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振吉】儒家的诚信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项基本规范。在以往的社会生活中，儒家的诚信思想对于中华民族诚实不欺、讲求信用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对于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培养，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在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经济活动、治理国政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和不同的生活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诚信传统受到强烈冲击，出现了人们所谓的“诚信危机”。这种“诚信危机”已经危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已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把“明理诚信”作为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这也充分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诚信美德的迫切需要和殷切呼唤。

　　一

诚、信二字在古代意思相近，同时，二者又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其含义不尽相同。在早期儒家著作中，“诚”多与“真”，“实”等范畴相关联，“信”多与“忠”、“任”等范畴相关联。

《论语》中“诚”字仅出现两次，且都是做助词使用的，但《中庸》中多次论及“诚”，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诚”的思想内涵。《中庸》中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1]（《中庸》）在这里，“诚”主要是在自然界固有的状态和规律的意义上使用的，体现出“诚”作为自然万物之所以“成己”的本性的含义。作为“天之道”的“诚”和作为“人之道”的“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作为“天之道”的“诚”是天地的根本特征，是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事实和规律；而作为“人之道”的“诚”主要是对天地之诚的尊敬和效法。在孟子那里，“诚”在其引申意义上加以使用，具有了为人之道的真诚、诚实之意。《孟子》中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2]（《离娄章句上》）也就是说，要使父母高兴首先要诚心诚意，若是反躬自问，心意不诚，也就不能使父母高兴；要使自己诚心诚意，就要明白什么是善，否则，也就不能使自己诚心诚意。因此“诚”是自然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极真诚而不能使他人感动是不曾有过的事，而不真诚就不能使他人感动。

朱熹对“诚”的释义是：“诚，实也。”[3]（《大学章句》）“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3]（《中庸》）戴震对“诚”的解释也基本如此，他说：“诚，实也。……善之端不可胜数，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德性之美不可胜数，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诚。”[4]（《诚》）可以看出，在儒家说中，“诚”不仅是宇宙的本体，也是人的本性，所以诚是天之道，也是人之道。从伦理的角度看，“诚”作为一个道德范畴，主要是指真实无妄、诚实不欺，它既是一项做人的道德准则，也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礼记·大学》中将“诚”列为“八条目”之一，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大学》可见，“诚”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信”字最初是指祭祀上天和先祖时诚实不欺、不敢妄言，后来逐渐摆脱其宗教色彩。特别是经过春秋时期儒家学者的倡导，“信”成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其基本内涵是诚实不欺，守言行诺，亦即“言必信，行必果。”[5]《子路》）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5]（《学而》）即信与道义相近，说过的话要能践行和兑现。孟子也提出“朋友有信”[2]（《腾文公章句上》），并将“信”作为处理五种人伦关系的重要规范之一。董仲舒在总结孔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信”的思想内容，并将其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使其成为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道德准则。

在孔孟的论述中，“信”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的：一是从行为发出者的角度，“信”是指人的言行要诚实无欺，值得信任，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5]（《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Q[5]（《为政》），等等。二是从行为接受者的角度，“信”与怀疑和猜忌相反，是指对他人的相信、信任，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5]（《颜渊》），等等。也就是说，“信”既包含着就个人自己而言的“守信”，也包含着对他人的“信任”。当然，二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这就是：只有首先做到“守信”，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在孔孟的有关论述中，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前者的意义上使用“信”这一伦理范畴的。

“诚”与“信”在含义上不尽相同，但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突出地反映在诚与信的互训上，即以“诚”释“信”，又以“信”释“诚”。《说文解字》中就说：“诚者，信也。”“信者，诚也。”从先秦时期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荀子》中就有“诚信生神”[6]（《不荀》）一语，此后“诚信”便作为一个完整的范畴不断被使用。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诚信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就是真实不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信守承诺。“诚”与“信”在语句上的连用，不仅说明了二者在内容和涵义方面不可分割的联系，也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成为协调人们相互关系的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

　　二

诚信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每一个人而言，它是人自身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们之间的关系而言，它是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友好相处、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就经济和商业活动而言，它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保障其健康有序运行的前提；就社会政治领域而言，它是基本的立国立民之道，是一个社会文明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一，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5]（《为政》）对那些是非不分、弄虚作假、貌似忠信、实则虚伪的人，孔子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斥之为“德之贼”[5]（《阳货》）。他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5]（《学而》在孔子看来，那些花言巧语、八面玲珑的伪善之人，是不会有多少仁德的。孟子也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2]（《尽心章句下》）他还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2]（《尽心章句下》）诚信是仁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做人的一项基本要求，如果不能做到诚信，甚至花言巧语、口是心非、弄虚作假，就谈不上做人之道。

孔子认为，人应当讲求诚信，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道德标志，否则就不复为人。如同车子缺少輗軏这类枢纽就不能行进一样，人如果没有了诚信品德的支撑，同样是寸步难行的。“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5]（《为政》）孔子用车子和輗軏的比喻，说明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品格，也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安身立命的道德起点，人若无信，就难以立身处世。“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5]（《卫灵公》）人如果做到忠诚老实，敦厚谨敬，诚信不欺，即使身处蛮貊之邦也会行得通；反之，即使在家乡州里也难以行得通。孟子也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2]（《离娄章句上》）在孔孟看来，诚信是基本的“为人之道”，也是做人的必备品质。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圣人作为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而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是人们经过道德修养等主观努力可以达到的。对君子型理想人格，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和要求，而诚信则是其中之一。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诚之。君子哉。”[5]（《卫灵公》《中庸》中也说：“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在儒家看来，诚信是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基本道德标准之一，也是其工作和事业有所成就，有所建树的前提条件。君子要想赢得民众的拥护和信任，成就大业，就必须具备诚信的品格：“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5]（《子张》）按照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为禹”的观点，只要加强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就可以具备诚信的品格，并进而达到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境界。

诚信原则的一个重要要求和表现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身体力行，信守承诺。孔子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认为作为君子，要坦荡磊落，光明正大。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5]（《述而》）他还说：“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5]（《述而》）“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5]（《述而》）因此，孔子特别强调一个人要做到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在谈到对人的评价时，他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5]（《公冶长》）从“听其言而信其行”，到“听其言而观其行”，反映了孔子对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躬行实践的高度重视。荀子也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也，身不能行之，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6]（《大略》）言行一致、身体力行是国之宝，能行不能言者次之，能言不能行者又次之，言善行恶则为国之贼。在论及君子时，孔子曾多次提到君子应具备“敏于事而慎于言”[5]（《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5]（《为政》）、“言必信，行必果”[5]（《子路》）的品质，并提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5]（《宪问》）。在儒家思想中，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努力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身体力行，信守承诺，是诚信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人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也是一个人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和成就事业的基础。

第二，诚信是基本的交友之道。孔子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5]（《学而》）孟子也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滕文公章句上》）在这里，诚信之道也是基本的交友之道。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朋友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理关系之一。在社会生活中，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对一个人的行为及品德有着重要影响。在孔孟看来，与那些正直诚实、宽容谦逊、博学多识的人交往会大有益处，可以受到其好的品德的感染和熏陶；而与那些花言巧语、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善之人交往则是十分有害的，不但不会有所获益，反而会沾染恶习，迷途丧志。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5]（《季氏》）因此，孔子主张对朋友应有所选择，甚至要选择仁德之乡居住，以免受不良影响。他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5]（《里仁》）

诚信是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基本原则，如果缺少了诚信，人与人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交往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儒家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5]（《学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能否做到忠诚信实，也是评价一个人道德修养状况和道德品质高下的重要标准。《论语》载子夏的话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5]（《学而》）孔子的弟子不但对此有充分的认识，而且常常以此严格要求和反省自己，如曾参就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5]（《学而》）这里，把与人交往中能否做到忠信诚实，作为每天反躬自责的内容之一，足见其对诚信品德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诚信对于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意义。

孔子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5]（《泰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5]（《学而》）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人际关系中狂妄自傲、不守信用的人及其行为的批评和担忧。正直忠恳、诚实守信，是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否则，如果不遵守这一准则，就难以与人建立正常的联系和交往。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后明耻之，丘亦耻之。”[5]（《公冶长》）只有在诚信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才能坦然相处，也才能建立起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第三，诚信是经济活动和商业经营中的基本行为规范。对利益和效益的追求，是经济、商业活动的重要目标，本无可厚非。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5]（《述而》）儒家肯定人们合理的正当的利益追求，同时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主张对利益的追求要持节制态度，反对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利，反对为了获取一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5]（《里仁》）由此可见，人们对于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追求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关键是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去谋利。实际上，在一切经济活动和商业领域中，存在着一个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在追求和谋取经济利益、效益和利润的过程中，不能不顾道义、不择手段，而应当以正当的合乎道义的手段去实现。

我国古代早就有“信者储也”的说法，从构字法来看，“储”由“信”和“者”会意而成，即是说，只有诚实守信之人才是最善于积聚财富的[7]。事实也证明，在经济活动和商业经营领域，同样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只有以诚信为本，信守承诺，诚实无欺，才会赢得信誉，赢得市场，获取最大效益。《孔子家语·鲁相》载有“贾羊豚者不加饰”的话，即是指贩卖猪羊等的经商人员，在买卖活动中不能造假售假、以次充好，而应诚实无欺，公平买卖。荀子曾说：“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6]（《王霸》）这就充分看到和肯定了诚信之道对于经济繁荣、商业兴旺和国家富足的促进作用。

讲究货真价实，强调童叟无欺，是中华民族经济及商业活动中的传统美德，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廉贾义商。徽州商人注重“信义服人”，他们“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明代即有了“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的说法，至清代前期，其活动范围远涉海外[8]。 我国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同仁堂药店，历来注重诚信，亦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经营理念和道德规范，其题于丙寅仲夏间的一副对联，就是这一经营理念的体现：“炮制虽繁从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该药店目前已成为名列全国中药企业之首的大型企业，其事业的成功与注重诚信的经营理念是分不开的。

第四，诚信是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为政之道。孔子主张“为政以德”[5]（《为政》），强调道德在治理国政中的重要作用。而要做到“为政以德”，诚信是其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所以孔子要求为政者做到“敬事而信”[5]（《学而》），并认为“信则民任焉”[5]（《尧曰》）。就是说，为政者在治理国政和对待百姓的问题上，要诚实无欺，讲究信用，不能失信于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信赖。能否做到这一点，也是关系到社会治乱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荀子也以史实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大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5]（《王霸》）正因为看到了诚信与社会稳定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孔子特别将诚信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5]（《述而》）

孔子还深刻揭示了取信于民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5]（《颜渊》）在这里，孔子把“信”看得比“兵”和“食”还重要，认为虽然军备、粮食和民众的信任都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条件，但三者中民众的信任更为关键。《论语》中还记载子夏的话说：“君子信而后劳民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5]（《子张》）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取得民众的信任，才能顺利地管理和领导民众；否则，如果没有民众的信任，对民众的管理则会被认为是折磨和虐待他们。所以，儒家特别强调诚信在治理国政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基本的立国立民之道。

儒家还特别重视和强调为政者对诚信原则的遵从和践行，认为为政者应当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信守承诺，为民众做出表率。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其道德要求和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也不同，其行为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对于为政者来说，所处的位置越高，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也就越大。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5]（《子路》）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为政者的思想言行，包括是否讲求信用，对于广大民众的影响和感召作用。孔子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5]（《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5]（《子路》）这些话，都是针对为政者而言的。从诚信角度来说，为政者能否在工作中做到以身作则，忠诚信实，即是否做到“身正”，不但是一个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广大百姓和具体的行政效果的问题。

　　三

目前，诚信已成为一个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诚信关系着一个社会基本的生活秩序；二是因为近年来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确出现了一系列失信行为，产生了所谓的“信任危机”。尽管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儒家的诚信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含义，但是，诚信作为一种人格美德和社会道德规范却永远也不会过时，它作为一项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和道德评价仍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今天，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出现“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儒家的诚信思想，深入挖掘传统诚信资源，对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对于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以及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都有其积极意义。

第一，提倡和弘扬诚信思想，有助于健康人格的培养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建立。

儒家的诚信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提倡和实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人生哲学的基本理念，人们常说的“心诚则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反映和体现了诚信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就个人而言，诚信是健康人格的必备品质。一个人不讲诚信、虚伪欺诈的人，在人格上是不健全的。在现实生活中，诚信已成为衡量一个人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只有那些信守承诺、诚恳老实、言行一致的人，才会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戴，也才能立足于社会；而那些巧言令色、虚伪狡诈、言而无信的人，则会受到人们的鄙视和遣责，也就难以在社会上立足，更难以成就一番事业。其次，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诚信是人们相互间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基础；离开了诚信，人与人之间就难以形成和建立正常的交流和交往，人与人之间的正常联系也难以维系。诚信是一项基本的做人准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当也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要求。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倡导和遵从诚信原则，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有助于合作、信赖关系的建立，有助于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形成，也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提倡和弘扬诚信道德，有助于推动政治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有助于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诚信作为基本的立国立民之道，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价值。不论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建设，还是公民道德建设，都应当把确立诚信观念、营造诚信氛围，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首先，在政治领域，一个执政党的地位能否巩固和发展，一个社会是否稳定有序，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讲求诚信，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执政党及其国家政权就会稳固、发展、社会生活就会安定有序；否则，执政党及其国家政权就会衰败以至灭亡，社会生活秩序也会受到破坏。从根本上来说，人民群众是一个国家政权前途和命运的决定力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的主体则是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人民群众，不但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社会的精神财富。正是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民群众，推动了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的变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前进道路。今天，就我们党及其领导干部来说，要做到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就必须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忠实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一个社会的政治道德状况或者官德的好坏，对于民风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有着极大的带动和影响作用。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5]（《颜渊》）一般来说，如果为政者讲究诚信，重视信誉，关注社会道德，就能为人民群众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以及民风的改善。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诚信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一些政府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有的工作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暗箱操作；有的在工作中不讲原则，有失公正；有的工作和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甚至还有的在工作中任人唯亲、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等，这些，无疑使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形象和诚信度大大降低，也严重影响到社会道德风尚。因此，就目前来说，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转变观念，率先垂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努力通过自身的诚信行为取信于民。这对于在全社会确立诚信理念，形成诚信环境，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提倡和弘扬诚信思想，有助于规范经济活动，形成诚实不欺、公平交易的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

诚实不欺，信守承诺，遵循契约，在经济活动中尤为重要。现代社会，普遍的诚信是保障经济活动正常进行，并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因此，所有的经济活动既要遵守法律规范，也要遵守道德规范。而诚信，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对于经济活动具有普遍的规范和约束意义。

市场经济是通过公平竞争与合作的经济交往关系，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方式，是一种以等价交换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形式。与以计划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行为者都是自由的主体，其双边或多边的交易行为不再受上级部门指令的限制约束，这样，经济行为中的道德诚信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双边或多边交易中，诚信的链条或纽带一旦断裂，就会给行为双方或多方造成利益损失，并造成市场运行机制的破坏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诚信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经济资源，它不但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今天，在整个社会面临信用缺失和诚信危机的情况下，大力倡导、宣传和弘扬诚信思想，对于规范经济行为，推动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正常运作，都将大有助益。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0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