类,等等。因此,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研究墨学的致思趣向、审视方位、思考进路、研究手段与研究范式的变化,并在一般意义(学术研究的常规状态) 下会较之以往有所改善与进步,甚至发生突变而产生“革命性”的巨大成果。

其二是对研究对象———即《墨子》这一原文本———之价值与基本精神的意向性了解程度与态度,即心理上预先所既有的意向理解或诠释文本———《墨子》所自然而然“设置”或涌现出来的认知程度、情感态度与企求愿望。这是诠释学所谓的诠释“前见”。它是不可回避的,作为诠释文本之活动的必要条件,构成了对墨学义理系统进行诠释的起点。相对来说,清代墨学者对《墨子》这一研究文本所具有的诠释“前见”比较单纯与简单,一般视之为中国古代典籍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子书著作,或训诂学资料,可以作为旧学经典对待,其企求愿望也只是对其注释整理而已。但是,20 世纪的墨学者对《墨子》原文本所具有的诠释“前见”就比较丰富与复杂,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譬如说,其中具有与西方同等的逻辑与科学知识及其精神,有宗教,有哲学———“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有政治思想,有经济思想,有人才思想,或者充满了所谓“封建主义”的“糟粕,”其所抱有的企求愿望也就大不一样了,有的研究者去研究它为的是从中发现与找出与西方逻辑科学一致的东西,或与印度佛教中的因明学一样的东西,有的则是为了在其中找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或“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有的则是为了刨除其中的“封建主义的糟粕”而否定之,有的则是为了从中得到宗教上的满足,有的则是为了从中获取思想创造的资粮,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同样会潜在地影响研究者的诠释心理,诠释视角,思维方式,致思理路与对诠释过程中出现的“他者”的态度等文化心态的变化。

最后是研究方法意识的自觉与突破。清代墨学者研治墨学的方法比较传统与单一,大抵不出历史文献学方法之窠臼, ———而这只是进入墨学义理系统诠释的基础与必要条件,至多可说是达到了墨学义理系统诠释之初步。20 世纪的一些墨学研究者既能运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同时又受西学的熏陶与影响而能超越历史文献学的限制,开辟出新的思路、视角与方法,从而形成新的墨学研究范式,甚至还出现了不同的墨学研究家族。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前两个因素的作用都融贯与体现在对墨学研究的方法之中了。由此不难看出,20 世纪的墨学研究之最大成绩首在从哲学思想上有了研究方法上的大突破与大进展。因为有了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思维理路,新的叙述手法而使墨学义理之系统的理解与诠释有了不同的价值。这两个方面是合而为一的。不过,由于20 世纪对墨学义理系统的理解与诠释取得了前所未得的大创获大丰收,就愈发彰显出墨学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进步与重要地位。不妨说,20 世纪的墨学研究围绕着墨学义理系统的理解与诠释而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的“无政府主义”态势。但是具体来看,其中居于主导地位与普遍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是一种将墨学置于中西哲学与文化中的比较方法。应当可以说,这一比较方法与比较研究的方向,是20 世纪墨学研究在方法上取得的最大最重要的成就了。显然,这是一种不成熟的比较方法,而且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哲学或比较文化学的比较方法。正因如此,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也不幸得很,以粗糙而幼稚的比较方法对墨学之义理系统的理解与诠释最终居然流为“以西释中(墨) ”、“以印(因明) 释中(墨) ”的比附之论,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其结果虽然在表面上使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宣泄与满足,但是却在不自觉中扭曲了研究墨学的文化心态,其荼毒中国学术研究之深之久,迄今亦未完全消弭。可以说,这是20 世纪墨学研究的两大局限所在。此外,20 世纪的墨学研究虽然出现方法样式上的多元多维态势,但是没有形成任何一套成熟的系统完备的方法论系统,几乎均处在试错的过程之中。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检讨与反省的。依愚之见,其终极之根源仍在哲学。关乎此一观点,20 世纪的中外大哲学家的创造性的哲学方法提供了有力的反证(容后文论述) 。

三、寻求对墨学的客观了解与创造的诠释

　　在21 世纪,对墨学的研究如果欲想取得重大的突破与进步,在无新史料发现的前提下,仍然只能诉诸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变革。对墨学的研究,既要坚持客观的了解,同时又必须有创造的诠释与开新,而且须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把它们统一起来。当然,对墨学者来说,这是一个艰巨的课题与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必须重新回到《墨子》一书,对《墨子》及墨学重新进行客观地了解。这要求我们提高和完善有关传统学问与知识的修养,特别是要加强对于中国古文字学与经籍注释学的了解与研究,力戒在现代理解与诠释中望文生义、孤词比附、“以西释中”与过度诠释。今天,虽然出现了“国学热”的现象,但是真能读古书、尤其子书的人,已经不多。在将古代典籍现代汉语化与通俗化以及理论诠释学理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失或错误,但是只要我们抱着孔子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或态度,面向本文,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墨子》书中的字、词、句,能解者则解之,不能解者则疑之存之,千万不要强行解之与篡改之,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偏失与错误,减少以讹传讹和对读者的误导。这应该是我们重新解读与了解《墨子》、尤其是《墨经》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应该将海内外、尤其是两岸三地的墨学学者的力量集中起来,把全世界有关《墨子》的资料集中起来,对《墨子》进行重新校注,为客观地研读《墨子》与研究墨学提供一种最佳的善本。

另一方面,当今的墨学研究与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建立“中国的诠释学”的目标是相一致的。为此,一条有效的捷径是借鉴中外哲学家、特别是中国哲学家与华裔哲学家业已提出和构建的哲学诠释学方法,如像牟宗三创建的一套哲学诠释学[27]与傅伟勋构想与初步建立的“创造的诠释学,”此外尚有成中英提倡与鼓吹的“本体诠释学,”黄俊杰通过对以孟子为中心的诠释史的考察所提出的儒家经典诠释学等,他们的诠释学把历史文献学的方法与哲学的诠释方法融为一体,自成体系,别具特色,就颇值得引鉴到墨学的研究中来。这有助于我们创建一套墨学诠释学。只要墨学的研究继续下去而不至于在短时期内“流产”或断绝,那么在研究中开发与创出一套墨学诠释学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21 世纪墨学者责无旁贷的一项光荣使命。

创建墨学诠释学,仍然必须以对《墨子》以及墨学的客观了解与研究为基础,根据学术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在世界文化与东西哲学思想的比较视野中,活解与解活《墨子》的精神,吸收与活用墨家的智慧,对《墨子》以及墨学做出创造性的诠释。这就需要我们在客观的了解与创造的诠释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平衡。为此,需要从以下几项工作入手:其一,正心诚意,矫正学术心态,尤其是研究墨学的文化心态;其二,真正地从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宏观路向与其比较方法中开展与推进对墨学的研究;其三,引入“后哲学”或“后文化”的全方位的多视角的透视主义方法论原则。

我愿再次重申我在牟学研究过程中所构想与尝试提出的坚持“历史的诠释与创造的诠释”[28] 相结合的原则。我相信,只要我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循序渐进,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就一定可以建立一套墨学诠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