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哲学研究的世界化与个性化

一

哲学研究的世界化与个性化，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哲学研究的世界化，无疑是哲学本性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早就指出，真正的哲学应当“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只有当“这种哲学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表，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时，哲学才能真正掌握世界，成为世界的哲学。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马克思所讲的“世界的哲学”或哲学的世界化，直接地看，是个空间地域概念，区别于“局域的哲学”或“哲学的局域化”，要求我们超越狭隘的区域隔离与分割；而就其本质来说，则是一种境界、视野和胸怀，要求在哲学研究中真正贯彻一种人类境界、全球视野和世界胸怀。而这又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哲学研究中的狭隘的“自我中心化”状态才能真正达到。

但在我们过去的哲学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自我中心化”倾向：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使我们的哲学研究脱离了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现代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自觉不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简单排斥和否定其他各国尤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简单拒斥和否定当代西方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脱离了人类哲学思维的当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世界的哲学。它的产生不仅深深植根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立足于当时如火如荼的世界性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浪潮，还批判地吸取了人类哲学思维长期发展积淀的全部积极成果，从而超越并领先于当时的历史时代，真正成为一种世界的哲学并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然而，由于世界历史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哲学的地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必须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而继续不断地世界化才能得以保持、巩固和发展。一旦它脱离了和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就会自动地丧失其作为世界哲学的资格，失去其影响世界进步的能力。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差异，在运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各国的思想家都必须将其为自己的社会文化和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在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局域化的过程中，还必须使之始终保持与人类文明的最新进步和世界历史的最新发展的密切联系，求得同步以至超前发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局域化过程必须与其继续世界化、全球化的过程同步展开。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任务本来就包含着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而使中国社会世界化、现代化，从根本上打破近代以来闭关自守的封闭格局，尽快加入到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社会的世界化进程中得到新的世界性发展。

哲学研究的世界化无疑也是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世界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中国的局部经济运行能够迅速摆脱游离于国际经济贸易和生产体系之外的封闭格局，实际地参加和融汇到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与市场问题，而是一场深刻的综合性社会变革，要求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评价方式、情感方式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重大变革，这就为我国哲学研究的世界化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和紧迫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哲学研究的世界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哲学胸怀的拓展，由自我中心化的狭隘眼界转向一种真正广阔博大的世界胸怀，要求我们从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和哲学思维的个性化展开来看待当今世界五彩纷呈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学说，由简单的否定和粗暴的拒斥转向一种真正科学的批判和建设性的探索，崇尚谦虚、宽容、自由，提倡求实、探索、建设，鼓励发现、发明与创造；不斥一孔之见、不拒一得之功，聚细流、纳百川，众采各家之所长，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分析、新的综合、新的创造。

哲学研究的世界化，也要求哲学视野的转换，由局域的狭小的研究范围转向全球的人类的世界范围，真正面向当代大科学、大技术、大生产、大社会、大文明、大哲学等，面向当代人类所共同面对和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发展问题。这不是说哲学不应当关注个别的、局部的和民族性问题，而是应把它们纳入到总体的、全局的和人类的大范围和大发展过程之中来加以研究和考察，在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总体性把握和对社会历史的世界性洞察中做出符合时代特点的哲学分析和哲学概括。

哲学研究的世界化，还要求研究规范的转换与更新，在范畴体系和形式系统方面与世界哲坛通约、接轨、对话。规范的通约是学术对话所必不可少的中介性条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之间在概念范畴体系方面的差异和隔离，既实际地妨碍了哲学研究的中国化进程，也妨碍了它的世界化进程。

二

哲学研究的世界化不是要取消哲学研究的个性，而是要强化其个性，并且使之提升到世界级的个性水平。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消解了而是强化和突出了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广泛而深刻的世界性联系是以日益鲜明和突出的个性为基础和条件的。只有具备了别人所不具备的个性特征，才能获得吸引和影响他人的势能，并创造出与之建立起对象性关系的可能性。个性所及的范围越广、层次越高，则交往的范围就越大、影响力越强。个性化的水平与世界化的水平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正比递进关系。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的经济体系。市场独宠具有个性特色与功能的产品。哲学研究也是这样。哲学追求普通性的、无限的东西。但哲学家们对世界普遍性和无限性的真正追求及其积极成果却必须也必然是高度个性化的。只有真正具有个性的哲学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并在人类思维进程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从进化论的高度看，人类理性的进化是以“特化—一泛化”的方式来展开的。在某些方面优先取得突破并使其逐渐泛化，提高整个系统的水平，带动整体机能的发展。哲学发展也是这样。每一时代的哲学家们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回答“哲学是什么”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建构起自己个性化的哲学观，并进而运用这种哲学观去观察、解释世界，建构起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创造出个性化的哲学世界。在这里，不同哲学家之间的个性差异和不同时期哲学家之间的时代性差异，哲学研究中产生各种“流”，各种“派”，各种“家”，对于哲学的繁荣和进步，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各种哲学流派、学说和观点都以一种“片面的深刻”而从正面或反面以自己的方式推进着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一部哲学史，就是无数个性化的哲学产生、发展和更迭的历史。而当代世界哲坛中各种流派突起、学说纷呈、观点交织的纷繁局面，不仅反映着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尤其标示着当代哲学研究高度个性化的时代性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高度世界化的哲学，本身也是高度个性化的。它以科学的能动的实践观为坚实基础，将彻底的唯物论、合理的辩证法、能动的反映论、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有效的方法论等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鲜明的个性特色区别于并超越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哲学，使人类哲学思维跃迁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并影响和造就了一个全新哲学时代。与历史上任何一种有影响的个性的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作用于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过程，也就是它们哲学个性被世界所承认、接受和吸收，从而转化为一种普遍性、共性，人类哲学思维的平均水平得到提高，人类文明在新的层次上得到发展。这时，又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水平上发展自己的个性，以新的方式在新的层面上进一步世界化和个性化，保持自己作为时代的哲学的领先地位。如果它不能自觉地和及时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它就会转化为一种历史的哲学，而失去其在现代的辉煌，失去其在新的哲学时代中的领先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正是凭借对此的深刻洞悉而极其鲜明地一面告诫人们，不要把他们的学说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看作行动的指南，把它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交给群众，去开辟不断地认识真理和发现真理，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的道路。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蕴含着这种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本性要求，它才能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中保持其个性和独特理论魅力，并使我们在今天对它的坚持和发展成为必要和可能。

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各个哲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创造性的哲学研究，必然在方式、方法、过程和结果上展示出个性。正是凭借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获得自己的时代性和个性，才能得到丰富、充实和发展。历史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等正是以其高度个性化的创造性研究为我们树立了成功的典范。然而在我们的专业性哲学研究中，个性化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效的提倡和切实的保障。不少人满足于并停留在解释、论证、阐发，忽视了探索、求新、创造，结果是千书一体，千篇一律、千人一辞，庞大壮观的哲学队伍进行着大量的低层次的重复性劳动，既缺少深层次分化，又缺少高层次综合。耗费了大量的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物，却少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这种状况既妨碍哲学的发展，也损害了哲学的形象和声誉，还耽误了不少有才华的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从造就出一批在当今世界哲学之林中有影响有地位的世界级哲学大师，取得在当今世界哲学论坛上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发言权的角度来看，无疑还有极大的差距。可以说，没有世界级水平上的个性化研究，就不可能真正打入国际哲学论坛，也不可能产生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影响的哲学家。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提倡、开展和保护个性化的哲学研究作为繁荣中国哲学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战略性措施郑重地提出来。

哲学研究的个性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求新，发展和创造确立为哲学研究中始终不渝的基本目标。在这方面，哲学与科学一样，其根本任务在于追求真理、指导实践。哲学不能总象密纳发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跟在实践的后面唠唠叨叨，而应象高卢雄鸡，不断地发现新的哲学对象，提出新的哲学问题，做出新的哲学概括，提出新的哲学预见，领先于实践，领先于时代，并以自己的方式指导实践，影响和造就新时代。因此，是否提供新信息、新解释、新理论、新方法，应成为检验哲学工作者是否有所成就及其成就大小的基本标尺。

哲学研究的个性化，在当前就是要自觉促使哲学研究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过去我们的哲学之所以缺少个性，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大家都停留在一般的概念推演层面，既少有深入到具体科学和实践层面，建立各种具体的分支专题，也缺少上升到元哲学层面的高度概括。哲学研究以把握人为世界关系的历史发展及时代特点为主要对象和主要内容。而根据主体一客体相关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关性在内容、性质、层次、范围和程度上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各有其特殊的实现方式、过程、方法和规律，可以也有必要分类别、分层次、分向度地对它们加以具体研究，从而产生出若干具体的深层次的分支哲学学科，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与概括，建构起新的哲学体系，达到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性哲学把握。正是这种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个性化研究过程，必须要求并促使当前我国庞大哲学队伍的分化与分流，大部分下沉到具体的科学和实践层面，少部分得以提升和跃迁，真正达到与国际哲学接轨对话的水平。

哲学研究的个性化，需要创建并完善必要的社会激励和保障机制。我们认为，正象社会可以通过专利制度和专利法等来激励和保护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一样，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些高层次的创造性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社会也应有相应的措施来加以激励和保护。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哲学学术活动中应切实贯彻“双百方针”，鼓励自由思考，提倡平等探讨，保护个性特色，以真正的学术方式来解决个性化的学术研究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应通过课题设置、经费资助、成果评估、奖惩措施等有效手段引导科研力量投向，支持探索、创新。通过舆论的导向和具体的政策造成切实有利于个性化研究的社会环境。

哲学研究的个性化，最基础最重要的还是强化哲学工作者从事个性化哲学研究的自觉性和实际能力。哲学家是哲学研究和哲学发展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意识和能力水平作为一种主体性条件决定着哲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水平。个性化的哲学研究要求哲学家们相对独立地从事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从而对其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进一步更新知识、拓宽视野、更新思路、转换方法，尤其是强化他们的批判意识、自主意识、学派意识、创造意识等。应该说，在世纪转换之际，下功夫培养和造就出一批具有世界级个性的哲学家，既是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哲学研究世界化、个性化发展的最积极成果。

（原载《哲学动态》1994年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