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强】海德格尔与拉图尔论“物”

 

20世纪初,维也纳学派秉承康德哲学的精神,将知识分析视为哲学的核心任务,并宣判形而上学“无意义”而将其逐出哲学殿堂。结果,认识论取代形而上学成为“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如今,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与认识论范式划清界限。

在分析哲学界,罗蒂是“克服认识论”的积极提倡者。在欧洲大陆,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存在论对认识论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具体到科学哲学,随着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兴起,存在论或形而上学探究逐渐取代逻辑实证主义以降的认识论模式,这特别表现在拉图尔(Bruno Latour)、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劳斯(Joseph Rouse)等人的著作中。本文以海德格尔与拉图尔的“物的追问”为主题,尝试展现上述路线的独特之处。

一　技术及其不满

20世纪30年代之后,科学技术作为独特的现代性现象成为海德格尔的主要课题。从一开始,他就远离了认识论的科学观念。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将科学视为知识的楷模,他们的核心任务是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辩护。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认识论的科学观念未能意识到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只有将科学规定为主体,将世界规定为对象,认识论才称其为认识论。尽管这些规定为认识论的科学观念开辟了空间,但本身属于存在论范畴。因此,要对科学技术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必须进入到存在论层面。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现代性的本质是技术,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是“座架”,“座架”带来了虚无主义灾难。为此,我们需要某种“转向”。转向何处?　“物”(Ding)。①在作为四重整体之聚集的物中,海德格尔看到了克服危险的办法。然而,科学技术包含危险,这类论断并非海德格尔的首创。启蒙运动刚过,浪漫主义便接踵而至给了科学理性一记耳光。

可见,对他而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技术是否包含危险,而在于它在何种意义上制造了危险、如何应对危险。

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技术首先不是独特的知识体系或实践工具。作为座架,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解蔽方式。科学技术对一切对象进行表象(vorstellen),把事物解蔽为资源(Bestand),进而加以操作、控制和利用。甚至人本身亦处于座架之中,遭受“摆置”,被削减为“人力资源”。作为“完①　“物”、“座架”、“危险”和“转向”是1949年海德格尔在不来梅俱乐部的讲座标题。

18成了的形而上学”,技术实现了形而上学最极端的可能性———对世界的无条件计算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表现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总之,科学技术包含的危险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危险,“转向”理应以此作为突破口。那么,除了技术的计算性解蔽,是否存在其他的解蔽方式?海德格尔的回答是肯定的:作为四重整体之聚集的“物”。

二　物作为聚集

什么是物?它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担当拯救之重任?现代技术把所有一切都还原为资源,把世界当作有待表象的对象,海德格尔认为这恰恰是物的丧失:“物之物性因素既不在于它是被表象的对象,根本上也不能从对象之对象性的角度来加以规定”。[1]174他用自己一贯擅长的词源学方法考证出,物的古老含义是“聚集(gathering),而且尤其是为了商讨一件所谈论的事情、一种争执的聚集。”[1]182这一点得到了法国哲学家塞尔(MichelSerres)的证实。塞尔认为,拉丁文res是司法程序的对象,在所有欧洲语言中, thing都来源于cause,而后者来自于法律和政治领域,冰岛人的议会至今还被称做Althing。海德格尔并未从司法或政治学的角度深究下去,但保留了“聚集”这一核心意义。在他看来,物的源始意义正是聚集———天地人神四重整体的汇聚。

为了说明这一点,海德格尔以黑森林的农家院落作为例证。这个两百多年前由农民筑造的院子坐落在“在大地上”,它的木石结构取自大地,且终将返归大地。院落位于避风的山坡上,屋顶承载着冬日的积雪。“风雪”透露出它在“天空下”。公用桌子后面的圣坛、死亡之树是终有一死者的归宿,暗示着院内人的终极命运,院落在“护送终有一死者”。

圣坛上的十字架则让诸神在场,这是对神圣性的期待。作为天地人神之聚集的院落,不是房地产市场上的商品,而承载着天地人神的在场,并囊括多重存在论意义。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解蔽方式拆散了这种聚集,把院落还原为可供享用的物质资料。在海德格尔看来,栖居于作为物的院落中,人才真正找到了家园。“我在”(Ich bin)的根本意义是“我居住”。存在等于栖居,栖居意味着筑造家园。家园的功能在于保护自由,而自由则在于保持住四重整体。只有置身于四重整体之中,人才是有家的。作为天地人神之聚集的物的世界,是人的源始家园。

但现代技术消解了物的世界,使人始终处于无家可归状态。

揭示物的聚集意义无疑是海德格尔的重要成就。然而,这远远不够,他还需告诉我们,为何物的解蔽方式要优于技术?只有论证这一点,物的世界才是值得向往的,才真正构成对现代性的批判。很可惜,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语焉不详。或许,他认为此类要求本身就以座架为前提———“问题-答案”模式是典型的工具理性。又或许,他只想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解蔽方式。一旦我们认识到这种可能性,技术的无条件统治就变成了危险,因为它佯装自己是唯一可能的解蔽方式。无论怎样,确凿无疑的是,他的反思路线建立在对象(资源)与物的二元性之上。正因为物与科学技术对象之间具有本质差异,才需要追问物何以比对象更本真,是否有必要回到源始的物的世界。倘若海德格尔误解了科学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倘若后者也具有聚集的本性,又如何呢?在拉图尔看来,海德格尔对物的分析堪称精妙,但对科学技术的把握远不够精当:“海德格尔的错误不在于对壶的分析过于精彩,而在于勾画了Gegenstand与Thing的二元性”。[2]

三　“哥白尼式的反革命”

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的存在论反思和批判与英美主流的科学哲学存在相当的距离———后者的主导性范式是认识论。在英美科学哲学家看来,科学本质上知识,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对科学作认识论研究。

不管是卡尔纳普、波普尔,还是后来的库恩、费耶阿本德,均无一例外的视知识为首要课题。20世纪70年代开始,方兴未艾的科学论开始向认识论范式发起冲击。然而,第一批研究者并未真正领会自己的激进之处。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仍将知识作为自己的核心议题,比如布鲁尔(David Bloor)认为“社会学家关注纯粹作为自然现象的知识,其中包括科学知识”[3]。对此,劳斯的评论一针见血:“从古典的规范认识论立场转向经验的、说明性的描述,是认识论内部的转向,而不是反对认识论”。[4]真正开始摆脱认识论的是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乍一看,实验室研究与SSK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都反对实证主义,提倡经验研究,认可自然主义。但前者的最大特色是放弃了认识论的科学观念,将其视为异质性的实践过程。科学实践不是单纯的求知,它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不断地介入和改造世界。因此,科学实践兼具认识论和本体论双重含义,对知识的探究必须以存在论反思为前提。后来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人类学、本土19方法论、科学实践哲学均采取了上述路线。可见,在远离认识论、侧重存在论方面,后SSK的科学论与海德格尔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对于科学论的存在论取向,拉图尔的表述最具代表性。为了克服认识论范式,并与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二元论划清界限,他号召发起一场“哥白尼式的反革命”(Copernican counter-revolution)。[5]众所周知,康德哲学自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本质是参照系的转换:主体取代客体成为哲学的中心。

“哥白尼式的反革命”一方面是康德主义的反动,反对将主体视为哲学的中心;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哲学参照系的再次转移———转移到主体与客体的居间地带即经验杂多的现象世界。拉图尔将这个世界称做“集体”(collective),所谓集体就是“人与非人(non-human)在一个整体中的属性交换”[6]。它是一个后二元论的存在论范畴,拉图尔也称之为行动者(act-ant)、混合物(hybrids)或准客体(quasi-objects)。

这场“反革命”本质上是反认识论的,因为作为认识论可能性条件的主客体二元性被视为集体的生成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存在论或形而上学的。拉图尔坚持生成(becoming)决定存在(being),当科学论把现象世界的生成过程描述出来时,便回答了何谓存在。这样,通过“哥白尼式的反革命”,他便为科学论克服认识论并踏上存在论道路奠定了学理基础。应该说,这条路线代表了90年代之后科学论的主要方向,皮克林、劳斯、哈拉维(DonnaHaraway)、芭拉德(Karen Barad)等人的许多工作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到解释。

四　对象作为聚集

提供了上述背景之后,现在让我们继续“物的追问”。拉图尔为何批评海德格尔制造了“对象与物的二元性”?根据常识,对象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科学的首要目标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法则或规律。

在“科学表象对象”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并无异议,他只是认为这有其特殊的存在论根据和历史。在拉图尔看来,海德格尔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对象与物一样也有聚集性。“哥白尼式的反革命”所开辟的空间是后二元论的。对象并非外在于“集体”,它恰恰是经验世界的生成产物。在《科学在行动中》等著作中拉图尔详尽论证道,为了生产特定的知识或事实,科学家们一方面必须征募其他科学家、工程师、科研助手、资助机构等社会行动者,另一方面需要动员足够多的科学理论、事实、仪器设备、技术手段等物质行动者和概念行动者。科学实践是不断编织行动者网络的过程。对象或事实不能独立于该网络,它们恰恰是网络的效果,是异质性行动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个相互作用过程即所谓的集体运动过程。

这样,对象的聚集性便一目了然。对象并非是外在于科学共同体的客观存在,而是内在于集体并随着集体内部诸行动者的互动不断演化的东西。什么是原子?原子有哪些性质?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考察聚集在原子周围的诸行动者及其互动结构。

这种“关系主义”存在论拒不承认任何外在于互动过程的实体。“实体”不是什么潜在或者背后的东西,它是各种各样的要素聚集成一个稳定的整体所产生的效果。这样, res(物)的源始意义便得到了恢复:内在于共同体(集体)并且为共同体所关涉的东西———拉图尔称之为“关涉之物”(matter of con-cern),以区别于“事实之物”(matterof fact)。[7]既然科学技术对象作为关涉之物也具有聚集性,海德格尔的“对象与物的二元性”便宣告瓦解。

如果某物是建构的就不是实在的,如果是实在的,就不是建构的。然而,我们还需追问,具有聚集性的对象是否因此丧失了实在性?一般认为,建构(聚集)与实在是互斥的。然而,在拉图尔看来,实在性不是对象的本质,而是聚集和建构的结果:“正因为科学家的工作以及良好的工作,事实才是自主的,独立于(科学家)自己的行动”。[8]当科学实践把事物聚集得十分严密,足以抵抗外力的解构,它便是实在的。因此,“越建构,越实在”,这即是“建构主义实在论”(constructivist realism)。

五　简短的结语

20世纪上半叶以来,科学哲学一直为认识论范式所主导。如今,这种局面正在被打破,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传统以及以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论共同对主流的科学哲学发起挑战。他们不约而同地远离认识论,积极倡导“存在论转向”。从存在论的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不仅能够多维度地展示科学技术介入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能够为我们理解重构知识和实在观念开辟新的空间。本文以“物的追问”为主题,具体展示了这条路线的独特性。

尽管海德格尔和拉图尔在存在论取向上是一致的,但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论本质有迥然不同的看法。被海德格尔当做克服现代性的“物”的聚集性,20在拉图尔那里成为一切事物的本质,包括科学对象。

这致使二人持有不同的科学技术批判观念。面对危险的现代文明,海德格尔敦促我们转向“物”,转向天地人神的聚集。在他眼中,技术文明的虚无主义无可救药,必须从整体上悬置起来。只有置身于四重整体的聚集之中,人才是本真的、自由的。这无疑设定了物/对象、本真/非本真的等级结构。拉图尔认为,所有事物都有聚集性,包括科学技术对象在内。我们总是已经内在于集体之中,总是已经卷入经验世界的运动之中,被聚集在科学技术周围,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因此,科学技术批判只有作为参与性批判才是可能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构造本真存在的存在理想,而在于如何改变当前的聚集方式。与海德格尔略带伤感的浪漫主义不同,拉图尔的批判方案更具现实意义。

 

（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