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平 邹崇理】逻辑在中国振兴的基本途径

　　逻辑思想的发源地主要有三个：古代中国、 古印度和古希腊。 但是，古代中国和古印度的逻辑思想没有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后来都衰落了。 只有古希腊的逻辑思想获得了长期、 持续的发展，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更是产生了光耀世界的现代逻辑。 在新世纪里，如何实现中国逻辑的现代化，从而助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是值得所有中国逻辑学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张家龙在中国逻辑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曾经热情洋溢地呼吁：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遵循 ‘全面实现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逻辑教学与研究的水平全面接轨；实行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和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弘扬团结、 民主、 严谨、 创新的学风’ 这三条方针，为建设一个和谐的中国逻辑学会，为振兴中国的逻辑事业，开创逻辑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而共同奋斗！” [1] 32013 年，张家龙进一步明确指出： “中国逻辑学的发展要坚持三个结合，即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提高与普及相结合。” [2]下面我们根据张家龙的思想并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实现中国逻辑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一、 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爱因斯坦曾经指出：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 [3] 57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逻辑学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高度重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西方教育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就以美国一所非常典型的、 服务于社区的、 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大学——肖尼州立大学（ Shawnee State University）为例，该校在其目标规划中明确提出要 “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批判性分析和 

　　逻辑思维能力” [4]。 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近代中国的逻辑学研究，肇始于第二次西学东渐，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西方特色。 最初传入中国的逻辑学著作基本上都是西方的逻辑教科书。 例如，清光绪年间由传教士翻译的 《辩学启蒙》 就是一本由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于 1876 年出版的逻辑入门读物。 严复翻译出版的 《穆勒名学》 也是在西方多次再版的逻辑学教科书。 当时，逻辑学者所写的逻辑著作也以逻辑学教科书为主。 例如，金岳霖最早出版的逻辑著作 《逻辑》 就是一本大学教材，沈有乾所著的 《论理学》 和 《高中论理学》 也分别是师范学校和高级中学的逻辑学教材[5] 70。 

　　在清末民初之际，当学者们接触到西方学术进行中西比较之后，他们对于逻辑的重要性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 例如，梁启超痛感 “论理①思想之缺乏也” ，明确指出： “凡在学界，有学必有问，有思必有辩。 论理者，讲学家之剑胄也。 ……以此之故，其持论常圆满周到，首位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 [6] 44 

　　由于严复、 梁启超、 王国维、 章太炎、 胡适等一批学者的远见卓识，清末、 民国时期的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视逻辑教学。 例如，在 1904 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 、 1913 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 和1917 年北京大学预科的课目表中都有逻辑学的课程[7] 43~44。 不仅如此，甚至在中学课程中都设有逻辑学课程。 例如， 1922 年颁布的 《学制系统改革案》 ，在其中的高级中学普通科第一组②分科专修科目中，就有3 个学分的必修课 “论理学初步” [7] 101；在 1932 年中学课程标准中规定高级中学在高三下学期开设每周 2个学时的 “论理” 课程[7] 105；在 1936 年修正中学课程标准中规定高级中学文科组在高二下学期开设每周3 个学时的 “论理” 课程[7] 107。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末、 民国时期的各类师范学校课程中都基本开设了“论理学” 课程[8] 443，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从事逻辑学教学的大学和中学教师。 

　　1949 年之后，我国的学制基本照搬前苏联的模式，逻辑教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直到 1978 年，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张家龙提出 “形式逻辑要现代化” 的主张； 1979 年 8 月，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王宪钧进一步提出 “逻辑课程的现代化” [5] 113~114。 此后，我国的逻辑教育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逻辑教育、 教学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有相当多的学者高度重视逻辑教学工作并进行了专门的理论探讨。 例如，刘培育从逻辑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的角度指出： “中华文明几千年，逻辑意识相对薄弱。 现在，不论是校内教育还是校外教育，仍对逻辑思维教育重视不够。 广大逻辑工作者要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思维素质为己任，多做些实事。” [9]张建军认为， “逻辑工作者应当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致力于各层次逻辑教育工作，并推动全社会逐步提高对于全面实现逻辑教学现代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的认识，为此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并对如何全面实现 “逻辑教学现代化” 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思考[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叶秀山在许多场合 

　　多次强调逻辑学是哲学所硕博研究生要学习、 掌握的三大基础理论之一。 

　　2．如何共同提高逻辑教育、 教学质量已经引起了两岸、 四地逻辑学者的共同关注。 新世纪以来，已经成功召开了六届 “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 ：第一届于 2002 年 5 月在台湾大学召开，第二届于 2006 年10 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三届于 2008 年 5 月在东吴大学召开，第四届于 2009 年 6 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第五届于 2012 年 4 月在西南大学召开，第六届于 2013 年 10 月在南开大学召开。 这些会议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两岸的逻辑教育、 教学工作。 

　　3．新千年以来，国家对逻辑教育、 教学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教育部、 国家社科基金都先后设立研究项目鼓励、 支持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例如，2011 年教育部设立了 “逻辑思维能力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 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 “提高国民逻辑素质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研究” 重点研究项目。 

　　为了进一步振兴中国的逻辑事业，在逻辑教学方面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要充分重视逻辑教学工作。 在清末民初，像严复、 梁启超等一代学术大师，他们是从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来认识逻辑的重要性的。 这是一个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 文化传统这样一个递进探索的艰难历程而得到的深刻认识。 今天，我们更应该站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来认识逻辑教学的重要意义，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由于历史的原因，逻辑学在当下的中国，还是一个小学科。 从事逻辑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数比之于哲学其他二级学科而言还是相对较少的。 为之，逻辑学者既要当好运动员，更要当好教练员；既要搞好研究工作，更要搞好教学工作，切实做好逻辑学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逻辑学者要为未来中国做好培基养元的工作。 

　　3．要积极推动逻辑教育向中、 小学延伸。 美国对国民的逻辑素质培养，从 5 岁孩童就已经开始，直至伴随国民终身[11]。 而逻辑教育在我国即使是大学阶段也残缺不全。 逻辑素质教育我们和欧美国家相比差距太大。 基于此，逻辑学者可以说任重道远。 

　　二、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逻辑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纯逻辑和应用逻辑两个方面。 在逻辑学的理论研究方面，需要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工作，这既可以是观点的创新，也可以是方法的创新。 对于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尤其需要带有学科性质的原创性工作，即开辟一个原创性的研究领域或者原创性的研究范式，使得中国学者在 “自己” 的研究领域里做研究工作，同时吸引国际上优秀的逻辑学者来参与这样的研究工作；而不需要中国学者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跟踪 “别人” 的研究，并做相关的推进工作（毫无疑问，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工作；但是，就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来说，我们更需要原创性的工作） 。 

　　逻辑学的应用研究则涉及诸多方面，如逻辑学在哲学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逻辑学在语言学中的应用研究以及逻辑学在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中的应用研究等等。 当然，逻辑学的研究还涉及逻辑哲学、 逻辑史的研究等等。 新世纪以来，我国逻辑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日益呈现出相互结合的趋势，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态。 逻辑已经开始面向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设计自己的研究课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逻辑研究的重心已经由分散的、 单方面的理论研究或者应用研究向团队的、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互动研究方向发展。 这突出体现在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上： 2010 年邹崇理主持 “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逻辑语义学研究” ，2011 年黄华新主持 “基于逻辑视域的认知研究” ，2012 年刘培育主持 “百年中国因明研究”、 周北海主持 “基于多学科视域的认知研究”、 刘晓力主持 “认知科学对当代哲学的挑战——心灵与认知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2013 年赵希顺主持 “社会博弈的逻辑与计算模拟研究”。 这些项目不仅涉及逻辑学的理论研究，还涉及逻辑学在计算机信息处理、 语言学、 认知科学、 哲学、 宗教学、社会学、 历史学等学科的应用研究。 

　　2．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成果越来越丰富。 例如近年来，我国在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这既是逻辑学的理论研究，又是逻辑学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研究[12] 165~174。 另外，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也成绩喜人[13] 109~116。 2013 年 6 月中国逻辑学会应用逻辑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来自全国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参见了会议。 会议集中展示了我国逻辑学领域理论和应用有机融合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在 2013 年第 9 期集中刊载了其中的 20 篇论文，内容涉及应用逻辑的基础理论研究、 应用逻辑在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以及应用逻辑在逻辑教学方面的研究等等。 

　　为了进一步推动逻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逻辑学者要充分重视以下几点： 

　　1．合理认识逻辑学应用研究的价值，充分重视逻辑学的应用研究。 曾经制约逻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逻辑学者偏重理论研究而不注意逻辑学的应用，逻辑学者的自说自话导致甚至是同为哲学学科的其他学科对逻辑学也是敬而远之。 为了逻辑学的发展，逻辑学者要走出 “象牙塔” ，关注哲学分析、 关注社会，惟其如此，逻辑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2．要有机遇意识。 可以说，随着逻辑学研究越来越深入，理论和应用研究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 列宁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 [14] 216 在希尔伯特提出的 23 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第 6个问题为 “物理学的公理化”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物理学中的逻辑问题。 今天，互联网和智能科学的飞速发展为逻辑学的应用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我国的逻辑学者应该抓住这一机遇，充分重视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研究，从而实现我国逻辑学的跨越式发展[15]。 

　　3．加强和其他学科相关研究学者的交流、 协作，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学术资源，吸收其他学科的学者加入到逻辑学的研究队伍中。 积极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育部等扶持逻辑学和其他应用学科的交叉跨学科研究，建议成立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部，积极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指南中确立一个大类：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类。 

　　三、 提高与普及相结合 

　　逻辑学不仅是一门理论科学，它还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思想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 逻辑思想是否发达往往产生不同的文化分野，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巨大的差异之一。 也许，有些文化差异不会导致文明的高下，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逻辑确是导致西方近现代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 梁启超曾经深有感触地说： “欧洲之逻辑，创自亚里士多德，后墨子可百岁，然代有增损改作，日益光大，至今治百学者咸利赖之。 

　　《墨经》 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则学者徒以空疏玄渺肤廓模棱破碎之说相高，而智识界之榛塞穷饿，乃极于今日。 吁，可悲已。” [16] 1 逻辑的缺乏也许正是导致中华文化在近现代文明进程中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 逻辑学者要有一种兴微继绝的使命感来复兴中国的逻辑思想。 而首要之务是在全体国民中做好逻辑的普及工作；其次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来提高，实现提高和普及的相互结合。 只有在国民中普及逻辑，实现国民普遍地爱好独立的思考而不是盲目地从众、 崇尚理性分析而不是被非理性的冲动所支配，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令人高兴的是，已经有很多学者和领导者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为逻辑的普及奠定了非常良好的思想基础。 著名学者邓拓在回答众多读者关于治学的门径时答复道： “无论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本钱，还不是什么专门问题的知识，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问题的工具。 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的知识。” [17] 278 关于逻辑，他语重心长地说： “如果一个人连一般的逻辑都不懂得，当然就很难进行正确的思维，很难对自己接触的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的概括，更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推理了。 事实证明，有的人正是因为缺乏逻辑的基本训练，常常说了许多不合逻辑的十分荒谬的话，自己还不觉得它的荒谬，甚至于还自鸣得意。 也有的人因为不懂得逻辑，对于别人不合逻辑的荒谬言论，竟然也不能觉察它的荒谬，甚至于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17] 278 伟人毛泽东也说： “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 鲜明性、 生动性。 准确性属于概念、 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 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 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辞章。” [18] 359 

　　其次，由于众多逻辑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努力，逻辑普及工作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2 年 4 月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在北京成立，至今已累计为 50 多万名学员提供了相关的逻辑教育教学。 1981 年开始设立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开考以来，在中文、 法律、 管理等众多专业开设了逻辑专业课。 应灿编写的 《形式逻辑》 、 吴家国主编的 《普通逻辑》 和杜国平主编的 《普通逻辑》 先后作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累计发行数百万册，对数百万社会青年普及了逻辑知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刘培育组织编写的 “逻辑时空” 丛书，作为大众的逻辑读物，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引起了极好的社会反响。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 “当代中国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逻辑时空》 （丛书）所阐述的内容对欲挖掘中国经济学宝藏的学子来说是必须掌握而且善于运用的工具。” [19] 

　　要进一步做好逻辑学的普及和提高工作，以下几点值得逻辑学者认真思考： 

　　1．逻辑学的普及和提高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它同样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践探索问题。 另外，逻辑普及不是目的，逻辑普及的目的是提高国民的逻辑素质，以养成良好的思辨之风、 理性之风。 如何提高国民逻辑素质并开展相应的实践探索需要逻辑学者共同进行思考[20]。 

　　2．普及不仅是一项理论工作，更是一项实践探索。 逻辑学者要少一些情绪化的争论，多一些理性化的交流和对话，实实在在地为逻辑普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欧阳中石曾经在 “素质教育与逻辑思维”论坛上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的逻辑工作者是不是还要以抽象对抽象，让大家不容易走近我们？我们逻辑工作者是否也想想办法，努力一下，希望咱们都走近大家。” [21] 

　　3．要积极推进全社会重视逻辑。 今天，在许多重要的人才选拔考试中都有逻辑素质的考察内容。 例如，在国家录用公务员考试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均有较大比重的逻辑考试， “华约” 在高水平大学自主选拔学业能力测试中将 “数学和逻辑” 作为唯一必考科目。 逻辑学者要关注社会对逻辑需求的重大动向，在全社会积极推进逻辑的普及工作。 

　　【参考文献】 

　　[1] 张家龙.在中国逻辑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M]//杜国平.改革开放以来逻辑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2] 2013 年 8 月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会在京举行[EB/OL].http://www.cnlogic.net/show.php?catid=1&id=166[2014-01-16]. 

　　[3]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 1 卷[M].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 

　　[4]Mission & Strategic Plan[EB/OL].http://www.shawnee.edu/offices/president/mission-strategic-plan.aspx[2014-01-18]. 

　　[5] 赵总宽.逻辑学百年[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7] 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 [M].南京：凤凰出版社， 1994. 

　　[9] 刘培育.逻辑工作者的社会责任[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 

　　[10] 张建军.关于全面实现 “逻辑教学现代化” 的几点认识[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 

　　[11] The ASL Committee on Logic and Education.Guidelines for Logic Education[J].the Bulletin of Symbolic Logic ， 1995， 1 （1）： 4~8. 

　　[12] 满海霞，李可胜.中国自然语言逻辑的发展与思考[M]//哲学研究杂志社.中国哲学年鉴 201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3] 杜国平.基础理论创新与跨学科研究的融合[M]//哲学研究杂志社.中国哲学年鉴 201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4]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15] 杜国平.应用逻辑研究进展[J].哲学动态， 2010，（1） .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十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36. 

　　[17] 马南邨.燕山夜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79. 

　　[18]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19] 林毅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N].中华读书报， 2008-04-02. 

　　[20] 杜国平，赵曼.逻辑学者的社会责任——提高国民逻辑素质的理论和实践探索[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6） . 

　　[21] 欧阳中石.深望逻辑能方便地走近大家[J].教学通讯，2010，（2） .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