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杰】论“语用学转向”及其意义
纵观20世纪哲学的发展，从关注于“认识如何可能”到“语言表达如何可能”这一哲学基础的根本变化，哲学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形态的“分析时代”，这使得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深深地铭刻着“语言”的烙印。从胡塞尔为拯救欧洲科学危机而创建的探索存在和意识的现象学，到伽达默尔用现象学方法寻求语言理解的解释学，从以科学为模式重建哲学基础的逻辑经验主义，到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结构来揭示人类文化结构的结构主义，尽管这些哲学流派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各不相同，甚至处于对立状态，但它们都表现出对语言的强烈兴趣，将语言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运用于各自哲学理论的构造当中。即便是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通过对语言的和文化的研究〈舜痴苎呒摹⑺急娴难芯浚诟惴旱囊庖迳鲜拐苎У姆⒄钩氏殖龆嘣母窬帧?lt;SUP>[1]
对语言的这种强烈关注使得20世纪哲学的发展表现为：在本体论上，理论和流派之间在有原则地改变和后退，其规定性在有意识地弱化，相互之间有了融合的基底；在认识论上，认识疆域在有目的地扩张，脱离了给定边界的狭义束缚，获得了以问题为中心的重新组合，趋向于从一个视点上来透视整个哲学的所有基本问题；在方法论上，科学方法论从给定的学科性质中解构出来，在形式上相互渗透和全面扩张，越来越成为中心的工具。
定向于语言分析方法的研究为理解和把握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这一演变的历史进程、趋势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提供了最清晰和本质的脉络。其基本特征就是哲学的语言学化和语言的哲学化。一方面，哲学的后形而上学发展要求在语言中寻求它的具体应用层面，引入语言分析手段以丰富自身的方法论特征；另一方面，语言在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媒介特质后趋向于抽象和理性，试图在哲学基础上奠立自身的实在或本体地位。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发生于20世纪前半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哲学家使用语言语形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形成语义哲学；二是“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塞尔等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哲学；三是“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发生于20世纪末期，植根于语用学对讲话者意向性、心理等的关注来解决科学认知问题，形成认知哲学。[2] 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语用学转向”以来形成的语用思维，成为哲学研究的新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它既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又为“认知转向”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本文正是立足于20世纪语言哲学发展的这一趋势，从语言分析方法的演变上着手，试图揭示“语用学转向”的内在动因，总结科学语用思维的本质特征，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哲学意义。这对于理解和把握哲学的发展路径，探究哲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哲学思维的演进均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1. 从逻辑到语用学的转变
语用学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和关注。1938年，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明确提出“语用学”（pragmatics）这个术语，并指出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后，经由巴—希勒尔、奥斯汀、格赖斯和塞尔对指示词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蕴涵理论的发展，作为一种符号的和哲学的语用学的基本涵义和域面越显清晰明确。另一方面，随着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正式出版发行，并在创刊号中由哈勃兰德和梅共同署名发表社论《语言学和语用学》，提出“语言语用学”的观念，语用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规范，并很快受到哲学、语言学、逻辑学、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普遍关注。
但是，促成哲学思维领域中发生的“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言语中的行为，以及社会中的交流进行研究的‘语用学转向’”的真正形成，[3]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具有哲学发展的内在根源和必然。
1．1“语言学转向”的启迪
20世纪初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作为哲学领域中的一次根本性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的中心课题，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力和限度等问题，转而探究语言的意义和本质、理解和交流等，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从总体上看，“语言转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逻辑的产生。”[4] 现代逻辑技术的出现，使人类能够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在形式语言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算，为整体、系统地处理哲学问题提供可行的先在前提。（1）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出现，使科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经验。实在既显示于抽象的形式化体系，又表现于远离经验的微观世界中。科学理论构成了关于存在的真正主张。（2）哲学本质问题的争论，归根结底存在一个语言的表述和解释问题。所以科学语言的内在结构及运动，从形式上制约着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深化，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学因素。这样，科学语言作为一个关键性因素突现出来。（3）逻辑和语言与经验的统一性，要求对所有知识领域进行符号化和量化的推广与演绎，以保证逻辑发展的普遍性、自洽性和一致性。因为“最有意义的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的精确性质，而是对被观察到的理论事实给出解释性的表述，因为正是这些理论事实的集合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5]（4）社会语言学向逻辑语言学的发展，要求寻找它的应用层面。逻辑和语言的结合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自然语言的歧义性和模糊性，在描述科学理论和进行科学解释时，造成意义混乱，必须寻求精确语言的内在要求。
从本质上讲，“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语义分析方法具有统一整个科学知识和哲学理性的功能，使得本体论与认识论、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直观经验与模型重建、指称概念与实在意义，在语义分析的过程中内在地联成一体，形成了把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视角。因此，“语言学转向”带给20世纪哲学研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启迪性的和创造性的，是一次划时代的哲学实践。
但是，“语言学转向”以来形成的形式理性与科学主义的观念，导致了某些“不能令人容忍的极端倾向”。首先，它把问题上升到语言的语形和语义层面的策略，客观上避开了某些说不清楚或一时不能说清楚的问题，尤其是本体论地位方面的麻烦。但它把人类认识的本质归结为对知识中逻辑关系的发现，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企图用“科学的逻辑”来取代哲学，这一点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其次，它采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是分析的而非综合的，这就使得在对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时，静态地考察科学的逻辑结构，脱离科学发展的历史、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忽视了心理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再次，这种狭隘理性主义以逻辑理性为标准，要求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支，沿着物理主义的途径作彻底还原，导向了极端的科学中心主义。当然，“语言学转向”之于“语用学转向”的启迪意义也正在这里。正是由于语言的语形和语义方法在求解哲学问题上的缺陷，才使得哲学家们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发现了通常为人所忽视的语用分析方法，并普遍地认识到，“作为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符号的理论的语用学，而不是语义学，应当成为语言理论的核心”。[6]
1．2语用思维的历史发展
历史地讲，对语用的洞察自古希腊起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的思维当中。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第一个发展了一种交流的语用模式。在他看来，“每一个句子都具有意义，但并非每个句子都是做出了陈述的句子，仅仅那些可为真或为假的句子才是陈述句。……恳求是一种句子，但既不真也不假。……对它们的思考属于修辞学或诗学的研究”。[7] 自此开始，语用思维的发展与哲学的演进历史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语用思维在哲学研究中的出现满足了解决哲学难题的需求，语用分析方法成为哲学家可以有效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哲学家对语用分析方法的借鉴也内在地促进了语用思维的发展，导致了现代语用学的诞生。
在德国哲学传统中，这种语用思维肇始于康德的“语言学转向”。康德在知识建构中的图式论和符号观念，把语言的因素引入理性的建构中，“包括这些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则的科学（逻辑），简单地讲就是一种思想形式的科学。并且我们能够形成这门科学的可能性的概念，就像仅仅包含语言形式而没有其它东西的普遍语法一样，它属于语言的事情。”[8] 为了探询经验可能性的结构或思想的形式，用先天法则来建构对象，实际上就成为了一种语法的研究。
英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以洛克的符号行为哲学为开端。洛克指出，“所有能够位于人类理智中的东西是，第一，事物的本质，事物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第二，人类自己为了各种目标的实现而理性和自愿进行的行动；第三，获得和交流这些知识的方法和手段。” 这里的第三个领域就是“符号学或符号的学说，是语词通常存在的地方”。[9]后来的奥斯汀从行为角度阐释人类语言交流活动，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讲话就是在做事，就是施行了某种行为”。[10]
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更多地关注于语言在实际使用和理解中的驱动力，认识到语言并不仅仅是分析思想的工具，也是交流的手段。讲话是心灵的行为，需要发现的是语言的理智规则，即语言的语义和语用规则，因为并不存在“自然规则”，而只有“人类行为的规则”。因此，语言具有双重本质，它是思想表征的工具和行为的工具，一个句子的言说不仅具有一种符号功能，而且具有一种社会的或实践的功能。[11]
美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滥觞于皮尔士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普遍符号学，他把实用主义视为符号学的一部分，更使语用思维有了体系性和建设性的发展。其后，莫里斯创立了行为主义语用学理论，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各自强调符号的语形、语义和语用方面，具有片面性，事实上，符号具有三种类型的关系，包括符号与符号、符号与对象以及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他把解决这三种符号关系的理论分别称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12]
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哲学传统中各自发展出的这些语用观念共同促进了一门新的独立学科形式——语用学的诞生。可以说，现代语用学自身正是由这四个独立成分构成的混合体，即源于英国的言语行为理论、源于法国的对话理论、源于德国的普遍语用学和源于美国的符号学。[13]
这样，一方面，随着语用学的兴起并逐渐成为显学，关于语言和符号的研究开始摆脱了先前纯逻辑的束缚，语用推理、语用语境、语用过程、语用规则和语用逻辑的研究一度成为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和符号学家们所关注的中心。这使得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进行的“经验主义语用学”研究，作为语言分析的技术工具日趋成熟，它们为“语用学转向”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技术上的可能。另一方面，“语言学转向”以来，特别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在进行“语言学改造哲学”的现实实践中，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来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尽管在哲学的改造过程中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逻辑困难，但其依赖于语言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只是开始寻求新的语言维度。由此，语言的语用维度就突现出来，它们为“语用学转向”提供了出发点和契机。正是语言哲学发展的内在必然和外在驱动，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思维领域中的这场“语用学转向”。所以，“语用学转向”作为语言哲学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向，内在地显示了“现今的哲学无不带有语用”这一哲学基本特征，可以说，“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4]
2． 科学语用思维的现代建构
“语用学转向”的最大后果就是，一种科学的语用思维在整个思维领域逐渐树立起来。现代哲学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建构，而是一种活动，是在生活世界中有规则的语言游戏，因此是参与者（包括讲话者和听者）间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单纯的主客体模式，可以说，语用思维构成了“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15]在这一现代语用对话平台的建构当中，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的语用思维和理论方案分别体现了英美和大陆哲学传统的风格，是语用思维在这两种哲学传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构形式。
2．1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语用学的构造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以“逻辑”为中心进行构架，认为逻辑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和世界的界限，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握语言的本质，解决语言如何能够表达和描述世界这一认识论问题。一方面，他把逻辑语句和数学语句视作分析命题，它们与经验事实无关，只是一种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世界的脚手架。这种语形学基础上的纯粹逻辑形式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事实存在于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思想创造了逻辑图像，逻辑图像是现实的模型，对事实进行描述，并通过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由此语义分析手段进入了思想的表达领域，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结在了一起。
但是随着逻辑形式神话的破灭，维特根斯坦认识到，这种失败是一种哲学基本观念上的失败，即把哲学看作是对命题形式进行逻辑的、语形的和语义的一种分析，并认为这种分析能够揭示世界的逻辑结构，但事实上，哲学的任务应该是对日常语言的语法规则（如何使用的问题）进行研究，考察词和句子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根据使用来确定它们的意义。这一思想最终促成了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转向”。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本质就在于，他完全改变了探讨语言本性和语言表象的方法论策略，提出“语言游戏论”来重新定位语言性质和语言功能，使用语用分析来理解语言使用的多样性。维特根斯坦把语言视为一种游戏，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于语用层面。在语用层面上，并不存在语言之外的意义实体，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价值。
应当看到，维特根斯坦从以“逻辑”为核心的语言分析方法转向以“语境”分析为核心的语用学，其本质在于把语言、知识和科学置于人类生活实践的语境中来理解和认识，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发展的方向，“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因为，它也不可能给语言的实际使用提供任何基础。它没有改变任何东西。”[16] 哲学只是一种阐释性的活动，它的目的就是搞清楚日常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因为正是语言的语法产生了哲学困惑，它把我们引入了歧途，而忽视了不同的语法形式被赋予的不同用法。所以，只有正确描述语法和语言用法的确切特征才是达到哲学之明晰的最好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语用学更像是一本语言语法的哲学手册，它决不会去干涉现存的具体的语言语法，而是，在具体的语言语境中来指导语法的使用。
2．2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为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考察了主体在社会中的四种不同行为类型：（1）工具行为。以目标和手段为取向，对应于客观世界；（2）规范调节行为。以群体的共同价值来确立个体的行为，对应于社会世界；（3）戏剧行为。公众通过自我表现或表演来吸引听众，对应于主观世界；（4）交流行为。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借助于语言符号作为相互理解的工具，以期在行为上达成一致。[17]前三种行为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对自然控制以达到系统整合的目的；而交流行为则是一种定位于理解的行为，是行为主体之间所共有的一种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行为中，“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在规则的引导下，进入人的语言的世界，从而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与相互理解”。[18]哈贝马斯的这种哲学的“语用学转向”，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所作的具体考察，恢复语言作为‘交流行为’的中介的地位，并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19]
哈贝马斯以“普遍语用学”为名的这一语言分析策略，其基本特征在于：（1）言语行为理论是普遍语用学的出发点。言语的首要功用并不是表明所述之命题内容，而是通过施行某种行为来建立人际关系。（2）有效性主张是普遍语用学的内核。在施行任何以达成理解为基本取向的交流行为中，为了使交流获得成功，言语者必须自觉地遵守普遍的基本预设——有效性主张，包括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诚性和言说的适当性。[20]（3）交流模式的设计是普遍语用学的目标。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叙述式和施行式言说，前者以认知为目的，突出了言说的命题内容，后者以交流为取向，强调了人际关系的建立，并赋予表达式一种具有承诺约束性的施行语力，使得朝向世界的语言认知使用成为可能。
依靠这种交流模式，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就以一种全新的风格和方式使传统意识哲学的主观感性构想转变为对语言的、符号的互动过程进行理想化、可操作性的分析，使得交流行为运行在规范有序的理想环境中，交流理性奠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先前由于社会系统压制、扭曲和殖民化生活世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就因为生活世界和社会系统重新获得协调发展而得到改善。可以说，正是在以交流、达成理解和建立合理人际关系为基本定位的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上，由于走向主体性和私人意识而业已被老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们带入死胡同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在交流理性的确立和交流行为的实施当中，真正重新建构起来。
从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的语用建构方案中可以看出，语用思维在大陆哲学传统中的发展表现出与英美哲学非常不同的风格。康德以来，大陆哲学对语言关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现理性和道德的那些先验的和最高的原则，这一立场中经费希特和洪堡特等人直到哈贝马斯和阿佩尔都没有改变，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语用学”；而在英美哲学传统中，洛克所培育出来的语用思维则源于对语言的不完全性和私人性这些先天缺陷的治疗，更多地是为了知识和经验的传达来关注于语言的规则和使用技术，包括奥斯汀、塞尔和实用主义的行为主义语用学都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进行语用思考，是一种“经验主义语用学”。这就使得“语用思维”或“语用分析方法”在两种传统中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功效、主题和路向，大陆传统研究语用学是为了寻求“知识基础”，或者说是为了寻求知识奠基的策略，是一种“元谈论”，是要从根本意义上解决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问题，所以特别地关注于语言使用的主体间性和理解这两个重要特征。
而英美传统研究语用学的目的是为了制定“话语规则”，解决的是当下情景中交流的顺畅问题，是一种“对象谈论”，因此，通过对语言的句式、语气、效果等的分析来区别句子和言语行为的类型，更多强调的是讲话者的意向性、语言效力以及具体的言语行为问题，为了交流的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最终是为交流的目标明确，朝向对话者共同关心的方向而提出合作原则以及基本的对话准则。
可以说，这两种哲学传统分别从不同的路径、风格和意义上，具体实践和扩展了语用思维在当代哲学中的形式和影响，为语用思维与哲学反思的结合做出了有价值的尝试。
3．语用分析方法的扩展
随着语用学转向的发展、语用思维的整体扩张以及语用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应用，在20世纪后半期，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这三大语言哲学分析方法，已经作为一种横断研究的方法论逐渐地渗透和扩张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中。[21]语形学以句法形式为取向，形成逻辑——语形分析，语义学以言说对象为取向，形成本体论——语义分析，语用学以语言使用者为取向，形成认识论——语用分析。它们的整体扩张和应用使得哲学的提问方式发生了改变，求解问题的方式也随之得到了相应的改变，把语用学和哲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语用学的思维，以及语形、语义和语用整合分析的方法来对传统哲学难题进行新的求解，正是语用学转向带给哲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3．1科学解释模型的语用化发展
在科学哲学核心问题之一的科学解释的求解中，亨佩尔和奥本海默提出的“演绎——规律”模型（DN），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一直支配着整个科学解释的研究方向。它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特征：其一，根据“成为解释的东西最终就是所期望的”这一原则来组织材料，并借助于解释项和被解释项间内在的演绎推理来进行；其二，通过成真的必然概括来包摄被解释项，使该联结成为可能；其三，解释论证和预测论证的结构同一。由此，对一个事实进行的解释就还原为陈述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只要满足了解释的相关性和可检验性要求，并且前提全部为真的话，便是一个真正的科学解释，而语用方面则不必考虑。
尽管D-N模型符合了我们关于解释的许多直觉，但在其中包含着亨佩尔所不能克服的基本逻辑困难。D-N模型的核心观念是“解释要求科学规律”，事实只有被包摄于规律之下时才能获得解释。同时，形式化的D-N模型引入了标准的一阶逻辑演算，所有个体均被量化，普遍性通过量词来表征，故对特定事件的解释完全是在语义分析中给出的。这样一来，尽管科学解释有了规范化的基础，但是，当运用这一模型对科学事实进行解释时，出现了与D-N模型对必然规律的不可或缺性以及解释和预测间的对称性这两大基本主张相悖的反例。
基于D-N模型所遭遇的种种反例，出现了一系列的替代性模型。包括（1）亨佩尔后来提出的“演绎——统计”模型（DS）和“归纳——统计”模型（IS）两种统计解释的模型。将统计分析引入科学解释，由对普遍规则的说明转向了对特殊事实和个案的说明，从统计解释的规律性和相对性的结合上，论证科学解释模型建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2）萨尔蒙提出的“统计相关模型”（SR）。认为“统计的相关性在这里是必要的概念，它可望用统计上相关的而非统计上不相关的方式缩小指称类”。[22]因此要在形式上确保指称类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同等概率，在统计相关意义上表征实在。（3）费茨尔提出的“因果相关模型”（CR）。认为“解释知识就是关于因果机制的知识”，“解释知识就是把模型向度注入描述和预测的知识。它是关于什么是必然的和什么是可能的知识。”[23]因此，解释不是论证，而是指出和辨别现象出现的原因，通过揭示被解释项如何适应世界的因果构造，来获得解释值。（4）非因果解释，包括一致性解释和统一性解释形式。一致性解释的关键点在于，消除偶然性出现的同时将逻辑必然性转化为一种自然律的必然性，两个偶然事件具有相同属性，是因为它们事实上并不是两个事件，而是同一个事件。统一性解释认为“科学解释的本质是……通过对那些作为最终的或所予的东西来接受的大量独立现象进行归纳，来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24]
应当说，这些替代性解决方案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解释有所发展，但由于驱动科学解释之兴趣的多样性，并不存在对D-N模型的一种成功的、广泛的和直接的替代物。并且，不可能有一种客观而不依赖于解释所实际被给予的特定情景的解释，任何成功的解释必须认识到，科学是在不断进步的，真正的解释存在于科学发展的动态语境中。
在此方面，范·弗拉森解释的语用分析代表了对解释最复杂和完全的语用处理。他认识到，“科学解释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科学的应用。它是满足我们特定愿望的一种科学使用；这种愿望在特定的相互关联中不尽相同，但它们总是描述信息的愿望。”[25]从这一基本信念出发，范·弗拉森在构造经验主义的立场上，通过语用分析给出了自己对传统科学解释难题的求解途径。这种解释的语用论模型的特点在于：（1）解释就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在特定语境中表达的“为什么问题”用符号表示为：Q=（PK，X，R），即“‘为什么问题’Q是一个有序的三元组< PK，X，R >，这里的PK是问题的主题，X是由包括了主题的集合{P1，．．．PK，．．．}所组成的对照类，R是相关性关系”。[26]这样，局限于理论的语义学特性并束缚于理论与事实的双边关系的传统科学解释模型，就为理论、事实和语境三者间的多边关系所替代。（2）这种“回答问题的解释模型”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解释模型要求有需要解决或回答的问题，即“为什么问题”；其二，科学解释是对问题的回答；其三，科学解释需要在问题的回答中做出更恰当选择，即科学模型总是具有一个伴生的评价系统。
可以看到，这种基于语用分析的科学模型，其核心是语境，它根据做出解释的解释者来阐明事实，要求按照适当语境的指导，从而在听者中把理解解释者的意向以及解释行为置于核心位置。这样一种反逻辑主义的思维，反对解释独立于语境，以及所有好的科学解释能满足逻辑条件的单一集合，而认为解释依赖于主体，由于解释语境的差异，不同解释主体形成不同的提问方式，因而形成特定的回答方式，特定的解释形式。这种语用学的分析转换了人们的思维视角，超越了逻辑经验主义“所有解释都是唯一地运用语形和语义分析”的教条，使科学解释范式发生了从静态科学逻辑向动态科学语用学的转变。
3．2指称理论的语用化演变
一般来说，指称理论探讨的是语言的指称语词，即关于名称、谓词以及它们指称或应用的对象和原因的理论。其重要性就在于，它直接地揭示了语言和实在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对应的或映射的关系。随着“语用学转向”在语言哲学领域中的深入，探讨语言和实在关系的指称理论因整个背景视角的转变必然而然地发生了演变。从语用思维的视角上，可以看出，这一演变主要体现在：
（1）从传统语义学的解构到科学语用学的设定。传统指称理论所追求的是一一对称的“映射”式观念，是一种主张“只有具备确定指称的语词才有意义”的语言实在观，指称成功的标志是真理的符合论，追求指称的唯一确定性和绝对所指。但是，任何对象的存在均是相对于特定语言的存在，并因而是以那种语言为基底的。因此，语言和实在是同一的，“不能把语言看作是‘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媒介；它不是媒介，而是确定的客观实在，一种不断进化的实在。”[27]
（2）从绝对的确定性到相对的非确定性。指称确定性的信念源于对具有确定意义和指称的人工语言的追求，然而，语词形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具有各种不同的职能，并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因此，不可能仅仅赋予它们唯一的属性，“一个对象应当在不同的条件或不同的语境中表现出差异或展示出其未预料的属性。”[28] 所有的经验知识均是相对于各种对象、条件、历史或文化的语境，并且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改变。我们不可能也无需求助于人工语言来消除指称的歧义，丰富的语境本身已经为语词的指称设定了灵活、生动、可变换的可能世界。所以，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指称才能获得其有效的意义。
（3）从微观语义分析到整体语用构造。语义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这一方法认为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均可通过语义分析还原为感觉经验的概念和基本的经验命题，并由此依靠观察或经验来证实或确证这些理论。但是，语句得到证实或判定，并不仅仅在于其特定经验的存在，而是因为它们处于与其它已被证明为真的语句的推理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处于证明或合理判定它的整体语境之中。
可以看出，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转向”始于指称理论在传统语义学研究中“战略性”的失败。语用分析方法把一切语义表征、真理一致性和语词指称等都看作是依赖于语言概念框架生成的，因而本体论的范畴就嵌在指称说明中，并且这些说明随着历史和文化语境的改变而变动。这使得语言哲学家们在指称理论研究的一切方面能够不断地走向“语义弱化”、“语用开放” 和 “语境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在消解传统语义学和构建语用学的语言实在观的基础上，描画出科学语用学的蓝图。
3．3真理观的语用化走向
作为主流的传统“真理符合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义分析方法的真理观念，即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把不是说成是，或者把是说成不是，即为假；把是说成是，把不是说成不是，即为真”。[29]这种符合论，认为真理是对实在的某种符合或表述，语言和实在、命题和现实具有同构性，“世界包含着事实，即我们可以选择出所思考的东西。而且……也存在着信仰，它具有对事实的指称，并通过指称而或真或假。”[30]
与此相反，实用主义则力主将真的信念与人的行为关联起来，并由此把关注的焦点投置于真理的效果上。尽管他们并未真正地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思索走向生活实践形式的真理，但他们却直觉地把真理问题定位于语用的层面上。因为把真理归结为一种效用，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入语用的因素，而语用则渗透了人的价值取向。一旦在真理与人的价值取向之间搭起了由此及彼的桥梁，那么，真理的语用性就会强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真理符合论中所缺失的语用因素，在实用主义理论中获得了弥补，因为“语义”所诉诸的主要是指涉，而“语用”则主要诉诸的是语境和行为。所以，当符号或符号系统的意义与使用者相关时，真理便具有了走向语用层面的合理通道。
这种语用化的真理观突破了传统静态地指示相关语词关系的狭隘层面，引入了整体论观念，将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因素内在地结合起来，并进而突出强调了主体意向性的地位。其特征在于：（1）语用语境构成了本体论性的实在基底。语言不再是一种反映或表达思想的媒介，而是思想本身，是确定的客观实体；而真理又是语言实体的特性或句子的属性。这便使得语用语境能够在“观念世界”和“对象世界”的两极对立中，寻找到自己的合理存在地位，摒弃导致真理符合的途径并使其载体脱离与外在世界的僵化关联。（2）语用语境构成了公共实践的具体形式。在语用学视角上把真理“语境化”，使得语用对话真正地建构在牢固的公共生活实践之上。它所展示的作为人类对话要素结构的特性，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公共性、实践性和历史趋向性，使得人类思想的各种信念、欲望、语句态度、对象都被“语境化”了，是根据语境关联的整体性、公共实践的具体性、对话要素的结构性，而不是严格的逻辑推演来进行哲学的对话。（3）语用语境成为展示价值趋向的认知方式。语用对话中主体的意向性，不仅具有语义的性质，规定着用于表征符号、语词和命题中所蕴涵对象的指向；而且仍然是语用的，只有在当下的、符号使用和语词指称的情景下，它才具有着完全的现实意义。所以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于相关的语形结构及其表达来说，心理意向在本质上构成了语义和语用的统一。（4）语用语境满足了整体论的方法论要求。语用整体论强调符号和思想与语境的相关性和感受性，本质上就在于把语言的形式和结构及其内在意义看作是整体思维中的结合物。因此，只有在动态的语境中才能展示真理的存在，现实地关注的只能是“语境化”了的真理，那种绝对抽象的形而上学真理只能被“悬置”一旁。
3．4心理意向的语用化重建
传统对心理意向性的探索以语言分析为基础，对表示心理现象的语词和概念给予普遍而优先的关注，试图通过对意向性概念本身的地位、本质、作用进行完整而系统的分析，来展示意向性与其对象、意向性与语句、意向性与语言之间的清晰图景。这是一种试图从语义分析的方法论上解决意向性问题的尝试。
但是，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因而“在语言基础上的意向性的形式必然是一种社会的形式”。[31] 它不仅内在地具有其本身的功能、结构和逻辑形式，而且也必然受制于其所处的文化的、社会的、科学的和心理的氛围。“语用学转向”要求对意向性的研究决不能仅限于语义层面，而必须把它当作是在人类进化当中，充溢社会文化特征的语言心理现象，即它必须外展于语言使用的界域中。这样一种语用化的要求为命题态度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因为，主体意向的完成，绝不仅在于某种心理状态或态度的形成，更为重要的在于由此而引起的特定言语行为的发生和完成。存在一个主体意向，即存在某种心理状态或心理事件，意味着必定具有付诸相关行为的趋势。而在人类行为从语义的理解走向语用的解释过程中，又必然内在地蕴涵着形成主体命题态度之个体的、心理的、规范的和社会的背景，从而体现为不同心理意向的趋向性。因而，对本文的解读已不是单纯语义分析所能把握，必须诉诸于心理意向分析。事实上，言语的意向性作为心理意向性的一种特殊情况，使得我们能够用意向性观念来分析意义、指称等观念。
由此不难看出，一旦将意向性问题的研究奠基于命题态度并诉诸于主体的言语行为，意向性理论就会在语用的整合中生成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在语用学视角下重新建构意向性理论的中介点和生长点，其本质要义在于，把意向性的研究构建成为一种基于语境的理论，使得人类的命题态度通过语境行为自然表达出来，在对心理符号、图像和语言的变换、重组中，揭示出语言使用的必然性和对信息处理的心理意向性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在具有本体论性的层面上对语言的意向结构进行深层探索，最终将心理意向性构建于实在的基底上。
面向语用而生长的意向性研究，适应了“实在论要求意向性”的趋势。既然具有意向特性的、作为心理表征对象的命题态度是实在地存在着的，那么，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心理意向和与其相关的对象特性之间构建由此达彼的桥梁，从而可以在“意向实在”的基点上拓展实在论的界域。正是命题态度的实在特性，使得能够将意向自然化，为深入地进行“意向实在”的研究提供自然的逻辑前提和本体论性的必要基础。在语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意向实在的特点体现在：
（1）意向实在满足了科学心理认识的本体论需求。从本质上讲，意向实在论就是“关于命题态度的实在论，其本身事实上就是关于表征状态的实在论”。[32] 其理论内核在于，它承认心理状态的存在，认为处于因果关系之中的这些心理状态，不仅具有语义价值，而且它们的存在和相互作用，还引生了特定的行为。这样一来，由于它关注于主体态度的指向并赋予其特定的意向值，从而就将内在心理意向要求或意向趋势与外在因果指称分析或方法融合起来，合理有效地为科学心理认识提供了实在性的基底。
（2）意向实在体现了人类文化解释的“语境趋向性”。诉诸于主体的命题态度、偶时意向、言语行为的心理意向实在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语用系统，在人类文化说明的深层内涵上，它与文本的解读要求是一致的，需要求助于作为一种实在来构建并体现了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统一的语境背景。这无疑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了在人类文化的说明中，对科学的、心理的、文化的和实践的语境的趋同性。
通过对科学解释、指称理论、真理观念和意向性在语用学转向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理论变换的考察，目的在于能够由此窥视出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一种整体的理论范式转换。应当说，这样一种哲学范式的转变具有非常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哲学意义，其一，从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上讲，“语用学转向”是对“语言学转向”的继承和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是一个“语言学对哲学进行改造”的世纪，语言学的烙印普遍存在于哲学的各个领域当中。语言本身所独具的“媒介”和“实在”的双面特征，使语言分析能够在对象世界和心理意识之间建构起直接的桥梁，既消除了康德、黑格尔以来形成的空洞思辩和烦琐形而上学论证之类的哲学病，又为哲学走向语言、知识和科学形成的人类生活实践语境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对此，哈贝马斯深有感触地讲到，“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唯一事实：语言。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判断。随着第一个语句[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的意向明确地说了出来。独立判断是我们在哲学传统的意义上能掌握的唯一理念。”[33] 因此，无论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还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和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本质上都是将语言学的研究注入到哲学的思考中，在语用学的基础上来寻求哲学的新观念。所以，语用学转向”是一场在新的基点上探索哲学存在新方式的革命。语用学思维沿着语言分析的传统，构造了一种动态的、语境化的交流理性标准，把语言的适当性作为判断命题是否具有意义的基准，把理论命题的实在性归诸于历史的、文化的和科学的语用维度中，通过语境的功能来形成和强化科学概念和理论的意义，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在科学语言的语境化当中，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对科学理论进行新的意义重建。“语用学转向”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它不仅内在迎合和把握住了哲学发展的这一时代脉络和趋势，而且具体丰富和展示了哲学演变的特征和内涵。
其二，从哲学方法论的视角上讲，“语用学转向”引入了新的语言分析，特别是语用分析的方法，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手段。语用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内在的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统一整个科学知识和哲学理性的功能，这一方面在于，“正是语用学才分析整体作用；而在这个整体的作用的语境中，对语言系统或科学系统句法——语义分析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唯有指号学语用学才能使当代语言分析的科学逻辑变得完整。”[34]另一方面，语用分析带来的是一种“可错的世界改良论”。[35] 作为对现实世界普遍多元性的反映，语用学通过“可错论”的视角来思考科学的合理性和道德规范，认识到科学的世界图景不仅是对实在世界的客观表达，更是科学共同体间约定的语言世界，科学家所面对的除了自己的言语行为能力之外，更身处于自己深嵌其中的社会历史的境况之中，这样，科学理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叙事知识”，相反，其合法性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的论辩才成为可能。所以，通过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在语境基底上的统一，可望使得本体论与认识论、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直观经验与模型重建、指称概念与实在意义，在语言分析的过程中内在地联成一体，形成把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视角。
其三，从哲学的融合上讲，“语用学转向”不仅用语用思维来改造传统哲学命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陆传统哲学的思路，使得两者开始趋向于合流。应当看到，尽管两种传统在语用学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同时也在语用的意义上统一起来，无论是大陆哲学追寻的先验知识基础，还是英美哲学关心的当下话语规则，最终都是为了主体的对话和知识的交流。它们在各自目标的实现当中发现了语用分析的意义，有机会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理论和观念，从而也就有了对话和交流的可能。可以说，正是对语用思维的共同关注，使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或对抗情绪的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在语言的问题上，在语用学的基础上走到了一起，是语用学为它们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基本的平台，毫不夸张地说，语言哲学是20世纪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融合的桥梁，而语用学则构成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融合的当代形式。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单一的语用分析方法和语用思维也并不能完全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只有在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整合中，才能获得对哲学难题的真正求解。但是，作为一种发展的趋向，“语用学转向”显示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和方法论的更新，以及理论演变的未来走向，所带来的深刻启迪和认识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