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强】认识论批判与能动存在论

近代以来，知识成为哲学的中心议题，而认识论则取代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占据了“第一哲学”的位置。这一进程始于笛卡尔和洛克，中经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它真正赢得了自己的尊严。在这场影响深远的范式转换中，形而上学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休谟曾敦促人们把神学、经院哲学等著作付之一炬，康德则借助于彻底的理性批判将形而上学驱逐出知识王国。20世纪初，维也纳学派步其后尘，极力倡导“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经过众多哲学家的一连串打击，形而上学从“科学的女王”变成了哲学的耻辱。

然而，梅洛-庞蒂颇具洞见地指出，“一种关于认识的哲学，乃是存在论的特例”。(转引自杨大春，第381页)究其原因，认识论之为认识论只有在特定的存在论框架内才是可能的，即主客体二元论。从历史上说，二元论与近代科学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传统的一元论宇宙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机械论的世界图景。近代人一方面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无论如何不愿看到心灵沦为机器，于是，主体/客体、事实/价值、必然/自由的分立成为挥之不去的思想阴霾。认识论哲学继承了这笔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论。

倘若如此，认识论用特殊的形而上学终结形而上学一般将显得自相矛盾。不仅如此，认识论自身难题之克服，有赖于对其形而上学前提作深入的反思。近代认识论的核心难题是超越性(transcendence)。凭借“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成功地化解了这一难题，并牢固树立了主体性与观念论原则。但海德格尔声称，这种方案误解了主体的存在方式。于是，他提倡用实践性的、参与性的“此在”代替意识哲学的“我思”(cogito)。笔者认为，基础存在论成功突破了观念论，却没能从根本上动摇主体性原则。为此，本文基于拉图尔(B. Latour)提出的“反哥白尼式的革命”(Copernican counter-revolution)，建议再次转移哲学参照系：既不应围绕客体转，也不应围绕主体转，而要赋予居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以优先性。这样，存在论将重新步入哲学舞台的中心，认识论将成为存在论的一章，而科学哲学的面貌亦将随之转换。

一、表象主义与超越性

认识论是近现代哲学的主导性范式，但对于认识论的内涵众说纷纭。罗蒂声称认识论的核心是奠基(foundation)。基础主义确实代表了笛卡尔和康德的旨趣，并在胡塞尔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它不足以涵盖整个认识论的发展。或许，泰勒提出的广义认识论概念更为恰当：“这个概念并不怎么侧重基础主义，它更关注使得基础主义成为可能的知识观。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种知识观，那就是要把知识视做对独立实在的正确表象。”(Taylor，1995，pp.2-3)因此，认识论的核心与其说是基础主义，毋宁说是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

表象主义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把对象置于思维面前，对事物进行再现。笛卡尔提出，对象与思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不可能直接把对象纳入思维当中。可见，认识需要中介。近代以来，观念(idea)无疑扮演着中介角色。无论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还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都主张认识应在观念内展开。但是，这会陷入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因为观念具有强烈的唯我论色彩，有悖于知识的公共性。进入20世纪，许多哲学家将目光转向了语言。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本质上是公共的，不存在私人语言。然而，“语言转向”实际上改变的只是认识的中介，并未放弃表象主义本身，至少早期分析哲学是如此。譬如，维特根斯坦的如下主张集中体现了表象主义精神：“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维特根斯坦，4.01)

表象主义认识论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超越性”。应该说，认识论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要求：第一，表象是自我封闭的，即在抽象掉外部世界之后依然能够准确地加以辨别和描述；第二，它必须指向外部，再现世界。倘若不能满足第一项要求，认识论的“反求诸己”将丧失根据。此外，知识应当是关于某物的知识，无论是观念还是语言都必须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否则，知识将不成其为知识，甚至会沦为空洞的思维游戏。思想史证明，超越性问题相当棘手。笛卡尔不得不借助于上帝来建立思维与广延的相关性，休谟则认为它是不可解的，从而走向了怀疑论。

二、康德与“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路线，这就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近代哲学是在批判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背景下诞生的。人们认为，独断论执着于一些抽象的思辨概念，严重阻碍了知识的进步。为此，培根主张用以经验为基础的“新工具”代替亚里士多德的“旧工具”。在此背景下，经验主义不约而同地将知识严格限定在“印象”范围内。主体似乎变成了“接收器”，丧失了创造性和能动性。对于上述做法，康德称之为“主体围绕客体转”。然而，休谟合乎逻辑地从中引出了怀疑论后果：不仅外部世界的存在是可疑的，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也荡然无存。

康德认为，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属于自然学(Physiology)。无论它对事实问题(quid facti)的回答多么巧妙，都无法解答权利问题(quid juris)，因为后者关涉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所有的感官给予都属于事实范畴，它只能告诉我们事情是什么，但不能告诉我们事情必然是什么。因此，应当在别处寻找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根据，这就是所谓的知性。在康德看来，知识之为知识，不仅仅是主体对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还应当包含知性的主动参与。这意味着康德必须改造主体概念，赋予它主动性和构造性的能力。“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核心正在于此，“让客体围绕主体转”——对象不是独立于主体的“物自体”，而是由先验主体参与构造的“现象”。

可是，独断论形而上学之所以饱受诟病，正在于它武断地将一些超验概念强加给对象。那么，康德何以能够将独立于经验的知性范畴运用于对象?这正是“先验演绎”所要解答的问题。康德认为，我思必然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对象之为对象，必然是我的对象，一个未被纳入“我思”范围内的对象不可能成其为对象，而一切为“我思”所伴随的对象都要受到知性范畴的规整。因此，“思维的主观条件”必然适用于对象，必然具有客观有效性。辛迪卡颇有见地地指出，康德延续了制造者(maker)知识传统，所谓“先验”正是对主体构造能力的强调。(cf.Hintikka，pp.274-275)

概而言之，借助于“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成功化解了超越性难题。观念如何指向外部世界?康德的回答是，观念之所以能够指向世界，因为世界已经是“为我”的世界。自然之所以是可认识的，因为它已经为人所立法。这就是“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精彩之处。从此以后，主体性原则成为哲学的指导原则。这还带来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后果即观念论，尽管它是不同于“经验观念论”的“先验观念论”。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这条康德主义路线依然是西方哲学的主路标。

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批判

康德设计的路线可谓十分巧妙，但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确立的主体性与观念论原则恰恰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的解决。在海德格尔眼中，整个近代认识论出现了方向性偏差，这应归咎于不适当的存在论预设。倘若不对主客体二元存在论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认识论的核心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存在与时间》提出的“基础存在论”集中体现了海德格尔在这方面作出的重要努力。

在海德格尔看来，尽管现代哲学家们对于超越性难题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均“漏过了认识主体的存在方式问题”。(海德格尔，第7l页)人源始地向世界开放，总是已经投身于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总是已经与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打交道。这意味着主体并不是无世界的，他恰恰是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即“在世界之中存在”。人之为人已经被抛入世界之中，这即是此在的实际性(facticity)。另一方面，在世存在源始地具有实践性。此在向世界开放，首先表现为与事物打交道，与人交往。此在对待世界的方式并非静观(theoria)，而是操作性的、介入性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将“统觉”或“自我意识”作为知识的终极根据，忽略了在世存在这一更加本源的根据。简言之，前期海德格尔的中心意图是用参与性的(engaged)“我做”来取代非参与性的“我思”。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说道：“超越性是主体的主体性的源始构成，主体作为主体而超越着；如果它不超越，那就不是主体。成为主体就意味着超越。这并非意味着此在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然后偶尔达成对自我的超越，而是说生存原初就意味着跨越。此在本身就是越过。”(Heidegger，1984，p.165)看来，在世存在本质上包含超越性结构。“我思”是非参与性的，甚至只有在将外部世界悬置起来，它才能获得纯粹性。但是，“我做”不可能是无世界的，做事或实践活动首先要求相关事物在场。超越性之所以成其为问题，在于哲学家们忽略了在世存在这一源始的超越性结构，误将主客体二元论作为自明的存在论架构。相应地，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意向性作了如下评论：“最终将证明，意向性奠基于此在的超越性，并且只是因为如此它才是可能的——反之，超越性用意向性是无法得到解释的。”(Heidegger，1982，p.162)

基础存在论对康德和胡塞尔的先验哲学提出了严肃挑战，诉诸先验意识被证明是不充分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世存在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带有先验色彩。与康德一样，海德格尔也试图寻找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与康德不同，海德格尔将其追溯至“在世存在”或此在对世界的实践性参与。事实上，《存在与时间》所描述的“生活世界”是我们最为熟知的，倘若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很难想象能够满足严肃哲学的旨趣。但借助于康德式的先验论证，海德格尔宣称“在世存在”这一源始结构恰恰是现象学还原的可能性条件，而它自身是不可还原的。这种先验色彩特别表现在“总是已经”、“源始的”、“首先与通常”等词汇中。(cf.Taylor，1993，p.333)这些术语所表达的并不是时间在先，而是逻辑在先。即便对于看似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自然科学，在世存在结构也是其必要条件。

基础存在论是对表象主义认识论的严重冲击。非参与性的意识主体、独立的客体以及中介等概念都变得有问题了。最终，这应归咎于不恰当的二元论形而上学。用参与性的“我做”来代替非参与性的“我思”，很大程度上关闭了通往意识哲学的大门，观念论路线随之失去吸引力。或许更有意义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批判使得人们认识到，表面上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实质上是一种独特的形而上学，并且是极有问题的。

四、拉图尔与“反哥白尼式的革命”

“哥白尼式的革命”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主体性原则和观念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颠覆了意识哲学及观念论路线，那么他是否也破除了主体性原则?后来，海德格尔本人略带遗憾地回忆道，《存在与时间》的初衷是解构主体性，却反过来增强了主体性。梅洛-庞蒂亦面临类似窘境，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说道：“《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因为我是从区别‘意识’和‘客体’开始进入这些问题的。”(梅洛-庞蒂，第25l页)此后，海德格尔不再将此在作为通往存在的入口，晚期梅洛-庞蒂则力图在“肉身”(flesh)概念的基础上构思一种新型存在论。这些迹象表明，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存在论批判并不彻底。笔者认为，他们尽管改造了主体概念，并没有成功摆脱主体主义。在康德那里，作为“制造者”的主体之构造是观念内的构造。经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之手，它转化为实践性的构造。尽管主体的内涵发生了变迁，但主体性原则依然如故。这可以解释他们后来为何纷纷发生了“转向”。有鉴于此，本文主张，要彻底破除主体性原则，应当告别“哥白尼式的革命”，发起一场拉图尔式的“反哥白尼式的革命”。

让我们首先交代一下相关的思想背景。上世纪90年代，布鲁尔(D.Bloor)与拉图尔之间展开了一场交锋。在科学论(science studies)领域，布鲁尔是爱丁堡学派的创始人，以“强纲领”(the Strong Programme)闻名于世。拉图尔则是后起之秀，他与卡龙(M.Callon)等人一道开创了“巴黎学派”，并提出了著名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通常，这两个学派被统归于“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似乎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1992年，拉图尔发表《社会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挑明了他与布鲁尔之间的哲学分歧。布鲁尔则于1999年发表长文《反拉图尔》，力图作出正面回应。那么，二者的思想分歧究竟是什么?

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symmetry)原则：不能仅仅对错误的知识进行社会学解释，而把正确的知识留给逻辑推理，应对它们作对称性理解，将知识社会学贯彻到底。(布鲁尔，2001年，第3-8页)拉图尔认为，相比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对称性原则确实是重大进步。然而，布鲁尔还不够彻底，因为他未能对“社会建构”的“社会”进行反思，仅将其简单地设定为解释要素，未能彻底贯彻对称性原则。拉图尔说道：“布鲁尔的著作标志着这种非对称性哲学达到了高潮。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忠实信徒，布鲁尔把涂尔干式的社会结构指派过来，占据了‘日心说’中的‘心’那个位置，并为如下原则起了个‘对称性’的名字：这个原则要求我们用同样的社会学词汇来说明科学发展中的成败。”(Latour，1999，p.280)为什么说布鲁尔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忠实信徒?或许出于对科学实在论的前康德路线的不满，布鲁尔力主将哲学的中心转移至“社会”。布鲁尔与康德的区别在于用“社会”取代了“我思”，而在核心哲学架构上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鲁尔的确属于康德派：不再让主体围绕客体转(科学实在论)，而反过来让客体围绕主体转(社会建构论)。

对于拉图尔的分析，布鲁尔并不认可。在他看来，“在强纲领之内，没有任何需要或倾向来否认科学家观察到的东西具有精确和详尽的特征”。(布鲁尔，2008年)因此，布鲁尔拒不承认强纲领是康德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不过，事情仅此而已。在康德那里，现象固然是物自体与范畴的综合，但我们能够反思的只是范畴，物自体超越了认识的边界，它的作用仅仅是确保康德不跌入唯心主义。在拉图尔眼中，布鲁尔对感知经验的强调与康德设定物自体如出一辙：“如果我们列举出事物或感觉输入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叙事中起到的全部作用，我们将震惊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并没有太多的作用。正像康德那样，而且也完全是出于同一个原因，物自体在那里就是为了证实某人不是唯心论者”。(拉图尔)布鲁尔确实没有否认外部经验输入的重要性，但对于它们在知识生产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原则上无法解答，正如康德无法告诉我们物自体是什么一样。

这是一场发生在科学论内部的论战，但意义不容低估。它涉及如下问题：是否应该放弃康德以来的主体性原则?如果是，该怎么做?在笔者看来，拉图尔对布鲁尔的批评实质上是对“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批评，而且他给出的替代性方案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拉图尔主张，对社会建构论以及主体性原则表示不满，并不意味着回撤到科学实在论，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放弃社会建构论/科学实在论的共同前提，即自然/社会的二元论，“反哥白尼式的革命”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从字面上看，“反哥白尼式的革命”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是对康德哲学的反动，即放弃客体围绕主体转的路线；另一方面，既然它是“反哥白尼式的”，便意味着哲学参照系再次发生转移。转移到哪里?在拉图尔看来，既不能围绕客体转，也不能围绕主体转，而应当专注于主体与客体的居问地带即经验杂多的现象世界，赋予生成(becoming)以优先性，并从“中间王国”解释两端。

五、能动存在论

怀特海曾经将近代以来的二元论形而上学形象地概括为“自然的分岔”，并指出它源于“错置具体性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误将抽象视为具体。在他看来，主体/客体、第一性质/第二性质、物质/精神等等只是人们借以思考世界的抽象范畴。可是，许多思想家错误地以为世界就是由这类实体构成的，而忽略了其适用条件和限制性条件。哲学的任务在于揭露上述谬误，而不是不加批判地将其作为思考的出发点。(Whitehead，1925，p.56)很可惜，许多现代人并没有接受怀特海的见解，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分岔的自然看问题。假如我们认识到错置具体性谬误，并由此放弃现代二元架构，世界将呈现出何种面貌?不再分岔的自然将怎样?或借用怀特海的话说，究竟什么是具体?对此，不同的人作出了不同的回答：拉图尔称之为联结(association)，怀特海称之为过程(process)，德勒兹称之为事件(event)。笔者认为，尽管他们在表述上各有侧重，但核心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用具体事物的生成去解释抽象事物的存在。

“反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应当置于上述背景中理解。原则上说，它继承了赫拉克利特与尼采的路线：赋予生成的世界以合法性，同时将存在作为生成的结果，而非解释生成的非生成根据。在拉图尔看来，“中间王国”是一个包含所有转译(translation)和联结在内的宇宙(cosmos)。有时，他称之为“集体”(collective)：“这个词指的不是已经构成的整体，而是指将人与非人(nonhuman)的联结集合起来的程序。”(Latour，2004，p.238)必须指出，作为中间王国的现象世界是非二元论的，“集体”的一切成员都是“行动者”(actant)。在《科学在行动》中，拉图尔有意制造了actant这个词，以区别于主体主义色彩浓厚的actor。后来，他又借用塞尔(M. Serres)的准主体(quasi-subject)和准客体(quasi-object)概念。准主体和准客体介于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之间。相比于客体，它们更具建构性；相比于主体，它们更具实在性。中间王国即是由行动者或准主体、准客体构成的宇宙，是诸能动者在其中相互作用、相互构造的动态世界。

在此，最让人费解的是非人也有能动性(agency)。一般认为，只有人具备行动能力。至于物，它们只是盲目的、机械的、受动的。如果主张物也具有能动性，那似乎回到了前现代神秘的泛灵论(animism)或泛心论(panpsychism)，而现代人早已将其丢入历史垃圾箱。然而，一方面，人看似是自由的，实际上不断遭遇并受制于物。另一方面，这反过来证明物并不是消极的，它们具有积极的行动和参与能力，并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后果。在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时代，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赋予非人以能动性，将人与非人纳入相同的存在论范畴，并不意味着回到泛灵论。拉图尔论证道，任何事物只要能够制造差别、产生效果，就可以认为它具有能动性：“能动性总是体现在对做某事的描述中，即对某事态制造差异，通过C的考验将A变成B。若没有描述、没有考验、没有差别、没有某事态的转变，那么对于某一特定的能动性便不存在有意义的论证，不存在可供探测的参照系。”(Latour，2005，pp.52-53)对于这条以能动性为基础并提倡生成决定存在的思想路线，笔者将其概括为“能动存在论”(agential ontology)。

能动存在论主张，对于任何事物，我们都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生成过程中加以说明。怀特海的过程原理准确表达了这一点：“一个现实实有(actual entity)是如何生成的，构成了该现实实有是什么。”(Whitehead，1978，p.23)为了理解某一事物，应当考察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转译了多少能动者?聚集的强度如何?范围多大?遭遇到哪些抵抗?在此，拉图尔不无戏谑地谈及萨特的著名口号：存在先于本质。但与萨特不同，能动存在论宣称“存在先于本质”不仅对自为存在有效，而且适用于自在存在。换言之，一切事物都应在复杂的生成过程中赢得自己的本质。对此，拉图尔将其表述为“作为他者的存在(being qua other)”(Latour，2011，p.312)，以区别于“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qua being)”。

此外，能动存在论还坚持“不可还原性原理”：“没有什么东西本身可以还原或不可还原成别的东西。”(Latour，1988，p.159)从古希腊开始，思想家们便千方百计地试图将纷繁复杂的现象还原到某些终极范畴。与此同时，这些终极范畴被认为是不可还原的，否则将陷入无穷倒退。根据能动存在论，一种脱离生成过程的存在并不是真正的存在，充其量只是“错置具体性谬误”的后果。怀特海说道：“哲学的解释目标常常遭到误解。它的任务是要说明抽象事物是如何从具体事物中突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哲学是对抽象的解释，而不是对具体的解释。”(Whitehead，1978，p.23)能动存在论宣称，必须首先考察具体现象的生成与相互作用过程，然后才能理解实在、精神、物质、社会等抽象范畴的起源及意义。这也是“反哥白尼式的革命”主张从中间解释两端的理由之所在。它无意在现象世界之外设定一个超验的世界，在经验之外设定一个自我合法化的先验位置。一切都是内在的——内在于生成，即便那些看似具有超越性的存在也是内在性的构造物。这恰好印证了德勒兹所谓的“纯粹内在性(pure immanence)”：“内在性并不相关于某物，后者作为一个整体高于所有事物，它也不相关于主体，后者作为行动带来了事物的综合：只有当内在性不再相对于自身之外的某物时，我们才能谈论内在性平面。”(Deleuze，p.27)

六、结语：走向存在论的科学哲学

在这幅思想图景中，知识议题将处于什么位置?“反哥白尼式的革命”和能动存在论放弃了认识论之所以可能的形而上学前提，并将存在论重新置于哲学舞台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哲学形态的认识论将失去理据。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知识不再成为问题。相反，它要求我们自觉地转换看待知识的角度。根据表象主义，知识是对存在的表象，而表象自身却在存在之外。于是，我们时刻面临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根据能动存在论，知识并非外在于存在，它恰恰隶属于存在，处于内在性平面之中。换言之，知识与所有其他事物一样，是异质性能动者相互作用的产物。为了理解知识，必须将相关的互动和生成过程展示出来。这样，知识议题将被移植到存在论架构之中，它将被“祛认识论化并重新存在论化”。(Latour，2008，p.87)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论成了存在论的一章。必须指出，这里所谓的认识论不再是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而是特指对知识生产实践的描述。

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常常被当作知识的典范，其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性让其他知识门类难以望其项背。相应地，科学哲学长期将认识论探索视为自己的中心使命，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社会建构论概莫能外——尽管它们各自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表面上势不两立。然而，根据能动存在论，我们有必要告别认识论的科学观念，走向存在论的科学观念。这意味着科学既不是关于外部世界的表象性知识，更不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首先表现为一项复杂的实践进程，该进程与其他事物一样内在于“中间王国”，处于内在性平面中。为了理解特定的科学知识及其独特性，应将相关能动者的互动机制、过程及其结果描述出来。在这方面，以经验描述和案例分析见长的科学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最初，它常常被指责为解构主义和相对主义，不断遭受口诛笔伐。如今越发明确的是，科学论的真正贡献在于突破了认识论范式，并为存在论的科学实践观念开辟了广阔空间。由此，普遍主义/相对主义之争不再显得那么举足轻重。在这个方向上，拉图尔、皮克林(A. Pickering)、斯唐热(I. Stengers)、芭拉德(K. Barad)等学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然而，存在论的科学哲学具有怎样的发展潜力?它将对既定的科学观念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此，尚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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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14年03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