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虎】纳米技术的伦理意义考量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类对科学技术和全球资本重组所可能带来的任何急剧发展和社会变迁都表现出某种惊喜，对此到处充满了“机遇和挑战”这样的回应性权量。在资本拓展的逻辑框架下，任何科学技术进展都可能在短时间内进入工业界或产业化，造就或好或令人担忧的社会现实或后果。科学技术不再单纯是一个与理性和逻辑相关的“神圣世界”，作为人类一种基本生活方式也成了一个可以进入伦理学对话的意识形态领域。计算机互联网络已经展现出了它的广泛力量，克隆技术也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则正在走到社会的前台来，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会掀起一场“新技术革命”。尽管一般公众还很少担心纳米技术的社会冲击，因为它的变革能力目前还远未如网络技术和克隆技术那样显现出来，但纳米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毕竟具有巨大的潜力来改变人类未来几十年的生活方式。鉴于网络技术和克隆技术目前对社会带来的社会伦理冲击这一进行时态的先例，纳米技术的未来发展必然也会带来诸多社会伦理问题。但另外一个事实却是，目前纳米技术的实践潜力正在发挥出来，而相关伦理学考量还相当滞后，因此形成了纳米技术领域中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巨大“鸿沟”[Mnyusiwalla etc. 2003]。可以相信，如果有关纳米技术的伦理、环境、经济、法律和社会意义的严肃研究不能跟得上纳米科技的迅速发展，就有可能会导致纳米技术越轨的巨大社会风险。因此在纳米技术还没有进入市场之前，人们必须要考虑如下道德决策问题：应该如何为纳米技术发展造就一种全球秩序？怎样将纳米技术风险（如武器制造）降低到最小程度？如何确保纳米技术达到公共之善？本文不可能对这些问题给予详尽回答，只是根据目前已有研究，在考察纳米技术发展的理论进展和实践潜力基础上，评价由此形成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关怀（乌托邦理想和敌托邦梦魇）和作为这两种伦理关怀之间的温和伦理观点，最后就纳米技术发展提出一些可能的公共伦理途径。
一 纳米技术的理论进展和潜在实践力量
英语“nanotechnology”（ 纳米技术） 的前缀“nano-” 出自希腊语“ναννοζ”（意指侏儒和矮小）系一数量名称，即10-9（十亿分之一），因此1 纳米（nanometer）就是十亿分之一米（千分之一微米或百万分之一毫米）。纳米技术是指以纳米精度来测度或操作物质或材料的技术，它能使物质或系统呈现出新奇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只要能够揭示出纳米实体的新奇特性和现象，就可以在原子、分子和分子以上水平上取得对物质结构和设备的控制，从而有效地制造和使用这些设备。纳米尺度下的人类行为并不能从大尺度范围的观察来加以预测，其变化不仅取决于尺度减小的量级状态，而且取决于尺度限制、界面优势和量子力学等新的现象。一旦能够揭示出与分子水平的结构组织尺度及其相互作用相关的纳米现象，科学家就能够超越已知或想象的能力来增加或强化物质性质和设备功能，制造出诸如纳米碳管、量子电线、超薄胶卷、DNA 合成器和激光发射器等新奇设备。
尽管在广义上可以将纳米技术的历史渊源追溯到20 世纪上半叶，但真正与德莱克斯勒（K. Eric Drexler）首次使用的“纳米技术”这一术语直接相关的科学思想，还是从著名物理学家费曼（F. Feynmann）开始的。1959 年，费曼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面对加州理工学院师生发表了一个题为“尽头还有大量余地”的著名演讲，指出有许多新发现需要借助原子尺度的微型化仪器或设备来操作和测量物质（纳米）结构性质。在这篇演讲中，他认为每一代机器工具总是赋予下一代人以更大能力或精湛技艺，并设想了这种微型机器的未来前景：“不必考虑久远未来的最后问题，只要按照人的愿望来安排各个原子，这些原子就可以帮您摆平一切”[Feynmann, 1961]。在费曼之后至今的几十年中，纳米技术显然获得了巨大进展。如果说化学家和生物学家集中于理解分子结构的话，那么物理学家和电子工程师则为此试图制造出日益缩小的机器设备。分子科学中产生了渗透于现代世界的各种合成材料，微型机器制造更是开创了仅次于农业的全球性信息产业。计算机芯片设计工程师制造少数复杂精密机器，化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制造简单自动机器，其价值追求正是纳米技术革命。但真正达到亚微系统设计和控制水平的关键一步是IBM 公司苏黎世研究实验室的宾尼格（Gerd Binnig）和罗热（Heinrich Rohrer），他们于1981 年发明了扫描隧道望远镜（STM），并获得了第一批直接观察的原子图像。但STM 实际上只是获得了确定原子的电子云雾图像，这一缺陷在1986 年开发出原子力望远镜（AFM）后才得以克服。在STM 发明的同年，德莱克斯勒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空间系统实验室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分子工程：分子操作一般能力开发方法”的论文，认为蛋白质合成的天然机理表明了人造分子机器的可行性，展示了纳米技术的未来前景。1985 年，斯默莱（Richard Smalley）新发现了一种碳分子形式，吸引了纳米技术狂热者的特别关注，因为该碳分子与以往纯碳分子的石墨（二维平面结构）和钻石（三维网络结构）不同，呈现出一种包含60 个碳原子的足球形状结构。这似乎意味着原子或分子尺度的技术操作可以造就完全不同的物理、化学甚至生物特性。1987 年，160 位计算机科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学科学者在美国新墨西哥罗萨拉莫斯汇聚，召开第一届人工生命工作会议，展示出了科学家们对分子系统设计的共同兴趣。两年之后，在未来研究院（德莱克斯勒创建）和全球商业网络公司赞助下，由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办，在加州帕罗阿尔托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纳米技术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原子探测望远镜、分子晶体自我装配、蛋白质工程和微型机器。尽管这时一般公众还不曾听说过纳米技术，但科学家对纳米技术的热衷却已相当广泛。
1990 年7 月，英国物理学研究所创办《纳米技术》杂志。该杂志创刊发表了多篇亚微技术的论文，其中有一篇题目为“扫描隧道望远镜是一种纳米制作工具”。就在这一年，IBM 公司科学家爱戈勒（Don Eigler）宣布其企业标识是由镍晶体上的35 个氙原子构成，吸引了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1992 年，德莱克斯勒发表“纳米系统：分子机器、制造和计算”一文，提出“轴承、齿轮、凸轮、离合器和计算元件”作为纳米技术装配程序的基本要素。尽管直到今天还无法建造出这些机械，但德莱克斯勒的纳米技术机器设想是目前最为清晰的分子工程模型。据他预测，利用分子装配程序能够大规模快速制造精确的分子结构（1 小时内制造
然而，纳米技术研究似乎并没有集中到获得德莱克斯勒式的纳米技术装配程序上来，而是直接导向了不同纳米材料的生产和制作。纳米材料方法和技艺有两种路线：一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微米尺度的小规模装配的延伸而已，如微电子学的进一步微型化就是纳米电子学；二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它主要是通过合成化学途径来生产纳米尺度的材料结构，是对诸如晶体增长和自我装配等自然过程的模仿。可以预期，如果纳米技术进一步得到发展，人类将会生产出一系列产品。但纳米制造毕竟意味着产品性质要在某些目前未知的方式得到控制，其生产过程也需要进入某种程序化。许多国家就此已经或正在制定计划以便在财力上对纳米技术研究开发给予支持，法人资本也对纳米技术表现出了巨大投资热情或兴趣，因此围绕纳米技术正在形成一种政府、企业和科学之间的广泛社会联盟。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有500 多家纳米技术企业，有300 多所大学院系专门建立了纳米技术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投资达到40 多亿美元。2000 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NI）来引导纳米技术的发展方向，2001 年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给予纳米科学研究的资金预算增加16%。在美国，NSF 和DARPA（国防高级研究工程机构）是目前纳米技术研究两个最大资金来源，它们正在对纳米科学研究方向产生巨大影响。与国外纳米科技发展情况相比，科研部门和企业共建、地方政府与大学、研究所共建以及大学自建的研究机构也试图要纳米材料应用取得新的突破。就政府投入而言，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纳米技术领域的投资（各国投入占全球总投入的比例为：美国为33%，日本为29%，欧洲占24%，其他国家为14%）相比还比较低，仅为美国的1—3%，比台湾和韩国还少，但投资增长速度毕竟非常之快。随着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大量涌入纳米技术领域，纳米技术的潜在实践力量会逐步表现出来，并将对人类社会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影响。
二 围绕纳米技术展开的乌托邦与敌托邦之争
自1990 年代初纳米技术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尤其是美国提出NNI 计划时把“纳米科技的社会影响”作为重大课题加以考虑之后，纳米技术便成为公共领域的高频词语，引发了激烈的纳米技术伦理之争。这种争论基本上可以分为截然相反的两大派别：乐观主义的乌托邦（utopia）理想派和悲观主义的敌托邦（dystopia）梦魇派。鉴于它们是目前人们对纳米技术发展所采取的两种典型伦理态度，因此有必要对它们就纳米技术表明的不同未来图像给予描述，然后进行适当的理论分析。
早在17 世纪，培根就科学技术本身发展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借助科学发展可以控制和征服自然、减少人类疾病和痛苦、延长寿命和提升人性。这一现代思想显然成了科技乐观主义的重要智力传统，并直接影响着当代有关纳米技术的许多观点形成。美国文化大师爱默生有一句名言，说“如果一个人的捕鼠器制作得比他的邻居好，那么，即使他将房子建在森林里，人们也会在他门前踏出一条道来”。科技专家们非常偏爱这一名言中包含的乐观主义思想，并希望任何一项新技术都能够平稳地让世界为人类让出一条道来。正是从这种观念出发，乐观主义者强调，仅当纳米技术获得充分发展之后，世界目前的大部分问题均可迎刃而解。目前这种乌托邦理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子尺度的制造活动具有自主的循环特点，它不但不会导致化学污染（残留分子可以得到循环使用），反而能够在分子水平上探测和抑制各种有害化学物质，促进环境整体还原；二是它可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材料，如纳米制造的高强度轻型材料能轻而易举地接近太空和取得太空资源，纳米电子学将使计算机芯片获得高于现在数十亿倍的运行速度；三是利用分子制造技术将能生产出价格更加便宜的高质产品，如存储电池、处理器、个人计算机、膝上电脑、手机和显示设备等；四是分子制造可以用来制造食品而不是促进粮食生长，食品生产变成了分子组合，饥饿问题将因此而得到有效解决；五是纳米技术被认为是解决目前许多医学问题的关键出路，它在医学中的应用将能为医学研究和健康维护提供廉价的高级仪器，大大改善目前医疗诊断和配药程序，至于医学意义的纳米机器则将被赋予某种程序进入人体血管清除脂肪残余和避免心血管疾病发生，预防医学也将因拥有纳米机器人而得到大大改善。乌托邦派不仅预想纳米技术将来能够攻克当代许多重大疾病、痛苦和其他不愉快症状，而且幻想纳米技术能够增强人的各种能力和特性。就增强人类精神能力来说，可以将一个可以存储整个国会图书馆信息量的、大小为8000 立方微米（相当于人的单个肝脏细胞，比一个典型的神经元还小）的纳米数据存储设备“移植到人脑某一部位，配上适当的界面机制，使人类大脑存储的信息量迅速增加”[Freitas 1998]。纳米技术也可用来重建性能较强的组织和器官，以“取代现有的免疫系统，抵抗目前已知的所有病原体”[Kurzweil 1999]。还可以将纳米技术运用于人体冷冻，使法律上宣布死亡的冷冻尸体出现复活的“现实奇迹”[Merkle 1994]。当然纳米技术最终可以希望导致社会全面进步，它的巨大成就（特别是纳米医学）将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满足和安宁”，并以健美的身体和大脑过上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从而迎接一个“安居乐业的新和平时代”[Freitas 1998]。
与上述乐观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相反，悲观主义的敌托邦派却为纳米技术发展提供了一幅灾难性未来图像。纳米技术首先会加剧全球经济力量的不平衡发展，它作为高素质人才和大量资本集中的新兴领域可能仅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世界无缘，导致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当然，分子制造的迅速发展及其伴随的制造业繁荣本身也可能会引起严峻的经济分裂，因为这种经济剧变必然包括廉价产品的突然丰富、就业模式的迅速改变（如大量工作职位可能会意外地成为多余）、程序复制或侵权问题等。纳米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克隆技术完善，创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生命形式，不仅对人和环境造成危害，而且会突破人类伦理底线，亵渎人类尊严。更为重要的是，分子制造也许会造成在战争和恐怖行动中的大量滥用，利用纳米技术廉价制造出各种常规武器和威力无比的新式纳米武器。这种情况将使传统军队控制更加困难，因此会使相互对抗的国家进入无休止的恶性军备竞赛之中。诸如纳米跟踪仪、纳米传感器、纳米摄像机和纳米麦克风等微型监控设备可能会使独裁者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对监控对象进行控制，也能对整个公民人口进行整体监控而无需通告。纳米技术也具有引起环境广泛破坏的潜在可能，只要破坏性纳米机器进入食物链就能够破坏整个生态系统，诸如纳米粒子这类纳米材料进入空气也会导致环境污染。美国太阳微型系统公司的创建者和科技总监乔伊（Bill Joy）分析了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纳米机器汇编程序研究的巨大风险。按照德莱克斯勒的理想设计方法，纳米机器必须具备自我复制能力，否则纳米技术生产所需要的任何汇编程序就要一个一个建立，这将付出巨大经济代价。但如果这样，分子制造的实践和商业运作又会包含另一巨大风险：一旦技术上出现问题，如随机软件程序出现问题，这种错误就会无限制地自我复制。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新产生的汇编程序也能启动自我复制机制，因此汇编程序数量将呈现指数增长态势。如果这些无法控制的汇编程序为了自我复制使用多种原材料，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侵吞整个生物圈。也就是说，能够进行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通过疯狂的自我复制，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把地球变成了一大团完全由纳米机器人组成的“灰色粘性物质”（gray-goo）[Joy 2000]。另外，将汇编程序投向市场毕竟对多数企业有利，许多私人企业都试图开发和生产纳米机器汇编程序，而政府又很难对汇编程序的市场开发加以控制，因此总是会存在被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滥用的巨大危险：可以用纳米技术来开发许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可以制造特殊的纳米机器来破坏敌方的计算机系统或某种资源，当然也可以设计相应纳米机器直接用来攻击敌人。这种敌托邦梦魇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黑色粘性物”（black-goo） 图像，即破坏性纳米机器有可能用于战争或恐怖主义目的[Bostrom 1999]。
从以上叙述看，纳米技术的潜在实践力量本身包含了两种相反伦理倾向。之所以这样，显然是来自乌托邦派和敌托邦派的不同理论前提。乌托邦派设想纳米技术的美好未来，其理论前提在于其工具论式的进步观：纳米技术作为达到人类美好目标的工具或手段总是能够很好地掌控在良善的人或群体手中，即使出现被坏人滥用的情形也能够得到纠正。这种导向乐观主义的技术伦理观实际上强调的是纳米技术的中立特征，其应用前景的善恶、好坏和对错不在于纳米技术进步本身，而在于人类的道德责任，因此面对纳米技术可能会造成的诸多滥用，人类应该负起相应道德责任、鼓起勇气尽可能利用纳米技术创造美好生活。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显然承认敌托邦者推测的那种负面情形，只是这种负面情形通过人的控制可以得到克服。但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矛盾是：人能够控制纳米技术的未来前景，必然意味着纳米技术从其开始发展就是一种授予力量，也即一类社会群体可以或者必须控制另一类社会群体，否则就可能导致纳米技术的“误用”或“滥用”，而这种以一类社会群体控制另一类社会群体又意味着围绕纳米技术发展存在某种社会政治分歧，即纳米技术必然与权力、道德和价值标准相关，而这又为乌托邦派坚持的技术道德中立概念所不允许。与乌托邦派不同，敌托邦派强调纳米技术的社会和政治伦理冲击，则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技术发展具有其控制一切的自主性工具价值或者理性逻辑，这种控制一切的理性逻辑决定了纳米技术的任何未来社会后果。也就是说，敌托邦派是技术决定论式的，即把纳米技术看作是一种正在把自然和社会作为重构对象并加以改造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作为新兴的韦伯式合理化“铁笼”正在成为一种自主力量，决定着人类未来命运。按照这一路线，人类将无法控制纳米技术的未来发展，人类可能只能听命于纳米技术的理性摆布或安排，从而导向了悲观主义。由此看出，如果说乌托邦理想是一种盲目乐观主义的话，那么敌托邦梦魇则是一种消极悲观主义，因此实际上都不利于纳米技术发展。但这决不意味着乌托邦理想和敌托邦梦魇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向人们表明的是，必须要在纳米技术发展可能的两种相反的社会伦理意义之间，寻找一条推动纳米技术健康发展的伦理出路。
三 纳米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温和伦理观点评价
纳米技术毕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技领域，包含了不同目标导向的多种学科分叉，而这些学科分叉并不必然表现为相同或相似的伦理意义。为了调和激进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观点，人们很容易想到从纳米技术专业本身来寻找更为温和的伦理观点。其中伯特·高底津（Bert Gordijn）提出了一种六步骤方法就是这种温和伦理观点的代表，其目标是在各个专业领域内部对纳米技术开发性研究的伦理意义做出理性评价或道德决策[Gordijn 2003, pp.6- 9]：第一步，由于诸如增强记忆的纳米神经元移植、循环水纳米处理、监控用纳米设备等不同方面的工程实施各不相同，因此需要明确评价纳米技术的各个专业领域，目前可供评价的纳米研究专业领域主要包括材料和制造、纳米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医学和卫生、航空学和空间探索、环境和能源、生物技术和农业以及安全等；第二步，为了做出伦理评价需要明确纳米技术研究的各种目标，即应该讨论人类的需求、基本目标和社会目的以便就这些目标做出选择；第三步，在伦理学意义上考量这些目标是否令人满意，如果纳米技术某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其目标明显不值，那就应该从伦理学观点上不再考虑继续这项研究；第四步，假定某些目标在伦理上是合理的，那就应该进一步推动纳米技术研究的相关领域发展（一般不可能对纳米技术进展进行详细而准确的预测，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总能根据现有科学文献就某一目标实现做出尽可能广泛的评价）；第五步，确定与特定纳米技术领域的深度发展相关的伦理问题，这种伦理问题并不一定是纳米技术探索本身涉及的问题，还涉及到纳米技术以外的更为广泛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各种风险、公正、隐私权、自然生态问题等；第六步，决定这些伦理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克服，如果恰巧不能得到克服，那么就应在伦理学意义上坚决反对该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纳米技术的复杂性，特别是第四、五步骤还涉及到纳米技术的诸多外部伦理问题，因此这种对纳米技术单个专业领域深度发展的理性的、系统的温和道德决策必须向整个社会开放，以便进行“跨学科群体的伦理学研究”[Gordijn 2003, p.10]。这种跨学科伦理学研究意味着它要涉及伦理、法律、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自然很容易超越纳米技术专业领域：从纳米技术风险看，诸如经济结构变化、环境破坏、军备竞赛失控、灰色（或黑色）粘性物质灾难等，都有可能使政府宣布推迟使用新型纳米材料并在全球意义上评价纳米材料的多重影响；从全球公正看，国际社会需要基于对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纳米鸿沟”做出评价，采取相应发展战略同时满足工业国家的人民生活改善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标准提高这两种需求；从人类隐私权看，由于纳米技术推动的跟踪设备微型化发展，必然向公众提出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权的道德问题；从宗教观点看，充分发展的分子制造技术必然改变宗教信仰者对神创论的宗教态度，因此会触犯坚持神圣理性和上帝仁爱的宗教界人士利益；从对自然的态度看，分子制造作为一种侵蚀自然的工具或手段被看作是直接体现了与尊重自然思想相对抗的工程思维方式，因此必然冲击自然中心主义、生态运动、环境保护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们。在这种意义上讲，温和的伦理评价或道德决策不仅要考虑纳米技术的各个学科分叉是否能够带来“类善”（good-like）的力量、是否会消解其他风俗道德（如以牛肉分子装配取代宰牛行为、以细胞制造取代细胞再生产等）、是否导致隐私权侵害等直接与纳米技术研究相关的伦理评价问题，而且还要涉及是否用纳米技术为别国提供帮助、是否推动政府制定相关纳米技术研发政策、是否促进国际社会制定纳米技术安全发展法规等问题。所有这些都要求在围绕纳米技术领域制定相关发展原则和设计指南的同时诉诸各种社会控制手段[甄凌等2003, 页.117-119]：一是法律控制，各国乃至国际法规应该为纳米技术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方面的研究开发保驾护航，同时对纳米技术危害人类生存、国际安全、社会伦理方面的研发及其利用严令禁止；二是行政控制，提倡各国根据国情制定纳米技术政策，通过税收、财政、银行利率等影响、扶持和指导它向良性方向发展和为人类造福，而对利用纳米技术来开发、研制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制造恐怖或战争、危及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违反人类普遍道德等行为取消一切经济支持，并给予一定惩罚；三是舆论控制，借助传媒对纳米技术的社会伦理意义进行大众评价，以发挥其时效性的控制作用，弥补有关纳米技术法律和政策的不足；四是教育控制，即通过知识传递来增强人们对纳米技术的责任感，使他们在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政策的相关规定。相对于纳米技术领域来说，法律、行政和舆论控制属于“外部控制”，而教育控制则属于“内部控制”[甄凌等2003, 页119]。这种区分只有在非科技专家和一般公众直接参与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但纳米技术研究及其相关伦理评价或道德决策目前主要还是限于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内部，因此这些社会控制手段其实不过是温和伦理评价或道德决策的进一步延伸：教育是科技专家直接控制的知识传播领域，动议有关法律、政策制定也多限于科技专家范围，至于舆论控制则多属于被动的科学普及范畴。
毫无疑问，上述有关纳米技术的温和伦理评价或道德决策乃至社会控制延伸，基本上属于科技职业责任伦理学范畴，其有关对纳米技术发展的伦理评价或道德决策程序或控制一般都能为科学家或技术专家接受，对纳米技术的健康发展能够起到某种规范作用。但这种职业责任伦理一旦向整个社会领域开放，就会立即显示出它自身的不足。一般来说，科学家或技术专家会坚持在自身的职业领域追求自由探索，并承诺自己的自由探索能够为人类带来普遍福祉。但正如乌托邦派和敌托邦派表明的，自由探索的科技知识毕竟在其应用上存在着向善还是向恶的伦理问题，因此又需要通过对纳米技术满足的人类需求、基本目标和社会目的进行伦理评价，并就取得这些目的的技术实现方式做出道德决策，以便实施某些社会控制。但这种道德决策确直接与自由探索的逻辑存在冲突：如果科学家或技术专家承认这种道德决策，就必须接受如下可能的道德行动或控制手段对自由探索的限制：一是可能会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禁止某项纳米技术研究开发；二是可能会建立非政府组织（如纳米技术学会、纳米技术委员会等）以确立某些规制；三是可能会采纳某些原则或方针，如将纳米机器限制在特定领域（不得扩大到普通目的）、不得进行纳米机器自我复制、对纳米机器加上标记以便跟踪等。第一种可能行动会中止纳米技术的某些领域，但由于纳米技术各个学科分叉毕竟是相互联系的，中止某一领域必然会影响到纳米技术的整体自由探索，第二、三种可能行动虽然可以促使科学家或技术专家考虑纳米技术的某些潜在后果，但这显然超出了他们自由探索的科技知识范围，且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必须要对纳米技术负起无限道德责任。应该看到，目前纳米技术研究多是受到政府组织或企业组织的资金支持，其背后的价值背景必然是企业资本利润追求或国家军事目的（尤其是美国），而这种价值背景将使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在纳米技术专业或职业责任范围做出的伦理评价或道德决策大打折扣。进一步说，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在自身职业领域中为了追求公共的善或普遍善的人类价值，试图对纳米技术发展负无限道德责任，既不现实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四 走向纳米技术发展的公共伦理途径
乐观主义的乌托邦式道德命令在于人类必须要继续发展纳米技术，悲观主义的敌托邦式道德命令则警示人类在发展纳米技术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其更为广泛的社会伦理意义，至于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得到的专业性温和伦理评价或道德决策则表明纳米技术发展从一开始就要受到社会的广泛伦理考量，或者说从一开始就应该把纳米技术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或道德协商的智力产物。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再把关注纳米技术的伦理效应看作是一种反理性、反科学或反技术，而需要打破“科学发现! 工业应用! 人类遵循”的“必然性”神话，把对“纳米技术革命”（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效率和新改进，由此给社会带来一个更加富有、民主、美好的未来）的“不可避免”逻辑建立在其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政治的未来后果的道德判断基础之上。同时，如果承认纳米技术的社会影响将会涉及到每个公民，而每个公民作为纳税人又有权利参与纳米技术的公共政策制定，那么对纳米技术的伦理评价或道德决策就不应该仅仅限于科技专家内部或者科技职业责任伦理范围，把公众排除在外，而应该在整个公共伦理空间实施。也就是说，纳米技术伦理作为政治文化之争的领域，需要从科技专家共同体内部的温和伦理评价转向公共伦理平台。这种公共伦理显然存在许多方式，但就纳米技术目前发展来说，应该呼吁和倡导如下几种方法或机制：
一是公共风险管理方法。在温和的伦理评价或道德决策意义上，风险管理方法主要是从纳米技术专业角度提出特定的技术安全问题，以便在设计纳米设备时采取相应安全机制，如制造纳米设备应以人工传输性复制为主以避免复制无限增长而最终侵吞整个自然资源等。但公共风险管理方法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一是纳米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不单是专家，作为社会公民有责任公布自己从事工作涉及的各个方面情况；二是纳米技术本身的较小技术风险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它涉及到每个公众，因此纳米科技专家有必要通过公共领域就技术风险同广大公众进行多重交流或沟通。针对这种交流，政府方面应该做出相应法律规定，敦请科技专家或企业管理者凡是针对公众的科学言说或技术陈述都要令人信服，建立起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
二是社会科学和哲学方法。考虑到目前纳米技术的伦理学研究还严重滞后于纳米技术的实践发展，因此现在应该启动社会科学和哲学方法研究纳米技术的伦理、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为进入公共讨论奠定基础。在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于2003 年4 月围绕纳米技术的社会意义进行的一次听证会上，技术哲学家兰顿·温纳（Longdon Winner）在某种意义上为社会科学和哲学介入政府纳米技术决策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就技术选择进行开放性审议对于新兴技术被公众逐渐接受或者拒绝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没能开放、彻底和诚实的关注广泛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会带来灾难，这些背景能够影响公众对于新兴技术的接受或者抵制”[温纳2004, 页207]。他由此进一步就应该资助什么样的纳米技术研究问题提出了三个伦理考量维度：应该继续长期地征服自然而非与自然和谐相处吗？应当积极推动把技术手段作为塑造社会目标的动力这样一种发展道路吗？对可能产生不可避免的伦理效应的技术应用进行试验是明智的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开创对于纳米技术的社会维度和伦理维度的系统性研究”，包括“资助大学中的真正跨学科项目以便仔细研究关键议题和政策上的替代选择”，“鼓励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在讨论会上提交他们的研究成果”等[温纳2004, 页209-210]。在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中，温纳提倡不仅要关心纳米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益处，还应关注人类生存条件目前最为迫切的现实要求：作为纳税人的公众赞同的是那种与自然协调的科技战略，希望纳米技术能够有利于创造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三是公众接近方法（public accountability）。公众接近方法由非政府组织和一般公众倡导，它把纳米技术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就其原理和动机进行公共伦理考量。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作为非政府的全球性组织为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说明：“随着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兴起，迫切需要在科学、商业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契约⋯⋯在一些关键科技发展问题上，允许公众介入决策过程必然有利于新知识朝着与公众价值一致的方向发展”[Greenpeace 2002]。这种公众接近方法显然不能一厢情愿，而是要呼吁与政府官员、科技专家和企业界精英进行对话，发出公众对纳米技术的真正现实需求。在这里大众媒体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决不限于一般科学普及。新闻记者应该参与纳米技术早期发展，并尽可能公布纳米技术的各种可能性进展，为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乃至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提供信息基础。还必须要考虑到公众是纳米技术的未来消费者，纳米技术的潜在风险也部分地需要公众来承担。因此通过公共领域及早培养公众对纳米技术潜在力量的集体道德责任，也是公共接近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是国际协调方法。以目前技术空间转移情势看，纳米技术发展绝不限于某一国家，它必然涉及到诸多区域性、全球性的技术风险问题，因此有必要就纳米技术的伦理问题诉诸国际协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自1970 年代就开始关注生物伦理的基础上，本着“没有人类在智力和道德上的团结就不会有和平”这一信念，于1998年组建了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学委员会（COMEST）。2003 年12 月，COMEST第三届常会首次将纳米技术伦理学列入会议主题。最近还有人动议联合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创建一个类似国际原子能机构那样的持久性“国际纳米技术机构”（International Nanotechnology Agency），用以评价、监控和规制纳米技术发展[Hunt 2003]。这种机构并不局限于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代表，也必须吸纳来自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普通公民代表，就纳米技术发展在组织意义上达成某些原则。毫无疑问，诉诸国际协调方法需要做到人本优先，形成良好合作关系，在组织水平上不断取得相互信任和谅解。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就纳米技术的社会伦理意义提出自己的看法，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纳米技术发展中的各种权益。
后记：本文曾在“当代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学术研讨会（张家界，2005 年9月）上宣读，此处经过修改。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2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