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论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
一、共同体的社会学——《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主题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后记中，库恩曾经写道，“假如我重写此书，我会一开始就探讨科学的共同体结构，这个问题近来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史家也开始认真地对待它。”① “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是一种新的看待科学的社会学方式。科学知识变化的过程不单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同时，知识发展还有一个往往容易忽视的基础——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都是基于共同体的活动。为了发现和分析它们，人们必须首先澄清科学的共同体结构在历史上的变化情形。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任何对于范式指导下的研究或动摇了范式的研究所做的研究，都必须从确定从事这种研究的团体入手。”② 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语境中发展。所以，分析一个学科领域，首先应当关注涉及该领域研究的共同体而不是简单总结它的知识发展。追溯科学共同体内部是否形成范式，或是普遍接受范式，还是分为两个不同的范式阵营，他们对待范式的态度，才是分析一个领域的首要工作。
库恩把科学共同体放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来认识。所有的知识转换都是在“科学共同体”中实现。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是科学知识确认的重要标准。“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③ 于是，来自共同体的评价便显得非常重要。库恩理论的核心概念——范式具有明显的社会学特征。“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④ 范式具有社会学含义。科学家们在范式的影响下工作，不论在常规科学时期还是在科学反常时期都没有反对权威的战役，科学的共同体具有高度的一致意见。这一时期，科学家是在范式的框架内和科学共同体的约定下工作。
按照玛格丽特·玛斯特曼的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范式是范式概念的内涵之一，它是指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一个共同约定。在范式尚未形成的时候，不同学派对此进行争论，而没有一致意见。在范式形成后，人们对于解决疑难方式形成了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事实上是一种约定，一个共同的约定。当大家一起遵守约定，共同在约定下从事解决疑难的活动，这就是常规科学。⑤ 玛格丽特认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范式”的概念至少有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至少存在三种意义上的范式，分别是形而上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人工范式三类。⑥ 显然，社会学范式是其中的一层含义。使用“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来描述他们的行为和评价模式，“似乎”更能够有效地说明科学活动的特征。库恩的科学共同体与他对待真理的态度直接相关。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概念已经揭示出，绝对真理是不可能实现的，科学家只能是不断趋近真理。库恩的“范式”概念进一步认为，没有脱离范式的纯粹事实，在这层意义上，绝对真理是不可实现的，所有的知识都只能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说明。
库恩所引发的一个问题，决定知识的评价和接受，不是由所谓真理标准，而是由共同体的评价。如此，科学共同体真的能够决定科学的真理性吗？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认为：“科学家形成实践者的‘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有着固定生活方式的扩散力主题，它有着自己的风格、习惯和惯例，暗示着社会的团结（solidarity）。与社会中周期性突然爆发的‘革命’的争论性表象相比，共同体主题只会强化，而不会周期性变化。在库恩理论中，没有反权威的战役，反而，他的表述中确实表明了科学中教条的有益作用。科学教育表现为独裁的过程，它不是寻求公正地向学生说明与以前范式相关的关于世界的竞争性观点，而是寻求让他们能够在现存范式中工作。”⑦ 那么，到底科学知识的评价标准是以真理为标准，还是以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为标准呢？它是以符合自然作为标准，还是以符合人制定的标准呢？如果科学知识的形成和评价、接受过程是由社会所决定，那么自然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二、共同体的社会学——库恩尴尬处境的根源？
1983年库恩在领受贝尔纳奖的演讲中坦率承认，“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使得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性的位置：
“《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一本社会学著作，这是因为《结构》强调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并坚持认为科学共同体应当看作是特殊产品——科学知识的生产者。该书认为，只有按照那些群体所特有的群体训练和群体价值，才能够解释这些产品的性质。然而，坚持这些观点，与其说继续沿着“共同体的社会学”走下去，毋宁说曾经是物理学学生的经历，带给我科学文本解释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这是一种可鄙的社会学方式，它不是准社会学，就我而言它的结果不可能支持科学社会学圈子成员的主张。我认为，我的著作虽然带给他们收益，但是我的著作不是社会学。”⑧
“共同体的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却不是真正的社会学？这是库恩早期没有关注而晚年深刻意识到的尴尬和困难。库恩思想早期明显区别于把科学看作是个体的产物的观点，将共同体这一群体的层面的理解视为自己的一个创新。“它通过对科学方法的传统讨论，已找到这样一组规则，任何个人只要遵循这些规则就可以获致可靠的知识。但我却一直认为，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群体的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群体的特殊性，那就既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⑨
库恩晚年的新思考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带来的挑战。科学知识社会学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思潮，它们主张用社会学方法关注科学知识的形成发展和接受。早期英国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的主要成员都深受库恩思想的激励，他们把自己都称为“库恩派学者”。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的最初时期，库恩对这些思潮的发展采取的是鼓励态度。1972年，库恩曾对日本的中
库恩的讽刺性的尴尬处境在领受贝尔纳奖（Bernal Prize）中达到一个高潮。贝尔纳奖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Society of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又称4S）颁发的一年一度的奖励，将1984年度的贝尔纳奖颁给库恩，是对他思想的一种承认。但是，库恩在领受奖项的演讲补遗中强调，自己经常对所谓的社会学研究感受到“非常讽刺性的感觉”。他认为自己的社会学解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解释，它没有采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概念、方法、理论，所谓的“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来自自己从事研究物理学的体验。
尴尬、讽刺的感觉反映出库恩思想面临的两难境地。虽然“共同体的社会学”是库恩创新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应当充分重视的却还缺乏出色研究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领域，但是，推进“共同体的社会学”却不能沿着社会学的方式走下去，尤其不能沿着隔离认识论意义的社会学的方式走下去。他认为：“《结构》一书要是对科学社会学有所贡献的话，很多科学社会学家却遗漏或者否定它的核心贡献。无论《结构》还是其他著作，我的确关注社会学的含义，但是它们同时还有不可分割的认知的或者认识论的含义。……我一直以来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科学家生产知识的方式。在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对这些问题的关注。”(13)
库恩讽刺的感觉暗含着库恩在八十年代早期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不满。这种不满不是在90年代爆发，而是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呈现。“究竟什么是科学家生产知识的方式”这样的主题一直以来都是科学哲学关注的核心。在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知识是通过逻辑和经验关系联结起来。在库恩那里，知识是通过科学结构的动态改变，通过从常规科学、反常、危机和革命的方式加以变化。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没有深入探究知识产生的方式，也没有很好地借鉴已有的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他们只是偏执于关注知识产生的社会因素。这便是库恩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判态度和它们的缺陷分析。
三、“共同体的社会学”与坚持科学认识论
库恩看似矛盾的困境反映了他的理解——坚持“共同体的社会学”与坚持科学认识论并不矛盾。库恩早期和晚年的这一思想是连续的。20世纪70年代，库恩认为社会学解释不能脱离认识论：“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群体的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群体的特殊性，那就既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从这一点说，我的书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但也不容许这个主题离开认识论。”(14) 库恩认为，完全存在理性的因素来评价理论的选择：“这五个特征——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都是评价一种理论是否适当的标准准则。如果过去没有说清楚这一点，那我本应当在我的书中给以更多篇幅，因为我从来就完全同意传统的观点：当科学家必须在已有理论和后起竞争者之间进行选择时，这五种特征具有关键作用。它们连同其他类似的特征，提供了理论选择的这种共同基础。”(15)
库恩强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却没有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解释，这是因为社会学解释把自然知识而不是社会知识作为研究对象造成的。在社会学家的解释中，社会现象不仅是他们关注的内容，而且是需要用理论解释的目标。所以，如果科学哲学家转而像其它社会学理论那样解释社会利益、宗教主张、阶级地位等社会因素如何形成，就无法解释科学的细节内容。当然，如果专注于科学实践的细节，就无法解释社会如何结合起来的过程和缘由。拉图尔意识到了这种困难，“要么似乎社会科学敏锐到能够充分解释科学内容，可是全球社会的形成仍处在黑暗之中，无从得知；要么回到宏观社会学，而科学的细节却从观点中消失。”(16)
库恩必须在两难的局面下作出选择。他清晰地意识到，他的工作“是一种可鄙的作社会学方式，它不是准社会学，”“可鄙”二字是库恩无奈的自责。但是，如果库恩从事的是真正社会学研究，就像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所做的那样，就应当用社会因素解释科学知识的变化。他们使用了类似于“情境”、“利益”、“宗教主张”、“阶级地位”等社会术语，而类似于“发现”、“证据”、“事实”等术语不再出现在他们的解释之中。遗憾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用来解释科学知识如何进行社会建构的时候，没有形成真正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没有像其他的社会学理论那样解释社会怎样结合起来。如果社会学解释无法实现它所标榜的“社会学解释”的目标，它不具有社会学理论的特征和目标，如何能够说自己是社会学解释呢？
库恩没有沿着社会学的道路走下去，他不认为他的著作是社会学。相反他认为，范式和共同体概念具有社会学意义不足以导致社会学解释，这二者不能划上等号。在1969年《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再版中，库恩充分阐释了科学共同体显然有社会学含义，但是它也存在着认知因素：“‘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7) 库恩专门强调范式有两层含意：第一层就是阐释科学家的社会行为意义，说明它代表着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共有信念、价值等等；第二层是阐释科学家认知行为的意义，它是由明确的规则、模型和范例组成，它可以按照规范的、明确的规则来阐释，因此不存在脱离认识论的范式和共同体。
在后记中库恩采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替代“范式”概念，这更进一步标明库恩尝试厘清范式所具有的认识论含义。他认为，“学科”一词指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基质”一词指它由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组成，每个元素都需要进一步界定。“所有或大部分我在原书中当作范式、范式的一部分或具有范式性的团体的承诺对象，都是学科基质的组成成份，并因而形成一个整体而共同起作用。”(18) “学科基质”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很容易用逻辑形式表达的符号概括，有时是以符号形式出现的，如F＝ma或者I＝V／R；其余则通常是以文字表达的陈述，如“元素以固定的重量比例相结合”，或者“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第二部分，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承诺的信念，包括“热是物体构成部分的动能”之类的本体论模型，以及“气体分子的行为像是随机运动中的微小的有弹力的弹子球”之类的启发性模型；第三部分，价值，比如不同的共同体广泛共有“定量比定性的预言更受欢迎”之类的价值；最后部分，范例，包括学生们在实验室里、在考试中或在科学教科书每章结束后遇到的具体的问题解答，以及期刊文献中常见的技术性问题解答。(19)
第一部分和最后部分描述的是科学共同体的认知因素（第一部分可以用逻辑形式表达，最后部分可以用实验和问题解答的方式表达），这都是可以用规范规则来描述的内容。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描述的是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因素，包括信念和价值之类的内容是可以用社会学来解释的。前者是代表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它是可以用规范的科学语言加以表达，属于科学共同体的认知因素。后者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这是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因素，可以通过社会学加以分析。
四、结论：不存在脱离认识论的“共同体的社会学”
库恩试图阐明，“共同体的社会学”并不意味着社会学解释。把二者关联起来，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错误理解，而不是库恩本人的理解。
科学的研究传统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迪昂曾经总结过，在19世纪的科学发展中，英国是经验传统，甚至很多理论模型都是用直观方式表达。最明显的例子是法拉第的力线概念。与此对照的是，法国是理论传统，理论模型都是用数学模型的方式表达。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它反映出依据国家和文化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共同体特征。迪昂曾经描述过这种差别：“这个完整的静电学理论构成抽象观念和普遍命题之群，它们是用明晰而精确的几何学和代数语言系统阐明的，是用严格的逻辑的法则相互关联的。这个整体充分满足了法国物理学家的理性以及他对明晰性、简单性和秩序的品味。英国人未坚持相同的东西。质点、力、力线和等势面这些抽象概念并不满足他想象具体的、无知的、可见的和可触知的事物的需要。一位英国物理学家说：‘只要我们依附这种表示模式，我们就不能形成实际正在发生的现象的智力表达。’他进而去创造模型，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20)
这种差异的确存在，这并不必定意味着一定采用社会学解释。无论是诉诸于直观的经验还是数学模型，这都是用理性的方式解释科学共同体的特征。当然，社会因素也可以用来解释英法不同的研究风格的差异。显而易见，英法间存在明显的差别，抛弃理性的方式，全部都用社会学解释是片面理解实际情况。毕竟，认知这部分内容不应当用社会学来解释。所以，范式具有社会学含义，并不意味着脱离科学认识论，认知因素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这是库恩与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的差别。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