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哲学的内涵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
现代中国哲学家对哲学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对于胡适来说，哲学是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从根本上寻一个解决。对于金岳霖来说，哲学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对于冯友兰来说，哲学是说出来的成见，是对人类精神生活进行的系统性反思。
哲学译名从日本传入中国时，遭到了张之洞的拒绝。因为他奉行的自强新政，限于接受西方率先发明的技术。他兼管学部时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人们在奏折中使用“新名词”，尤其厌恶“哲学”这一名词，反对设立哲学学科，认为“哲学”是专门讲“民权”的。如果臣民有权了，君主就没有权了，这是“非圣无法”。清末学制改革，设有“经学科”、“文科”，但没有哲学学科。作为维新变法最大遗产的“京师大学堂”也没有哲学科。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始建于 1912 年，它是我国第一个哲学系。
随着哲学的中国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为一项重要任务，通史类著作也开始出现。比较早的，如谢无量、胡适、钟泰和冯友兰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撰写者根据自己心目中的哲学以及对中国传统中这一门学问的掌握和认识而写出的。胡适不喜欢形而上学，他的哲学史便强调人生的问题；冯友兰则从类似性上看中西哲学，以西方哲学的门类来组织和梳理中国哲学。与通史类不同，张岱年从概念和问题入手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开辟了以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及其演变为框架的研究范式。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的侧重于从中西哲学之共同的方面来观察中国哲学，有的侧重于从两者的差异来展开。侧重其同者，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一样的悠久和普遍；侧重其异者，则以其差异性彰显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价值。不管如何，他们的工作都既是对中国哲学的推进，也是对“哲学”这一概念的丰富。
汉话胡说决不是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故事。自从佛教从后汉传入中国之后，汉话就开始混入“胡说”了，而且久之还变成了本土化的“汉话”。如果想清算外来的东西对华夏本色的污染，想纯化“华夏”之正，那就要从头算起，先清除三代以降夷狄蛮貊的影响，再从中国文化和“三教”中清除佛教，然后再清除近代以来的整个“西学”。这不是反思，而是思想的混乱。所有的传统都是解释过程，都是不断扩大和丰富的过程。关键是如何创造性地解释，而不是换一个名词。历史上，中国有东周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或道学)、清考据学、近代西学，对于这些不同阶段的思想形态，用什么词汇去涵盖更好?用固有的“道术”、子学、玄学、理学等就更好?关键不在用词，而在于能否创造性地理解和不断转化这门学问。
我们想强调的是，一个术语在哪里发生和出现，不等于说那一类事物的个体都只能限于那个地方。指称文明、文化、思想和学术的各种术语，都是内涵和外延的统一体。其内涵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外延也会变化。一个专有名词所指的只有一个个体，可能只存在于一个地方，但一个类名所指的诸多个体，可能存在于多个地方。文化、思想和哲学等抽象东西，认为其专属于一个地方非常困难。用名不同，但它们可以有类似的内涵。差异再大，只要有类似的内涵，只要有“家族相似性”，就都属于一类，可以互相指称。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