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新芳】论I•A•理查兹《美学基础》中的中庸思想
一、理查兹与中国文化及中庸思想
文艺理论家理查兹（I. A. Richards）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从1927到1979年6次来华工作和访问，1929年在清华、北大任教期间就把西方的语言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理论介绍到中国，他于1932年完成了论著《孟子论心》，又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为了把这个“星球上的人团结联合起来”①，他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来到中国推广“基本英语”，为中国的英语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理查兹在此期间也汲取了大量中国文化的精髓，尤其是中庸思想对他的影响最为长久和深刻。因此本文将重点论述《美学基础》中的中庸思想。
作为理查兹文艺思想的源头之一，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他本人就承认中国经历是“决定我一生的事件之一”②。他的传记作家拉索也曾说：“中国对他具有无限的魅力。这种迷恋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当詹姆斯·伍德高声朗读并让他关注‘中文所含的多重意义的潜能时’，当在剑桥大学的中国诗人徐志摩刺激起他对中国的兴趣时，这种迷恋便开始了。”③ 理查兹早在1920年就研读《中庸》译本，所以拉索在《理查兹的生活与工作》中强调，“理查兹1927年对中国的访问重新点燃（rekindle）了他对《中庸》的兴趣。”④ 在清华、北大任教期间他抓紧时间学习研究《中庸》，在《孟子论心》的前言中就曾感谢燕京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的学者使他“对《中庸》更加了解”⑤。
理查兹最早是通过《中庸》的英文译本来接触中庸思想的。他自己解释说，他“1920年就研读了理雅格翻译的《中庸》版本，后来还研读了莱奥（L. A.Lyall）和金辰昆（King Chien Kun）合译的1927年的伦敦版本。”⑥ 他研究和引用最多的理雅格翻译的《中庸》版本把中庸译成了“平衡”和“和谐”，所以他所理解的中庸就是平衡与和谐。这也是“平衡”与“和谐”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的原之一。
深受理雅格《中庸》译文影响的理查兹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保持和实践着平衡、和谐的思想，平衡与和谐成了他文艺理论的关键词。他在《意义之意义》中从语义学的视角运用“平衡”、“和谐”和“互动”这些词来表达他的平衡观念；他在《美学基础》中采用了“冲突”、“联感”来描述他的和谐美学思想；他在《文学批评原理》和《实用批评》中使用了美学上的平衡术语，在《文学批评原理》的开篇，他把“坏诗”定义为缺乏和谐、一致、统一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他在《科学与诗》中用平衡的思维方式，通过人的生理平衡的例子探讨了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他还在《教学中的解释》中用平衡理论讨论了教育的方法。理查兹早年的《相对冲动的平衡》一文与他晚年的《文字间的相对和协作》都能显示出中庸思想的影响。
理查兹对《中庸》的深入解读和研究，对他产生了终生的影响。《美学基础》受到了《中庸》和汉字一字多义的影响；《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实用批评》、《柯尔律治论想象》和《修辞哲学》等著作都留下了“和谐”和“均衡”这些中庸思想的鲜明印痕。中庸思想是一条几乎贯穿于理查兹全部思想和作品的主线，是他文学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基石。中庸思想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他的论著《美学基础》中。
二、《美学基础》中的中庸思想
20世纪初面对审美领域的困惑，西方文艺界开始在欧洲之外寻找答案。《美学基础》的作者理查兹也在做着同样的思考。所以该书前言第一段就明确指出：“人们对美学问题的兴趣在过去几年里大大地增加了，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对欧洲之外的知识——特别是对东方的艺术知识和基础艺术知识——了解得更加广泛了。”随后作者又坦言道：在西方“传统的处理艺术的方式与含糊不清的哲学推测一样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为学生提供新的理论方向眼下显然十分必要。”⑦ 而作者所选定的新的理论方向就是中国的《中庸》所指明的方向，因为随后在前言的第三段作者又写道：“我们挑选使用的‘联感’这个术语包括两种体验，其中一种是在我们讨论之始引用的儒家那几句话所涉及的内容。”这几句话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⑧ 由此可见《美学基础》的理论体系与中庸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上面所引用的这几句儒家的话语就是《美学基础》的根基。作者随后又解释说，《中庸》所提倡的“这种平衡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可用来解释过去许多最伟大的和最敏感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所描写的美学体验，而且还可以在心理学方面把它视为‘美学’理论的好依据。这样的一个价值伦理判定，这样的一个独立于我们主流解释之外的判定，是很有潜在价值的：如果‘美’这个字常用于某一领域，那么平衡就是一个最值得研究的概念了。”⑨后来理查兹还从平衡视角把“美”解释为：“对立和不和谐因素的平衡与和解”。在这里，他把平衡作为他美学思想的理论依据，而平衡思想则是当时他所理解的中庸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学基础》是理查兹最早的美学研究著作，并且，中庸的影响也最明显。作者曾这样描述其写作过程：“我们兴奋地在一起对《中庸》不同版本的译文进行了比较，实际上正是伍德把《中庸》带进了我们的《美学基础》。”⑩ 正如理查兹的评论家霍托波夫所说：“儒家的中庸思想和柯尔律治论想象的理论分别对理查兹的《美学基础》和《文学批评原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1) 理查兹还有意识地在《美学基础》最前面的封页上竖排印着占据了一页纸的两个大大的毛笔汉字——中庸。这两个汉字是理查兹特请徐志摩写就的。中庸这两个汉字旁的前一页上是一幅大海的画面：海面上后面的巨浪推拥着前浪，一直延伸到画面的尽头。这幅气势磅礴的美景就是中庸的真实写照，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画面把平衡的瞬间所拥有的现在与未来、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形式与内容的化解、动与静、软与硬、虚与实、攻与守、阴与阳等融合在了一起。就这样，“理查兹借《中庸》这本‘自我的伟大源泉和通天大道’书宣告了自己的美学基础。”(12)
《美学基础》给“美”下了16个定义。理查兹在第16个定义中，“把心理学引进了这一概念中，把‘美’定义为联感或美学综感，即一种思想和情感保持平衡和谐的状态，这种思想和情感的平衡和谐会有一种限制我们马上采取行动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心智要处于一种被动或惰性的状态。”(13) 他这样说的目的“不是把这些概念带进相互对立的状态，而是把它们加以区分，使之处于独立的有效范围之内……这种通过分离而发展自我兴趣冲动的综合性平衡，就是要承认在选择上的相互依靠性。”(14) 在他看来，和谐美在对艺术各种元素的处理上，既强调对立，又强调和谐统一和进一步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赵毅衡也论述了《美学基础》与中庸思想的关系：“理查兹试图用中国儒家哲学的‘平衡与和谐’（equilibrium and harmony）中庸论来说明这个（美学）问题”；“《美学原理》首和尾都引用《中庸》，”并“以此为立论根据，他们分析了历来的十多家关于美的定义，指出真正的美是‘综感’ （synaesthesis），因为‘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都具有的因素——对抗的冲动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15) 在这里，“对抗冲突的维持”表达的就是一种平衡状态，就是通过执中而达到“中和”。这是一种把本质对立的因素概括转化为自身内容的和解之美。
美学“综感”或者联感是理查兹审美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理查兹在书中从动态平衡的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论。他认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必须要有一种调整的形式，而这种调整将会使所有的冲动在避免受挫的情况下尽情地自由发挥自己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平衡中我们感觉到了美。”(16) 这种平衡的调整表现为一些对立因素的适度发展，它有时也会打破某个系统的平衡，但是这种打破的平衡应该导致更高层次的平衡协调，这样才能引起人的美感。在理查兹看来，“平衡状态不是被动的、惰性的、过度刺激的或者是冲突的。多数人有理由对涅磐、狂喜、崇高和天人合一这样的术语表示不满……要描述同时一起经历多种冲动的美学状态，联感这个字，不管怎样，能很好地包容平衡与和谐这两方面的内容。”(17) 上文提到，中庸的英语译文就是平衡与和谐，而在这里理查兹认为“联感”能很好地包容平衡与和谐这两方面的内容。所以理查兹所理解的美，如果就其第16个定义来说，就是中庸产生了美。他认为“当多种冲动被‘和谐化’，那么它们就能形成合力一起发挥作用，那些得到纪律约束的合作行动才是人们所期盼的。”(18) 由此可见，理查兹所说的“联感”和“和谐化”就构建在中庸的平衡和谐思想之上，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庸”不是被动的，而是充满活力和动感，它虽受到约束，但内含着一定的超越性，有可能通过扬弃自我达到超越，从而最后达到和谐。
《美学基础》的作者把联感与儒家的中庸进行了类比：“中庸是平衡与和谐的道义学说。‘中’是平衡，‘就其本身’是‘绝对正确的’，它源于自我这条‘伟大的根’，并且‘不偏不倚’。‘庸’是和谐，是‘最终根据其正确的本性行动’，并且遵循‘宇宙大道’而潜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把人领上‘天堂之路’的道。”(19)《美学基础》引用《中庸》中这几句话的目的是要说明：阴阳和合，刚柔相济，以和为美，以和为用，才会享受到真正的美。在理查兹看来，联感是“冲动经历中和冲动经历后所进入的美学状态……我们的兴趣不是使其向单一方向发展……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艺术体验中的不偏不倚。”(20) 这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前后呼应，作者又在书的最后引用了《中庸》关于“诚”与“明”的论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段引言的前一部分来自《中庸》的第二十一章，而后一部分来自《中庸》第二十章。理查兹认为，“人可以从诗歌中获得益处的条件就是诚，而诚这个概念来自于儒家的《中庸》。”(21) 诚是美学原则的基础。和谐的前提是诚，没有诚则难有和谐，诚与和谐紧密相连，而中庸则表明了理查兹的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基础。
三、理查兹文论中的中庸思想
理查兹早年在剑桥大学时就以其独到的文学批评理论而闻名。由于他并非文学“科班出身”，所以他在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方面能摆脱一些英国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讲，他所幸是没有受过“纯文学教育”，“避免了狭隘的缺点”(22)，这使他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常常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他寻觅的蹊径其实就是从中国文化中寻找答案，并获得世人的认可。伯韦（Paul Bové）说，“理查兹比任何人都配得上‘学术批评鼻祖’的光荣称号。”(23) 兰色姆（J. C. Ransom）也说，“‘新批评’几乎最先起源于理查兹，同时也可以说，是理查兹把‘新批评’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因为他与别的批评家不同，他努力想把‘新批评’建立在更加具有综合意义的基础上。”(24) 而综合正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点。
谈及艺术，理查兹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满足和平衡冲动。冲动既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冲动往往是混乱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可艺术作品能够使混乱的冲动变得协调有序，这正是艺术的价值所在。理查兹认为好的艺术总能带给人心境结构的调整；总能使人看到他所倡导的那种健康状态中的自我实现；总能使人修正那些受到扰乱的情绪并使其达到冲动平衡。
理查兹的诗歌批评理论包括他的诗歌艺术实践也都充分关注平衡与和谐。他认为，艺术之所以能起到平衡冲动的作用，与艺术家是分不开的。相互干扰、对立的冲动在艺术家身上能结合成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理查兹的一生对‘批评平衡’一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批评平衡’表现在活生生的阅读和理解中，那就是一种能对经常出现的冲突加以控制的力量。这种对控制和平衡的强调可能有助于解释理查兹在自己文学生涯中最近的转向——转向诗歌——因为诗人理查兹能够同时平衡地扩展和拥有他那种神力赋予的相对能力——分析和想象的能力。”(25) 分析和想象是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应用，因此保持两者的平衡至关重要。
更进一步说，“理查兹提出的中和诗，有时也称之为包容诗，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关系。……理查兹认为，好诗总是各方面平衡的结果，对立的平衡是最有价值的审美反应的基础，比单一的明晰的情感经验更具审美价值，更能培养人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查兹确实在建立一种以中国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和的文学观。”(26) 中和诗表达的是一种“中和之美”，而它实际上是强调把构成艺术的各种因素均衡、稳定、有序、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一切都适度地恰到好处地组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和之美，也就是平衡和谐之美。理查兹并非忽视内容而专注形式，他是把内容间各要素的关系归为中和。他坚持把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融为一体，所以在强调文艺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关系上，认为两者必须协调才能达到和谐统一。
理查兹在文学批评理论中对“互动”这些含有平衡义涵的词语特别钟爱。在他看来，“互动”表示“意义单位间的相互作用。”(27) 该词指精神上的融合和统一，含“相对冲动的平衡”之义，其目的是实现思智上的整体完善或诗歌的整体性。他非常喜欢的另一个词是“相对”。比如他在《诗歌怎样才能知道自己何时结束？》中就曾4次使用“相对和协作”这一短语。(28)“相对”表示对应、对立，也表示对立物。相对在他的诗歌概念中含有多重的相对意义：音韵和词汇的相对、语法和句法结构上的相对、艺术语言中诗韵与格律的相对、诗节模式和象征体系上的相对。相对反映了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间的对应关系，包含着比较，而“比较包含着对存在之物相对肌理的描述和参与，”(29) 相对颠覆了等级观念，并对部分和整体进行了有机的整合。这一文艺理论思想对意义单位之间缺失的部分进行了连接，使得缺失的部分出现，使得不在场的在场。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发现，理查兹的相对理论并不是要抛弃对立，而是试图使对立双方和解。
事实上，在理查兹的文学理论中“有许多二元性的概念，例如他的对立平衡理论、他把两个事物分开或者融合的思想、他的线性理解中连接两个极端的巨大跨越”的思考(30)，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思考文学问题时，理查兹总能多角度地思考问题，相信“两个通道总比一个通道好”(31)。他的这种思辨哲学是想在一个新颖融会的观念体系中把各种经验要素加以整合，从而推进知识发展。他承认，“对话和辩证法是相辅相成的，参与的心灵在纠正对方的错误方面就像人的两只眼总比一只眼观察得更全面一样。”(32) 例如理查兹在研究意义的语义学研究中关注的是字词、事物、参照物和情感的关系问题，他对意义的分析解剖意在减少或避免由于错误语言理论所引起的错误。他还把“视角”、“兴趣”、“科学方法”和“调查的目的”等等一些相对的东西都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之内，全面地阐述复杂的问题，故而有了调解、综合的意义，进而有了中庸的意义。
理查兹主张的是更“宽泛”的平衡，认为如果读者达到了参与审美体验的程度，并且感受到了伟大艺术家的内心生活，就在更高的水平上获得了平衡和完整。他在追求平衡的同时，还坚持人应该享受“积极肯定的兴趣”，应追求更高层次的平衡。而当时的许多名作，比如《尤利西斯》、《荒原》、《走向长夜的尽头》等所追求的不是事物的整体性而是把事物撕成碎片，它们是反映西方走向衰败的伤痕文学，而不是治愈文学。
四、理查兹与中庸之道
理查兹一生都在追求和实践着自己的中庸之道。从宏观的角度讲，他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他追求的是东西方的平衡与和谐；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他所追求的人生平衡之道不是寻求对立思想的中点，而是对对立思想进行探索和融合。他在学术探索上看重相对应思想的交融。比如他推崇实验主义，又崇尚唯心主义；既爱科学，又喜欢诗歌；即研究可控条件下的解释评注性的语言，又探索不可翻译的诗歌形式；既强调意象，又侧重非直观化的意义深涵；既主张文本的权威，又呼唤读者的权利；既愿意保持中和，又渴望实现突破；既喜欢对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进行研究（比如他写的《意义之意义》），又热爱对具有现实价值的实践进行探索（例如他在全世界传播“基本英语”）。他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他是挖掘古典宝库的保守主义者，又是新文艺理论的开拓者；他对古典的充满着崇敬，对现代的充满着好奇。在理查兹的个性构建中，他在中国和美国的经历展现了他的勇敢精神和对交流价值的坚定信念：他可以到古老的中国来学习和翻译中国的古典作品《孟子》，也可以到新兴的美国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比如用迪斯尼的卡通画和电影技术推广他的“基本英语”。他是想通过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交流、缩短双方在认识上的距离，实现化解冲突的目的。
在近代，世界科技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旧的格局和旧的传统道德观念，同时也扩大了战争的破坏规模和能力。理查兹认为，世界更需要用交流对话的手段在全世界实现平衡与和谐，实现理性与情感的统一。所以他希望人们不要“排他性地忠于个人的利益集团”，而是要“忠于我们生存的整个星球”，要“传播真理和促进交流，”因为这“有助于铲除敌对和虚伪产生的土壤”(33)。理查兹这里宣扬的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庸的和谐思想。
理查兹在哲学、文化、文学等方面兼容并纳，他凡事包容、中和、协调、平衡、和谐。在哲学观点上他奉行的是中庸之道。正如约翰·拉索所说，“理查兹是实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混合体，是一方修正另一方局限性的妥协体。他最早提倡的互补性就是一个明证。”(34) 论及主客观的关系，理查兹曾这样评说，当“主观（自我）进入到了它所观察到的事物之中，它所观察到的东西，从这一角度看，就变成了它自己。这样客观变成了主观，主观变成了客观。所以要想理解柯勒律治在讲什么，我们一定不要把客观当作给予我们的东西；同样我们也一定不要把主观仅仅当作无形的空虚之物，而正是从这一空虚之物，所有的东西都神秘地和无休止地快速变成了我们的所知之物。”(35)
他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实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弥补的；“这两种似乎相对的世界观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即在思维的历史中两者相互依存，一方的死亡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复活。就像呼出只是呼吸的一个阶段一样，这两种哲学在其无尽的对立中总是处于一种联合起来的自我批评的过程之中。”(36)理查兹在这里是从融合和整体的视角加以论述分析的。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观察，这两种思想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正如中国文化中的阴与阳，并非是有一个独立的阴和一个独立的阳存在，而是同一事物显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现象。由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的思维方式已经不是纯粹西方冲突式的了，他早在1930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就开始用阴阳这样的概念来解释问题了。(37)
理查兹于1979年再次到中国普及“基本英语”。就在他最后发病的前一周（他几个月后去世），他在留给拉索最后的明信片上描述了北京的中和殿和宝和殿。我们可以从他的翻译中看到他对中庸即平衡、和谐的特别关爱。他把中和殿翻译成“中间和谐的御座宫殿”（the Throne Halls of Middle Harmony），把宝和殿翻译成了“保存和谐宫殿”（the Hall of Preserving Harmony）(38)，从他“中间和谐”和“保存和谐”的译文中，可以看到中庸思想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头脑深处。
容新芳，南京大学英美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