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试论自然哲学的学科建设
自然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有着漫长的历史，但在我国当今的学术界，自然哲学并未被当作一门学科对待。原因很复杂。我国的近代科学事业本来起步很晚，关于自然哲学的专门研究较少，谈不上形成一门学科。１９５６年制定的我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将“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简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作为一项纳入其中，标志着这方面的问题已构成了一个学术领域，需要专门研究，但它毕竟只是一些“问题”，不太象是一门学科。后来，“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被冠以“自然辩证法”的名称，名称一变，本来是一个问题域，现在倒象是一门学科，结果在规划书上写道，自然辩证法是介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学科。就这样，自然哲学问题、科学哲学问题在“自然辩证法”名下得以研究讨论。
８０年代以来，从“自然辩证法”名下独立出了一大批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等，但“自然哲学”始终没有独立出来。这并不是说没有人研究自然哲学的问题，相反，在自然辩证法界，研究自然哲学问题的人占相当大的比例。自然哲学未作为一个学科独立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们只研究自然科学中的自然观“问题”，不把它当成“哲学”来研究。[ZW(]参见拙作“重建自然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ZW)]与此相对照，科学哲学却从只研究自然科学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状态，成功的独立出来，研究科学的“哲学”。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这种命运的不同与国际哲学背景有关。
自１９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哲学普遍经历了一个语言的转向（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对传统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改变了，人们不再直接面对问题本身，而转而透过哲学问题的语言结构去理解、研究问题。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运动，注重语言分析、拒斥形而上学（即传统的第一哲学）。对待传统的自然哲学，其形而上的部分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其形而下的部分被认为属于自然科学的对象，应该由自然科学来研究，自然哲学的问题（如时空问题）往往通过对科学理论的分析来解决。这导致了２０世纪（特别在英语世界）科学哲学的勃起和自然哲学的相对沉寂。
我国科学哲学学科的建立主要是通过直接翻译介绍国外正方兴未艾的科学哲学研究来实现的，通过引进国际上已有的学科传统和研究范式，我国原有的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研究得到了规整和约化，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从自然辩证法名下独立出来。自然哲学缺乏这一强的国际哲学背景，所以未能象科学哲学那样独立出来。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向来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深受哲学干扰之苦的我国不少自然科学家为了加强自然科学的自主性，也反对建立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他们担心自然哲学的出现将容易导致哲学代替自然科学。这也是自然哲学未能独立出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提出将自然哲学当成一个学科来建设，有如下几个理由：
第一，从国际哲学背景来看，分析哲学传统中出现了形而上学复兴的势头，作为对自然作形而上学思考的自然哲学不再被冷落。
第二，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看，不仅对近代科学革命中诞生的自然界图景提出了革命性修正，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经典世界图景的修正，而且对近代科学革命中诞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挑战，这触及了自然哲学的根本问题。
第三，６０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全球性问题如能源问题、核扩散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问题等等，对人类的未来构成了威胁，在反思这些问题时，人们普遍发现，这些全球性问题根源于近几百年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上的失误，关注人类命运的哲学不能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一贯注重反思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影响，介绍引进他们极为丰富的自然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建立我国自然哲学学科的契机。
第四，从检讨和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角度看，自然哲学是一个更有可为的领域，说中国古代有自然科学可能还有争议，但若说有自然哲学则没有任何问题，中国自然哲学史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思想宝库，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自然观原因，也可以看到东方生态智慧对今日世界的启示。中西自然哲学的比较研究，无论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对于世界的未来，都将具有深刻的意义。
第五，与以上四点理由相关的若干问题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早已出现，而且文献众多，但是，由于未进入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哲学范式之中，众多文献的水平参差不一，低水平重复性劳动者居多，这种现象只有通过学科的基本建设、通过研究范式和学术评价标准的建立才能克服。
我认为，自然哲学的学科基本建设包括西方自然哲学史研究、中国自然哲学史研究和自然哲学基本问题研究三个方面，下面简单解释一下。
１，西方自然哲学史研究
作为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西方自然哲学史的研究在我国是比较薄弱的，西哲史的研究者们由于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不敢贸然涉足，而搞自然辩证法的虽然大多学自然科学出身，但往往哲学史训练不够，他们更愿意研究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而对自然哲学史不予问津。这种情况造成了今日西方自然哲学史研究的基本空白状态（个别专题研究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除外）。
自然哲学史的研究首先要求将重点原著翻译出版。为了开展教学，有必要编出一个比较浅显的西方自然哲学通史教程；为了使研究深入下去，则需要做断代和专题研究。这几个方面，现在都有欠缺。
汪子嵩等撰写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相继出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第一卷，前苏格拉底部分），将为希腊自然哲学史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史料背景，苗力田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汇集了亚氏的自然哲学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其中包括《物理学》、《论天》、《论生灭》、《气象学》和《论宇宙》。柏拉图的自然哲学著作《蒂迈欧篇》和托勒密的《至大论》尚未有中译本。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原著的西文译本，在国内图书馆都很难找到，因此，对斯多亚派、新柏拉图派的自然哲学，我们了解甚少。
中世纪哲学史的研究本来就是薄弱环节，自然哲学史更是如此，但是，中世纪自然哲学作为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的延续和向近代的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强化的上帝－自然的二分观念，与中国古代的自然概念形成鲜明对照，不可忽视。
文艺复兴时期是近代自然观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重要的自然哲学家如库萨的尼古拉、帕拉塞尔苏斯、特勒西奥、帕特里齐、布鲁诺的著作翻译很少（只有商务印书馆出过库萨的《论有学识的无知》和布鲁诺的《论原因、本原和太一》），这一时期的观念变革十分激动人心。上帝、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确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近代科学的诞生是近代自然哲学战胜古代自然哲学的结果，近代自然哲学史与近代科学史密不可分。我国对西方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的基础本来就差，近代早期的自然哲学史更无从谈起。但是，国际上对这一时期的科学史研究却硕果累累，文献数不胜数，象《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亚历山大•柯瓦雷著）、《世界图景的机械化》（迪克斯特惠斯著）、《机械论哲学的建立》（玛丽亚•波亚丝著）这些书名，已成为描述近代科学革命的特征性术语，但这些重要的著作尚未被译成中文。哥白尼、吉尔伯特、伽利略、笛卡尔、开普勒、牛顿的科学原著尚未出齐（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２年推出的《科学名著文库》，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与“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思潮相并列的是德国高扬联系、发展、内在动力原则的有机论自然哲学。得助于我国研究德国古典哲学雄厚的实力，德国自然哲学研究比较突出，原著翻译也较多，陈修斋、祖庆年关于莱布尼兹自然哲学的著译，梁志学关于康德、谢林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著译都很深入。但对古典时期的德国自然科学家的自然哲学思想和后黑格尔的德国自然哲学研究不多。
１８世纪以来进化观念的兴起，是另一股值得注意的自然哲学思潮。对这一思潮的科学史背景有过研究，但作为自然哲学史则研究较少，斯宾塞和柏格森作为自然哲学家不太为人注意。
二十世纪的自然哲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我国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十分涌跃。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所带来的自然观、时空观、运动观、物质观方面的变革，被无数的作者研究过，文献甚多；对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生命的本质问题所作的讨论也很热烈；但物理学哲学与生物学哲学之间的沟通不够，学科间壁垒森严，这与它们未意识到它们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自然哲学的一部分有关。
近些年来，对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协同学、混沌学）的自然观意义的研究文献很多，但这些文献的科学性往往胜过哲学性，这些新学科总的哲学意义在于实现了自然科学对时间的再发现，时间概念成了新自然观的一个核心概念，因此，对新自然哲学的研究必须上升到时间哲学的高度。怀特海的自然哲学需重新加以阐发。普里高津、拉兹洛等的自然哲学有不少介绍。
２０世纪欧洲大陆的自然哲学在我国翻译介绍不够。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文明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向来是大陆哲学家关注的热点，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还非常不够。海德格尔对技术文明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有待系统研究；环境科学的自然哲学意义有待全面阐发。
总的来讲，对西方自然哲学史的系统研究还未提上学术界的议事日程，这恐怕也是我国自然哲学文献数量虽多，但总体“哲学”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
２，中国自然哲学史研究
中国自然哲学史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其状况比西方自然哲学史要好一些，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时期、人物、理论都有所论述，出版了专著，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但这些研究工作大多是由搞中国哲学史的人做的，因此，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尚未作为独立的、系统的自然哲学史出现，各工作比较零散，缺乏相互联系，附属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二，较少中西比较研究；第三，较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视角。近些年，开始有不少自然辩证法界的人介入这项工作，以上局面有所改变，但研究的深度似乎没有较大的提高。
我以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不仅表现在大量的哲学文献中，而且也在文学作品和民间习俗中体现出来，因此，中国自然哲学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哲学文献，而且要注意在文化整体的多个层面上进行，当然，前者是主体。如下几个方面有必要进一步深入：中国神话与中国自然哲学比较研究、周易研究、中医理论中的自然哲学研究、墨经研究、中国古代宇宙论研究、天人合一思想研究、老子与道家自然哲学研究、佛教特别是禅宗的自然哲学研究、魏晋玄学研究、柳宗元、朱熹和王阳明自然哲学研究、西方自然哲学特别是进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等等。
李约瑟《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一书的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自然哲学史》，这大概是现今唯一的一部中国自然哲学史著作，中国人自己的通史性著作有待出版。已经出版的各种专题性的自然哲学史著作，如中国古代时空理论史，大多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基点，整理中国古代与之相同、相似的东西，这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中国自然哲学史的全面阐发。董光璧的《当代新道家》是以当代科学和哲学透视中国古代道家自然哲学的一本有意义的著作。
３，自然哲学基本问题研究
除了自然哲学史的研究外，自然哲学的学科建设还应包括对“自然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这是这一学科保持活力的根源，只有每一时代都有自然哲学的新创造，才有自然哲学的发展和生命力。
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体现在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或范畴中，按照西方的传统，这些范畴包括物质、运动、时间、空间、宇宙、无限、生命、进化、熵、原子、基因、疾病等，按照中国的传统，包括气、理、道、阴阳等，当然，无论哪一传统，“自然”都是第一范畴。
我认为可以有两种自然哲学，一种是直接描画自然界图景的自然哲学，直接谈论自然怎样怎样、如何如何，二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哲学。在这两种自然哲学中，都要使用上述范畴，但前者将这些范畴当作描画世界图景必不可少的概念工具，后者则从这些范畴中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含义。
就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言，也可以有两种自然哲学，一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是科学的自然哲学，另一种则不依靠自然科学，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这两者的区分不会特别明显，因为在现代的科学世界，完全不管自然科学的自然哲学是不可能的，而完全建立在经验科学之上的自然哲学也就不成其为自然哲学了。
将以上两种分类方法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四种形式的自然哲学：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对自然界图景的描画，石里克的《自然哲学》大概属于这类，我国许多物理学哲学和生物学哲学研究可以属于这类；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关于环境科学（如生态学）的哲学问题研究，全球问题与人类未来问题研究属于这类；三，不依靠自然科学对自然界图景的描画，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柏格森和怀特海的自然哲学属于这类；四，不依靠自然科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和学说以及海德格尔的有关言论属于这类。
就我国当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前两类自然哲学工作做得较多，后两类较少，也就是说，科学的自然哲学较为流行，而思辨的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较少，这是与我国当代哲学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但两类自然哲学工作都是有意义的，都应该开展起来。我个人的意见是，鉴于形上学的自然哲学特别缺乏，应该更鼓励这方面的创造性工作。但是，创造性工作尤其需要加强历史训练，有历史深度，避免低水平重复，许多业余研究者以初等科学为基础加上自已的思辨所描画的自然图景往往是低水平重复。
（原载《哲学动态》1993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