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谦】巴迪欧的“哲学宣言”——终结“哲学的终结”

 

今天似乎进入了一个“舆论统治”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舆论拜物教”的时代。这种“舆论拜物教”的座右铭就是：一切主张似乎都是正确的。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他有他的主张。大家的主张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因而彼此之间根本无法分出高低对错。①于是，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不断地交锋，结果形成更多的主张。每个人都不敢妄称自己掌握了真理，最后就达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舆论默契。在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看来，支撑这种舆论崇拜的思想基础就是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人们不再奢望“真理”，不再相信“宏大叙事”，“真理”退出了思想的舞台，作为真理追求者的“哲学”也被主流思潮所抛弃。事实上，“哲学的终结”不只是说作为一个学科的哲学理论正在走进历史博物馆，更重要的是说，不再有“真理”。然而，出于一种“解放政治”的思想需要，巴迪欧不愿看到“真理”的退出和“哲学的终结”。不仅如此，他对哲学的重生始终持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在各种虚无主义盛行的今天，在一个缺乏精神核心的迷茫时代，“世界其实比哲学所认为的更需要哲学”②。

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就是以追求普遍真理为己任的。当代主流哲学既然要放弃对普遍真理的追求，也就等于放弃了哲学。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没有普遍真理的时代，人类的理想没有地方安放，人类的解放活动也无从谈起。就其宣称的“柏拉图主义姿态”(Platonic gesture)而言，巴迪欧确实有一种与当代哲学倾向完全唱反调的造反精神，甚至与他身处的当代法国哲学环境格格不入。面对当代法国哲学中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一方面他肯定了当代法国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甚至认为当代法国哲学是继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哲学发展阶段)，③另一方面不接受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说的“哲学的大厦已经坍塌”的定论。在他看来，哲学作为一种“逻辑的造反”，当然不只是一味地否定，而是需要肯定某种东西。“我的立场是，我们必须要重申某种东西。换言之，我们不能停留在各种批判和否定之上。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确认”④。

在当今各派哲学纷纷放弃“哲学的欲望”转而投向微观逻辑的情形下，巴迪欧却要继承传统哲学而继续思考“真理”，继续寻找普遍主义的可能性；在当今哲学欲求彻底埋葬柏拉图主义的背景下，他却要扛起经他篡改过的“柏拉图主义”旗帜，力图唤起真理形而上学的亡灵。他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立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柏拉图主义者”，“我是一个经过篡改的柏拉图主义者”。⑤在今天，做一个柏拉图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简单地回到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及其“理想国”？当然不是。对于巴迪欧而言，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应该是一种“多”(multiple)的柏拉图主义。⑥我们首先需要承认“多”，然后在“多”中去寻找一种“类属”(generic)，即作为“多”的真理。换言之，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多元性的真理理论以适应存在的不可简约性。“多”的世界并不等于是没有真理的世界。

笔者将围绕巴迪欧的“哲学宣言”所敞明的思想逻辑，对其终结“哲学的终结”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和评说。笔者认为，他的“哲学宣言”是对哲学终结论的反驳，也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思。围绕着“事件哲学”或者“主体哲学”，围绕着“类属性”的真理及其思考的普遍意义，巴迪欧提出了他的新哲学观，并试图将真理的定义从各种解释中挣脱出来。从一定程度上讲，他的看似混杂矛盾的哲学反思，至少代表了当代哲学的一种建设性转向。

一

现代哲学的亮相是与“形而上学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的。既然作为哲学支柱的形而上学已不复存在，那么“哲学的终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对于今天的主流哲学，如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哲学的终结已经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仅仅需要考虑的是应该对此哀悼还是庆贺”⑦。在德里达看来，“哲学的终结”是哲学的一个首要问题，自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以来，哲学就已经死亡。那么，哲学是不是要一直纠结其死亡的意义，或者是一直活在对其终有一天要在历史中死亡的自觉之中，或者它就一直活在这种末日的痛苦中，活在与非哲学的对抗中。对于哲学而言，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⑧当我们去阅读海德格尔或者维特根斯坦的作品时，就会明显地感觉到现当代哲学关于自身“生存还是死亡”的这种思想困惑。

当经验科学一路高歌挺进而显现哲学无用之时，关于哲学死亡的各种咒语就开始流传开来。不同路径和不同风格的哲学家，都在异口同声地宣称“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是以“思想”代替“哲学”，维特根斯坦是以“语言游戏”进行“哲学治疗”，卡尔纳普是以“逻辑分析”替换“形而上学”，福柯是以“知识考古学”取代传统哲学，利奥塔是以“微观逻辑”回应“宏大叙事的终结”。“哲学的终结”成为21世纪哲学思想的主旋律。最为诡异的情形是，当代哲学一边高唱哲学死亡的赞歌，一边又延续着哲学的思考活动，上演了一出出关于哲学死亡的理论悲喜剧。当代哲学就如同一个患有疑病症的患者，不断地向别人诉说自己有病。这种疑病症确实是一种病症，是一种理论不自信的妄想症。没有思想上的不满，当然就没有哲学；没有思想上的冒险，当然就没有哲学；不相信推理和论证的力量，当然就没有哲学；不再追问基础和普遍，当然就没有哲学。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哲学走向了穷途末路。

巴迪欧承认“哲学患了病，还可能在走向死亡”，⑨甚至可以这样说，“哲学在今天已被遗弃了”。⑩但是，他却心有不甘，希望重振哲学而反对“哲学的终结”。他尤其不能接受哲学已经没有了思想上的雄心壮志。自1982年他正式发表《主体理论》以来，巴迪欧始终以一种战斗的姿态不断地发布自己的“哲学宣言”，不断地论证哲学出场的可能及其思想条件。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如《存在与事件》、《哲学宣言》、《第二哲学宣言》、《世界的逻辑》、《现时的哲学：巴迪欧与齐泽克》、《条件》、《伦理学：关于恶的认识》、《世纪》等，几乎都在为挽回哲学而摇旗呐喊。这些作品都有一个重复的论题，那就是检讨当代哲学的思想现状，终结“哲学的终结”。

今天的哲学究竟怎么了?这是巴迪欧最为关注的问题。在《存在与事件》的英译本“序言”中，巴迪欧直陈当代哲学的症状：哲学已成为对于时下民主价值普遍性的辩护，成为对于文化多元权利的辩护。今天，主流的公共舆论是追捧民主(即代议制和选举制的民主)和自由(即贸易和消费的自由)，这些舆论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抽象的普遍性”(11)。同时，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成为主导思想：所有文化都有相同的价值，所有社群都有自己的价值，所有想象的东西都是艺术，所有的性活动都是爱的形式。总之，商业化的民主教条主义与普遍化的价值怀疑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思想联盟。在这个思想联盟的攻势之下，哲学降低了原有的高傲身价而只得甘当其思想上的辩护手。

巴迪欧从三个方向来定位当代哲学的全球化思潮。其一是解释学的方向(地理位置在德国，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其二是分析哲学的方向(以维也纳学派的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为代表)，其三是后现代的方向(活跃在法国，有不少代表人物，如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一个解释学的方向，一个分析的方向，一个后现代的方向，它们之间当然存在着无数的交叉和混合，存在着交流的网络，正是它们一起形成了对于当代哲学的最具全球性和地理性的描述。”(12)

解释学主张哲学的任务就是阐释存在的意义，或者说破译“在世的存在”的意义，其核心概念是“解释”。因为我们面对的陈述、行为、论著、结构等，其意义总是含糊的、潜在的、隐蔽的，甚至是被遗忘的，这就需要哲学提供一种解释方法来澄清这些含糊性。对于解释学的哲学而言，基本的对立就是封闭与开放的对立。解释就是为了打破封闭，让意义向我们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使命就是献身于开放的思想事业。

分析哲学的方向将哲学的目标看作划分出有意义的命题和无意义的命题，划分出可以说的和不可以说的东西，其主要方法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分析哲学的核心概念不是解释，而是规则，也就是找到保证命题有意义的说话规则。罗素关注知识的可传达性，卡尔纳普主张知识的可证实性，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使用的游戏性。在拒绝形而上学真理之后，哲学的工作就是对思想的表达式进行语言治疗。

后现代哲学的方向是瞄准“总体性”开战，其核心概念是“解构”，即拆除“现代性”既成的一切观念，诸如历史主体观念、进步观念、革命观念，以及博爱和科学的理想。后现代哲学力图消解这些“宏大叙事”，力求适应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对于后现代哲学，总体性的解构意味着传统哲学的颠覆。“最终，后现代的方向激活了所谓的混合实践活动，非总体化实践活动，或者混杂的思想实践。它将思想放置在远离中心的边缘，放置在那些无法划分出界限的领域。它尤其将思想放置在艺术的周围，提出了将哲学的概念方法和艺术的感性化作为进行非总体化的一种混合。”(13)

当然，巴迪欧对于当代哲学的方向定位和范围划分，主要关注的是，这些哲学所体现出来的基本走向，即当代哲学的“哲学的终结”的主题。“这三个方向都提出，我们正面临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哲学不再坚守它原来的古典中心位置，即形而上学命题的伟大形象了。在一定意义上，这三个方向都认为哲学自身已经处于没落的情形中，或者说哲学正在宣告自己的终结。”(14)围绕着“哲学的终结”这个主题，海德格尔、卡尔纳普、利奥塔应该说是殊途同归。在他们的眼里，古典哲学怀抱中的真理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意义的多元性观念。于是，当代哲学从以真理为方向的哲学走向了以意义为方向的哲学。

按照巴迪欧的诊断，当代哲学至少患有语言相对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的思想疾病。病因之一在于，他们不再寻求真理，不再坚持真理的形而上学；病因之二在于，他们将语言问题置于核心位置，将语言问题变成了能够取代真理问题的意义问题。这些疾病给哲学自身造成的健康危害，使当代哲学处于一个茫然失措的状态。在困顿的现实面前，哲学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只能哑口无言。相反，那些金融寡头、政客、明星、电视主持人、文化名人、新兴宗教代言人，却在那里大肆鼓噪并左右公共舆论，摆出一副指点迷津的派头。此时此刻，哲学家们在哪里呢?哲学还有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吗?这就是巴迪欧所要回答的问题，即哲学在当今时代迫使自己出场的可能性和条件性。

二

以往哲学的出场方式，无论是新瓶装旧酒，还是旧瓶装新酒，都是无法满足时代需要的。哲学的出场必须有一个新面貌、一个新方法、一个新路径。“我的立场是打破这些思想的框架，去发现另一种哲学风格，一种区别于解释和语法逻辑分析，一种不同于多价性和语言游戏的哲学风格——也就是说重新发现一种基础的风格，一种确定的风格，一种类似于笛卡尔学派的哲学风格。”(15)巴迪欧也将这种哲学风格称之为“柏拉图主义的姿态”，即试图“在哲学的原初意义上来重新肯定哲学的可能性”。(16)

从哲学史上看，哲学的发展主要不是取决于哲学及其历史，而是取决于一些非哲学领域的事件和问题。巴迪欧尤其赞同柏拉图的这一诤言：“我们哲学家并不把词而是把物当作研究的起点”。哲学在当今能否重新出场，当然还要看世界是否需要哲学，还要看世界是否在追问哲学。当代哲学对于自身的疾病过于多虑，因而逃避了世界的追问。事实上，这个世界总是在追问哲学的问题，因为现实中存在着追问哲学的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尽管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十分繁荣，无论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统计学，还是民意测验、流行病调查、竞选推测等，似乎能够回答不少问题。现代社会离不开统计科学，似乎统计科学代表了思想活动和正确认识。然而，这些统计数字与真理并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关于存在的真理是建立在独一性之上的。平均数字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只有独一性的哲学才能告诉我们真理的存在。世界需要哲学，是因为世界不仅需要民意测验和统计数字，还需要独一性的东西。

第二个理由：我们曾经以为追求解放和真理的那些伟大事业已经宣告失败，似乎没有了进步，没有了无产阶级，也没有了人类解放。可是，面对今天的非人状况，我们不能无穷地后退，而是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说话。我们需要一个无条件的原则来做出决定和达成一致，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回归伦理学的必要性。从哲学上讲，回归伦理学需要回归到一种无条件的原则。这样，每个人就可以依照原则来评判其对错。最后的一招就是去发现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立场。

第三个理由：面对近来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强烈情感，世界要求哲学做出理性的回答。“我们知道，这种理性的回答不可能是古典理性的重复，但是如果我们不想面对这些强烈情感而陷入理智的完全退缩，我们就不能不借助这种理性。”(17)面对趋向分裂和死亡的激情，我们必须锻造出这样的理性哲学：必须不断地重申哲学固有的反思力量。

第四个理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完全是一个不安定的和危险的世界。我们不能回避被自由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所掩盖的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所产生出来的是一个暴力的和脆弱的世界。无论是它的物质基础，还是它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的基础，都是无法相通和四分五裂的。这个世界并没有一种按照直线发展而带来的平静，反而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危机和互相矛盾的事件。我们只要提及海湾战争、苏联的崩溃、卢旺达大屠杀，就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惊。“我们基本上不需要一种关于事物结构的哲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面对所发生事件的绝对独一性的哲学，一种由不期而遇的震惊所滋养出来的哲学。”(18)

哲学的出场，仅仅具备了这些理由还不够。因为哲学决不是凭空产生的，哲学的出场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或情境。为此，巴迪欧提出了“哲学情境”(philosophical situation)这样一个特定概念，用以表达哲学活动的条件性。关于什么是“哲学情境”，他举出了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来自柏拉图的对话录《高尔吉亚篇》(Gorgias)，苏格拉底与卡里克利斯(Callicles)围绕暴力的正义和思想的正义展开论战。这种讨论如同在两个毫不相干的观念之间思考两者的关系，只能是冲突和选择。面对这个情境，“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向我们表明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在两种思想类型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否想站在苏格拉底一边还是站在卡里克利斯一边。在这个例子中，哲学面临的是作为选择的思考和作为决定的思考。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是为选择提供解释”(19)。

第二个例子取自古代数学家阿基米德被杀的故事。据说有一天，阿基米德正在海滩上思考自己的数学问题，罗马将军马塞留斯(Marcellus)派他的士兵来传唤阿基米德，因为这位将军很想见见数学家本人。可是，这位倔强的数学家因为沉思而没有即刻答应，缺少耐心的士兵即刻用剑杀死了阿基米德。这个例子是说，权力和真理之间有一个难以跨越的距离。在国家权力和数学思想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尺度，也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讨论。因此，在这个哲学情境之中，哲学需要阐释权力和真理之间的距离。

第三个例子是日本导演沟口健二(Mizoguchi)的电影作品《近松物语》(The Crucified Lovers)。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位年轻女子嫁给了一个小作坊老板，可是这个女子并不爱这个老实忠厚的丈夫，却与家里的雇工发生通奸。按照那时的惯例，通奸是死罪，两个人都要被处死。在他们私奔之后，深爱妻子的丈夫极力拖延时间，保护他们不遭到抓捕。当然，最后这对情人还是被人揭发而遭到了死刑的处罚。这个例子是在说明哲学所要应对的是不符合社会常规的例外。

于是，“我们可以概括出哲学面对这些情境所担负的任务，哲学有三个重要任务：处理选择，处理距离，处理例外——如果哲学要关注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它至少不能等同于一种学术研究”。(20)哲学的存在方式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它离不开其特殊的事件环境。在许多著述中，巴迪欧提出了哲学得以形成的四个基本条件，即科学的条件(比如数学与物理学)、艺术的条件(比如诗歌与音乐)、政治的条件(比如革命与解放)、爱情的条件(比如私奔与反常)。在科学、艺术、政治、爱情中所发现的真理，只是哲学的条件而不是哲学的对象。确切地说，哲学是没有什么特殊对象的。哲学史不过是一部哲学的无对象化的历史：自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探索(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以来，哲学的对象范围就不断地减缩。今天，哲学似乎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地盘。如同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的国王，在交出权力和财富之后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而遭人唾弃。如今，存在论代替了本体论，语言分析代替了形而上学，认知科学取代了认识论，数学取代了逻辑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代替了道德哲学，艺术史和符号学代替了审美哲学，等等。

尽管哲学没有了特定的对象，但是哲学依然还有不断滋生的条件。哲学的条件就是为哲学提供思想行动的场所。这些哲学条件正是真理得以发现的普遍领域。例如，数学对于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兹而言，就是哲学透视理念的场所；物理学对于康德、怀特海、波普尔而言，就是哲学实现理性批判的场所；历史学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就是哲学探究社会辩证法的场所；生物学对于尼采和柏格森而言，就是哲学把握生命的场所；诗歌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就是哲学追问存在的场所；数学化的逻辑对于弗雷格和罗素而言，就是哲学追求明晰性和可传达性的场所；音乐对于阿多尔诺而言，就是哲学审视大众文化的场所；电影创作对于德勒兹而言，就是哲学追求概念制造的场所。在巴迪欧看来，哲学就是对于思想的思考。这种思想又是由于事件引发出来的，或者说是在其特定的情境中进行的。哲学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它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事件发生来支撑它的思考。哲学本身不是第一性的，也不是基础性的，它的思考往往来自外在事物或者特殊事件的刺激：与恋人或者朋友的交往，突然发现一个新颖的观点，面对一个激烈的争论等。哲学决不是一种知识形式，而是对于存在的一种激化，或者对于主体的一种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类似于宗教信仰、艺术创造、科学研究、政治承诺、爱情投入。

巴迪欧将哲学定义为“事件(event)哲学”。所谓“事件”代表了例外、断裂、突发以及行动。“事件”从属于一定的“情境”。它总是在打破惯例和停止重复，它总是在超越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它是不可预测和不可计算的。例如，伽利略的物理学事件、法国大革命事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事件、十月革命事件、“五月风暴”事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事件，当然也包括艺术家突发灵感的创作事件，或是一次改变我们人生的爱情邂逅事件，等等。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可以说集合了各种哲学元素：柏拉图的真理观及其普遍性维度，笛卡尔的主体思想和康德的超验哲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哲学，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拉康的主体理论等。最具特色之处是他吸取了康托的数学集合论，明确提出了数学就是本体论，或者本体论就是数学的惊人之见。“如果说本体论就是有关事物的科学，就是有关纯粹‘某物’的科学，那么我们必须得出本体论就是数学的结论。”(21)如果说存在是不能相容的“多”，是完全多样性的，那么唯一适合描述存在的语言就不再是哲学而是数学。简言之，“事件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一”和“多”的问题。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究竟有没有一个公理?如果没有公理，我们又何谈科学的真理、艺术的真理、政治的真理、爱情的真理。如果没有真理，我们又何谈正义和解放。

三

如果世界是一个复数，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复数的真理呢?按照传统哲学关于单数真理的定义，将复数与真理联系起来岂不是很荒唐吗?巴迪欧强调，他的哲学思考就是来自于数学集合论中的无穷数概念。尤其美国数学家柯亨提出的“类属集合”(generic set)概念，启发了他关于类属真理的思想。(22)每个“情景”(situation)就是一个集合，这个集合就是一个统一化的多样性。统一不是原生的，因此统一并不是基础和起源，而只是结构化的效应。关于多样性情景中的统一化效应，球队是最好的事例：球队的成员是复数，但是整个球队需要统一化，即可以“计数为一”(count-for-one)，这样才能在比赛过程中达到协调一致而最终取得胜利。高水平的球队就像一个有效的集合在行动，而低水平的球队如同一盘散沙而各自为政。哲学要寻求的就是高水平球队的集合化真理。

哲学是一种思想的话语。它是所有话语中最具普遍性或者类属性的，甚至比数学更具普遍性，因为哲学没有任何具体的领域。哲学所要做的就是以某些系统形式将真理的事件整合在一起，找出其中的“共存性”。“哲学必须履行的职责就是抓住那些真理的事件，揭示它们的创新之处和变化轨迹。这并不是说哲学要追求永恒性并将其作为所有思想的共同特征，而是说哲学要去把握一种当代真理的独特发生过程。”(23)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行动，总是要采取一种决定和区别的形式，以便在知识与意见、正确与错误、善与恶之间进行分离。在我们今天这个茫然失措的时代，哲学的这种决定行为尤其重要。

作为一位曾经的“萨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义者”(Maoist)，巴迪欧思想中的政治情愫，迫使他求助于普遍公理、主体作为、革命政治，求助于作为行动的哲学，而不是作为知识的哲学。这种行动的哲学可以称之为“腐蚀”(corruption)的哲学。就如同苏格拉底当年采用诘问法来“腐蚀”雅典的青年人，并使他们的思想发生动摇一样。巴迪欧定义了哲学的腐蚀行动，“腐蚀就是迫使青年人去置疑他们时代的共识，而不是被他们所处时代的惯例所支配。人权是什么?集权主义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我们应该质疑我们时代的这些时髦用语……哲学家就是那些腐蚀者，他们要去反思什么是青年人的‘良好教育’。‘良好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良好教育’就是服从于‘主流观念’。”(24)思想的腐蚀意味着教唆人们去拒绝盲从。

哲学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挑战意见，或者不断地制造陌生化。当我们阅读许多大师的哲学作品的时候，难道不是在面对挑战和陌生化吗?我们读福柯和德里达的理论作品，难道不是在接受一种“腐蚀”吗?看起来，哲学家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因为他们采取的只是一种思想行动，即哲学的思想介入。苏格拉底用诘问来介入，笛卡尔用“我思”来介入，尼采用谱系学来介入，海德格尔用存在的追问来介入，萨特用选择来介入。当然，每一种介入都是一种局部的行动，都是一种与思想形式的遭遇而已。也可以说，哲学的介入就是在进行思想的战斗。这种思想的战斗就是“观念对抗现实。自由对抗自然。事件对抗事态。真理对抗意见。强化的生命对抗卑微的生存。”(25)

许诺哲学一个未来，这是巴迪欧的“哲学姿态”。当然，在他看来，哲学的未来决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判，也不是一种自我退缩的旁观静思，而是要有所行动，有所介入。“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够不断适应它的条件的变化……也就是说哲学总是后出现的。它总是出现在非哲学的创新之后。”(26)巴迪欧明确表示，他的哲学著述来自于科学中的无限性概念、革命政治的新形式、马拉美的诗歌寓意，以及生活中的爱情经历。与科学遭遇，与政治遭遇，与艺术遭遇，与爱情遭遇，这是哲学的必由之路。哲学源于“情境”，源于特殊的“事件”，而“情境”和“事件”都是一种遭遇。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像猫头鹰一样只是在黄昏之后才会飞起。当我们面对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怀疑主义，面对各种各样诡辩论和“反哲学”，我们绝对“不要泄气，我们一定可以发明其他的公理、其他的逻辑、其他的形式化方法。思想的本质就在于这些形式化的力量之中”。(27)哲学家就如同一个焊接工，其任务就是捕捉时代的事件真理，将分离和破碎的世界焊接起来。比如，我们要将哲学与欲望、哲学与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与诗歌、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爱情不断地焊接起来以达成哲学的认识。哲学所要做的就是以某些理论形式将事件真理联接在一起，给世界和人类提供一种多样性中的“共存性”。

巴迪欧的“哲学宣言”之所以特立独行，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哲学的欲望”，始终相信世界是需要哲学的。“巴迪欧的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战斗性的。在其理论核心之处，他的哲学采取了一个原则性的立场，明确了他要坚持什么和反对什么。”(28)对他而言，在今天的时代，思想的任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是愈发繁重。哲学非但不会终结，反而可以派上用场。当然，终结“哲学的终结”需要有哲学的新形态、新道路和新目标。旧哲学像一个老人一样死去，而新哲学如同一个婴儿出生。我们看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确实如同一个哲学婴儿，机体发育还不够健全。齐泽克认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本身就是当代哲学的一个“事件”。(29)我们需要对他的“哲学宣言”进行反思：“事件哲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事件”。或许正如霍尔沃德所说，巴迪欧极力推进的哲学观应该是一种重新组合的哲学形式，即将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海德格尔、萨特、阿尔都塞、拉康、德勒兹等思想中的某些方面重新组合起来。他的思想目标应该是：将理性从实证主义那里拯救出来，将主体从解构主义那里拯救出来，将存在从海德格尔那里拯救出来，将事件从德勒兹那里拯救出来，将革命从斯大林那里拯救出来，将国家批判从福柯那里拯救出来，将爱从美国大众文化那里拯救出来。(30)

（原载《哲学动态》(京)201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