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反思与重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为特征的数字化革命正在全面刷新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体制，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及交往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哲学研究框架从现实到虚拟的转换；思维中介从语言符号系统到数字化系统的革命；交往方式从现实性交往到网络化交往的飞跃；实践方式由现实性实践到虚拟实践的跃迁等。但是，这场高科技革命在把人类从传统的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人类面临新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困惑。为此，反思科技发展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数字化革命与人文关怀的关系，是现时代哲学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精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主体精神。它关注人生、人性、人的目的和价值，把人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超越精神，是人不断摆脱生存的必然状态、达到生存的自由状态的趋向性。人文精神并不是一种先期完成的预设，而是处在不断的历史生成中，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完善而发展。
人文精神在西方最早萌芽于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智者派代表普罗泰戈拉以“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把人类探索外部世界的目光引向对人和社会的关注。以后的思想家相继提出了人的本性、善与恶、真与假、自由、幸福等一系列命题。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人的思考是初步的、零散的，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是随着欧洲中世纪神学的衰落而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它高举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大旗，主张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以此反对神性，呼唤人性，追求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这一时期的人文精神内含科学精神于其中，并在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但它没有深入到人的社会本质的层面，因而是片面的、抽象的。在西方工业文明占据统治地位以后，人文精神成为与科学精神对立的两种思维方式。它以反思工业文明对人类产生的强大负效应、工业技术对人的物化和异化为出发点，反对技术至上主义和工具理性，提倡回归人的自然生存状态。但它在人类社会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中又矫枉过正，发展到反科学主义思潮这一极端，从而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真正科学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并行不悖，都是人类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方面，人文精神有其终极核心理念，它体现为实践基础上的主体性维度，体现为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高度关注，体现为以实现人的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体现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另一方面，人文精神又是历史的、具体的，它表现为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现实关切，并且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不同时代的人文精神有不同的特殊内涵。
数字化时代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一种文明时代的科学的人文精神，是科技时代人类的精神支柱。它不仅要体现对人类文明传统的认同，体现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类未来命运与归宿的思考与关注，而且要反映在数字化平台上“人——社会——自然”这个大系统中人的地位与价值。具体来说，在科技与人的关系方面，人文精神表现为科学发展的“为人”向度，体现为高科技为人的发展塑造个性化的空间。在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上，人文精神表现为在关注社会物质文明的同时，尤其关注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历史进程，促使人类社会不断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在科技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文精神注重人从自然界赢得更多的生命自由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反对工具理性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和对人自身的奴役。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人文精神表现为在张扬个性、实现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同时，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科技伦理和全球伦理，实现个体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二、数字化时代：人的自由个性全面丰富、人文精神充分彰显的时代
“数字化时代”、“信息时代”已成为人们对以网络技术和虚拟技术等高科技为代表的现时代社会的表征。从字面来看，“数字化”、“信息”似乎只道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特征，体现了当代人类实践的科学维度。但实际上，“自然科学的确通过工业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1](P128)。数字化时代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技术的自主性”，而是人类不断追求自我超越、追求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本性决定的。所以“数字化时代”同时又内含着当代人类实践的人文维度：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它预示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这对于人类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火的发明；数字化时代强化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自由民主精神，全面发掘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和潜能，极大地促进了健全人格和独立个性的形成，为人文精神的彰显以及人的发展和解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1.人的自由时间的空前增加
人的自由和解放程度是和他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紧密相关的。自由时间是相对于劳动时间而言的，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人类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谋取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产资料上。只有在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的时候，人才可能有从事科学、艺术、社会管理等非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数字化时代生产工具的智能化极大地改变了工业时代依赖于体力和脑力、以消耗自然资源和物质能源为主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人类社会生产力也不再以物质生产力的创造和积累为唯一维度，知识和信息生产成为生产力发生“裂变”和“聚变”的主要动力源，也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人类从以物质能量生产力为主的时代进入到以信息知识生产力为主的时代。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可重复利用性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而且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进一步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从而有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供自己支配，以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
数字化时代，人拥有的自由时间占活动总时间的比例会成为衡量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量度。人们拥有的自由时间不仅在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自由时间的消费方式会有质的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同时，更注重满足精神需要，全方位提高生活品位和质量。人对自由时间的支配和消费会成为人类生活的价值导向，它引导人类不断创造出新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生活方式。
2.人的活动能力的极大提高
人类每一时代的创造和发明都是对自己自然属性和生存状态的超越。如果说农业时代手工工具的发明和工业时代的大机器生产是人的四肢功能的延长，是人体力的无限放大和扩展的话，那么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则是人大脑功能的延伸，是人类思维能力的无限放大。它把原本在意识空间中进行的思维活动转化为计算机程序，对思维过程进行模拟，使人的思维被行为化，成为实实在在可以操作、可以重复的过程。这样一来，原本由人从事的大量活动便可由电脑和机器人来替代，极大地提高了运算速度、工作效率和准确性。这种对人的脑力的解放使人类实践具有了更强的创新能力和超越能力。
同时，数字化时代虚拟实践的产生使人类实践对象由现实客体拓展到了虚拟客体，使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性。在虚拟技术产生以前，人们认为实践就是人依靠自己的体力和脑力现实地改变客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进行的信息、能量交换过程的物质性活动。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现实的不可逆性，人们在实践活动之前往往不能正确地或完全地预见实践的各种可能之后果，这也是人类实践负效应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网络和信息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实践方式——虚拟实践。虚拟实践超越了用实物符号表征现实对象的局限，实现了实践手段的数字化和实践存在形态的虚拟化。这样，虚拟实践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现实性实践依赖、受制于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状况，摆脱了对外部自然世界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依赖，具有了主体的自我超越性和超自然性，由此构成了对传统实践观念和方式的巨大冲击。通过虚拟实践，人们不仅可以“复写、摄影和反映”客观实在，对现实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模拟，而且可以应用人类思维独特的建构功能，构造和设计未来，实现现实社会中的不可能性。实践客体的虚拟——现实双重平台还能发挥思维的这种创造性和面向未知世界的无限开放和扩张性，使人类能通过虚拟方式预见实践各种可能的效果和影响，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实践方式，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实践代价。
3.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
交往是人的基本需要。人生活在特定社会关系中，通过交往在信息、情感、心理方面得到交流，从而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2](P295)。
从个人的交往实践来看，数字化虚拟技术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交往关系——“网缘关系”。与农业时代人们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交往方式和工业时代以业缘关系为主的交往方式不同，“网缘关系”是网民通过虚拟空间构建的一种人际关系，它使个体人的交往摆脱了物理时空和交往主体身份的限制，交往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多层次、多维度和非中心化的状态，打破了人们思维观念上的保守性和地域的狭隘性，增强了人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形成了更加自由的人际交往关系和更加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
从国家民族交往来看，以网络化为基础的虚拟交往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孤立状态，打破了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之间交往的空间和时间壁垒：信息可以自由地跨地域、跨疆界在全球传播和共享；资本、资源和产品几乎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配置和流动；电子商务和网上贸易极大地提高了商品流通的速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可以通过科技转移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样，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加快了交往速度，拓宽了交往范围，增强了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形成了工业化社会以前难以想像的普遍交往。这为人的发展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迈进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优化的平台。
4.人的个性的充分张扬和主体意识的提升
马克思十分重视个人的发展，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3](P273)。但在以往的社会，由于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人的个性处于低级形态或是片面发展的：原始社会，人的个性隐忍于自然力的制约之下，单个人脱离了集体根本无法和强大的自然力抗衡，人的自我意识虽已萌发，但仍处于混沌蒙昧的状态；农业社会，人的个性又匍匐于宗教和封建等级制度以及集权观念的权威之下，上帝、神或君主的意志取代了任何个人的意愿或旨趣，在神权和皇权的双重枷锁下人们被灌输的是“原罪”意识和“忠君观念”，没有多少个性可言。进入工业社会，人刚摆脱了宗教的绳索，又在“科学至上”的呼声中屈从了强大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担当了意识形态功能，大机器生产将人造就成为“单向度的人”。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了以知识、信息为社会动力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才真正摆脱了外在力量和自身局限的奴役，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个性张扬才成为可能。
数字化时代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特征是权利的分散，即传统的中央集权观念随个人电脑(PC)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广被逐渐消解，文化和信息的网络传播改变了在国家权威控制下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实现了信息的开放性、多元性、共享性和平等性，信息和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普及使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空间，有助于扩大公众选择的机会，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增强人的现代民主意识。
不同于传统交往活动以双方的相互认知为前提，虚拟社会中网络交往主体身份的隐匿性使交往双方无须成为对方的认知客体，这种交往活动往往给予交往主体很大的交往空间和自由，人们可以抛开规范的限制和僵化意识的束缚，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体现自己的真情、本性。更有利于个体展示个性、发展潜能、实现价值。可以说，网络时代人们的交往给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个性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同时，人的解放程度是与人把握外部世界的程度和对自身的认识深度密切相关的。数字化技术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集声音、图像、文字为一体的网络世界，在人与感觉客体之间加入了一个数字化平台，全面开发了人的视听、感觉功能。“从而丰富了人的感性，把人从感觉的直接性中解放出来，使人的感觉可以重复、可以再现、可以创造。”[4](P48)这样，虚拟实践就开发出人的整个身体的开放性和敏感性。
再者，数字化时代实践的信息化、知识化既为提高现代人科技水平和生产技能提出了要求，又为他们从事终身学习和教育提供了现实条件。网络教育、远程教育打破了城乡、地域、经济发展差异造成的人们之间信息、机会的不对称。教育的普及和文化参与机会的相对平等提高了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这无疑将提高主体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增强人的自主意识，提高主体主宰自己命运或自我解放的水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数字化革命本身是有利于弘扬人文精神，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
三、数字化时代人的生存悖论：人的个性的扭曲和人文精神的衰变
正如工业文明会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极大富足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不可逃避的生态危机一样，数字化革命对人类的发展也是双刃剑。数字化和网络革命为弘扬和构建现代人文精神提供高科技技术平台和宏大的时代背景，数字化本身也意味着人从传统的生产方式中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张扬。但与此同时，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本身也是对人的另一种形式的异化和束缚，数字化技术在为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出现了人的主体性张扬失度，以至发生畸变或走向衰落，从而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新困惑的生存境遇。
1.人的自身发展困境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编码已渗透进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各种信息、生产的各个环节被编码后以程序的方式存在计算机内，这样尽管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人由此对代码和计算机、网络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一旦出现网络故障、数码被遗忘或被盗用等情况，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将会陷入瘫痪。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尤其是视窗系统的普及，计算机的操作越来越简化而易为大众掌握，但其中的机理和程序越来越复杂。公众被远远地甩到了高科技发展的边缘，他们只能按照少数人事先设定的程序和规则在仅有的范围内去选择，成为数字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动物，人的整个历史就是人应用符号不断创造文化的过程。语言文字的发明使人可以记录自己的思想，使人的思维找到了一种外化的表达和描述方式，语言文字也成为人类文明进化和人类不断解放自己的重要表征。但数字化符号的发明和使用使数码成为人的替代品，各种各样的卡号、密码等数字代码成为人各种身份的表征，人的鲜活的个性都被淹没在数码的海洋里。
数字化技术还可能导致人的高度物化。当然，人类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不断物化，即用物质力量取代自身、突破自身的局限性、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解放的过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工具和机器的出现是对人的体力的部分取代，但工具和机器是受人操纵的，人对机器有主动权和控制权。电脑对人的脑力的取代与此有质的不同：当机器运转全面取代人的躯体活动，人工智能全面取代人脑智能的时候，人对技术的依赖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人越来越面对着“机器是人”的挑战，人对高度发达的虚拟世界会出现失控的现象。这样一来，人虽然摆脱了工业时代机器的束缚，但又日益沦为电脑、知识、信息、高科技的奴隶，工业时代技术统治的合理性会变换形式重新粉墨登场来奴役人类。有人曾预言：原始人发明了工具而创造了人，人则发明了能思考的机器为之工作，最后机器迫使人类趋于毁灭。这绝非危言耸听。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的肉体和数字化技术装置会连为一体，人原来生物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的存在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已经有实验证明了这种构想的可能性：在2002年夏天，英国Reading大学的卡文·沃里克教授曾通过外科手术，把一个电脑芯片集成电路置于自己的大脑中，并让这个芯片与他的脑神经相连，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半人半机器人的生物。借助了这个芯片，他可以自动打开大门并伴以问候，可以自动给浴池注水，自动开灯——他自豪的称自己为电子人。其实，早在这个实验之前，凯瑟林·海斯就提出了“后现代人”的概念来标志人机共融的时代。在她看来，对生存于数字化时代的人来说，自然和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已经被解构，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已经成为过时的哲学观念，人和工具之间的界限已被模糊或不复存在。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如果人的身体因为媒介的配置而发生变异，如果人与机器的结合体正在形成新的单元，那么，这种身体与机器组织的社会必将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种种变异。”[5]当人的大脑可以和计算机终端连接起来，人的思维、记忆和意识可以被复制、拷贝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比克隆人更严重的事情：原来作为人个体差异重要标志的自我意识可以被移入和移出或进行改造。那么这个自我意识被更换的“电子人”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当自我意识已经被更换的时候，“电子自我”还是原来的我吗?如果是，“电子自我”会与原来的肉体自我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如果不是，那“电子自我”又是谁?人们已经认识到人体克隆对人类自身的危害。不久人类就会发现，他们又面临这样的难题，那就是一旦人的精神和意识能被数字化，人的独特的个体性该如何体现?这将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
2.道德和心理困境
数字化时代的虚拟实践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极大挑战，为道德相对主义提供了温床。由于网络交往的“去中心化”和交往主体身份的隐匿性，同时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在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的虚拟社会中失去了他律机制，许多人可以在虚拟空间里为所欲为而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于是以网络诈骗、网络盗窃、数字破坏等形式进行的数字化犯罪和侵犯个人隐私的网络侵权行为时有发生，许多行为看似“张扬个性”实则走到了人性的反面。网络隐私侵权和网络犯罪一样，都会给他人的人格尊严和物质、精神生活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危害。正如英国学者尼尔·巴雷特在其《数字化犯罪》一书里提醒沉浸在数字化美景中的所有人：计算机技术创造了数字化文明，也结出了数字化犯罪的恶果。
网络生存给人的心理也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过久沉迷于网络虚拟生活，不仅会产生一系列不良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如体能下降、生物钟紊乱、情绪低落烦躁等，而且会导致现实人在两个社会中角色转换的失调。虚拟现实技术抹杀了真实与虚幻的界限，长期热衷于网络的游戏者会把现实世界仅仅当作网络上的一个视窗，对现实世界中的人和事视而不见或漠然置之，而把全部的精力和情感投入到网络世界的体验中去。在现实——虚拟双重平台上人们失去了真实，丧失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中的自我。这种“自我”和“非我”之间的矛盾使人的主观性严重膨胀，对客体虚实难辨，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发生错位和越位。
电子信息和网络阻隔了人和自然、人和真实社会的直接交往和对话，人类与自然和社会越来越疏远，由此导致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疏远，引发人的心理和情绪障碍甚至人格分裂。不仅如此，垃圾邮件、网络色情、网络谣言等充斥网络空间造成“信息污染”、信息泛滥，使人在身心方面受到空前干扰，严重危害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3.文化困境
网络时代电子文化的出现改变了抄写时代和印刷时代文化的载体形式，这在加快文化传播速度的同时也使文化复制和文化剽窃泛滥成灾。文化不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被创造，而是被作为一种技术产品被大批量生产和复制。这使得文化的原创性大大降低，文化品质严重退化。
电子文化消解和弱化了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反思批判能力。美国学者迈克尔·海姆认为，网络的普及和蔓延使得人类不可能再有绝对的哲学与宗教，其根据有三：一是电子文化世界没有规则，人们处在高度的互动关系中，或然性支配一切；二是网络文化的信息缺乏可靠的选择渠道与验证过程，大量虚假信息会使人们求真的哲学精神和理性兴趣受到损害；三是铺天盖地的信息压迫，让人们的识辨能力和专注力大大降低，种种花里胡哨的活泼和脆弱不堪的时尚挤掉了内容的深度，深入持久的理性执著和关注让位于快节奏的态度转换。[6](P106)无独有偶，一位网络痴迷者在走出误区之后，曾这样反思过网络沉溺给人带来的危害：他们(指网络文化的制造者)一次次以商人的水准，靠现代科技加工着世人的趣味，然后把那些所谓的产品像棉絮一样充塞着你的大脑，代替你的思维，把你制造成信息的奴隶。[7](P24)
网络在实现文化传播的开放性、多元性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的危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发达的网络技术实行网络信息垄断、网络文化攻击和网络话语霸权，向其他国家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当电子媒介创造了跨越其覆盖空间的新社会群体时，“人们越来越多地居住在国家或国际的信息体系中，而不是当地的城镇”[8](P146)。在这种情况下，人极有可能失去判断力而成为这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被动接受者和牺牲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质和文化特色。文化趋同丧失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极不利于文化的多元共生。
尽管网络给公众提供了一个看似平等的文化和信息接受机会，但网络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主宰下的不平等的知识权利结构，最为典型的表现是“数字化鸿沟”现象。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国家远程通讯管理局(NTIA)在他们的系列研究——“网络的溃败”(Falling Through the Net)中提出的，即在信息拥有和信息缺乏的人之间存在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经济、社会、文化和地理等因素都在影响着这条鸿沟的形成。在发达国家居民和发展中国家居民之间，在同一国家的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存在更大的鸿沟。据联合国秘书处统计，全球收入最高国家的1/5人口，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和因特网用户的93%。而全球收入最低国家的1/5人口，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因特网用户的0.2%。全世界大量的贫困人口还没有享受到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福音。过去国与国、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占有物质资源或资料的多少引起的，现在，信息资源利用的现实不平等加大了这种贫富的差距，造成了信息与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中的马太效应。
4.人类的安全困境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人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但同时也为人自身留下了隐患。核能的发现是人类对能源利用的划时代突破，但核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使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笼罩在核威慑的阴霾之下；克隆技术是人类基因工程和生命科学发展里程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人体克隆至今仍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让人们不敢肆意妄为。网络化、数字化等高科技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现代战争，全面改变了战争格局，也使全人类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数字化战争是以信息为基础，以战场信息高速公路为依托，集信息装备数字化、指挥控制体系网络化、战场管理一体化、武器装备智能化、作战人员知识化和专业化为一身的现代战争形式。它的核心是争夺战场的控制权，全力破坏敌方的指挥控制能力。
数字化战争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式和手段，电子战成为未来战争的核心，空中力量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电磁优势将成为现代战场双方激烈争夺的制高点，作战空域空前扩大，战场向大纵深、高度立体化方向发展，作战行动向高速度、全天候、全时域发展。就像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生产能使生产力以几何基数猛增一样，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战争极大地提高了打击精度和战争破坏力、杀伤力(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利用高技术优势，仅30多天的空中袭击就使伊军伤亡约10万人，17.5万人被俘)。这种人工防御体系所无法抗拒的强大破坏力，决不亚于核战争对人类生存安全造成的威胁。而且，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作战双方数字化技术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有可能改变世界各国军事力量的相互制衡，从而影响全球政治秩序的架构。
四、数字化时代呼唤科学的人文精神
面对数字化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的利弊得失，面对网络时代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失效、价值迷途、审美情趣粗陋、艺术媚俗、物欲横流、情感扭曲、低级文化盛行等精神危机和诸多困惑，人类不得不面对价值观念的震荡、冲突、扬弃和重建。数字化带给人类的生存悖论既与数字化技术本身发展的不完备有关，也源于人对这种高科技手段的不合理应用。数字化技术本身所内含的人文意蕴，应该由人类加以自觉体认并适度彰显。所以，在发挥高科技优势使人类生活更加富裕和文明的同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重塑和弘扬科学的人文精神。
1.在人文的视野中构建科学精神，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视界融合
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把人类从宗教的蒙昧和专制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也由此形成了以理性精神为核心，追求客观化、普遍化、可检验性和定量化的科学精神。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仅停留在工具和技术操作层面，仅仅看到了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却忽视了科学理念、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等真正体现现代文明的核心观念，忽视了科学精神的人文内涵，而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简单的对立起来。其实，这二者之间本来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从词源上来看，“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seientia，是学问或知识的意思，也就是说广义的科学应该包括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一切有系统的知识。其次，人类从事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认识人自身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人的创造性和超越性最生动的体现。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狭义的科学——自然科学，也担负着认识人类活动和自己生存环境关系的任务。
科学精神中包含着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也必须以科学精神为基石。人对自身认识的每一次深化，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帮人从自己制造的幻影——宗教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所以说，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残缺的人文精神，而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爱因斯坦早就指出：“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9](P67)所以，人类必须发挥人文精神的包容性和整合力，将高科技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纳入人文精神的轨道，发挥其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2.实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全球精神的有机整合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全球精神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三个不同的侧面。民族精神来源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内在结构和历史积淀的民族认同感。它是各个民族发展的内在凝聚力和驱动力。时代精神处于人文精神发展的最前沿，体现其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是现时代人们追求真、善、美有机统一，实现人——自然——社会和谐相处，追求民主与公平，强调人的个性发展的精神。全球精神是一种观照人类总体、凸显人的类意识，强调各民族、各个国家平等相处，共同为人类的未来负责的精神。三者实际上是人文精神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等不同层面和向度的展开。
在数字化时代，随着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和媒体传播的网络化，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但是面对数字化时代异质文化的侵袭，唯有保持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才能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吸纳先进养料，保持自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特质。与此同时，面对全球交往的普及，一部分人文学者热切呼吁建立“全球伦理”。而现实中能否构建全球普适的网络伦理，能否达到全球共识下的道德自律，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我认为，离开全球观照的民族精神是狭隘的，脱离本民族发展，一味强调全球伦理又是不现实的。只有立足于时代精神，在全球观念的观照下弘扬民族精神，才是现时代人文精神建构的可行路径。
3.在理想的视野中把握现实性，实现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的统一
人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他虽然生活在现实世界，总是向着无限开放的具有“可能性”的理想世界行进。人文精神必须与现实保持必要的距离，必须超越个体和群体、民族和国家、历史和现实的局限，这样才能透过现实生活纷繁复杂的现象，对人类命运、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等形而上的问题予以冷静透视和深刻反思，以使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不偏离历史进步的轨道。但人文精神还必须对当代人的精神需求、生存质量、价值观念等给予现实的关切，脱离了现实关切的人文关怀是空洞无物、没有意义的。
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塑造不仅要关注现实生活本身的意义，又要引导人们对理想生活“善”和“美”的追求，实现一种立足于现实的终极关怀，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前者是长度，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幅，测量人类自由意志的极限”[10](P273)，二者缺一不可。正是在理想与现实融合的意义上，我们才会深刻意识到，不能因为数字化技术给人类产生的可能的负面效应就拒斥它的到来，数字化技术毕竟给现代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无法想像的巨变。同时，必须对数字化的负面影响加以充分估计，拓展数字化技术的为人向度，使它向有利于人生存和发展的方向迈进。这样才能实现在数字化平台上现实关切与理想关怀的具体统一。
4.在人的社会性发展中完善个体性
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但是，人文精神的类意识和普遍性原则，又是通过丰富的个体性体现出来的，个体性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现实载体。马克思也十分强调个体性的重要作用，认为未来社会是“独立个人”的自由联合体，在那里，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历史上长期以来人的个性发展都处于受压抑状态：中国传统的“存天理，灭人欲”使千百年来人的个性蜷缩在封建礼教的磐石下；新中国初期又用“大公无私”的政治话语封杀了任何似乎与“集体主义”背道而驰的个人意志。西方启蒙精神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自由、平等、民主的口号为人类勾画了理想世界的价值景观，但社会制度的现实不平等使人只能对此望梅止渴。数字化引起的社会组织结构变革削弱了政府集权，文化和信息的电子媒介传播打破了至上而下的政治话语权威，加快了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为人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如何在个人追求自由、社会追求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个人展示个性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要依靠人的自我意识的完善和成熟，还要依靠社会制度不断向民主化、科学化的轨道发展。
科学的人文精神培养的途径重在教育。“教育可以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的爱好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会使他们摆脱现代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11](P370)通过全面提高人自身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人类才能以人文精神统摄科学精神，以价值理性校正技术理性，对数字化技术发展加以引导、规范和整合，对网络社会进行有效规范和控制，实现高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双向互动与良性循环。
收稿日期：2003-05-01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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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