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显飞】试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
在展望21世纪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时，“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重要论题。这个论题是如何提出的？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论题？其理由和根据是什么？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如何实现？这些问题十分重要，然而很少见到相关的专门论述。本人不揣冒昧，试图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在中国，科学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到1949年建国前，是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奠基阶段，如所周知，科学哲学起源于分析哲学。从20年代开始，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入，30年代后“自然辩证法”研究在中国兴起。1932年，上海神州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中译本。1936年，国内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团体——上海市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讨论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抗战开始以后，国内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心分别转移到了延安和重庆。在延安，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紧密结合。1940年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科学。在重庆，1939年在潘梓年的推动下成立了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集合了一批自然科学家，主要研究如何运用自然科学材料来论证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龚育之，第7-17页）总体上，建国前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为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方向。
“自然辩证法”与狭义的科学哲学（国际上通行的科学哲学）既有交叉，又在研究对象、方法和风格上不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7年“文革”结束，中国的科学哲学主要在“自然辩证法”的形态下发展，这是中国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56年，“自然辩证法”作为独立的学科被规划出来，成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形态。其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以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受到重点关注。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将“自然辩证法”与自己学科的专业研究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不是单纯地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进行诠释和阐发，而是引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资源，特别是以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思想为指导。当然，这一阶段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也有其缺陷，主要是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理论联系实际”也有些简单化或粗糙，又与国际上的科学哲学研究长期隔绝，从而使得学科自身的独立性较弱，其基础理论和方法均显得片面和不足。“文革”期间这些缺陷更是被推向极致，科学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封闭和停滞的阶段。
改革开放使得科学哲学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阶段。大量的西方科学哲学家及其相关著作被译介，从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到后来的范·弗拉森、查尔默斯，从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到建构主义，几乎每一个有一定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流派的著作被翻译和介绍到国内。这些翻译和介绍浓缩了国际科学哲学几十年发展的精华，为封闭了很久的国内科学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打开了一个宽广的视野。而自1983年第3届全国科学哲学会议始，注重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意识逐渐加强，一些科学哲学中的基本问题，诸如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推理与检验、科学发现模式、因果性与合理性、科学解释与评价、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等论题，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还出现了中国学者自己的原创性工作。再加上中国和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个大背景，使得国内的科学哲学快速发展起来，成为哲学领域的“前沿学科”。
然而到上世纪末期，这一发展的势头明显减弱了。国内的科学哲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缺少以自己的眼光、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国外科学哲学的理论自觉，更多的是对国外科学哲学“照着讲”而很少“接着讲”，缺少自己独创性的观点，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科学哲学派别。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发展过快而导致底气不足：分析和论证的精神和能力以及注重于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能力的不足，成为我们的研究难以深入的瓶颈。（胡新和，第2页）因此，在展望未来、探寻中国科学哲学发展的方向时，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除了加强基础训练、关注科技发展、侧重问题研究外，还要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和加速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进程。
由此，“科学哲学的中国化”论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范岱年、胡新和在《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卷的“科学哲学研究”条目中提出，中国科学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这种本土化应该强调与作为社会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强调注重分析还原的西方科学哲学与注重整体生成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或开展有实质意义的比较科学哲学研究。这些方式的展开有可能成为国内科学哲学学派的成长基础，并推动中国科学哲学在新世纪中的创新发展。（汝信、陈筠泉主编，第258页）
二
谈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一种最常见的疑问是：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科学，而相对于其他文化样式，自然科学具有最大的普遍性特征，因此，正像不可能有什么“中国式的物理学”一样，有必要提倡“中国化的科学哲学”吗？
笔者认为，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哲学既有普遍性，又有历史性、民族性。无疑，哲学具有普遍性，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哲学，才能谈论哲学史。然而，普遍性从来都是寓于特殊性、体现于具体的事物之中的。一方面，哲学是历史的、具体的——它是每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带有自己时代的深刻烙印。哲学家只有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自己所处时代的本质和根本问题所在，进行了独立的哲学思考，才能作出原创性成果；也只有深入到所处时代的生活实践之中，才能“激活”传统，赋予哲学传统以鲜活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哲学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哲学是民族智慧、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精粹所在。每一民族都有其特殊的地域处境和问题情境，也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并且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表达它们。“母语，即以一个人的日常自然语言和全部生活经验为基础的本国语言，是哲学思维以及以哲学思维为前提的哲学学术研究（如外国哲学研究）的源头活水或土壤。”（邓晓芒）惟其如此，才有我们通常看到的欧陆哲学，英美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等；而所谓一般性的“哲学”也是体现在这些具体的哲学形态中。反过来说，离开了这些具体的哲学形态，我们也很难谈论哲学。
科学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上述讨论自然也完全适合于科学哲学。因此，即便说科学是普遍的，不分民族或地域的，但作为对科学进行反思的科学哲学，仍然不可避免地、甚至可以说是必然地带有民族的或地域的色彩，也必然地具有历史的、时代的痕迹。因此，尽管在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哲学起源于分析哲学，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美英科学哲学、欧陆科学哲学，或分析的科学哲学、现象学的科学哲学等等科学哲学的具体样式，所谓“一般性”的科学哲学理论总是内在地蕴藏在这些具体的科学哲学样式中。“仅仅用一种似乎普适的立场来理解科学，特别是理解科学的成长和发展，显然是非常可疑的。”（孟建伟，第113页）所以，作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主体，其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中国风格、打下本土化烙印，具有某种必然性、合理性。
事实上，自库恩开启的“历史主义”到后来的“实践转向”、“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传统的科学哲学看来，科学命题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各种实践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都被视为科学知识生产的偶然因子而被最终排除掉。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实践的作用和意义。当代科学实践哲学揭示出科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实践是第一位的，它塑造着人与世界，也塑造着科学。不同的人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科学实践，以往我们认为的普遍性的知识其实都是“地方性知识”.所谓科学知识的普遍化实际上是一个标准化过程。（参见吴彤，第86-93页）这种科学知识观所带来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不同民族、国家的人对于科学、科学哲学的理解同样受到具备自身特色的实践的影响，科学哲学也必定是实践的、地方性的和多元主义的。
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不仅仅是对科学理解的变化，更是科学本身、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性变化。这就是科学已日益成为“大科学”，与经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密切。科学和技术一起成为创造其它资源所需要的最重要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力的最重要力量。另外，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愈来愈以应用为导向。经济、社会乃至军事的需要不仅制约了科学发展的方向，而且影响着知识形成的方式甚至理论形式本身。科学技术和资本一起，已成为塑造我们时代的基本力量。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这就极大地扩展了科学哲学的视野，给科学哲学提供了大量需要研究的新问题，也对它提出了新的要求。像环境问题、风险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每一个国家、民族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需要科学哲学家根据自己国家的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状况作出回答。这些问题又是发生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其中很多是人类遭遇的共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科学哲学家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对科学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在为经济和社会创造最大效益的同时避免可能带来的风险和负面效应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是中国科学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科学哲学的功能所在；是科学哲学事业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我们作出原创性成果的必需途径。
强调面向现实、立足本土并非要消解基础性研究，也不是要弱化对普遍性的、基本的问题的探索；相反，这两个方面是内在一致、相辅相成的。要实现中国科学哲学的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需要加强。只有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做出有深厚学术底蕴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原创性成果。走向世界，拿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学术成果贡献于世界，已经是时代和中国的发展的客观要求。科学哲学中国化即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三
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首先，需要进一步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科学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其特殊性和难点在于它是运用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科学研究、科学发展以及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中的问题，因此，要在这一领域作出原创性的成果，对于哲学和科学都必须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哲学思考。科学哲学的研究者必须要熟悉科学的历史及其发展现状，了解科学或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前沿问题。为此，至少要掌握一门科学知识，熟悉其语言符号、概念，能够读懂专业论文，把它们转化为日常语言，概括出其中的哲学问题。此外，既然是中国化的科学哲学研究，研究主体还有必要进一步把握中国本身的科学发展状况及当今中国科学发展的现实，注重从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现实出发，从重大的现实问题中探寻科学哲学理论的新增长点。
这里着重谈一谈对于哲学的把握问题。要实现科学哲学中国化，形成既有世界水平、普遍意义又有中国特点和风格的科学哲学研究范式，要求我们具有对哲学本身的深刻理解与灵活驾驭，因为哲学在这里是作为熟练的工具来使用的。而如前所述，学术能力的不足已成为中国科学哲学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必须加强我们的哲学基础研究。
科学哲学并非起源于中国。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迅猛发展的时代，要使中国科学哲学不落后于时代，就必须认真研究和大胆吸取外科学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在面向世界、跟踪科学哲学的新发展，及时把国外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介绍到中国的方面，中国科学哲学界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深入研究明显不够。追踪前沿不是跟风，而是要有分析批评和鉴别，特别是要关注基本问题，关注把研究引向深入的东西；引进也不是为了模仿，而是要“化西为中”，为我所用。研究国外科学哲学最终是为了创造中国自己的科学哲学。
其次，要实现自主研究，自主创新，必须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乃至今天国内哲学研究的成果；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在融合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创新。中国传统哲学蕴涵着珍贵的思想，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智慧的特殊贡献。在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的基础上，对数千年来的中国哲学和文化进行整理、批判、总结和吸取，以其优秀的成果补充、丰富和发展当代的科学哲学，是中国科学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且，思想文化传统包括自己的民族语言，本身就构成了我们具体的生活世界或生活环境，它们是我们进行哲学思考和哲学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或土壤；离开了它们，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悬空起来，乃至成为一门“死学问”。关于这个问题，国内著名哲学家
应当指出的是，在谈到“融会中西”时，这里的“中”不仅仅指中国传统哲学，而且包括了现当代中国哲学的成果。在坚实的哲学基础上建设中国的科学哲学，必须从中国现当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汲取营养，由此才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
第三，要实现科学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中国的实际是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出发点、基础、动力和最终归宿。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应当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应当立足于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从哲学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现实状况，它们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离开了现实问题、中国问题，科学哲学的研究就失却了活力，变成了经院哲学式的概念推演。目前我们的科学哲学研究，不仅主题、多数的材料和案列来自国外，而且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也缺乏充分深刻的研究，这种状况亟需改变。
科学哲学的民族化、本土化与世界化、普遍化是互相促进、辩证统一的。必须要有鲜明的时代意识，有鸟瞰世界全球的眼光，由此才能高屋建瓴，大处着眼，把中国化提升到世界科学哲学发展的水平；同时，也要以中国科学哲学家的身份，积极参与到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中去。
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问题。任何真正的研究都是对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知识的发展来说，正是问题动摇了以往的观念，它展现出一个新的视角，使我们看到以往不曾发见的东西，也使概念处于新的关系中，获得新的意义，从而把研究引向深入。因而提出问题成为科学创造的起点。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第59页）或许，只有能够真正地提出自己的问题，才是中国科学哲学成熟的标志；只有当国外的科学哲学家围绕中国哲学家提出的问题来进行研究时，中国的科学哲学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1982年：《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邓晓芒，2010年：《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http://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81315680.html.
[3]龚育之，2005年：《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新编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4]贺麟，1947年：《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社。
[5]胡新和，2002年：《科学哲学在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6]孟建伟，2005年：《关于科学哲学的性质和定位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7]汝信、陈筠泉 主编，2002年：《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福建出版社。
[8]吴彤，2005年：《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发展述评》，载《哲学研究》第5期。
[9]叶秀山，2002年：《中西智慧的贯通》，江苏人民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13年8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