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当代中国哲学的回省与未来展开
当代的中国哲学在继承与创新的历程中发展着，以当代新儒学在20 世纪的出现为标识，代表着中国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业已达到了一个高峰。不管是否得到人们一致的承认， 这都成为了一个无可质疑与争论的重要事实。此外，新经验主义或新实在论亦在中国生根和成长， 以金岳霖所创立的新经验主义（或新实在论）成为具有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独立一派， 虽然没有当代新儒学的声势浩大与影响深远，但是却在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哲学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主角，后来不幸销声匿迹，但是在学院学术的哲学研究中， 依然给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可惜其衣钵没有传人，终于成为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声绝响。然而，未来的中国哲学如何展开？ 中国哲学究竟走向何处？ 如何重新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挂搭起来，并渗入我们的精神领域，与我们的生命互相感应？ 此等问题在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反省与讨论中再一次被凸现出来， 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 显得如此迫切与刻不容缓，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空前的状况，这不仅仅是哲学思想或理论上的需要， 更是中国现实社会的内在渴求。简单地说，中国哲学在现当代的新一轮的展开， 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的世界轨道的根本需要， 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实现自我转型与自我重塑而重新复兴的需要。那么，除了在对当代新儒学与新经验主义的充分消化与批判的反省中来推进与促成对于这些问题的继续深化、思考与解决以外，中国哲学在大陆的新一轮展开必须有所突破与创新，如何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要把握这一关键必须在反省与检讨当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状况中寻找与发现出路的希望。
一、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反省
纵观中国哲学研究的走势可以看出，从20 世纪70 年代末至今， 大约以20 世纪90 年代为分界线，90 年代以前，大陆的中国哲学研究大体上是从对哲学史的研究走向对哲学思想的呼唤与极力建构，尽管所出现的可以称得上哲学的系统思想的建构与相应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人物寥若辰星， 甚至乃是子乌虚有，但是这一努力的方向足以鼓舞人心，而且在哲学史观与方法论方面勇于冲破网络， 对于解放思想，廓清障碍来说，功不可没。而在90 年代以后，情况似乎刚好颠倒了过来， 中国哲学的研究业已由对中国哲学思想系统的建构与追求转向了学术史或思想史的研究了， 而对中国哲学思想系统的追求悄然淡出。这真令人抚今追昔！
当改革开放的热浪掀开了久久关闭的国门，海外的各种哲学思潮开始有机会涌入中国大陆， 这其中虽然是以西方哲学思潮为主， 但是也包括了港台的新儒学思潮， 与此同时，20 世纪上半叶出现于中国的早已被在政治上批判和否定的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的）哲学被重新提起，并成为研究的热门对象。而遭到从政治上否定和批判的金岳霖的新经验主义也在他的门人与故友的追忆中开始成为哲学界的一个话题。相形之下，30 多年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 除了在日丹诺夫式的哲学史观的金罩中整理编辑史料与教科书以及配合政治运动的需要而搞了一些诸如供给批判所用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编”、或作为内参或反面教材的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这些比较有价值），批判“资产阶级的”形式逻辑，大搞“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辩证逻辑”，批判“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紧跟苏联大搞什么“米丘林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以及“批林批孔”、“批儒尊法”、“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之类的东西以外，几乎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一时间“中国没有哲学家或思想家”的问题成为人们议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中国哲学的研究开始重新起步，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大学哲学系开始了新的招生， 并不断有新的哲学系诞生和招生，形势喜人，国家社会科学院的建立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从科学院分离出来， 由此催生了各级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纷纷成立，这就加强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力量与保障， 使中国哲学的研究逐渐走上了正轨。“中西马”（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大研究领域均十分活跃，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发出了强烈的改革的要求与呼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尽管受到批判与压制，但是却唤起了人们对哲学理论的不可抑制的热诚与兴趣， 人们诉诸哲学理论的力量思考与批判历史和现实， 自觉地参与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改革， 哲学史观与方法论的讨论此起彼伏， 各种哲学思潮与哲学问题成为人们竞相了解与研究的对象， 一场出于社会改革需要的广泛的关于真理标准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被推向了哲学的平台， 哲学界一致地发出了对哲学的呼唤， 许多人跃跃欲试去尝试创造哲学体系， 一时之间，甚至出现了“农民哲学家”，尽管不免幼稚与败北，但是探索真理的精神与勇气十分可嘉，这对中国哲学来说，多少可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哲学研究是一种严谨的学术工作， 需要充分的准备与长期的积累，才能有少许的进步。哲学家或思想家并非从天而降， 而是那些具有哲学天分的头脑在长期的哲学研究训练与熏炙中所陶冶出来的，并最终由他的时代与世界所决定与催生。虽然经过长期的哲学研究训练与熏陶不一定能产生出哲学家，但是没有长期的哲学研究训练与熏陶一定不会产生出哲学家。人类的哲学史与教育史告诉我们，培养一个大哲学家较之于培养一百个国家元首还要困难百
倍以上，而且并不是可以想培养就培养得出来的。这就是大师的独特性、稀有性与宝贵性所在。因此，“中国没有哲学家” 的问题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事实上， 在短期的哲学研究中不可能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熟的成系统的哲学思想， 不可能造就哲学家或思想家。更何况当代世界哲学学术的发展十分迅速与多变，典范转移，以致以使美国的学者发出对成为立足百年以上的思想家之难的感叹。于是在美国学术界流行的“不做五十年以前的思想家，也不做五十年以后的思想家。”的名言，也在中国流传开来。尽管在90 年代以前，有人自封为或被称为“思想家”或“哲学家”，但是严格地说，真正称得上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人物确实尚未出现。这说起来似乎不免使人感到悲观，但是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一个显著的进步， 那就是在哲学史观与方法论上开始有所突破， 大家自觉地迫切地感到必须打破日丹诺夫式的哲学史观与唯阶级的分析方法的金罩的笼罩，从“斗争哲学”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找回中国哲学的“自性”或“主体性”。由此而冲决学术研究中的禁区、教条与网络，在不断出现的中国“文化热”的过程中，传统的中国哲学是代表“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或“封建主义”的“地主阶级”的利益的“反动”“腐朽”的思想，西方哲学的正统哲学是代表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或“封建主义”的“地主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反动” “腐朽”的思想……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被逐渐淡化与摆脱，开始恢复了名誉，并赢得了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种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恰恰是遏制与窒息哲学思想创新的最大桎梏， 它本来就是对人类哲学史与精神智慧的严重歪曲与践踏，孰料竟然成为斯芬克斯的“黄金床”，导致前所未有的“观念的灾难”。而一旦中国哲学的研究步入正轨，就必然产生出粉碎它的强烈欲望与冲动，否则，中国哲学的研究便只能原地踏步，成为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永远也长不大的侏儒， 这比一个献身上帝而不能生育的修女还要可怕与可悲。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的正常研究恢复以后，创建哲学思想系统的努力与追求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没有取得期望与公认的成就，就胎死腹中或流产了。其实，这是哲学理性运演的必然的结果，我们不必悲观。虽然我们没有取得足以自豪的成就，但是我们可以欣慰的是， 中国哲学的研究发展到自觉地要彻底粉碎斯芬克斯的“黄金床”的时候了！
时代的发展迅速地进入到90 年代，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变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形， 积极地粉碎斯芬克斯的“黄金床”似乎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但是中国哲学的从业者中并不缺乏智者， 他们发现没有必要去粉碎斯芬克斯的“黄金床”，只要将它幽禁在闲置的括弧中，各人走自己的路，不必去理会它就行了。没有想到，这居然自然而然地成为绝大多数中国哲学学者共同的默契。人心所向，无可阻挡。中国哲学的研究终于迎来了摆脱日丹诺夫式的哲学史观与唯阶级分析方法的金罩的笼罩的这一天！这时，中国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 就是从对于创建或建构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方向的追求转向了中国哲学的学术史的研究， 欲扮演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人物淡出了哲学舞台。
进入21 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引起的讨论与关注，中国哲学的研究几乎变成了纯粹的学术史或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硕果累累，成就空前，令人惊喜，然而不能不看到：与此同时，创造中国哲学思想的灵光火花已经难以看到， 仿佛成为明日黄花。这不仅表现为真正的哲学思想的贫乏，即便是在思想史或学术史的研究中， 突破与创新亦不多见。也许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纯学术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正是一个酝酿创造中国哲学思想的必经历程，这的确在理。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哲学原创力的严重不足与衰弱表现。
如所周知， 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哲学的学术史的研究必须为创造新的哲学思想服务， 并不断地走向对于哲学思想自身的建构与完善， 由此引领与开辟人类精神的新方向， 探索人类社会实践的新道路，推进与丰富人类的文明。因此，中国哲学的研究必须具有创新意识， 必须具有促成或产生原创性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强烈关怀。至于在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中是否一定需要创造哲学思想体系的问题可以讨论， 但是中国哲学的发展与未来必须要有真正的哲学思想与哲学学派的新生或创建， 则是不容置疑的。中国哲学具有伟大与辉煌的过去，理应有伟大与辉煌的未来。因此，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创造，推陈出新，不能只有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
二、三大思潮的良性互动
与中国哲学在未来的展开回顾中国哲学的研究不能不顾及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守成主义（或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大致上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形成了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守成主义（或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一局面从整体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哲学的研究与走向。新中国建立以后，自由主义与守成主义（或保守主义）已经转移海外，即使在大陆尚有残余，也早已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不断的政治“洗脑”或“洗澡”活动中铲除殆尽，或土崩瓦解了。因此，新中国的中国哲学的研究以及一切学术研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 学术思想领域中只有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声音， 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只是一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直接来源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因此中国革命成功后，在哲学上也是跟着苏联老大哥的脚步走。这是日丹诺夫式的哲学史观与唯阶级的分析方法的金罩之所以笼罩中国哲学的研究， 并罩死中国哲学的条件和根本原因。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不断明晰与受到肯定， 而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思想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开始出现复活的苗头，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重新开始引起争论与关注， 事情似乎有重新回到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状态之势，自由主义、守成主义（或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鼎足而立的状态仿佛重现。有人称之为一场中国现代的“新启蒙”运动。与此相关的是，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3 个研究领域（俗称“中西马”）之间各自为政，互不通气，迄今睽隔。尽管自由主义的发展或所谓“新启蒙”运动不幸地遭受重大挫折，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仍然显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但是更不幸的是， 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一直没有成长起来并变得成熟。至今为止，自由主义与守成主义（或保守主义）依旧纠缠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对立情结之中，未知何时“解套”？这真可谓不幸中的不幸！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立下了巨大的功勋： 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与进行的以武装革命手段夺取“天下”而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它对内保持了举国上下思想的统一与安定， 对外则使中国平安地度过了世界的冷战时期，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毋庸讳言， 这也使马克思主义本身付出了惨重的巨大的代价，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极左化、教条化、封闭化、僵化、停滞化和极端的宗教化，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心理健康或思想感情， 造成了由来已久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甚至使人谈“马”而色变，例如政治课中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就是最不受学生欢迎而又不得不无奈地硬着头皮应付的课程， 由此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自身更化发展的顽疾与最大的禁锢。然而，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指导方针与理论基础， 不仅自觉地积极地批判与否定了极左思潮，克服了教条化、僵化、停滞化和极端宗教化所造成的自闭与禁锢， 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飞跃，至今发展出社会的“科学观”与“社会和谐”观，而且在社会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的经济成就。在这一新的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似乎不期而然地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向。这就是由苏式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转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市民社会哲学”的研究。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甚至模仿当代新儒家的口号提出：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返本开新”，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迄今为止，这两个面相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自20 世纪90 年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二者不再是冰炭不容的天敌，而是开始走向共处与融合的方向。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此起彼伏的“国学”热潮、“儒学”热潮中，古老的“四书五经”第一次以合法的身份被迎入了中央党校的殿堂， 成为党政领导也需要了解或学习的内容。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的呼声，在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要求向中国哲学开放，并尝试进行与中国传统哲学实现融合。孔夫子和马克思重新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握手言笑。不难断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融合不仅是当下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而且必将成为未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之一。
无疑地说，这一新的局势为在马克思主义、守成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形成新的良性互动的三边对话创造了大好的机遇。与此同时，也为国内的“中西马”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了百年以来的最佳时机。问题在于这些学术领域的从业者们是否能够走出自己的视域， 而在相互的批判性对话中严肃地反省与批判自身，宽容甚至容纳“他者”，以谋求公共的或共同的哲学视域的融合。台湾思想界的演化轨迹或许值得我们的关注与借鉴，在上世纪60 年代以前，台湾的官方哲学虽然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但是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则是自由主义、当代新儒学（守成主义）以及新士林主义，也是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是在自由主义与当代新儒学之间出现了尖锐和激烈的对立、冲突与论战，但是到60 年代以后，台湾的自由主义自第二代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中对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有了新的理性的思考，逐渐放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仇视与敌对态度， 并产生温情与敬意， 而到了第三代则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 而且在哲学上积极地吸取中国哲学的资粮，充实自身，谋求与西方思想的融合。而新士林主义者则以其所秉持的西方宗教哲学立场积极地进行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汇合与融通。由此而形成了三者的良性互动的平等对话， 极大地推进了台湾的学术与思想文化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相形之下，大陆的自由主义已经落后了30 至40 年，一些自由主义者或具有自由主义情结与倾向的学者至今在情绪上难以化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难道不值得自我反省与检讨吗？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尽管在批判极权专制主义与传播现代自由、人权和民主思想方面具有不容抹杀的历史功劳， 但是它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视为极权专制主义的温床而要与极权专制主义一并给予彻底否定， 在根本上与极左思潮的立场恰恰是一致的， 这种自毁自家文化宝藏而且也是一种毁灭人类文明的行径， 无疑是十分错误和极其愚蠢的，并且是难以得到宽容的！整体地看来，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守成主义之间相互仇视而不谅解与不宽容的纠结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除。这实际上一直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与中国学术进步的最大阻碍， 应该是到了应该理性的哲学的克服的时候了。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中国哲学的展开
与世界全景交往理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与对于中国哲学的反省必然使我们重新审视“现当代中国哲学如何展开”的问题，“现当代中国哲学展开的路径在哪里”的问题。无疑， 以对当代新儒学的充分消化与批判的反省为起点， 将中国哲学进一步从理论思辨的道路上向着世界化的方向大力推进， 自然是一条重要而艰巨的进路。当代新儒家在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的艰难历程中树立了一座巨大的里程碑，如果以此为起点，那么“后牟宗三”时代的中国哲学必将在世界哲学对话的时代中充分地展开和进行。这样，中国哲学将突破既有的单边的具体“历史学”意义的比较哲学或比较文化的时代语境， 而在哲学的对话中进入一个新的跨文化的研究过程。
严格地说， 比较哲学或比较文化的研究与跨文化研究并非是完全相同的。比较哲学或比较文化主要是以不同的异质文化或哲学之间的“自性”（彰显其固有特质与精神的主体性） 所形成的文化间际或哲学间际为前提而展开的具体的历史学， 目的在于通过比较而发现与了解彼此之间的特质与精神及其与时代问题的关联， 从而达到彼此之间恰当地了解对方，并以对方为鉴而重新认识自己，设想如何吸纳与消化对方，充实与壮大自己，使自己一方的哲学或文化传统中所固有的智慧得以最大的发挥出来。然而，我所谓的跨文化研究，则是由不同的异质文化或哲学之间的动态的融会交错而形成的文化（或哲学）的混血性， 以及共同的时代问题与精神价值为基础为背景的有多种学科参与和互相渗透的超越了任何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最终归于一种大文化-哲学或人类哲学文化学的全景透视的综合学科比较研究，其最大的现实关怀与目的是要在世界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或文明之间建立一种全景交往理论。这种全景交往理论的框架筑起了世界不同哲学、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开放对话的可能， 同时这一全景交往理论框架在不同的对话中必然要得到应有的不断修正而适时的适应对话的要求。这一全景交往理论不仅必然超越任何一个具体的学科，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超越任何一种传统的、哲学的、宗教的、民族的、政党的、政治的特定立场，将对话交往聚焦于人类文化（或哲学）的混血性，共同的时代问题与共同利益以及对基础的普世精神价值的追求之上。这样一种全景交往理论不仅是人类当今文明发展的共同要求，而且同时也是各个不同文明传统自身或哲学传统自身的发展的要求。因为这种全景交往理论不仅关照与有助于世界不同文明或哲学各自的发展， 而且最重要的是搭起一个人类在精神交互对话的往来中共建世界公共文明的平台。人类的后续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安全和健康的社会， 而且需要一个安全和健康的地球，乃至一个安全和健康的宇宙。这就无条件的决定了酝酿与建立人类的新文明———种公共文明的可能。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这是我们今天在“后牟宗三时代”谈论中国哲学展开的大前提。如果离开这个大前提去探讨中国哲学的展开与发展， 恐怕不会有更大的意义。因此，必须与世界的全景交往理论建立的筹划联系起来。
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伟大的活的哲学传统之一。中国哲学在不断地自我传承与外来异质思想的摩荡和融合历程中发展到今天， 早已具备了人类文化的混血性格，形成了优异的文化与智慧“基因”，富函人类所需要的普世精神价值，并与当今人类共同的时代问题与共同利益相联系。因此，中国哲学的展开与发展既是为了自身的需要， 同时也是为了建立世界全景交往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中国哲学在自身的展开与发展中筹划对全景交往理论架构的设计， 另一方面则藉着这一全景交往理论的设计而将中国哲学所独具的活的精神与不可穷尽的智慧展现和贡献于世界， 积极主动地去推进人类公共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发展空间，具有无可限量的未来，真正实现“为天地立心，为斯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伟大抱负。
四、中国哲学展开的多层与多元路径
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哲学早已被置于西方哲学的语境之下。今天的中国哲学更是“洋装”打扮，“洋气”洋溢，“洋味”十足，似乎离开了西方哲学的语境，就无从谈论中国哲学。这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它为中国哲学在现当代的展开与发展中筹划对全景交往理论架构的设计以及自身的推展提供了一个大好的历史机遇。但是，如果误将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变成或当作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讨论或对待，例如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亲亲之隐”问题的讨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中国哲学与现象学”的问题、中国“身体哲学”问题的研究之类，均在不同程度上把中国哲学中的问题变成了当代西方学术中的话语，那么中国哲学的展开必将失去它的“自性”与意义， 茫然地消失在对于西方哲学或学术话语的盲从与依赖之中，自觉地成为西方“后殖民文化”的产物。因此，中国哲学的展开尽管有必要借鉴西方哲学的概念与方法，包括叙述形式与问题意识，在“以西释中”之中追求最佳的诠释学效应，但是必须不失“自性”，保持与西方哲学之间的适当的距离和张力，审慎的批判与反省的态度仍然是必要的。惟有如此，中国哲学的研究才能摆脱对西方哲学的依赖与模仿，而从“自性”上挺立自己，自我开新，光大自己。这样，中国哲学不仅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且能在这一道路上不断地展开与发展自己， 并与世界全景交往理论的筹划密切地联系起来， 在与世界不同的哲学或文明的对话交往中适时地全面地展现自
己，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尤其是世界的公共文明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中国哲学自己所应有的贡献。这既是世界哲学或人类共同的伟业， 同时也是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伟业，中国哲学必须尽力地主动倡导，积极参与和推进世界全景交往理论的筹划与建构。因此，从中国哲学在当下的具体展开来说，仍然必须落实在切实可行的具体路径之中。
依我愚见，这些路径是纷繁多元与多层的，不仅仅是理论的，而且还必须是实践的，或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路径。因此，中国哲学的展开除了正统的理论思辨的哲学大道的继续进行之外，还必须另辟蹊径。无疑地说， 这些尚未进入主流的正统思辨哲学视界的哲学路径之多， 存在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与我们当下的实际生活之中，只要我们有心去做，便可以将它们在智慧之路上一一开发出来， 在中国哲学的多层与多元的展开中有效的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实际上，所谓中国哲学的“大道”与“蹊径”虽然殊途，但是并无矛盾与冲突，如果能将它们交汇与融合在一起，那么就可以基于一种“元哲学”或“后哲学”的界面构成中国哲学自我展开与发展进路的网络结构，最终可谓同归。
具体地说， 全景文化透视中的中国哲学的路径具有多得不可胜数的可能性， 需要长期的可持续地智慧地开发，非一朝一夕之功可就。在此只能略谈6条路径为示。
一是在当代新儒学之外，还可以从当代新墨学、当代新佛学、当代新道家哲学的重建为进路来展开与发展中国哲学。近现代以来，墨学以及名学和佛学以及老庄哲学的研究颇为兴盛， 尤其是佛学的研究形成了以南京支那内学院、武汉武昌佛学院和北京三时学会为三大中心的盛况，出现了欧阳竞无、释太虚、韩清净等一批大德高僧，及至当代更有在佛学与哲学上造诣精深而自成一家的释印顺大师， 但是在总体上就其哲学上的理论成果和对世界与学术以及社会的影响而言，远不足与当代新儒学同日而语。因此，仍有大力提倡与推进的必要。在当代，新墨学、新佛学、新道家的呼声不断，但是其真正在哲学理论上的建树不多，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的注入与参与，着眼于当代和未来世界哲学发展的动向， 以更具开放的姿态，向当代新儒家学习，破除门户之见，融摄百家之学，勇于创新，在中国传统墨学、传统道家哲学和传统佛学（佛教哲学） 的现代创造性的转化过程中，不断深化和系统化自己的研究成果，自觉地与世界全景交往理论对话的筹划相联系，超迈前贤，拿出可以代表中国哲学登上世界哲学舞台的思想理论成果，这才是对中国哲学的真正的展开与发展。从当代中国哲学和学术的发展而言，所谓“新儒学”或“新儒家”也罢，“新墨学”也罢，“新道家”也罢，“新佛学”或“新佛家”也罢，其实都只是表征中国哲学的一个符号或指号而已。无论哪一家，皆当是在当代世界哲学走势与对话背景中创造性地对中国哲学史中的各家各派理论成果与思想智慧的综融与重铸， 并藉世界全景交往理论的对话将以不同名义来表现的重建的中国哲学推向世界而有新的发展。
此外，新经验主义的哲学仍可继续下去，在新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展开新的中西方哲学的会通融合，这有利于形成中国哲学在现在与未来展开和发展的“多音齐鸣”、百花竞放的格局，有裨于中国哲学的繁荣与发展。
二是可从重建中国哲学的知识论或认识论为进路来展开与发展中国哲学。近些年来，对于中国认识论或知识论的研究似乎并不缺乏， 然而不难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不是最蹩脚的流行的政治教科书的认识论模型所加工的产物， 就是西方哲学知识论或认识论的中国翻版， 它们缺少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知识论或认识论之间的分野的基本认识与准确判断。它们的研究者不仅白费心血，而且还无意中善良地糟蹋了中国哲学， 更遑论具有中国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原创性。如果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或知识论极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认识论或知识论。直到20 世纪以来，熊十力继其《境论》（形而上学）而欲造《量论》（知识论）未果，但是不乏关于知识论思想的阐发与闪现，张东荪第一个提出了“多元认识论”，成为中国现当代知识论或认识论的先驱， 金岳霖和牟宗三则在他们的哲学中各自分别独立地创立了自己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系统， 才真正地奠定了中国现代或当代知识论的基础，不仅使中国的认识论或知识论与国际接轨，而且与国际同步。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却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至今仍然问津者寡，甚至知道的也不多。因此，金岳霖和牟宗三的两个不同的知识论系统的血脉在现当代中国哲学中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传承与光大。这一情形造成了知识论或认识论在现当代中国哲学中仍然是一大薄弱环节的现实状况。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哲学的展开与发展中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论或认识论。
无疑， 从熊十力与张东荪到金岳霖和牟宗三的知识论思想构成了现在和未来的中国知识论或认识论的发展起点。在这一起点上，中国知识论或认识论的重建必须以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的批判反省与重新认识为前提。在这一意义上来看，牟宗三的知识论思想最具有启发意义， 直接关系到中国知识论或认识论的重建。这是我们不能不有所觉察的。大略地说，牟宗三的知识论具有前期与后期之分。他的前期知识论主要是以他的逻辑学为基础，藉康德哲学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的思想进路融摄逻辑原子论、基础主义、直觉主义、约定主义以及潜在论的逻辑思想和知识论观点，对莱布尼茨、休谟、逻辑经验主义、新实在论以及科学哲学的知识论观点等等均有批判的汲取与融摄， 并在其中糅合了中国传统的知识论思想，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知识论系统；他后期的知识论思想从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与贯通中透出，更多地论述和阐发出东方、尤其是中国固有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的特性， 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是却更为成熟、通透、丰富与具有启迪性，因此也可能更为重要。牟宗三以“智的直觉”为划分中西方哲学的分水岭， 又将中西方哲学的知识论或认识论归属和定位于“智知”与“识知”的类型。这不仅使中国哲学的知识论摆脱了西方知识论的标准，找到了自己的特性与归属，而且厘清了自己生长与发展的谱系。这无论是对于我们重新发掘和梳理中国哲学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的发展史来说， 抑或是对于未来的中国知识论或认识论的重建来说， 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 未来中国知识论或认识论的重建之路究竟该如何走呢？显然，我们既不能走中国传统“智知”论的老路，也不能步西方“识知”论的后尘，而是必须超越“智知”论和“识知”论，在它们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从中国传统知识论来说，需要补充“识知”论的贫乏或不足，而最具优势的“智知”论则需要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对未来的中国知识论的建立来说，既要在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中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知识论的“智知”的优势，同时又要克服西方知识论的“识知”论的单薄的一偏性，而将二者通过逻辑理论与工夫实践两级台阶会通与融合起来， 开发出一条新的中国知识论或认识论的道路。这无疑是中国哲学从现在向未来展开与发展的重大课题。
三是可从建立中国的中医哲学为进路来展开与发展中国哲学。“中医哲学”虽然并不是一个新的名词，但是可以有新的内涵与意蕴。我这里说的“中国的中医哲学”不仅仅限于历史的中医哲学的探讨，或对于中医哲学的历史梳理， 而是经由哲学与医学的创造诠释， 在现代学术背景中对于中国的中医哲学思想的系统爬梳、总结与重建。中医业已走向世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及其人民的承认、重视、喜爱与研究。中医不能离开中医哲学，如果中医离开了它的哲学思想，那就会像一个人失去了灵魂。
一个世纪以来，中医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医所固有的哲学思想不是被人遗忘，就是被以“唯物辩证法”所取代，不伦不类，只剩下些汤头歌诀被庸医操控利用，以致许多人蔑视中医，抛弃自家宝藏如扔弊履，我们民族中的败类、骗子则打着“科学”的幌子宣布，要彻底取缔与灭亡中医。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加强对于中医哲学的研究与重建。没有中医哲学的重建，就绝不会有中医的复兴。要让中医走向世界，就必须要让中医哲学走向世界。只有让中医哲学走向世界，中医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在中医哲学的脉系中不仅具有重要的哲学思想智慧， 而且具有十分丰富的医学和文化内涵，及至关于天地万物的信息。因此，中医哲学的重建、确立与复兴不仅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展开与发展， 而且也是中医在现代的展开与新发展。因此，从中医哲学为进路展开与发展中国哲学不失为一条有效与重要的途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不失时机的大力培养兼通中国哲学与中医合一的人才。现在中医与中国哲学处于十分严重的分离状态，懂得中国哲学的人不懂中医，懂得中医的人却不懂中国哲学， 而自认为既懂得中医又懂得中国哲学的人其实是只懂“政治”哲学或教科书哲学的人。这些人讲中医必然讲成“科学”，讲中医哲学必然讲成“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的证明，这样搞法，则中医死矣，不死亦死矣，则中国哲学死矣，不死亦死矣。因此，中医以及中医哲学的复兴不是一个小问题，绝不可以掉以轻心！重建中医哲学与中医是一个极其艰巨而繁难的课题， 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前赴后继的艰苦努力与卓越工作，才有可能实现。这必将巨大地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 并填补与丰富中国哲学的内容。
四是可从建立中国的茶道哲学为进路来展开与发展中国哲学。茶道本与哲学相通为一，然而世人多有不解， 更没有引起人们思考或建立茶道哲学的热情和兴趣。中国（云南）是世界茶叶和茶道的发源地。中国的茶道伴随着中国的茶叶东渡日本以后， 与禅宗以及日本所固有的本土文化结合起来， 不仅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弘扬与传承， 而且在哲人与茶人的合一中开创了茶道哲学。大名鼎鼎的日本京都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它的茶道哲学。千百年以来，中国人一直饮用茶和喜好茶，有绚丽多彩的茶文化，有精深的茶道，尤其是在今天，中国茶道与茶文化备受重视，创造与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自不甘心也不能总是落后于我们的“儿孙”日本，而必须迎头赶上和超越， 创建自己的茶道哲学。实际上，茶道乃是哲学的假装姿态。表面上看来，茶道好像仅仅是展现与品饮茶料的“技”和“艺”。其实，在这些展现与品饮茶料的“技”和“艺”的后面，却有中国儒释道和中医思想以及烹饪技术和审美艺术观念的支撑。事实上，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茶道与中国的宗教、哲学、艺术、科学、医学、养生、经济、民俗和生活实践均有非常广泛与深刻的内在联系，在茶道中本来就蕴含哲学思想智慧。如果说在咖啡中喝不出哲学， 那么从吃茶中却能吃出哲学的精神智慧。因此，现在是到了该建立中国的茶道哲学的时候了。中国茶道哲学的建立将是中国哲学展开与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中国茶道哲学的建立有助于借茶会在东西方哲学或哲学家之间开展与建立世界的中国哲学的“一期一会”，这不仅有益于东西哲学的交流与沟通， 而且有助于世界全景交往理论模式的建立，因此对于世界各国哲学的交流、对话、沟通与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一碗茶改变哲学或世界，或许在不远的未来不会是一个梦想。
五是可从建立中国的养生哲学为进路来展开与发展中国哲学。养生哲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此可以从中国养生哲学为进路来展开与发展中国哲学，这在今天看来，应该是一条非常富有成效的道路。因为在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人类不得不面对日益污染严重而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人的生命也不得不面对和应付越来越多的恶疾、灾害与巨大的精神危机的压力， 所以养生日益成为现代化国家或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或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人的生命与养生的问题必将成为一个普遍的世界问题。生命的问题业已是当今科学———最尖端最前沿的生命科学———现代遗传学、基因学、现代细胞学、现代疾病学等学科所研究的问题。毋庸置疑，现代社会不仅需要养生科学，而且也需要养生哲学。因此，现在是建立和发展养生哲学的大好时机。中国传统的养生哲学资源十分丰富， 在传统的儒释道三大哲学传统与中医之中均有关于养生哲学的思想观念以及养生的实践方法等内容。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中，养生哲学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虽然有的书籍也提及养生哲学，例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曾提及道家的养生哲学， 但是也只是附属于其人生哲学的名下而已， 并没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意义。近些年来，中国养生哲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开始得到了初步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仍然没有突破一般中国哲学史或医学保健的范围，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今天，我们必须在当代世界学术背景下，以跨学科的视野和手段重新发掘和梳理中国传统的养生思想和智慧，并经由创造的诠释，重建中国的养生哲学，这同样要求与世界全景交往理论密切地相联系。在重建中国的养生哲学的同时， 自然要相应地促进养生科学与养生实践的发展，使二者相辅而行。无疑地说，中国养生哲学的重建当然是中国哲学的一种展开与发展。中国养生哲学的重建与中国的中医哲学和茶道哲学的重建一样， 具有一种共同的一致性和特殊的重要意义， 这就是它们都能够与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工夫论紧密地联系起来， 并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工夫论的智慧光彩重新发扬光大， 使中国哲学以一种现代的姿态面向世界和更好地走向世界。
因此， 这是中国哲学在现当代和未来展开与发展自己的一条重要通道。中国具有重建自己的养生哲学的优势，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发挥这一优势？我们千万要记住的是， 中国不能失掉重建养生哲学的时机和优势。
六是可从建立中国的艺术哲学为进路来展开与发展中国哲学。提出从建立中国的艺术哲学为进路展开与发展中国哲学似乎是多余的废话， 因为中国艺术哲学或中国美学不是早就有了吗？然而，既有的中国艺术哲学或中国美学并不是或至少不全是我所说的“中国艺术哲学”，这其中的原因有三：其一，既有的中国艺术哲学或中国美学， 不是纳入中国的文艺理论模式，就是陷入西方哲学的美学框架，甚至有的还自觉不自觉地躺在日丹诺夫的艺术观或美学观的“黄金床”上曲伸着带血的躯体，在麻木的幻觉中居然能产生出自得的美哩， 没想到早已从根本上割断了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固有的血肉关系； 其二是所有的中国艺术哲学或中国美学均没有将自身同世界全景交往理论建构的筹划联系起来， 局限和封闭于民族的地域的或传统的表现形态之中； 其三是所有的中国艺术哲学或中国美学都滞后于有关中国艺术或美学的新发现的材料， 因此是有严重缺陷的。自20 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发掘了大量的有关中国远古时代以及古代的艺术或美学的重要文物资料， 大体上可以分为八大类：（1）以玉器为主的石器造型与图纹资料，（2）骨器（打磨）造型与纹饰资料，（3）陶器的造型与纹饰资料，（4）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资料，（5）远古音乐艺术或美学的资料（例如，骨管：四孔骨管、五孔骨管、六孔骨管、七孔骨管的出土与发现），（6）综合艺术造型与图案的资料（例如以蚌壳、龟壳、人骨以及圆形地坑所组成的类似天象的综合艺术造型与图案），（7）远古文字符号造型资料（例如至今没有释读的成批出现的非甲骨文而又近似甲骨文的文字符号）和（8）中国古代刺绣艺术的图案或文饰（例如苏绣、蜀绣、鲁绣以及少数民族的刺绣等等的图案、花边或文饰，有的可谓精美绝伦，甚至包含了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萌芽， 有的与西方的现代绘画或后现代绘画艺术具有惊人的相像之处）等等，如此重要和丰富的材料绝大多数（除了少数中国美学史著作涉及青铜艺术与彩陶艺术的审美以外） 均没有进入既有的中国艺术哲学或中国美学的视野， 同时以目前既有的中国艺术哲学或美学的观念与方法也无法对这些古老的艺术现象或美学现象做出一种合理的解释。既然如此，那么中国艺术哲学或美学的根源与元初观念，可以说，就根本上尚未弄清楚。这就暴露出现有的所谓“中国艺术哲学”或“中国美学”的重大缺陷。因此，无论是从“历史”或“后历史”的意义上说，抑或从中国哲学来看，均有重建或重写中国艺术哲学的必要。重建或重写中国艺术哲学必须立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基础上， 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当今与未来的世界文化学术的大背景之中， 面向中国一切既往的艺术或具有艺术的历程敞开， 同时必须面向世界的全景交往理论的对话可能展开。以重建或重写中国艺术哲学的方式来展开与发展中国哲学，应该也是一条可行而有成效的重要进路， 而且具有较易向中国哲学的世界化方向发展和推进的优势。
五、中国哲学展开的立体网络综合进路
无疑地说， 中国哲学的展开与发展的进路并不止于以上所述的六种具体路径，而是还有许许多多，有待我们创造性地开发。因此，中国哲学展开与发展的进路一定不是绝对的唯一的， 必然是多元的与多层的，而且是综合的动态发展的。
中国哲学在当代与未来的展开与发展必然地要与世界全景交往理论的各种可能的对话相联系，因此中国哲学需要在当代与可能的未来世界哲学背景中以全景式的或全方位的各种可能的途径与可能的层面来“十字打开”地展现和发展自己，如此以往，中国哲学的展开与发展就可以形成一种多元多层相互影响与渗透的立体网络结构的动态的综合进路。
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辉煌和骄傲的中国哲学是同生活于中国历史中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生命互相感应与共鸣的， 那么从当代到未来的中国哲学所讲取得的空前的辉煌与骄傲必将是同生活在当代与未来世界历史中的全人类的生命互相感通与共鸣的。这理当是中国哲学对自己的期许！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27 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