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来】哲学的“民主化”趋向

 

克服“理论哲学”思维范式的抽象性，推动哲学走向“实践哲学”，无论在国内哲学界还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都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人们普遍承认，在“实践哲学”的思维范式中，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颠倒，它意味着生活实践成为哲学理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不是相反。依此理路，需要提出并思考的更为深层的问题是：随着哲学与生活实践关系的颠倒，哲学的精神品格将发生怎样的重大变化？

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论证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随着生活实践与哲学理论关系的颠倒，长期以来主导哲学的“特权主义”与“贵族主义”欲求将走向终结，哲学将从“专横”走向“民主”，这是哲学在精神品格和气质上所发生的根本性的转变，也是“实践哲学”转向所带来的真实而重大的思想成果。

一、“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哲学根深蒂固的情结

哲学从“专横”走向“民主”，这一精神气质上的重大变化根源于对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的批判性反思和超越。“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是哲学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情结和迷梦。无论是在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在现实中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们当中，获取雄居于所有知识和文化形态、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一览众山小”的“优越感”与“崇高感”，始终是哲学深入骨髓的强烈渴求与意欲。

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最典型地体现在被普特南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哲学观点上，根据这种观点，“世界是由不依赖于心灵之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总和构成的。对‘世界的存在方式’，只有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描述。真理不外乎在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面事物和事物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①。普特南把这种形而上学实在论所代表的观点称为“上帝的眼光”。

“上帝的眼光”是一种洞悉一切、唯我独尊的眼光，是一种俯视、判断和规范一切的眼光。在这种眼光中，哲学成为“神学”，成为在价值等级中占据制高点的超级学科。在这种眼光后面，发挥着支撑作用的是“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观、“理念即至善”的价值观、“理性即道路”的历史观，它们构成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的深层思想基础。

“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观的核心基于这一信念，即哲学的“概念”与世界的“存在”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与一致性，这种同一性和一致性保证了哲学的概念所把握的即是世界的终极实在，因而具有最高的真理性。与其他具体学科和知识样式比起来，哲学旨在揭示与把握“实在”本身及其属性，而这种“实在”本身及其属性，只有通过哲学的概念思维规定，才能显现和揭示出来。对此，黑格尔概括道：“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认为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根据这个前提，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维所想的，本身就是被认识了的”，“这种形而上学都以为只须用一些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②。由于“思维的规定”即是“存在的规定”，因此形而上学的思维规定实质上构成真理的根据和基础，甚至可以说，由思维规定所编织而成的形而上学体系本身即是真理的王国，而哲学家也因此成为真理王国的“国王”。自柏拉图以来，这种以“高级的固定的实在领域”为中心和鹄的的真理观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共同精神财富。马克思曾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全书》的批判，把这种由纯粹思维规定构成的真理王国称为“精神的货币”以及“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③，“精神的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整个世界都必须服从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总体性力量，因而也是真理之光的源泉，“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④，这一论述即是对“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观十分生动的表达。

“理念即至善”的价值观与“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观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纯粹的概念规定既是真理的渊薮，也是价值的源泉。确立对于永恒的、普遍的实在领域的思维规定和把握，实际上也就是确立了价值的规范性基础。形而上学所描画和规定的至尊究极的实在世界既是一个真理的王国，同时也是一个至为“高尚”和“神圣”的世界。由此，哲学家将确立起一种价值上的等级秩序和结构，哲学的理念世界被置于这一价值等级秩序与结构的顶端，它提供永久的与历史无关的模式与框架，在确定善行与正义、卑贱与低下等的性质时，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诉诸这一模式与框架，把它视为不可动摇的、无条件的阿基米德点，从而彻底终结一切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幽灵。正因如此，形而上学哲学家在把自己视为真理的揭示者的同时，总是毫无愧色地充当着价值立法者的角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与自信正根植于这种“理念即至善”的哲学信念。

“理性即道路”的历史观是上述“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观与“理念即至善”的价值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体现与贯彻。“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观必然体现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解上，并落实为“理性支配历史”这一基本立场和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历史运行发展的轨迹与方向是由先验理性原则所规定的，社会历史运动实质上就是先验理性原则的实现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在根本上就是“哲学的历史”，“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⑤，遵循“理性的计划”，实现“理性的目的”，就是社会历史运动的本性，是“理性即道路”的历史观的典型表述。同样，“理念即至善”的价值观也必然在社会历史领域得以体现和贯彻，并落实为“历史目的论”这一基本信念，它意味着，符合先验理性原则的历史运动本身同时具有“善”的本性，社会历史按照先验理性原则行进的过程，同时即是“至善”的实现过程。理性的道路既是真理之路，又是至善之路，这二者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完成了内在的统一。

“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观、“理念即至善”的价值观与“理性即道路”的历史观三位一体，它们共享着一个共同的、不可动摇的思想内核，那就是，真理、价值与历史的终极奥秘都蕴含在哲学的形而上学王国之中，哲学的形而上学王国犹如普照的光，使一切“存在者”成为“存在”，使一切“混沌”有了“目的”和“方向”。很显然，坚持这种立场，哲学必然获得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它雄居于一切知识和一切存在领域之上，在人类精神生活的等级系统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显赫权威和高贵地位。这种地位和权威为其他具体学科和存在领域所不具备，因而哲学理所当然享有不容置疑的“特权”，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由此获得其俨然不可动摇的根据。

以上仅从哲学史的角度对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的理论基础作了简要分析。事实上，哲学的这种“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不仅表现在哲学史上那些对此有自觉论证并明确追求的哲学体系和哲学家那里，而且更经常性地、以隐蔽的形式表现在很多缺乏反思、人云亦云流传下来的哲学教条和无意识的思想观念上。无论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自然界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这种对哲学的权威定义，还是那些以为只要从事哲学就是投身到了“最伟大”、“最崇高”的思想事业的“爱好者”和“专业人士”，抑或把哲学视为指引科学研究、塑造生活方式、实现社会改造的“法宝”和“钥匙”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切实际的期待，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着哲学的这种“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

二、“高贵的野蛮”：哲学与人相敌对的权力意志

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始于摆脱“有限”与“卑微”、寻求“无限”和“超越”的“高贵精神”，但由于它所坚执的控制论的思想倾向与排他性的价值取向，使得它必然深埋“野蛮”的种子。“高贵的野蛮”，应是对其恰如其分的评价。正因其“高贵”的姿态，所以吸引了历史和现实中众多的专业人士与爱好者的仰视乃至崇拜的目光，更因其“野蛮”的底色，它又成为现当代哲学激烈批判与深入检讨的目标，也成为我们应予以高度警觉的重大思想课题。

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无疑是以精神世界的“高贵”姿态呈现自身的，这一点从前述“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观、“理念即至善”的价值观、“理性即道路”的历史观中已经表露无遗。哲学居于人类知识和价值的峰巅，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气掌控一切，这显然只有最顶级的“精神贵族”才可以担当。然而，哲学的“高贵”姿态却并非没有代价的，其“高贵”地位的维持与巩固，是以其巨大的控制与压制意志和力量为前提的，而这里所体现的正是“高贵”的对立面——“野蛮”。

首先，哲学的“高贵”是以无视普通人的生命存在、价值和尊严为前提的，甚至可以说，哲学的“高贵”是以漠视与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为代价的。哲学寻求一个自足的、自我旋转的、永恒的真理与价值王国，认为只有这样一个王国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完善世界；与之相对，普通人的生活属于有生有灭的、忙忙碌碌、依赖于外物的“世俗领域”，在价值等级上必然是“卑微”和“低下”的。哲学把真理和价值的王国置于超感性的彼岸世界，感性的世俗生活被当成低贱的代名词，当哲学的“高贵”被确定的同时，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就被废黜到了一个低级实在的世界。哲学注目于纯而又纯、高了还要再高的水晶宫般透明的理念世界，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则被视为从这一理念世界的堕落和异化。按照这种观念，普通人的生活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放弃和否定其自身而向神圣王国趋近，或者甘愿坠入低俗庸常的“沉沦生活”而万劫不复；前者意味着“升华”，代价是自我否定，后者意味着“堕落”，代价是自我放逐。不管作何种选择，都表明普通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因而也就不值得和不需要给以足够的关注和尊重。马克思曾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把这种类型哲学的代表们称为“神圣家族”，指出他们“自己制造出自己的对立物即群众的愚蠢”⑥，把“群众规定为只是精神的‘对立物’，精神的空虚和精神空虚的更详细的定义，即‘思想懒惰’、‘表面性’、‘自满’”⑦，他认为“凡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都是非批判的、群众的，因此，它是‘无’，只有批判的批判的理想的、虚幻的创造才是‘一切’”⑧，马克思这些论述，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哲学的“神圣家族”对普通人生命存在的蔑视和贬损。

其次，哲学的“高贵”是以对“他者”的控制与抹杀为代价的，或者说，哲学的“高贵”是以对“他者”的征服和消解为前提条件的，这表明哲学的“高贵意识”与“精英主义”是以绝不宽容的排他与独断为底色的。哲学的真理与价值世界是一个总体性的、把一切异质性的因素和维度都囊括无遗的“大全”与“绝对”，任何与之相对立的“他者”都无法在它之外独立地自主存在。即使在以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为辩证法不可缺失环节的黑格尔哲学中，也最终是以绝对精神同化与消融了一切差别和对立而实现了“内在的”综合与统一。“绝对”之为“绝对”，在于其为“无对”，即消解与征服一切对立面，实现了所有“矛盾”的“辩证和解”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一切存在，只有纳入形而上学的系统之内，才可获得存在的意义和根据，任何“他者”的存在，都意味着要征服一切的哲学理性的无能和失败。康德之后，很多哲学家之所以对康德哲学中那无法被思辨理性所同化的“物自体”深恶痛绝，极尽所能要把“物自体”纳入到彻底的理性化的思辨体系中，以摆脱“理性的尴尬”，其根源正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高贵”是以“肯定自身”并“否定异己”为取向的，是以“唯我独尊”为特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把传统哲学的核心概括为“同一性”思维，并认为它是“奥斯维辛”灾难的深层思想根源；列维纳斯把传统哲学的实质概括为“形而上学的暴力”，并为不可被总体化力量同化的“他人的面孔”提供有力的论证；利奥塔发出要“向总体性开战”，进而“拯救差异的名誉”的声音；福柯、德里达等人对抽象理性主义的解构，并为“理性的他者”奋力申辩，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哲学高高在上的“高贵”姿态背后专横与霸道的抗议与反省，以及对被它压抑的、不能被总体性和同一性体系同化的异质性与多样性维度的拯救。

最后，哲学的“高贵”是以“批判的终结”为代价的，或者说，哲学的“高贵”是以窒息一切批评和批判的声音为前提条件的。哲学把自己所建构的理念王国视为真理与价值本身，因此，它必然把一切批评和批判当成对真理与价值的挑战，而对真理和价值的挑战是一种非理性的、应受诅咒的疯狂举动，因而否定和禁止其存在乃是合法和必要之神圣事业。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高贵”是通过对批评话语的消解来实现的，“非批判性”构成其固有的精神品格。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哲学否定自身具有“批判”功能，相反，它雄踞思想和世界之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整个世界及其具体的知识领域都拥有绝对的评估、审判和否决权，从其自足的、自明的、无需证明的前提出发，具有批评和评判一切的特殊权力。然而，其矛盾之处在于，当它宣称具备可以批判一切的合理性的时候，却又给予自身免于批判的特权；可以批判一切，唯独不允许批判自身；为批判一切提供批判的尺度与标准，但尺度和标准本身则拒斥接受批判。很显然，这是一种只有“上帝”才具有的立场，属于人的哲学却僭越为“神”的权能，哲学在成就其“高贵”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独白的、拒绝对话的话语终结者。

从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在骨子里蔑视普通人的生命存在，拒斥和压迫“他者”的存在，谋求“免于批判”的绝对话语权和终结批判声音的权力意志，它的“高贵”建立在“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专横与独断基础之上。问题是：这样一种专横与独断的哲学意识和思想取向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迷恋和追捧？为什么会不断有人把这种“高贵的野蛮”视为“真善美”的象征而孜孜以求呢？

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有两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其一，它满足了人们寻求终极确定性的心理需要和本能；其二，它自身带有的“高贵”光环极易使人产生“美丽”而“神圣”的虚假幻觉。

首先，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同人类追求“绝对确定性”的心理需要和本能相契合。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这一名著中，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他看来，“人把纯理智和理智活动提升到实际事物之上，这是跟他们寻求绝对不变的确定性根本联系着的”⑨，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与危险性，人的生活需要寻求确定性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宿感，哲学试图通过对“终极实在”的把握，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获得宗教在把握超自然的“绝对”时所体验的确定性与安定感。因此，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和“贵族心态”与人在危险与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获取生命的稳定支点、在变化无常的世界中驾驭自身生命的需要内在关联在一起。如果说古代的皇帝通过占有绝对的权力获得安全感，现代人通过对货币和资本最大限度的占有获得确定性，那么，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则要通过对最高真理与终极价值的垄断来获得精神和心理上的确定性与安全感。在知识和价值的最高总体性和统一性中，一切“离心”的力量将被克服，一切变动不居的存在都将被超越，一切异质性的因子都将被融化，一句话，所有不确定的危险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掌握，一切不安定的因素都得到了一劳永逸的平息与支配。通过这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支配与控制，使人获得确定性和安定感，这就是哲学的“高贵”动机，它正好满足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本能欲求，套用康德的表述，它体现了人的理性的“自然趋向”。

哲学的“高贵”姿态不仅带给人“神圣”的确定感，而且还经常给人以最无私、最慷慨的幸福生活的承诺。在其“概念即真理”的真理观、“理念即至善”的价值观、“理性即道路”的历史观中，内在包含着这样的承诺：遵循着这样的真理、价值和历史观所指引的方向与道路，即可通向幸福的彼岸。追求幸福，这是每个人最大的渴求，为不幸所折磨，乃是人生最大苦痛。一种承诺能带来福音、给人以确定的幸福生活的哲学无疑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康德曾这样描述道：“它是真理的故乡——好一个迷人的名称！——周围是广阔无边、波涛汹涌的海洋，即幻想的本土，其中无数蜃楼海市，作为迷人的远岸出现，在诱惑冒险的航海家，虽然终都成为空想，但总是叫他们从事欲罢不能、仰之弥高的事业”⑩。可见，哲学“高贵”的姿态所笼罩着的炫目的光环，对缺乏自觉批判眼光和能力的人们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三、哲学的“民主化”走向与哲学的自我启蒙

人的心灵的“自然趋向”并不等于它就是合理的，正如康德通过“理性批判”，揭露理性的“自然趋向”的佞妄一样，洞察并揭示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和“贵族心态”背后所蕴含的“野蛮”本质，自觉并反省哲学这种“高贵的野蛮”与现实的人的存在相敌对的本性，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哲学走向“民主化”，深化哲学的自我启蒙，这是现当代哲学值得关注的重大趋势之一。

具体而言，现当代哲学反省“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并推动哲学走向“民主化”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哲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颠倒，这标志着哲学放弃了对现实生活的宰制欲望，自觉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丰富多元的生活样式、生存经验、文化形态等组成的现实生活世界中的普通一员。其次是哲学与“他者”关系的颠倒，这标志着哲学放弃了以自身原则作为绝对标准来规范与此原则异质的存在的总体性、排他性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以捍卫、守护“他者”和异质性存在作为哲学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最后是哲学与批判关系的颠倒，这标志着哲学放弃了免于批判和质疑的话权霸权，而把接受质疑和批判视为哲学在当代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条件，把能否自觉地为对自我的质疑和批判留出空间，视为“现代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重要分界线。

推动哲学放弃“特权主义欲求”和“贵族心态”的第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就是当代哲学所获得的这一洞识：在“哲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比哲学更为基础、更为广阔和开放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对于这一无限丰富多样、不断生成和创生的世界，哲学所能采取的合理立场和态度就是，承认生活世界相对于哲学所具有的优先性，并且把自身置于这一世界中，寻求恰切的自我定位。这里包括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哲学地位的位移”，即哲学从凌驾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王者和霸主位置下降到现实生活中，哲学的“王位”被废黜而成为现实生活中与其他意识形式、存在形态、生活经验等“平起平坐”的存在，哲学的“特权地位”与“贵族身份”由此被彻底褫夺而下降为“平民”。这一变化可称为哲学的“世俗化”。第二层含义是“哲学功能的位移”，即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立法者”和“审判者”的角色，转变为现实生活的“理解者”和“推动者”。

在现当代哲学史上，马克思是实现哲学的地位和功能这种位移的重要人物之一。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传统的阐释经常仅从马克思批判旧哲学在“世界本原”问题上的虚妄立场的视角入手。事实上，马克思的这种批判在更深的层面上指向了传统哲学企图从抽象观念和原则出发，强制性地要求和规范现实生活的独断主义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与理论原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黑格尔派“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的观点，指出他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1)，所针对的正是这种以观念来强制现实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原则。与之不同，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形成”，其“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要求从其“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依此思路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他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2)。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颠倒，哲学曾经享有的特权地位被“粗糙的”物质生活所取代，后者构成了前者的深层根据和基础。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指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把马克思的上述思路推向一个更彻底的方向，无论是实用主义思潮还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抑或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分析，都“证明了我们的认识能力深深地扎根在前科学的实践以及我们与人和物的交往中”(13)，哲学的地位和功能由此实现了彻底的位移。

与哲学地位和功能颠倒相适应的是哲学对“他者”关系的颠倒。既然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比哲学更为基础和本源的存在，而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并非铁板一块的僵化实体，而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不断生成的场域，那么，试图以绝对的总体化原则来规范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观念就必然失去了有效性、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对多元、开放和不断生成的生活世界的尊重和捍卫。这里的“多元”意味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由秉持不同世界观的、有不同生存欲求和生存方式的个人及其活动构成的，它们不能被还原为任何单极化的、绝对的终极权威和力量；“开放”意味着，现实生活世界中不同个人、不同领域之间不是彼此独立和对峙的，而是在相互交往、互动、合作与融合中“共在”和“勾连”在一起，构成无限丰富的生存与社会关系网络；“不断生成”意味着，人的生活世界总是通过人的活动不断面向未来敞开的过程。对这种多元、开放和不断生成的世界予以切实的承认和尊重，而不是像传统哲学一样以抽象观念和原则强制性地剪裁后者，从而人为地扭曲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现实生活世界对哲学提出的基本要求。不仅如此，哲学的重大使命正体现在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多元、开放和不断生成本性的捍卫和守护，“多元”、“开放”和“不断生成”则体现着生活世界的具体、丰富、创造和自由的本性，它与任何绝对的、抽象化的思想原则与抽象力量都是不相容的。哲学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发挥其理性反省与批判的功能，对这种威胁保持充分的警觉，自觉地揭示其与生活世界的具体、丰富和创造本性相悖谬的倾向，从而维护现实生活世界的多元、开放与不断生成的自由性质，这样哲学就不再是生活世界之上的立法者和审判者，而成为内在于生活世界的超越性思想(14)；不再以总体性的绝对原则来同化和消解生活世界中的异质性、丰富性内容，而是把捍卫这种异质性和丰富性内容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这充分表明，哲学不再是以一驭万、排斥异质性“他者”的霸权话语，而是承认、尊重并捍卫异质性的“他者”的“民主”性话语。

哲学与批判关系的颠倒是哲学深刻的自我启蒙。拥有批判一切却免于被批判的特殊地位，这是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的集中表现，也是哲学变得专横和霸道的重要思想根源。与此相反，现当代哲学所获得的一个重要自觉是：只有能够容纳和接受被质疑和被批判的哲学，才具有批判的资格，能否承认自身的有限性，并勇于向针对自身的批判敞开，是哲学发挥其批判功能的基本条件和前提。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层含义上。首先，哲学必须向“自我批判”敞开。哲学的自我批判是哲学的自我解蔽和自我启蒙，它使哲学获得对于自身“偏见”的自觉，从而真正从独断和教条中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15)，它总是被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观念、流行的意见等所包围和渗透，这决定了哲学并不具有“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上帝之眼”的神力，而是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各种各样“偏见”的“污染”和“侵蚀”当中。只有在自我批判中，澄清其思维方式、理论原则、价值信念中所包含的“偏见”，从而获得关于自身有限性的清醒和深刻的自觉意识，哲学才能避免它曾经陷入的独断和蛮横。其次，哲学必须接受生活实践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历史性”的批判。哲学不是站在历史之外并规定历史的超然存在，而是处于历史之中、受历史制约的“历史性”存在，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试图超越“历史”而立足于一个绝对超然的立场，无异于让一个人拔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是不切实际的幻觉和妄想，承认这一点也就意味着，哲学并不提供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适用的普适真理，任何一种哲学体系和哲学观点都必定具有“不完备性”，在它诞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包含着它的“过时”和“失效”，因此，哲学必须接受生活实践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历史性”的反驳，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更新和超越。最后，哲学还必须向其他哲学思想的批判敞开。如前所述，任何一种哲学都具有不可摆脱的“偏见”并必须接受“历史性”的命运，因此，它不是真理的垄断者和独占者，这就意味着，在任何一种哲学之外的其他哲学样式同样拥有“自由思想”的权力和空间，而且由于其他哲学样式必定有着与其不同的异质性的思想视野和立场，不同哲学立场和观点之间的相互批判和质疑，于是成为哲学存在和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此，合理的态度是向这种批判和质疑敞开，而不是以绝对真理之名把后者视为“异端”，更不会在其头上加上诸如“反动”和“腐朽”的帽子。能够自觉地接受这种批判和质疑，不仅把它视为哲学存在和发展“生态”中不可缺少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把它视为思想繁荣和思想创造力丰盈的重要条件，这是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哲学抛弃“特权主义的欲望”和“贵族心态”，自觉地使自身成为内在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禀赋“民主”品格的精神维度，这是现当代哲学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之一。哲学不再谋求“特权”并放弃唯我独尊的“贵族”荣光，这不是哲学地位的降低，而是对哲学合理存在样式和真实理论功能更为深入的理论自觉。这是哲学的一次深刻的自我启蒙，它启示我们：对哲学的独断和专横保持警醒，彰显哲学“民主”的精神气质，无论对哲学，还是对从事哲学的人来说，都具有“性命攸关”的意义。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