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博列尼菲尔 龚艳】哲学践行 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哲学运动
哲学践行( philosophical practice) 是西方上世纪80 年代兴起的一场哲学运动，它既包括哲学的具体应用，又包括哲学应用的学理研究，这场运动开始于德国哲学家阿亨巴哈( Gerd B． Achen-bach) 于 1981 年建立的第一家哲学践行机构。目前，哲学践行已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其发展蒸蒸日上，但中国学界对此了解不多。哲学践行的口号是“哲学就是做哲学的活动”( Philosophy is tophilosophize) ，这里的“做哲学”( philosophize) 指的就是哲学践行( 实践) 。奥斯卡·博列尼菲尔( Oscar Brenifier) 博士是国际著名践行哲学家和儿童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者，曾在法国建立了“哲学践行研究所”( Institut de Pratiques Philosophiques)①，在法国以及世界各地一直致力于哲学践行工作。博列尼菲尔出版了30 多本著作，这些著作被翻译为 20 多种语言，在世界影响甚大，其中有许多本被翻译成中文。2013 年 3 月 10 －17 日，奥斯卡·博列尼菲尔应南京大学哲系、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之邀，对南京大学哲学系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并组织了多场讨论会与工作坊，反响十分热烈。为了让国内学界深入地了解奥斯卡·博列尼菲尔的哲学践行工作，我们对他进行了一场深刻而有趣的学术专访。
一、哲学践行是一种批判性活动
龚艳: 您好，博列尼菲尔先生，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您来做访谈。您是世界著名的哲学践行专家，不过，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家对您以及您的工作还不甚了解。在我们访谈的开始，您能大致谈谈您的教育背景以及您是如何走上哲学践行这条道路的，好吗?
博列尼菲尔: 好的。我经历过和多数哲学学者相同的哲学教育背景。我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是科学学科: 数学与生物学，它们之所以对我的研究很重要，是因为它们包含了我感兴趣的东西———科学。当代哲学有两个传统: 一是欧洲大陆哲学，另一是英美分析哲学。例如，法国哲学偏向于大陆派系，而北美哲学则偏向于分析派系。有些学者喜欢将分析哲学称为科学的哲学，尽管我不喜欢这种称呼，但不可否认，它的确具有某些科学的方面: 结构严密以及严格的语言表达等。哲学正是在这个方面与我最先的研究相结合。
对于走上哲学道路，我有一个较特别之处: 我在孩提时代就喜欢追问。因此，在我从事哲学学习的早年，当我读到苏格拉底，我立刻就喜欢上他这种提问形式。我当时认为，要成为哲学家，就要成为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可以说在最初阶段，我并没有想成为哲学家，而是想成为苏格拉底那种人。从那时开始，我的所有哲学旨趣就在于思考如何提高人们的批判性能力以及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举一个例子。在我做博士论文时，我尝试站在苏格拉底的“无知原则”的立场，决定在论文中既不引用任何参考书目也不使用任何引文。当我告知导师我要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写论文时，他直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因为作为博士毕业的条件，我得完成 500 页的论文，完全用自己的话语是做不到的。不过他最终还是同意我这么做了，因为我极力向他证明这是可行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就是如此。即便这样，我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还是碰到了最棘手的事，我得找一个允许我这样做论文的评审委员会。这件事成了大学里的一则趣闻。
关于批判引用权威著作的想法在历史上有不少。除了苏格拉底之外，笛卡尔和康德也批判过，他们认为一直引用哲学权威著作，而不使讨论哲学化是不行的。哲学学者不能仅仅满足于了解哲学。进行哲学性的探讨或使讨论哲学化得遵从两方面的原则: 一是讨论与对话的双方具备理性能力，不迷信权威; 二是哲学化是具体的活动与展现，而不是简单的描述。在我看来，传统的哲学学习太过于侧重描述，而忽略了它本身是一种活动。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也都对此进行过批评，如尼采和马克思，他们认为哲学不是关乎描述，而是关乎改变现实世界。这恰恰是我所关注的哲学践行的重要方面———哲学的对外展现。
二、哲学践行所提倡的学习不是为了获得信息，而是为了思考与应用
龚艳: 不知您是否注意到，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学哲学的人就是读哲学文献、听哲学家讲课、写哲学文章、引用哲学著作，而不是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参与对话与讨论。而您认为做哲学就是使之哲学化，用具体的活动来展现哲学，这与传统方法是相悖的。您如何说明这种差异?
博列尼菲尔: 从普遍意义上讲，人类渴望知识，因为知识充满力量; 一旦掌握了知识，人类就不需要冒风险再去收集信息，他们只要以一种聪明或愚笨的方式把信息说出来就行了。这与大140◇奥斯卡·博列尼菲尔等哲学践行：
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哲学运动应用哲学研究部分教育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学习然后复述———类似。然而随着人文精神的发展，有些人认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该这样，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说出知识，而是要应用，要将知识外化出去，以使人类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自主与自由。
这种人文情怀在多数文化中仅仅为小部分人所持有。个中原因很多，但我认为其共同点在于，首先是这种做法更加“安全”。学习，然后不断地重复所学，这并不需要冒什么风险。其次，任何学校都有权力组织以及学术机构组织。大多数人进入了这种权力组织就不会作出实质性改变。因为之前的稳固的体系要求他们进行“获得信息，重复信息”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权力体系下，大部分老师也希望学生按此路走下去———学习并复述教科书上的内容，而不是从真正意义上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去发展自身的思想。
这种教育体制在世界各地都会出现，可是有些教育依旧反其道而行之，从而形成了一些“反叛”的现象。例如在中国，当人们检视孔子的教学法时，就会发现他并不希望学生仅仅重复老师的教导，他会把学生放置于问题之中，因材施教。当时有些学生不理
对学生而言，重复老师的话语是最简单的学习方法。对老师而言，有了教学权力后，他们不想轻易冒险，做出背离原有教学模式的行为。我想这与人类的天性以及人类的行为方式息息相关。
尽管如此，有些人就是超越了简单的重复，产生了某些新的思想。我不知道从心理或基因层面上如何解释，但这些改变的确存在。不仅是哲学，在科学、艺术、政治、历史等学科中也一样。有些人并不接受传统的教育体制，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如果你进一步问我为什么不接受，我也说不清，因为这就是我成长经历中所养成的性格。
龚艳: 从您话语中我们了解到，您从事哲学践行的方式与我们在大学进行哲学学习或接受哲学教育的方式很不一样。当您使用这种方式在全世界从事哲学践行时，必定会遇到一些抗拒或消极的行为，特别是那些拥护传统教育的人。对此，您能谈谈您所做的相关思考与研究吗?
博列尼菲尔: 你说的很对，对学习或研究哲学的人而言做践行工作是另一种情况。对孩子做哲学践行时你会发现，他们更具可塑性，思维更加灵活。当我向他们提议做一种思考的游戏并且告诉他们思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在这过程中他们会产生某些疯狂的想法，孩子们就会喜欢并享受思考的过程。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这方面就会遭遇困难。
例如在法国，大部分进入哲学领域的学生都希望追求真理，但经过几年的学习之后他们会变得迂腐。我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成为了流水线，目的是“制造”学生而不是“创造”学生，社会学术语称之为“模式化生产”。那些怀揣理想的天真学子在教育流水线上被抹杀了其独有的哲学洞察力与敏锐性，被训练成为和他们的大多数前辈一样的人。或许会出现某些例外的情况，有几个哲学学生反感传统的哲学教育与训练，他们想脱离传统，尝试别的哲学研究方法，我就遇见过一个学生，他明显具备很强的哲学思维能力，但他对我说他完全没法按照学院哲学的方法去学习，结局是他仅在哲学学习上起了个头，而最终放弃了。这种例外不仅在哲学领域内有，其他学科中也会存在。比如有一个德国数学家，他小时候就拒绝以数学老师教导的方式做数学习题，他总喜欢以另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解答。
数不清的例子证明，由于一些可寻或不可寻的因素，在各个学科领域中，总有一些人会以言语及行动反对那种传统的学习过程———我们称之为学院派的学习过程。不过，这种学院派的教育既然作为主流而存在，它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学术需要一定的秩序。值得庆幸的是，在现今社会中，人们对上述例外有许多思考与包容。几年前，我参与编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哲学学科的专题。那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明确指出，哲学教育不仅141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二〇一三年第三期专题研究系列是让学生机械地学习———获取信息然后复述，还应当是关于寻找“为何这样”、“如何改变”以及了解“你是谁”、“如何从事社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答案的工作。
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创新与发明，然而，在我看来，大部分所谓的“创新”与“发明”是不存在的。比如，法国政府曾经资助过一个项目，该项目的主题是将更加实验的方法应用于科学学科教学并减少学习中的重复过程。该项目由于受到政府支持，所以资金充足，然而最后却失败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该项目失败的关键因素在于，改变传统教学方法意味着老师们要做大量额外的思考与准备工作，而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再举一例，前段时间挪威政府准备采纳在小学教授哲学的提议，预备立项，我参与了该项目的评估及相关考察工作。尽管政府承诺对其进行资助，但该项目最终没有获得立项许可，原因就在于挪威的小学老师们不愿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
由此可见，思考是一种冒险的过程，因为思考存在着危险，于是思考便会令人害怕。人们会本能地对令自己思考的人或事产生某种焦虑或抗拒。然而关键在于，哲学家和哲学学者应当跳出囿于成见的想法，在哲学研究工作中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 承认有些哲学家偏爱读名著与写专著，而有些哲学家却偏爱做些不同的工作———比如哲学践行。
三、人类思考中存在的悖论
龚艳: 我记得您之前说过，热爱思考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喜欢思考; 但是，刚刚您又说大多数的老师害怕思考，甚至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阻止学生思考，这是否是一种矛盾?
博列尼菲尔: 啊，你是在指责我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是吧? ( 笑) 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下面的解释会更有趣。
矛盾与悖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矛盾是无意识的，人们先后说出了两个语句，却没有意识到它们是相反的。我们所说的问题不是指这种矛盾，而是指悖论。人类对于思考同时具有爱与恨的情感，这两种情感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出于本性，人们喜欢思考并享受思考的乐趣; 但与此同时，又因为思考是一种思维的冒险旅程而对它怀着害怕、甚至恐惧的心理。众所周知，任何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可能意识到他做了不该做的事，在那一刻，他们会同时意识到不该做某件事以及面对既成事实的现状。由于人类具有动物所没有的自我反思能力，因此会利用该能力创造出一系列相悖的语句，它们同时存在于人类有意识的思想中，时不时地给人类带来困扰。
人类对待思考的态度就是这种悖论: 一方面，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有死的、动物性的个体; 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具有智慧的火花，有能力去思考那些无限的、绝对的、超自然的东西。我们就是处于上述两方面的张力之中，用弗雷格的话来说就是“爱”与“死”的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主题，并且只有思考才能抓住这个主题: 我们希望思考、喜欢思考、享受思考; 同时我们又惧怕思考、抗拒思考。
龚艳: 您的这番解释意义深远。这种相悖的状态确实是人类的本性所致，也是人的存在方式，我们无法避免悖论，只能对此进行更加深入地思考。在您访问南京大学的这一周，我对上述人类对待思考态度的相悖性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如您所言，人们会处于害怕思考与抗拒思考的状态中，但是由于喜欢思考的天性，大家还是喜欢您的这种践行方式，特别是哲学系的师生。
也许有一些人愿意学习并从事哲学践行工作，您作为哲学践行的先驱，能否给出一些建议?
博列尼菲尔: 我想，在哲学践行中最容易预见到的困难就是，人们喜爱思考但在思考过程中会被自己的思想所阻碍，于是出现思考停止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会变得顽固，强烈地希望为自己的信念进行辩护。根据我的经验来看，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你应当知道，有个哲学概念叫作“有限性”，即人类是有限的、缺失的、不完美的，这一陈述是142◇奥斯卡·博列尼菲尔等哲学践行：
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哲学运动应用哲学研究可检验的。但通常，大多数人偏向于对其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希望自己完美，希望他人认为自己完美。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宁肯相信自己一切都好，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想。比如，人们通常都爱谈论明年的打算或10 年后的境况，而不去思考“哦，我可能那时候已经死了”。穆斯林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如果你不想做某事，那是神不想你那么做; 如果神不希望你思考某事，那件事便不会发生。”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人类总是会不断地被迫从镜子中与自己对视，这意味着人类要懂得向现实妥协，接受自己与他者的不完美。从根本上看，这是个体在与自己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而这很难做到。因为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存在着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即我们并不喜欢自己。我们想变成优于自己的他———勇士、超人或神; 我们想变得出名、有钱、被人爱慕与拥戴……。这种种现象都表明人类的永不满足。哲学践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处理人们的态度，先使人们能与自己和平相处: 我们在当下就是这样，也仅仅是这样。让自己与他人、与现实妥协，学着或帮助他人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这是哲学践行者的首要工作，也是遭受阻力最大的工作。
四、想要有效地思考就得少思考
龚艳: 这项工作的确很难。有时人们会紧抱完美的理想，但当他们看清了不完美的现状后却依旧不做任何改变以接近心中的完美，而仅仅是怨天尤人。我想，追求完美一方面需要人们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现实中的不完美，另一方面需要人们作出实际的改变。如果想要达到上述两方面的要求，那么是否意味着人们需要更强的反思能力以及进行更多的思考?
博列尼菲尔: 我不想说得这么绝对，因为“思考”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进行更多的思考有时意味着更少的思考。在禅的传统中也有类似的教诲: 想思考，就得少思考。
首先，个体的大脑会被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占据，这使他把很多不必严肃对待的事物严肃对待，把很多应该严肃对待的事物草率处理。典型的例子就体现在，我们如何看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的思想总是被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严肃对待了本不应严肃对待的事物，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背叛自己的自由意愿而成为他人要求的奴隶。所以，我们最好少去思考这些观念。
其次，正如我们在讨论会上所看见的那样，有些同学托着腮帮，对话题毫无反应。当我问他们“你在做什么”时，他们给出“我正在思考”的回答，事实上他们并未思考。当人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观念和想法，如同旋转的陀螺，这就不能称之为思考了。否则的话，可以说每个人在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思考，或者说，越焦虑的人就思考越多，这显然说不通。“思考”这一概念在哲学史上之所以意义深远，就在于它是一种有序的东西。雕塑是将泥土以有序的方式捏在一起，形成特殊的、具有美感的造型; 胡乱堆砌的泥土不会被当作雕塑，思考也是同样的道理。然而，人们虽然理解关于雕塑的上述观念，但却不能在思考中加以应用，所以说，人们常谈论的“思考”大部分缺乏实质的意义。雕塑家拿起一块石头，不断地从上面去掉不需要的部分，直到剩下最后的杰作，这就是雕塑的过程。思考与此类似，在思考时，个体有时需要增加内容以从头脑繁杂的观念中整理出一个结构，而有时却恰恰相反，个体需要丢弃一些观念以使自己的思想精简、清晰。
这令我联想到爱因斯坦一直追求的特殊原理，它是原理的原理，是被称为超验的、第一性的原理。人类相信世间存在这种原理，即超越所有细节而获得某种普遍性的原则。当苏格拉底询问人们“什么是美”时，人们会举例说“美丽的女人”、“美丽的马”或“美丽的花”; 但是，我们不想知道全部具体的、美丽的东西，我们希望找到的是一个基本的、不变的原则。或许中国古代传统不是将它称之为“不变的原则”，而是将它蕴含在老子所说的“道”中。尽管根据老子的思想，绝143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二〇一三年第三期专题研究系列对的、理想的东西没法用言语说出，但仍然可以找到基本的原则以把握世界和人类本性。从具体事物中提炼出抽象概念、从纷繁的案例中总结出敏锐的思想，就能更加准确地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提炼与总结意味着精简地进行思考，将精简的概念与思想用以指导复杂的生活意味着扩充思考。所以，如果人们希望多思考，那就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少思考，因为只有精简的思考才能够产生敏锐的洞见。
龚艳: 我想精简思考以及拓展思考都是重要的哲学能力。当个体说出一个陈述，然后给出某种论证来为该陈述辩护时，他便在使用拓展思考，他在思想中增加了内容。而当个体要对一系列陈述或现象进行问题化时，他就需要将语言组织为综合、有序的句子，这时他就在使用精简思考。
或许，大部分人可以理解能够增加思维内容的拓展思考的重要性，但却不明白精简思考的意义所在。
博列尼菲尔: 是的。我用奥卡姆的“精简原则”做一个说明，该原则要求把概念精简到最少，因为如果概念多了，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不能强迫性地自说自话。
然而，在进行哲学践行的讨论中，很多参与者在某阶段认为有问题，然后便开始长篇大论地自我表达; 而当他们被要求回答一个特定的问题时，他们却说出不相关的内容，比如当要求他们表达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或态度时，他们说出的只是自己一时想表达的内容。因此，在从事哲学践行之前，参与者首先要明白的是: “不可急于表达自己”。这种匆忙的表达往往混乱、无序，这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好像他们的身体中有什么东西强制他必须说话，然后他就开始不停地说。
在舞蹈训练与艺术训练中，当一个人要做一些特殊的动作，比如标准的舞步、弹奏的手型等时，他必须有意识地重复与巩固这些基本动作，以为自己将来的职业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哲学践行讨论会上，当有人说话时，我就会问: “你想做什么? 问问题? 指出问题? 针对问题举例?
赞成某些说法? 还是提出反对意见?”这一提问立刻就使这个人心烦意乱，因为他在说话前或说话时根本没想过说话的目的。可能是某个想法冲击了他的思想，他便会立刻作出反应，他说“让我说话”或“我想解释”。每当这时，我会告诉他: “不，在这个讨论会上你不能想表达时就表达，除非你明确说话的目的。为了提高思维质量，我们需要学习并巩固一系列非常特别的‘思维动作’。”哲学训练与舞蹈艺术训练的道理相同，它能够培养人们特殊的思维动作，并通过不断地重复这些思维动作，以提升人们的哲学能力与哲学素养。
没有学习过这些特殊思维动作的人很难有效地思考。当他们意识到头脑中的想法混乱时，他们会指责那个揭示出他们思想混乱的人，比如我，他们会说: “奥斯卡，是你让我思维混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并没有让他们混乱，我只是要求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混乱。在古希腊战场上，将领有时会杀死报告战败消息的人，但要知道，那个可怜的人只是为将领带来了战败消息，却不是战败的原因。
五、辩证法以及苏格拉底式对话是帮助人们进行思考的有力工具
龚艳: 您的哲学践行能为参与者们带来思维与哲学能力的提升，那么，哲学践行本身能为您带来什么? 您能否和我们谈谈您从事哲学践行的动力?
博列尼菲尔: 曾经有人问钢琴家鲁宾斯坦为什么要演奏钢琴，他说因为他喜欢演奏钢琴，并且很享受这一过程; 同样，我的动力来源于我从哲学践行中获得的巨大乐趣。我很享受组织或参与哲学践行的过程。从主观感受的角度来说，当我从事哲学践行工作时，我和那些喜爱喝酒的人并无二致———他们喜爱喝酒，也希望别人喜爱喝酒并且最好能和他们一起喝。对他们而言，一个人喝酒很有意思，和别人一起喝酒更有意思，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邀人共饮。这就是我做哲学践144◇奥斯卡·博列尼菲尔等哲学践行：
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哲学运动应用哲学研究行的最终目的与动机。你爱做某事，于是你也希望别人也爱做，然后和你一起做。我希望通过我的不断践行，在自己享受乐趣的同时也能使别人爱上这份工作。
当然，如果我在大学、企业或其他领域里推动哲学践行工作，当有人询问哲学践行能提供什么时，我肯定不能仅仅说是乐趣，我会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而加上一些学术性的解释。不过，当人们把哲学践行当作一种学习过程或一份好工作时，我会试着提醒他们: 在哲学践行的所有目的与动机中，热爱并享受思考是最重要的，因为思考活动构成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其他活动的基础。
龚艳: 您认为哲学践行是一种做哲学的方式，在您哲学践行的讨论会或工作坊中，您使用了何种哲学方法或方法论?
博列尼菲尔: 首先，我经常使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法，这是一种追问的方法。人类有时会有一些模糊的想法，追问则是帮助他们进行思考以及澄清想法的有力工具。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检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于是，第一个追问便是针对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期望? 我想要什么? 我知道什么? ……。这就像一个人在发动汽车之前首先要问自己去哪里和按照什么路线行进，这类问题对开车有好处，正如上述问题对人类的存在有好处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讲，哲学的功用正是提醒人类要时常思考，然而，哲学学生经常会忘记哲学的上述功用，他们更关注通过考试而忘记了学习哲学的最初动力与最基本的意义。
除了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法，我还找到了其他哲学工具，它们对于哲学践行工作非常有用和有效，辩证法就是其中的一种。辩证法是一个有趣的概念，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正—反—合”———展示了组织思想的过程: 首先是发现某个想法，然后对它问题化，之后产生新的想法，这是动态的过程。此外，还有现象学还原法，即把对原有现象的认知从个体的主观感知中挣脱出来，获得一种更为客观的认知。还有一个被称为“建构真理说”的实用主义概念也很有趣，笛卡尔和康德都对它有过相关表述，我也时常将它应用于哲学践行之中。
在哲学史上，相对于各个哲学家所坚持和辩护的主张，我更加重视他们的方法论。因为不同的哲学家会有不同的思维直觉，他们所建构的方法论能够为人类提供许多与思考有关的工具。
例如，莱布尼茨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绝对中立，理由是人类通常会带有各种情绪，所以不可能处于完全中立的地带。这个论述对哲学践行工作很有价值。人们时常将自己隐藏在中立中，似乎不偏不倚，然而，上述论述却指出，根本没有中立，人们不过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假装持有中立态度。诸如此类的方法论对于建构思想以及澄清思维都很有好处。
六、哲学可以被用在任何地方和各种具体的社会情境中
龚艳: 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您的哲学践行的起源、基本内容以及方法等。就我所知，除了您的哲学践行工作之外，德国吉尔德·阿亨巴赫的“没有方法”的践行、美国埃利奥特·科恩的“基于逻辑的治疗”、娄·马里诺夫的哲学咨询、日本与越南政府合作的高校哲学践行学位试点及教科书编写工作，以及韩国以江原大学为中心的人文治疗等都是当今世界哲学践行的重要部分。现在，我们想听听您对其他哲学践行方式的看法与评价。
博列尼菲尔: 我从事哲学践行至今30 年有余，期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许多新兴的活动和职业都与后现代相结合、与社会上的各种危机相关联。哲学践行也不例外，它针对各个具体领域产生出了各种具有针对性的形式，因而当今学界存在众多有关哲学践行的概念。例如，针对孩子的哲学践行、针对企业或商业的哲学践行以及咨询性的哲学践行等。现今有不少人在不同的国家从事各式各样的哲学践行工作，正如不同的人以各种方式从事理论哲学研究一样。对“哲学145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二〇一三年第三期专题研究系列践行”这个概念，每个人或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诠释。举个例子，在上世纪 30 年代，有一位叫尼尔森的哲学家提出了“苏格拉底式对话”( 与我的哲学践行同名但内容相异) 。这种哲学践行以其独特的形式吸引着一些人，现在在欧洲许多国家还能看见有人在以这种方式进行实践，他们有规定用语、特殊的对话形式以及特定的感知世界的方式。
不同的哲学践行形式迎合了不同人的“哲学口味”，我认为这很好。每种哲学践行形式既然出现了，就必定会有其适应的对象群体及问题指向。在当今哲学践行发展的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多地鼓励人们认识、了解以及关注哲学的社会展示和应用，将那种令人畏惧的、学院派的哲学逐渐转变为实用的、易于接受与应用的思想并带给社会大众。
龚艳: 您觉得哲学践行工作能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哲学学科的一些传统看法与态度?
博列尼菲尔: 尽管我无法预计哲学践行最终能达到何种效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思想( 不仅仅是对于哲学) ，但事实证明，这一工作正在起作用，越来越多的人都进入了这一领域，愿意参与或从事这一活动。比如，我曾经写了一些关于如何针对孩子进行哲学践行的书，起初，当我通过邮件与编辑谈论它们的销量时，编辑们并未抱太高期望( 笑) ，但现在它们已经被译为 30多种语言与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销售，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这说明，人们还是乐于接受并推广哲学践行的。
从事哲学践行的方式可以不同，但宗旨都是将哲学带入人们的现实生活。我听说，在中国有一位有名的女士经常在电视节目里讲述如何将孔子的思想应用于日常生活，我先不去评价其具体内容，但从中可以看出现在的一种重要趋势———哲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愈发流行，这恰恰是哲学践行正在发展的最好证明。反过来也可以说明，社会大众有了解哲学的欲望，这种欲望为愿意从事哲学践行工作的人提供了哲学化的机会。
龚艳: 可是中国国内有些学者认为，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位女士并非真正在做哲学，他们觉得，她那种活动只会把哲学弄得通俗、流行，而使哲学丧失了原有的严谨与高贵。您对这种观点持什么意见?
博列尼菲尔: 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问题，事实上，类似这位女士的现象有不少，也遭到学界各种批评。在欧洲最初是从一本名叫《苏菲的世界》的哲学通俗读物开始，这本书可能是第一本哲学畅销书，它的销售量约为2 500 万册，被翻译为几十种语言。对此，很多哲学家都发表了意见:
这不是一本真正的哲学书，这也不是真正的哲学工作。在我看来，这些意见并不重要，这个作者作为一个哲学教授，期望给出一些与哲学思考有关的元素和思维逻辑训练，其工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同样，对于之前所提到的我为孩子们写的哲学书，大部分哲学家也会说这不是一本哲学书，不是哲学。有趣的是，他们不仅发表这种意见，还会对这一做法感到生气。他们对这些书以及这些工作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厌恶，甚至恐惧。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哲学必须是复杂的、困难的，仅属于该领域内的少数人。他们的传统想法是哲学必须有一批“智慧的”领头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引导哲学的走向。因此，那些将哲学通俗化、普及化、简单化的做法确实使他们烦恼。可是，如果希望哲学对个人和社会更有用，就不能把哲学的领地划得如此狭窄。那些哲学家似乎自相矛盾: 他们想把自己对哲学的洞见写出来、出版发行、使自己出名，但同时又不希望自己的哲学思想能被大部分人读懂。因为读不懂意味着智慧与深奥，这可以使他们成为哲学界的领头人。设想一下，如果爱因斯坦希望相对论的意义与重要性能为世人了解与认可，他就必须尽可能清晰、明确、简要地展现自己的思想。当然，清晰、明确地论述并不意味着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与细节，但抽象、空洞的话说出来则起不到任何效果。
应用哲学研究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明确化，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思维能力，然而，上述那些哲学家却无法做到，原因何在? 肯定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慧，而是由于其他某些因素所导致。坦白地说，我认为上述现象的背后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比如嫉妒，嫉妒是一种在哲学家群体中常见的毛病。
他们总认自己才是最智慧、最深刻、最具洞见的人，自己的思想之所以不被了解是因为他人根本不懂得自己有多么天才。我虽然不熟悉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去幼儿园教四、五岁的孩子们做哲学练习的时候，当地的哲学家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理由是: 这么小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懂哲学，更不可能做哲学。这如同那些批评苏格拉底以对话形式做哲学的哲学家们那样，认为那并不是真正的哲学，而是某种前哲学形式。
但我认为，即使是孩子也能做一些体育锻炼，尽管那些体育锻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使他们拿奥运金牌。不可否认，孩子的体育锻炼是低水平的，但为何要认为它们是前体育锻炼或者不是体育锻炼? 难道就仅仅因为是孩子在做? 法国的学生在高中时就学物理，当然他们的物理研究程度和物理学家们的高水平研究相比肯定有很大差距，但我们仍把它称为物理，而不是前物理或非物理。那些哲学家把哲学践行工作称作是前哲学或非哲学，以与他们自己的哲学工作相区别，其实是有一些嫉妒和装模作样的因素在里面。
龚艳: 您最初没有接受高校为您提供的教职，而是开设了一家哲学践行研究所。几十年中，您不仅在法国、欧洲甚至全世界成功地推广了您的哲学践行工作，也将研究所经营得很好。我们知道，您现今已把哲学践行推向了市场，比如参与公司的人事招聘、从事各领域的思维评估以及开设哲学能力培训课程等。理论总要与实践紧密关联，若能将哲学践行从理论应用到实践，为中国的哲学学生及学者带来更多的就业与实践平台，那将是令人开心的。对于如何将哲学践行在中国市场中进行推广与应用，您是否有好的建议?
博列尼菲尔: 我认为，希望从事哲学践行工作的学生与学者必须首先提升自己的哲学与思维能力，要不断地锻炼、发展自己的技能。
其次，他们应当打开视野，寻找一些能够令自己充分发挥能力的领域。我听说，在中国有些公司的总裁喜欢听禅，尽管我不清楚具体情况，但可以想象，在他们听禅、学禅以及论禅的过程中必定有一些令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商业领导者是一份有难度的工作，他们要面临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他们头脑中的信息量很大，会有很多具有潜在矛盾的决定，这对他们是一种威胁; 二是他们通常处于焦虑之中，因为他们会不知满足地寻求更大的经济利益。至少由于这两个原因，他们会产生改善与提高思维能力的需求。这对其他人也同样适用，这就是为何哲学践行在医院中也有用。比如参与制定有关医患伦理的约定，或直接对患者做咨询工作以及临终关怀。此外，还可以写一些与哲学践行的理论或实践有关的书籍，在这方面已有很多人获得了成功。我想哲学可以被用在任何地方，哲学践行工作者可以在各种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工作，也可以定期组织哲学讨论会与工作坊来帮助大众提升思维能力。不过，各种可能性的前提是，你必须对它们开放心态，不要被传统约束了哲学领域的边界。
最后，是从业者必须真的喜欢这份工作。这种工作与其他工作的不同点在于，在对其他人进行哲学践行之前，你必须先对自己做。当有人仅仅是为了想找份工作才来接受我的训练时，我就会劝他放弃，因为这就像有人说“好吧，现在我想找份工作了，所以我要学点音乐去做音乐家这行”。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因为想找份工作就能做音乐家，只有发自内心地喜欢音乐才能成为音乐家。
七、老子思想对于哲学践行的意义
龚艳: 在我们刚才的讨论中，您提到了苏格拉底、康德以及莱布尼茨等著名哲学家，您所使用的哲学践行方法也是来源于他们哲学工作的启发。可是，他们都毫无例外的是西方哲学家，他们所产生的是西方哲学思想。中国古代也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产生过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哲学理念甚至哲学体系。不知您对此是否有过探究? 中国的哲学思想是否对您的哲学践行工作产生过较为深刻的影响?
博列尼菲尔: 我对中国古代的孔子、老子、庄子、朱子以及他们的思想都略知一二，他们都对我的工作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老子，我认为，老子的思想对于整个哲学践行都有着巨大的启发。比如，在《道德经》第一章中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我从中对应地找到了一种思想: 人们说出的永远不可能具有绝对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说出某些话，他们就会想抓住不放、固执己见，他们拒绝看到自己话语中的问题( 不愿将自己的话语问题化) 。他们忘记了老子的教诲: 一旦你说出它，你就不能确定它是绝对的; 如果你想说某个绝对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可能被说出来。所以，人们说出来的任何语句都会存在问题，它们都能被问题化。
昨天，我请哲学系的学生做一个练习，每个人都被要求写一些自己认为是真的命题，然后我们尝试把命题问题化。有个年轻的女学生写道: “我爱我父母”，针对该命题有同学说: “不，你有时会生他们的气，那一时刻你就不是爱他们的。”于是她被这一事实困扰了———“我爱我父母”这一想法不是绝对的。她之所以被困扰的原因就在于，她忘记了，人们所说的任何话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假的，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能被绝对地说出。对于“2 +2 =
龚艳: 您说您对老子的思想颇为感兴趣，我想到了《道德经》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无为”。您一定知道这也是一个有趣且深奥的概念，您能否谈一谈对这个概念的认识与理解? 它在哲学践行中是否具有启发意义?
博列尼菲尔: 是的，这一概念对于引导或主持哲学践行讨论会或工作坊的人很有用，对这类人而言，“无为”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引导哲学践行讨论会或工作坊的工作与日常学校里老师的工作有很大区别: 老师的工作在于向学生灌输与传递思想，让学生记录并重复诉说; 而哲学践行引导者的工作不是给出自己的思想，而是有技巧地使思想从参与者( 他人) 的头脑中冒出。他自己并无所为，而是令他人有所为，他必须暂时抛弃一切想法。因为一旦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作为引导者他自然就会显著地或潜在地影响其他参与者按照他的思路给出答案。
还记得讨论会上的那个女学生吗? 她问我: “您心中到底想要什么答案?”我回答她说: “不，我什么答案也不想要，我仅仅是想令你思考。”“无为”对于那些引导哲学践行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由于他的工作是使他人思考而不是自己思考，因此他不能有所作为或有所思考，而是要创造一定的条件和情境去启发别人思考。他“镜面反射”他人的思想，然后迫使他人对这些思想作出反思与再反思。引导者如同老虎: 低调地潜伏在那里，看着，但却不动，待到思想出现时便抓住它们。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二〇一三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