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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巍】借“光”“看”宇宙,凭“道”“说”有无

(一)

如果哈姆雷特是一个宇宙学家,他大概会提出:

“有限,还是无限,这是一个问题。”

这其实也是一个悖论(paradox,似是而非的“吊诡”)。早先康德揭露了这个悖论:如果宇宙在时间空间上没有开端,没有边界,那么此前已经过去了无限序列,宇宙被设想为已经完成的总和,但无限不可能过去,总体也就不可能完成。然而,如果宇宙有开端和边界,那么在开端之前、边界之外必须有一个空无的所在,但“无”中又怎生出“有”来。康德悖论更简洁的表达式是:

如果宇宙无限,那它就还没有形成;

如果宇宙有限,那它就是无中生有。

事实上,这个悖论还是“说谎者悖论”(liar paradox,可视之为罗素悖论一个不严格的表述)的一个放大版,因为它同时具备了“自指”(self-reference,我们的宇宙)和否定式(无限,没有界限)这两个决定其“悖”的特点。问题在于,逻辑上的悖论可以通过(内外)“分层”(Hierarchy)方式来解决,但要把宇宙分出内外来,似还没有招,而无限又恰恰意味着“天外有天”。根据哥德尔定理,有关(宇宙之)“外”的证明都是不完备的;而且也不可能用现行方法使之完备,就像谁也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往上升。直截了当地说,那“外”的情景,谁也没有看见(观测,包括用类似哈勃望远镜的工具看)过,凭什么说它“有”(存在)呢?

于是,问题就摇身一变成了“看见,还是看不见”?!

说起“看”(包括各种广义的看),必须借助有照明的“光”(包括一切使各种“看”成为可能的方式);而来自一场绝无仅有的大爆炸的“创世”(the Greation,即“宇宙的创生”)行为本身就提供了大大地“光”,并且从“无(序)”(chaos,即混沌)中诞生出“有(序)”(cosmos<希腊文kosmos[斜体表希腊文的拉丁拼音,以下同]=order,“宇宙”概念之所自)来。换一个《圣经•创世记》(此“记”[记录的记],不是那“纪”[世纪的纪])的说法,起初天地未分,黑暗笼罩,“上帝说,要有光”,原来他老人家也必须先“说”(道)出光来,看得清楚,才能创造天地,打点万物。所以,“太初有‘道’(Word,即逻各斯 [logos],本义道说;),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新约•约翰福音》)上帝乃凭着逻各斯(道)来创造世界,甚至成了肉身的基督也出现在“光中之光”中(《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代表了“道路、真理和生命”。

在希腊神话中,一开始也“只有混沌(chaos)、黑夜(Nyx)、黑域(Erebus)和茫茫的冥府(Tartarus)”,无从“看”起,直到“光明(Ether)被带进来”,才出现了大地、天空和空气……。

天父宙斯(ZeusDeus< theos,神)的名字意思是“光明的白昼”(the luminous day sky),古印度天神 Dyaus Pita,古罗马天神 Dies PeterJupiter),词根都是deus=God)、dies=day),表明古代印欧民族推崇光的共同起源(无独有偶,中文上帝的“帝”()字一说“象日之光芒四射状”,见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出于对光的景仰,各民族均对普照万方的太阳、照明夜晚的月亮星辰,以及充满活力的火焰顶礼膜拜。至于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更是为追求光明家喻户晓。

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新约•以弗所书》)光,使万物显了“形”(eidosideas),让世界“敞开”(Offenheit);通过光,“存在”(Sein,即“使有”[Letting be])现形为“在者”(Dasein,即“有”[Being]),使之“在场”(An-wesen,亮相为“现象”(Phanomenphos-表示有光)。而形式实际上是获得了亮相的外观,“显现”(Erscheinen=Er[使]+scheinen[照耀])出来,亦即所谓“去蔽”(Entborgenheit)了。

中国人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尚书•舜典》孔疏),“文明”者,就是借了“光”去发现dis-cover,相当于去蔽)形形色色的“文”,“文者,象也”(《淮南子•天文训》高注);而象,即有形的象征(symbol,或符号),斗转星移、电闪雷鸣、语言文字、制度典章,等等,等等。一部文明史大抵便是一部破译、解读和使用这些“文”(形式、符号),使人明白(有了“光”,既“明”且“白”)的历史。

有关“光”的隐喻经久不衰,从象征之光,如柏拉图用以比喻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影子说,奥古斯丁心灵感应神圣的“光照”(Illumination=il-[加强]+lumin[]+…)说,到理性(ratio,比例、计算)之光,如格罗斯泰斯特的《论光》(De luce)、牛顿的与《原理》齐名的《光学》(Opticks)……。光日益成为启蒙(enlightenment=en[作为]+light+…)的代名词,古老的aletheiaa-[非、否定]+letheia[遮蔽])便被赋予

了“真理”(truth,真相)的含义。

(二)

希腊人的智慧是“诗性”的,poiesis(诗作,创作)最基本的意思是创造,诗人是许多人间故事(muthos)的编造者(poietes),又何尝不是宇宙故事的编造者呢?诗人乃神意的“观照”(contemplatus)者,是在神去之后寻找神迹(道,逻各斯),并代为发言(道说)的人。

因此逻各斯便成了神与人间的中介,逻各斯的能力(power),表现在对宇宙秩序cosmos)的洞悉(看)和刻划(说)上,像一团活火,“在一定尺度(也是logos上燃烧,在一定尺度上熄灭”(赫拉克里特)。诗人和哲学家致力于宇宙起源的再现,就是一种仅次于神的创造;创造者(Demiourgos)照着理性(还是logos)所认识的范形(ideas)创造出宇宙来,于是便有了创造的原型(光,理念世界)和被创造的摹本(影像,现象世界)之分(柏拉图)。而人是唯一具有逻各斯(言说)的动物(亚里士多德),逻各斯既是宇宙的理性,也是宇宙的可言说性。根据海德格尔的考证,logos这个概念起源于起敞开作用的lect(采集),是把physis(自然,本义生长)的存在用有条理(ratio,也是中文“文”[]之所自)的语言表达出来的physica(自然学=物理学),“逻各斯的这一出动就变成树立理性的统治地位的出发点了。”([]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9页)

近代以降,诗人风光不再,但“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cism,即将一切可理解的秩序归结于逻各斯或理性)薪火相传。无论如何,宇宙的“万有”(universeuniversus=all together)必须被“看”(观测)到、“说”(言语)出来,至少是可“想象”(image,或影像)的;而在所有观察、发言和想象中,科学家的工作越来越突出,他们详尽地把人所居住的这个宇宙(the Universe,严格地说,是可观测的宇宙[the visible Universe];而“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时空即宇宙,宇宙即时空)的“年龄”和“大小”用光的尺度(标准的“钟”和“尺”)来表征,所以有了小到“秒”(定义为光速的倒数),大到“光年”(约1013公里)等等(科学)概念。

如果说,古代希腊人热衷于描述封闭、有限的宇宙图景,一个球形的cosmos,因为这更符合他们的唯美主义;那么,伴随着时空概念的(欧氏)几何化,cosmos被取代,取而代之的就是一望无际,开放、无限的universe……。但是,倘若果真如此,那就不应该有昼夜之分(假如宇宙无限,无数天体发出的光经过某种遮蔽后总亮度将趋于一个常量,亦即无所谓白天和黑夜),根据广义相对论,受引力场作用的时空(宇宙)性质必须以非欧的弯曲几何来描述,而其弯曲程度又取决于物质分布和运动方式,这就赋予了很抽象的非欧几何以实实在在的物理意义,导出了一个“无界”有限(譬如把一维无限延长的线围成一个圆圈,把二维无限延伸的面弯成一个球面,都是变无限为有限然而“无界”的事例)的宇宙;尽管三维的情景不那么“直观”,但这样一个类似的宇宙可以初步解决昼夜问题。

既然时空形式强烈地依赖于其物理内容,那么宇宙之“外”的提法就很成问题了。

大爆炸模型相当成功地给出了宇宙膨胀而演化的图景,支持它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遥远星系的“红移”(观测到遥远天体发出的光向光波被拉长的红色谱段移动,表明它正在离观测者远去,可以把这种离去解释为某种膨胀效应)。因为光速是有限的,信号的传播必然需要时间(而不是超距的),现在收到的信号实际上是它早先时就发出的(考虑到星际距离动辄几十上百亿光年计,这非同小可)。哈勃望远镜观测来自宇宙愈深处愈遥远的信号(光),便可推知宇宙愈早期的情景。相对论也是从一个因为光速有限的相对性事例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运动系中,“同时”的事件可以变得不同时。如果以空间为横轴,时间为纵轴,任何信号的传递速度均可表示为以观测者为O点的斜线,如果将光速比作一条斜率最大的世界线(world line),它绕O点旋转就构成了所谓“光锥”(light cone),只有在光锥内部(也就是小于等于光速)的信号才能被观测到,且与观测行为具有因果性的联系,才谈得上“过去”、“现在”和“将来”,从而限定了我们观察宇宙的“视界”(event horizon)。

但是,膨胀的反推意味着必须有一个奇异的起点(奇点,singularity)。这个奇点不正是那个无与伦比的奇迹(创世大爆炸)吗?宇宙为什么要以这种我们不可理解的方式开始,却要以我们可理解的方式演化呢?

霍金等人的解决方案是:在宇宙创生的极早期,必须考虑引力的量子效应,现行的时空概念在极小尺度失效了。但如果对创生时间进行某种虚化处理(虚数在量子力学中表示“相”的概念),粒子在虚时间中将以非零几率穿透量子势垒,再通过某种“暴胀”(inflation)机制,就能打破高度对称的混沌态,实现一次又一次“相变”(phase change,相当于打破对称性),分化出各种相互作用力,并过渡到大爆炸模型……。这个方案引申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宇宙本身没有边界条件,也无需附加别的初始条件。“宇宙是完全自足的,而不被任何外在于它的东西所影响。”([]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21页)那外在的东西既看不到,也说不出,甚至无法想象,岂不就“无”Nothingness)了吗?

这个说法等价于--“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谁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不是有“宇宙”这道大菜!

(三)

有道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者,因为有光,“道”(逻各斯)是使有光,“器”则对应于有形之事(物);形而上学是letting be的存在之学,形而下学即关于being的物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或人的宇宙原理)最发人深省的是它以“人类生存与物理状况之间的联系”去说明宇宙的创生,“正是真实的宇宙聚藏着智能观测者这一事实,才对宇宙得以创立的多种方式和能够支配它发展的物理定律施加某些限制。换句话说,宇宙具有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性质,是由于假若它的早期性质曾经非常不同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大概就不会作为观测者在这里了。”(G.Gale:“Anthropic Principle”Scientific AmericanVol.2464(1982))因此,这是一个由人“看”(观测)到的宇宙,一个会看的人所选择的宇宙(反过来说,又是这个宇宙选择了看的人)。或许这算不上一个令人满意的物理学解,但我们目前所能“说”(道)的只能如此。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光,谈论“看”(无论中西,看[see]又有以为、明白和理解的意思,尽管事实上任何观察都负载着理论,还有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混沌之初自不待言,而当天体耗尽了光(能量),将坍缩成一个个幽幽的“黑洞”;通过计算,理论上得知宇宙十之八九的质量可能是由看不见的“暗物质”提供的,但迄今为止,尽管有许多间接证据,它们的存在(“有”)仍然是一个谜,毕竟因为其“黑”、其“暗”……。

打一个比方,一个生活在二维世界上的“人”是“看”不到超过他所在平面的东西的,但身在三维世界中的人看得到;后者发现,若干本来没有任何联系的“平面”不过是某个“立体”的若干截面,通过立体的视野,他“看”到了更多。那么推而广之,生活在这个(三维)宇宙上的人是否能够着眼于更高的维度,超越这个宇宙“看”到什么呢?

有“光”则“明”,特别是科学之光的“去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看”法,一跃而成为今天最宏大的叙事(grand narratives,叙事还是“说”),但无论哪一“说”,背后总隐藏着EreignisEr-[使]+eig[自己的]+nis[完成],意颇近于“道法自然”,或径称之为“道”亦无不可)。海德格尔在津津乐道这个晦涩难译的概念时,恐怕已意识到,真正使这个世界“澄明”(LichtungLicht=light)的“道”(Sagen)是不可“言说”(Sprechen)的(“道可道,非常道”)。“也许‘道路’一词是语言的源始词语,它向沉思的人道出自身。老子的诗意运思(poiesis)的引导词语就是‘道’,‘根本上’意味着道路。……人们把‘道’翻译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各斯等。……也许在‘道路’(Weg)即道这个词中隐藏着运思之道说的一切神秘的神秘”([]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5页)。

此亦所谓“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庄子),“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王弼);所谓“的确有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于它们只好沉默”(维特根斯坦),“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海德格尔引荷尔德林的诗)也。

最后,如果把“看”不到(盲目)、不可“说”(失语)的东西(“上帝”、“道”,“混沌”、“黑洞”等等)统统归之于“无”,有关“无”的讨论就别出心裁,玄而又玄;而“玄”者,也正是因为没有光,“黑”了也!

(原载《哲学研究》2001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