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成】生态环境变迁与早期黄河文明中心转移

1955年，美国环境史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在他们合作出版的《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中指出：“除了很少例外情况，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内持续文明达30-60代人以上（即800-2000年）。”“他们的文明在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中经过几个世纪的成长与进步之后就迅速地衰落、覆灭下去，不得不转向新的土地。”他们的论述不仅表明了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揭示了人类文明在表土上不断转移的规律。发生这种转移的原因是，“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1]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中美洲玛雅文明的消失，应当说都与环境的恶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甚至有着重要影响。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在它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黄河文明始终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作为中华文明之源的黄河文明是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发生的，孕育中华文明发生的生态环境条件和早期黄河文明中心在哪些地区先后确立？黄河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是怎样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转移的，文明中心转移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1　黄河文明：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苏秉琦先生精辟地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2]176。他所说的“五千年的古国”就是最先且较多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寻找中华文明发生的生态环境条件，就要分析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孕育的早期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根系，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受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的限制，人们一直把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惟一发源地，把在中原地区所形成的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惟一起源。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远古中国文化的代表。受这种过分强调中原文化思潮的影响，在“文化革命”期间更是发展形成了中原中心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人们逐渐对“中原中心论”发生了怀疑。如苏秉琦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了史前文化区系的“条块说”，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以环洞庭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以关中、冀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将中原地区作为和其他区系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的区系之一。后来，他又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即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华大地适宜于文明产生的各个地方。

对“中原中心论”提出质疑并提出“满天星斗说”的苏秉琦先生并没有否认中原地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作用。他认为，中原地区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产生于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般的多样性文明，在不断裂变，撞击和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华文明，其起源和形成的典型地区基本上都在中原和北方。正是在中原和北方形成的在当代被称为黄河文明的大熔炉中，孕育了延续5000年的中华文明。对此，苏秉琦先生指出：“正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明联结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为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方，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2]119-126对中华文明起源的不同地区分布，严文明先生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将中华文明起源划分为中原、甘青、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认为其中的“五个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文化区的核心作用。”[3]辽河流域、北方草原地区、长江流域、华南地区等地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文明的滔滔洪流之中，使黄河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中原文明火花为何能与“满天星斗”般的诸文明火花一起逐渐演化成中华文明的烈焰，并熊熊燃烧500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或中心地区，产生于这个中心地区的黄河文明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主流？黄河中下游地区具有优越的适合先人生存的生态环境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2　新石器至商末：气候环境的“仰韶温暖期”

大约距今10000年左右，地球史进入全新世时期，一般将其视为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地球史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出现了全球性的“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由于这个时期和仰韶文化时期有某些联系，所以也被我国学者称为“仰韶温暖期”。施风雅院士通过对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和环境的研究，认为我国全新世大暖期起讫时段为距今8500- 3000年之间。全球性的“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与我国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相对应。王晖、黄春长先生指出，“这一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环境条件优越。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全新世既有土壤形成又有黄土的堆积，距今8500年至3100年温暖湿润，生物成壤作用旺盛。”[4]竺可桢先生通过对中国5000年气候变迁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其间上下波动”[5]。

史学研究表明，“在距今8500年至3100年之间的气候大暖期，今宝鸡至安阳一线南侧的黄土高原东南部是亚热带环境。虽然间或有百年甚至更长一些的干旱期，但气候基本温暖湿润。”[4]这个研究结果和竺可桢院士的推断是一致的。那时，在华北平原和渭河流域的河谷盆地，湖泊沼泽密布，生活着亚洲象、马来貘、麋鹿、圣水牛、獐和竹鼠等亚热带动物。这种气候环境已被西安城郊半坡村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半坡村出土的动物遗骨中有出没于丛林中的班鹿、生活于沼泽地的獐和以竹林为生的竹鼠。这些动物现在西安地区已不存在，因为它们属于亚热带动物。由于湖泊遍地，半坡的渔业是相当发达的，已经掌握叉鱼、钓鱼、网鱼多种捕鱼方法。这种气候环境，《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说：“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丰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这种被西方学者称为“气候最适宜期”的世界性气候回暖时期一直延续到商代。自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问世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如王国维、德日进、杨钟健、胡厚宜等都曾根据出土的甲骨文中的气象物候资料，对商代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研究，指出，商代安阳一带有大量的亚热带动物并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正是由于安阳一带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才使盘庚于公元前1300年将国都迁至安阳（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创造了轰动世界的殷墟文明。

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动物遗存中有犀牛、亚洲象、貉、马来獏、獐、竹鼠、黑鼠、麋鹿、圣水牛、扭角羚、猴等多种动物遗骨。据甲骨文记载，河南沁阳西北，是商代狩猎区之一，其时犀牛活动已达黄河以北，河南安阳一带沼泽湖泊很多。殷代河南安阳一带有象类亚热带动物，说明殷代气候较今日温暖。徐中舒指出，《禹贡》豫州之豫为象邑两字的合文，“甲骨文为字从又牵象，为殷人服象之证”，证明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6]。河南省原来称为豫州，“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从文献考古学的迹象可以看出，当时的大河（黄河，作者注）距殷墟只有四五十华里①，而北面的漳水、滏水距殷墟也不超过四五十华里。甲骨文中常出现的河、洹、滴等河流，皆与这一地区有密切联系。”“这一地区正处于北纬36℃，有着宜人生存的地理和气候条件”[7]。在安阳优越的环境条件下，商人创造了反映奴隶制时代中国文明水平最高的甲骨文明。

3　晋南到豫西：黄河文明中心的南迁

研究黄河文明发生和形成的生态环境，当然要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重点，其区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份。在距今8500-3100年期间，活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族，即夏、商、周。三大部族同时存在，联系密切。商的祖先契、周的始祖弃与舜、禹是同时代人。周人始祖后稷曾在夏王朝任职，其先祖不窋也曾在夏朝为官。

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它的历史是从大禹开始的。据地质学家研究，在距今4500- 4000年时，即“仰韶温暖期”中后期时，冰融水归海造成了高海平面的出现，我国东部海平面比现代高2-4米[8]124。海平面升高是由于气候变暖及降水量增大造成的，据推算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今高3℃ -4℃，年均降水量达600-650毫米。这样的环境条件形成了尧舜时期洪水肆虐的状况，这正是我国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据考古发现，尧舜禹时期，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刀耕火种”，改变了生态环境，即先用石斧、石刀等工具将树木、荆棘砍倒，再放火烧荒，再用石铲、石锄等工具翻土耕种，破坏了生态环境，尤其对植被的破坏最为显著，造成水土流失，河道堵塞，从而加剧洪水泛滥。

为治理洪水“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以后舜又“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9]。由文献记载可知，鲧治水九年，劳而无功。鲧治水失败后，舜又让禹来“续鲧之业”继续治水，经过13年的努力，才平息洪水。在禹治水的过程中，舜又让稷、契、皋陶来协助大禹治水。协助大禹治水的稷，即后稷、又名弃，是周族的始祖，善农耕，被尧举为农师。契为商族始祖，被舜任为司徒，掌教化之法，受封于商。皋陶，又作咎陶、咎繇，相传为东夷族首领，后为舜掌管刑法。禹率领其部族及沿河的后稷之周族、皋陶之东夷族等部族组成的治水大军，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治水活动，从而确立了尧、舜、禹“统治社会的基本权利”的权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夏王朝。“治水的成功，也使这里成了人们安居乐业的家园，更引起了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人民的向往，使中原地区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间乐园。”[10]90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先发生的“黄河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5000年的华夏文明由此开始。

“在尧、舜、禹建邦立国的过程中，黄河中游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和洛阳盆地，曾先后成为夏人统治的中心地区。”[10]99尧舜时期，晋南地区的陶寺是政治中心。在陶寺城址发现有洪水冲垮城墙的遗址，并有今生长在南方的扬子鳄、竹鼠等动物遗迹，表明夏初晋南临汾地区有广阔的水域和温暖潮湿的环境。大禹治水成功后，由于洪水退去，“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已逐渐由晋南向豫西转移”。“自夏禹率部在洛阳盆地南侧的嵩山之阳建阳城夏都之后，到少康时，至今偃师二里头附近的洛水之阳斟寻，直至商汤灭夏，斟寻一直作为夏代的主都。”[10]98-99洛阳盆地之所以能够取代晋南地区的陶寺而成为黄河文明的中心，与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有直接关系。大禹治水的成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华夏部族同心协力与大自然的抗争。二是自然原因，即气候的变化。大禹治水之前，黄土高原地区降水量相对减少。大禹治水之后，黄河流域气候转向干凉。气候的变化，使华北地区洪水退却，陆地扩大。“大禹治水的成功，也得力于气候的这一变化。”[10]101治水成功后，华北地区陆地面积扩大。新增加的又是肥沃的洪水淤积的土地，使农业得到发展。“这不但有利于夏王朝的兴起和发展，也为中原北部的先商文化，代表东部东夷族的岳石文化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10]101洛阳盆地发达的农业为黄河文明中心由晋南向豫西的转移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使这次转移变成了现实。在生态环境方面，洛阳四周环山，伊、洛、瀍、涧河水相绕其间，既易抵御洪水，又便于农业生产。在地理位置方面，洛阳处在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区的崤函古道，为东西之中，位于黄淮之间的交通要冲，为南北之中。它西通关中盆地，东瞰黄淮海平原，北指汾水谷地，南下江汉平原，居中而应四方。洛阳取代晋南地区的陶寺后，成为黄河文明发展的又一个中心。黄河文明发生了这一次转移后，持续长达200余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夏文化。偃师二里头发掘的城墙遗址，规模宏大，为灿烂的夏代文化提供了有力佐证。

4　洛阳到殷墟：黄河文明中心的东移

在夏朝统治的中心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为原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我国现存最早的历法专著《夏小正》是原始农业发达的标志，因为历法的制定与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关系。原始农业发展引起的过度垦荒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陶器的烧制和青铜器的冶炼，势必对其统治中心地区林木过度的砍伐。一旦暴雨肆虐，必然造成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偃师二里头城址北部就被洛河水严重毁坏，东部河水冲淤严重。夏代末年，旱灾和地震更加频繁。洛阳地处邢台—河间地震带与许昌—淮南地震带的交汇部位，自古以来就是地震多发区，张衡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器候风地动仪首先在洛阳使用就是证明。古本《竹书纪年》载，“十日并出”，今本《竹书纪年》曾说“地震，伊、洛竭。”这些记载说明夏代末年洛阳气候炎热异常，并且发生了地震，伊、洛河水枯竭断流，旱情严重，5年不收，豫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仰韶温暖期将要结束前的气候波动引起的干旱化，尤其是夏王朝统治中心地区长期的农业垦殖使植被稀疏，旱灾威胁严重，农业欠收。这种环境恶化状况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较为突出，而生活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商人受旱情影响较轻。把自己打扮成吊民伐罪时代英雄的商汤，在与夏的争锋中，最后灭亡了持续统治约达470年的夏王朝。

商汤灭夏之后，在离夏代主都斟寻东北约6公里处的伊洛交汇处西侧的洛水之阳建都“西亳”。从商汤居亳到仲丁迁隞，共有11王以斟寻为都，持续长达200年。《史记·殷本纪》载，“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南亳是今河南商丘谷熟集一带，隞是今河南荥阳，相是今河南内黄，耿是何地，有多种说法，分别是河南温县、郑州和河北邢台。此记载说明，原居于黄河下游的商人逆水而上在洛阳附近的西亳建都后，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因为汤是个注重保护环境的君王，他反对竭泽而渔，不主张把鸟兽统统打光，这就是后人传说的“汤之仁德惠及鸟兽”。但是，由于生态环境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才有了五迁都城。五迁中最根本的一迁是将都城由黄河下游迁至中游，即由商丘迁往洛阳，其他四迁不管学界对其地理位置的认识如何不同，但从东西方向上看，都没有越过郑州，即属于黄河中游地区。商代前期，都城为什么频频迁徙，使商民族过着游牧状态的生活？《尚书·盘庚》记载：“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这段盘庚迁殷时的动员令，其意思是：古来我们的先王都是保护民众的，很少有逆天时而动的，当殷国遭到大难时，先王心中不安，便会为民众的利益而迁陟[7]。显然，商王朝都城频频迁徙，是为了寻找更宜于商民族生存的生态环境。

这种游牧状态的迁徙生活一直持续到盘庚时期。商代第20位国王盘庚，为了彻底摆脱长期纷扰国富民强的频频迁都，寻找更适宜商人生存的环境，西渡黄河，将国都迁至古都安阳，时称“北蒙”。自盘庚涉殷，至纣之灭，273年，更不徏都。商民族寻找到了优越的生存环境后，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呈现出被后人叹为观止的“武丁中兴”局面，发明了甲骨文字，创造了以“国之重器”司母戊鼎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使殷墟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黄河商文明，之所以产生于安阳，除了政治、经济等原因外，安阳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盘庚迁殷，就是为了避开旧都恶劣的生态环境。大量的人文资料表明，北纬34°-36°之间，确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安阳处于北纬36°，有着宜人生存的环境条件。竺可桢先生认为，“在安阳这样的地方，正月平均温度减低3-5℃，一定使冬季的冰雪总量有很大的不同，并使人们很容易觉察”[5]。李民先生通过对安阳气候、动植物生长、土质、地貌和矿藏等方面的研究，认为安阳气候当时比现代温暖，生存有大量热带和亚热带动植物，全年都有可能降雨，并有较好的植被条件[7]。例如，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并未发现水井，这说明安阳当时雨水充沛，河流密布，水能够满足农田灌溉及食用的需要。而同时期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却发现了水井，如洛阳偃师二里头发现了一口呈长方形的水井，河北藁城台西也发现一口呈圆形的水井。这个发现说明豫西地区和河北地区均没有安阳水资源丰富，环境条件优越，而不是居于安阳的商人没有掌握打井技术。殷都沿洹水而建，使古都安阳具有优美的水环境。洹水自殷墟以西的太行山流出，及至殷墟，河床陡然平缓，虽有便于灌溉农田的益处，也有遇洪受灾的可能。为导引和分洪洹水，商人在宫殿区挖一条长约1750米，深约5米，宽约7-21米的大壕沟[7]，创造了优美的人工生态环境。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商人非常注意气候的变化，已经知道置闰来确定正确的季节，并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进行占卜。“在殷代时期，中国人虽然使用阴历，但已知道加一个闰月（称为第十三个月）来保持正确的季节”。“在殷墟发现 10万多件甲骨，其中有数千件是与求雨或求雪有关的。在能确定日期的甲骨中，有137件是求雨雪的，有14件是记载降雨的。这些记载分散于全年，但最频繁的是在一年的非常需要雨雪的前五个月”[5]。殷墟离太行山较近，而太行山有良好的形成金属矿藏的条件。古太行山林木充足，又为发展古代的冶炼提供了燃料之源。为了进行青铜冶炼，商代都城一直沿着山东河南山地边缘迁徙，都城沿山而建，既方便采矿，也利于冶炼，安阳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证明了商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对于殷墟的生态环境，李民先生在分析后写道：“当时殷墟是前带河，后被山，北有漳、滏，南有开阔开原，而洹水经流其间；气候较为温暖，土质较松软，周围又有许多沼泽地和丛林，既利于农业，又利于狩猎和手工业；东边的大河虽然常有泛滥之虞，但殷墟居于由西向东的漫漫倾斜地带，可受大河之利，而无大河造成的洪水灾害；这里既是农牧业基地，又有矿源，也是手工业发展的良好场所。”[7]美好的生态环境使商人在此建都255年，在此发明的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载的演变而承续至今，特别是今天解决了汉字输入电脑之后，其他的古文字，如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等，都相形见绌。它不仅印证了中国先秦三代的存在，还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五个世纪，黄河文明又上升到一个高峰期，安阳殷墟成为黄河文明发展的又一个中心。

5　安阳到西安：黄河文明中心的西折

到了商末，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气候发生了严重干旱化的趋向，并且这种趋向在文丁之前便开始了。温热而干旱的气候使安阳一带的生态环境远没有迁殷之初时优越。古本《竹书纪年》记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淮南子·俶真训》说：“逮至殷纣，峣山崩，三川涸”。因为气候干旱，禾草不生，甚至出现了沙尘暴天气，农业种植和牛羊牧养受到极大影响，尤其是养殖业受其影响更大，因此，从文丁时期开始，用于祭祀的牲品数量和此前相比大大减少。商末纣王时期气候环境的变化，迫使商人向淮河流域出击发展，因为那里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商人向这一带发展的情况，可以从殷墟卜辞中得到印证。

在商人面临恶化的生态环境时，周族发展起来了。周人的先祖自公刘时代迁至泾水流域中部的豳地（今陕西省那县一带），这里土地富庶，草木繁茂，自然生态环境优越，适宜种植。周的先祖后稷曾被尧举为农师，周人以擅长农业种植闻名，自然把这里视为发展农业的好地方。由于受气候干旱的威胁，在公元前1150年左右，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离豳迁岐（今陕西省岐山县一带），目的是为了寻找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利于周人的农业发展。气候环境的原因，影响到后来周人多次迁徙。先从岐山迁至程邑，又从程邑迁至今天西安附近的丰镐一带。迁徙的去向大致是由北向南，主要原因是为避开干旱化的气候环境。周人不断寻找优越适宜的生存环境来发展自己，周族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故有周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之说。为解决自己的生存危机，周武王在大旱之年向商纣发动出击。

周人克商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北）之战就发生在周人大饥荒之年，“其直接导火索是为了解决因旱灾发生饥荒的生存危机，是周人为了寻找生存出路而作出的举动”[4]。“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国语·周语上》），恶劣的生态环境使殷商国力衰竭，于公元前1046年被周人推翻。周武王灭商后，定都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的镐，建立了西周王朝。灭商后又适逢盛年，一个新的黄河文明中心形成了，中华文明之源的黄河文明发生了由豫北向关中地区的转移。

6　结论：对黄河文明中心转移的思考

通过对早期黄河文明和生态环境关系的初步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由于黄河流域的气候处于“仰韶温暖期”，产生了中华文明之源的黄河文明。其间由于温度的上下波动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黄河文明中心是不断转移的。

(2)山西省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是黄河文明的第一个中心，后黄河文明中心向洛阳盆地转移，在洛阳盆地产生了二里头文化，洛阳成为第二个中心。继洛阳之后，安阳又成为黄河文明的第三个中心，在安阳殷墟产生了令世人称颂的甲骨文化。安阳殷墟之后，黄河文明又向西安转移，西安是黄河文明的第四个中心。文明中心的转移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从转移方向上看，早期黄河文明中心的转移是先北后南，由东折西。从转移趋向上看，呈现出了反“α”曲线。从转移位置上看，基本没有超出黄河中游地区。

(3)一个文明中心的持续时间一般在300年左右，其间间隔大约200年。一个文明中心的兴起意味着另一个文明中心的衰落，起伏更迭，形成了黄河文明的演进。每发生一次文明中心转移，都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重要联系，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气温的上下波动是黄河文明中心不断转移的重要因素。

(4)黄河文明基本上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土生土长和发展起来的，在其发生和形成的过程中，尽管也受到相邻地区文明的影响，但是，对于黄河文明的主体来说，基本上没有影响到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黄河文明的中心始终没有转移到除黄河中下游之外的其他地区，黄河文明是在黄河流域发生和发展的。

(5)在一个文明中心形成之前，有一个文明发展相对平缓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将要成为文明中心的部族，总是将都城频频迁徙，目的是寻找适宜自己生存的优良生态环境，为建立文明中心积蓄物质力量。这样，就使黄河文明中心转移呈现出平缓期→高峰期→平缓期交替进行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或许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因为它和气候的上下波动有关。

(6)生态环境的恶化，既有人为的因素，又有自然的原因，环境恶化导致了不同历史时期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伴随而来的是一个文明中心的兴起和另一个文明中心的衰落。今天我们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是为了人的生存，为了文明的发展。“关爱自然，保护环境最终还是为了人自己”[11]，而不是如某些生态伦理学者所主张的将属于人的道德观念赋予所有的生物和整个自然界。“客观世界是人的改造对象，运用客观规律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人才能更好地生存，人类社会才能持续发展。”[12]这就是探索生态环境变迁与早期黄河文明中心转移的意义。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