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海平】日常生活的转型与公共伦理意识
一、日常生活转型的三维界面及其隐含的伦理意识
日常生活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学视域，开启了我们对社会现代化进行理解和诠释的一个新的维度。[2]现代化必须经历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重建过程，其实质就是日常生活的结构转型，它由“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彼此关联着的三维界面构成。现代化关涉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是指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则由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构成[3]。“现代化”作为一种以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为核心的社会进程，必然在人的感性活动层面成为一种“走出日常生活世界”的强大历史涌潮以及由之产生的日常生活转型的动源，而日常生活的转型反过来又推动着社会、文化和人的现代化，成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之转型的一个动力。现代化在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和日常生活世界的转型的双向互动中，在“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的结构位置上表现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性资质。现代化的实际社会进程及其充斥在日常生活转型和人的类型构造及其思想文化界域中的现代性，在知识和感受的理念位置上为各种现代主义思想学说所捕捉，并构成了种种现代主义理论探究的主题。
日常生活转型作为由社会进程（现代化）、质态（现代性）和思想意识（现代主义）组成的三维界面凸现出来的总体转型，说到底是人本身的转型。具体说，日常生活转型的三维界面及其隐含着的伦理意味可作如下解析：
首先，它牵涉到政治－经济制度在一种革命性进程中对合理化、合法化、正当性和正义性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良好的秩序”的不间断的制度设计或安排。它突破了千百年来“祖宗之法不可变”或“朕即国家”的那种以传统权威、身份地位、等级特权和习惯法则等习以为常的日常性价值基准为特征的伦理实体。作为启动日常生活转型的动源，它一方面要完成一种合理化的现代政治国家的秩序构造，另一方面则要求形成一种能够进入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之新秩序的现代人类型。这两个方面形成了日常生活转型在现代化界面蕴含着的伦理正当性的价值基准，它指向一种不断合理化（社会秩序与人的行为）的公共秩序的构造，并因此在制度化层面着力寻求一种以“公正”为核心的公共伦理（意识）。
其次，日常生活转型还关涉到国民性在民族根源和全球化的两歧中构造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合理质态的那种理性筹划，它构成了日常生活转型的现代性界面。现代性本质上作为一种“后传统秩序”[4]，总是处于分解传统日常性之质态的“时空重组”和“秩序重构”的存在性（怀疑和瓦解）维度中，它“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型”。[5]这种“后传统秩序”由于“一”的“权威”丧失了魔力，生活世界的价值合理性问题在一种权威根源的“多”元化格局中便走向了诸种互竞互争的道德主张。作为构造国民心性的伦理道德问题在民族根源和全球化的持续紧张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从传统日常生活的给定秩序中脱出而进入不断重建和重组的公共性之中，它在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的层面通过对各种传统的解构而体现了一种以“公平”为价值合理性资质的公共伦理（意识）。
第三，日常生活转型同时也成为最先发生在“精英”层的文人、学者、艺人和评论者等知识分子圈的叙事对象，并在建筑、绘画、人文写作、科学理性、宗教关怀、政治经济论述等“知识学”和“感受”之理念的世界化、普遍化和世俗化活动中突显为一种时代精神的主旋，这就是日常生活转型的现代主义界面。由于日常生活转型总是要极力突破传统的束缚，它的目标模式就必然为各种种反思性建构的现代主义策略描述为各种类型的观念意识形态，这导致了人们在世界观特性、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的深刻变化。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各种“宏大叙事”中由“主义”话语去言说以“公义”或“公理”为核心的各种公共伦理理念。日常生活转型总是锲入了异常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并以一种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到个体信仰方面，由之形成了一种以“公义”为核心的公共伦理（意识）。
应该看到，日常生活转型的三维界面尽管各有侧重，但现代化进程、现代性特质和现代主义构想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却是环环相扣、交互贯通的。日常生活作为前现代社会（传统农业社会）文化和道德生活的“真正寓所”在进入“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三维界面的结构转型中的时候，它的每一个界面都面临着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念的尖锐冲突和痛苦裂变，在一种新旧交替、传统和现代的交锋以及地域化与全球化的文化碰撞中，在人的社会角色的自我担当和个人心态平衡的诉求中，前现代日常生活的纯粹性、自在性、自我归闭性被一种普遍转型的批判重建所破坏。它不再是浪漫诗人眼中具有田园诗般的自足、宁静而安全的“世外桃园”，也不再是滋生具有本体意义的道德价值的“实体”。如果说日常生活世界是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伦理实体而存在，那么日常生活的转型则移动了伦理价值的重心：伦理实体不再是单一的日常生活（以传统、风习、社会惯例、身份等为核心）世界，而更多地是政治、经济、管理、职业、社团、政党等公共秩序领域。由于这种变化，日常生活转型在“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的三维界面上隐含着各种非日常伦理意识对日常伦理（这种日常伦理以日常生活世界为文化与道德的真正寓所）的消解。从日常生活转型的三维界面看，这种非日常伦理意识其实质是一种在社会转型期必然从种种“道德失范”的“现代现象”中“浮”出的“公共伦理意识”，这种伦理意识作为社会转型对“公正秩序－公平质态－公义理念”的合理化社会形态和交往方式的正当性意识，必然与现代社会精神相契合并为现代人类型的精神气质所涵摄。
二、公共伦理意识：公正秩序、公平质态和公义理念
日常生活转型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表现为人的世界所经历的“从日常到非日常”或“从日常到类”的发展，[6]人的伦理生长也经历了一个从“日常生活”到“非日常生活”的转型。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利丝·赫勒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7]，这就是说，日常生活总是与人的个体性存在领域相关，而非日常生活则与社会整体和人的类存在领域相关。[8]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它实质上是日常生活世界被“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三维界面不断地压缩其日常性而增大其公共性的过程。日常生活的转型最有力地拓展出一个与日常性私人领域相对立的非日常性公共领域，其价值目标是一种作为“社会整体和人的类存在的”合理化的公共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转型作为一种“扩大”非日常生活世界且将“日常生活”隐匿到私人性存在领域中的现代转型，它在市场、社会和现代国家等公共秩序建构过程中的道德合理性诉求，就具备有涵摄现代精神的伦理自明的力量。公共伦理意识正是在日常生活转型的三维界面由这种道德合理性诉求凸现出来的，它表现为在严格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基础上对公正秩序、公平质态和公义理念的不倦追求。
1、公正秩序
日常生活转型作为人类生活世界从前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其道德合理性诉求是通过社会的合理化与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在一种制度性安排或变革中表现出来的。首先是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通过制度性革命、改良或变革以及有效制度供给）对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公认为正当的伦理秩序的颠覆。它最先表现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哈贝马斯说：“资本主义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但私人随即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同公共权力展开讨论。”[9]这个公共领域的功能实现一方面基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自主独立，一方面则依靠现代国家作为民主法治国家在制度层面确保社会正义。
在市民社会中，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自主活动，以实现物质利益和社会交往相对独立，并通过对公共权力或政治国家提出种种限制来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市民社会要求对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实施有效保障，没有这种保障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独立，也就不会有一个公正的公共秩序。市民社会作为传统日常生活转型的直接现实，可以说是一个使个人真正个人化的存在领域。正是因为有了个人的真正“个人化”，才有公共领域的真正“公共化”。在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虽然日常生活带有私人性质，但它并不是一种“真正个人化的”私人生活，日常生活同样具有公共性（如教区、家族、邻里等），但它也不是一种“真正公共化的”公共生活，它更多的是一种家族生活（例如像中国传统日常生活）。
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化是日常生活转型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市民社会作为使个人真正个人化的存在领域，它同时也使自身成为一个真正公共化的公共交往领域，并对国家的合理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现代化通过经济与现代国家的分化影响了社会与国家的分化，并完成了私人领域同公共领域的分化，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产生出为个人所共享的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公共秩序，也就是说，个人才能作为“公众”中的一员对制度公正（合理化）提出要求，而社会和国家在不影响市民社会的自由独立的前提下对个人的行为公正（合理化）提出要求。从这一意义上，个人自由伦理是公共伦理不能缺少的前提，在公共秩序中如何体现公正原则主要地取决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方面各自相对独立又能在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中在功能结构上趋于合理化。[10]公私分明正是公正秩序之建构的基本原则，它是公共伦理的第一原则：公私分明的伦理原则，要求国家权力具有公正合理的制度性伦理承诺机制，要求社会的自主、自治和自由，要求个人在坚持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至上的同时以国家社会的法权平等为先。应该说，不论是广义的公共领域（包括国家在内），还是狭义的公共领域（社会），以公私分明为前提建立起一种具有外在制度性制约的公正秩序，是社会现代化、人自身的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的建构却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能完成。
2、公平质态
日常生活转型作为一种在政治－经济制度转型（现代化）的“断裂层”发生的“现代事件”，它本身已经置身于一种现代性的存在质态之中。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秩序”，它表现为“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旋的感觉”[11]。吉登斯在《现代性自我认同》中从社会学的视角把现代性的动力描绘为三种类型：时空分离，抽象化机制和制度反思性。[12]从这种描述中我们看到：（1）时空分离转换了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时空结构，它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如果没有被分割的时空的重新融合，许多组织及作为现代性特质的那种特定组织，要跨越无限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就是不可思议的。”[13] （2）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由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建立起标准价值（货币）和知识效用，从而使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身依从”转向对“抽象系统”（两种）的“信任”以及相应需要承担的“风险”，它“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14]（3）制度反思性“定期地把知识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情景上去，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的一种建构要素。”[15]现代性的这种反思性不同于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那种“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对行动的反思监控”。现代性的反思是以主体性、人性、理性、普遍必然有效性等价值标准由知识的合理运用以及怀疑论的颠覆表现出来的，它对道德合理性的诉求表现在这种后传统秩序（也就是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转型）对一种以公平质态为特征的公共性的探寻或求证。
首先，时空转型改变了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由于静态时空结构）将个体－群体及其关系系缚于土地、家园和传统而产生的境遇不公平，走出日常生活世界意味着时空的自由重组，这表明社会结构在日常生活转型中展示了一个对所有个体－群体一视同仁的公共空间，这使得对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类型而言异常重要的“机遇的公平”成为可能。
其次，抽象化机制改变了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以血缘、人情、宗教团契和人伦天道为依托的监控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surveillance），亦即它不是依照等级身份对“臣民”实行监控，而是通过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抽象标志和标准（如银行、法院、政府行政大楼等标志性的建筑和文件等）以及各种专家系统依照契约使公民自由地行使其权利，这样具有私人性质的监控制度就由公共性组织和管理所取代，社会和国家在一种个体－群体公共性的互动中使政治、经济的公平（体现权利）得以体现。
复次，制度反思性作为现代性文化制度转型的质态，它确立起批判、怀疑和重建（修复与补尝）的职能，使得日常生活转型在现代性的动态展现中总是要追求一种以公平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如追求理性，追求人性，追求本能感性生命的解放，追求主体性、追求主体间性等等。人们从这种“万花筒式”的现代性反思中，可以看到人类的公共性存在样态对于一种“公平心”的伦理品格的执着信念。它力图摧毁的是那种在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极端不公平的价值“天平”，而要建立一种真正公平的具有公共性的“价值天平”。这种反思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渗透到了纷纭复杂的现代主义构想之中。
3、公义理念
日常生活转型在知识和感受理念转型方面呈现为一个总体性的趋势：即由神义论向公义论的转变。它在论述模式上带来了由私人论域向公共论域的转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主义构想的基本特征。（例如，对国家正当性根据的重新论证：它由民主理论所提供；对现代人类型的存在合法性论证：它由自由理论所提供等等。）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论证由于科学对宗教的胜利而排斥任何“神义论”的论证模式，它在革命时期由具有公义论特征的自然法－契约理论来完它的形式论证。[16] “由于卢梭和康德，新自然律理论的发展导致了下述结果：理性的形式原则在实践询问中取代了诸如自然或上帝一类的实质原则，而实践询问涉及到规范和行为的证明。这里，证明并非仅仅以论证为基础，因为论证同样适用于以哲学形式出现的世界观框架。既然终极基础不再被认为是合理的，证明的形式条件自身就获得了合法化的力量，理性协议本身和程序和假设前提变成了原则。”[17]
现代主义正是从这里突破出来的，它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理性主义的“建构主义”特质，由理性－人性－主体性三位一体的论述模式力图将公义、自由、平等的“决定权”从传统主义的隐秘实体或本体（私人特权的神圣化了的化身）移交到“作为自由、平等、正义的涉身者、即社会中的个体及所属的阶层”。[18]最初的现代主义（如哈贝马斯所说）是由“理性协议”出发转换传统的超验形而上学本体的，这个转换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表现最具典型意义，它已经蕴含了由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而出现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法权平等的基本矛盾，一直影响到当今北美学术界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人类公共领域在一种价值多元或文化多元视域对公义理念的普遍性探求并不易于在讨论中定于一尊，因此企盼“公义”或以“公义”为叙事对象的现代主义必然是分裂的。
日常生活转型的一个直接的现代后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公共论域（它以私人域为前提）。它使国家政权对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正当性知识不再拥有代社会中的个体立言的社会法权[19]，这就意味着“公义”不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强制，公共论域对“公义”的诉求只能由相互冲突的“主义”论争展示出来。然而，公共论域在现代社会如何保障实际的自由民主，这决不是一种单纯的“道义”宣称所能解决的，如果将某种类型的公义理念仅仅作为一种伦理性的应该来考虑那将是苍白无力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避免国家或政党不以公共权力的形式介入公共论域。这一点只有在国家消亡后才有可能。
日常生活转型由于与一个日益独立的私人领域的形成紧密相关，它也就与一个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的出现密不可分。特洛尔奇（E．Troeltsch）说：它面对着国家生活、经济、社会、科学与艺术的分歧性局面，“需要一个评价人的生活目的的和财富的新体系。”[20]。由此日常生活转型的三维界面导向了公共伦理意识的三个相互联结的面向：公正秩序、公平质态和公义理念。公共伦理意识的这三个面向看起来都强调一个“公”字，但它是以“私的”（或者个人的）自由解放为前提的。只有私人能对生活共同体的制度正当性自由发表意见，或者说只有拥有理性能力并“敢于运用”这种能力的公众（个人）是一种私人存在的时候，公共领域才开始出现。西方社会由资本主义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分离在日常生活转型中产生了公共领域，但由于这个公共领域本质上资产阶级的，所以它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为广大的自由劳动者或无产阶级所认同的公正秩序，也不具备一种真正公平的存在性质态，更不可能有一个能体现公义理念的公共论域（因为它必然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21]。但是，这并不影响一种公共伦理意识在日常生活转型中的凸现，而且成为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聚讼不息的焦点。这些论争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实际奉行的价值标准和它所作的公共伦理意识形态的表白是自相矛盾的。[22]
中国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三维界面是在与西方模式的比较借鉴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到本世界90年代才开始将经济与国家权力分开。经济秩序的转型（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几千年积淀起来的“强大而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震荡。日常生活转型唤醒了沉睡的乡土，它使中国社会转型正在走出那种既缺乏真正的私人生活又缺乏真正的公共生活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私域和公域的区分为民主法治的实现准备了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揭开了一个新型的公共领域，国家制度创新开始在一系列的变革中使其职能社会化，民主法治国家及政府行政真正公务化和中国公民的真正“公”民化，这表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社会日常生活转型的三维界面正在形成。中国社会转型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重建的层面展开，使中国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在探索属于自己的公正秩序、公平质态和公义理念的过程中由日常生活转型的视角打开了公共伦理的诸种问题意识。中国日常生活转型作为中国人走出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历史涌动，必然引起道德原则和伦理意识的转变：从传统日常伦理向公共伦理的转变。道德从根本上与宗教的、法律的、传统的、习俗的等日常生活分离，在一种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的三维界面中，它面临崭新的处境和全新的使命。
【注释】
[1]可参见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2]衣俊卿著：《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自序第4页。下引此书同。
[3]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3页。
[4]参见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页。
[5]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6]参见衣俊卿著：《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7]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8]参见衣俊卿著：《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第14～15页。
[9]尤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引自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4页。
[10]这涉及到制度公正的建构问题。对这个问题，高兆明教授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制度公正论──社会变革时期道德失范研究”一文中所论较详，参阅该文未刊稿，第88～96页。
[11]福柯：《什么是启蒙》，见汪晖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30页。
[12]参见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自我认同》，第22页、第19页、第22页、第22页。
[13]同上书，第19页。这种时间空间的分离和重组在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表现尤为突出。尤其是在一个信息社会，时空重组异常便利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令人深思。
[14]同上书，第22页。
[15]同上书，第22页。
[16]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政治社会内涵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现代哲学在总体上对本体论的消解代表了现代主义的这种隐秘的意图。参见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89～190页。
[17]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第190页。
[18]参见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92页。
[19]参见上书，第294页。
[20]特洛尔奇：《现代精神的本质》，第326页。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65～166。
[21]关于这一点，我在《经济秩序变迁中的价值理念》一文中从经济伦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公共伦理的形式主义特征进行了剖析。参阅《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2]西方后现代主义以一种自反性思维揭露了西方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在公共伦理意识问题上的自欺或欺人，从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提出了公共伦理的问题意识。
（原载《求是学刊》（哈尔滨），1999年第4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