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东 李章吕】论中国逻辑学的繁荣与发展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一直以灿烂的文化著称于世。但是，我国古代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却不甚发达，尤其是作为方法论的逻辑学最不发达。在中国古代，除了《墨经》算得上是一本“逻辑学著作”以外，其他的浩如烟海的著作却很少涉及到逻辑学，因而就更难称得上是逻辑学著作了。但即便是这唯一的一本“逻辑学著作”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展，它在先秦以后也因故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对它的研究和传播也趋于中断。这与西方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学大发展大繁荣相比，特别是与西方现代逻辑的巨大发展相比，难怪会让人误解，似乎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真正的逻辑学。而逻辑学之不发达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直到20世纪初才有所改善，但是其发展状况依然不容乐观，所取得的成就也非常有限。而这一切的彻底改变，都得益于改革开放。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中国逻辑学事业的巨大发展。站在2008年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必要通过全面回顾和总结逻辑学的巨大发展成就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一、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逻辑学（指西方逻辑学）[1]传入中国，开始了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百年历程。在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里，由于社会的动荡起伏，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呈现出极为明显的时代性和阶段性。我国逻辑学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时期。[2]
第一时期，1900~1949：逻辑学传入我国并在我国传播和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引入西方逻辑，包括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首先是翻译了一些西方的逻辑学著作，比如严复译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王国维译的《辩学》、刘奇译的《逻辑概论》等。其次也编写了一些逻辑学教材并撰写了一些逻辑学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张子和的《新论理学》、何兆清的《论理学大纲》、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王章焕的《论理学大全》、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和《现代逻辑》等。经过我国老一辈逻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逻辑学在我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现了一些逻辑学大家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逻辑学著作，比如金岳霖及其《逻辑》一书，就是这一时期我国逻辑学发展成就的代表。但是，这一时期我国逻辑学的研究和发展还是存在许多重要问题，比如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前苏联逻辑学界全盘否定形式逻辑思潮的影响而对传统逻辑展开的大批判等，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故而逻辑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成绩十分有限。
第二时期，1949~1977：我国学者进一步开展逻辑教学和研究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以引进前苏联逻辑学教材、聘请前苏联逻辑学教师到大学上课、组织逻辑学教师赴前苏联学习等为主要特征。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毛泽东同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的逻辑学工作者对逻辑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大讨论，并形成了三部论文集，共收入论文139篇。我国的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首先，逻辑教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接受逻辑教育的人数大大增加。一些高等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普遍在文科各系开设普通逻辑课，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在全校各系都开设了逻辑课，北京大学在哲学、经济、法律等系开设了逻辑课。其次，我国的逻辑学工作者队伍初步形成。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等先后举办了逻辑学训练班，还在有条件的大学设置了逻辑学专业。比如195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设立了逻辑专门化，1956年北京大学逻辑专门化开始培养逻辑学研究生，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大学本科的逻辑学专业等，这些都为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人才，到1966年“文革”前，全国逻辑工作者已有300余人。第三，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和研究方向也基本奠定。当时，我国已有了数理逻辑、普通逻辑、归纳逻辑、中国逻辑史、因明、辩证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这些研究方向的划分，初步形成各个方向的研究队伍。但是，由于受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当时的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实行全面“苏化”，这使得我国的逻辑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深深地烙上了前苏联逻辑学的烙印。几十年间，中国逻辑学界一直奉前苏联观点为权威，教条地接受苏联的观点，可谓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种教条主义的学风极大地束缚了逻辑工作者的头脑。其次，由于整个逻辑学界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形式逻辑的哲学问题”的争论上，而不是形式逻辑本身的问题上，从而忽视了逻辑科学本身问题的研究。再次，受前苏联逻辑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逻辑学的发展也偏离了世界逻辑科学发展的轨道，在世界逻辑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我国大多数逻辑工作者却对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进行了轻视、贬低甚至全盘否定，这些都大大阻碍了我国逻辑学的发展。[3]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肆意践踏逻辑学，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的逻辑课也被取消了，专业队伍也被解散了，逻辑工作者还被当作专政对象进行迫害，有的老专家竟被迫害致死，以致20世纪60年代300多人的逻辑专业队伍，在“文革”后就只剩下一百多人了。因此，在“文革”期间，我国的逻辑学几乎无所发展，甚至出现倒退。当时我国逻辑学的状况是“基础薄弱，门类不全，水平不高，队伍很小”。[4]
第三时期，1978~2008：我国逻辑教学和科研繁荣发展的时期。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春天”，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景象，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和教育事业。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中国逻辑学改革发展的元年。当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发起并组织的全国逻辑讨论会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召开。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逻辑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与会同志回顾了建国20多年来逻辑学研究、教学和普及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批判了“四人帮”践踏逻辑学、迫害逻辑工作者的罪行，畅谈了全国的大好形势和粉碎“四人帮”后逻辑学的研究成果，首次发出了“形式逻辑要现代化”的呼声，同时对今后如何开展逻辑学研究与教学，如何扩大逻辑学研究队伍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并决定，以后每年召开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在有条件的大学里开设逻辑专业，扩大招收逻辑学研究生，积极筹备成立全国逻辑学会和出版逻辑刊物。自此，我国的逻辑工作者迅速从“文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踏上了恢复发展逻辑学的道路，逻辑知识普及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我国的逻辑学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道，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5]
二、我国逻辑学的发展现状
第一，学术活动日趋频繁。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老一代逻辑工作者就曾提出过把全国逻辑工作者组织起来，举行全国逻辑讨论会的设想。后来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实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华大地上扑面而来，我国“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临了。1979 年，中国逻辑学会在我国学术界率先诞生。中国逻辑学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逻辑工作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逻辑学术活动的新纪元。接着，中国逻辑学会下属的各专业研究会，如形式逻辑专业委员会、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归纳逻辑专业委员会、法律逻辑专业委员会、经济逻辑专业委员会、科学逻辑专业委员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党校系统逻辑专业委员会等也相继成立。同时，各省市逻辑学研究分会也纷纷成立。逻辑学会的建立，为逻辑学的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我国逻辑学界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与国外学术团体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紧密。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参加国际逻辑学术会议，并逐步开始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比如1993年10月，武汉大学就举办了“科学哲学与逻辑国际学术会议”；2007年8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历史与科学哲学联盟（IUHPS）及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分会（DLMPS）与清华大学等高校联合举办的第13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月，由中山大学参与举办的“逻辑·理性与互动”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此外，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学者的学术交流也日趋频繁，“海峡两岸逻辑教学学术研讨会”自2002年以来已举行了三次。与此同时，许多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逻辑学家，诸如美国的苏姗·哈克教授、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语言与计算所的迈克尔·范兰巴根（Michiel van Lambagen）教授、华盛顿大学的拉杰西·饶（Rajesh P. N. Rao）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逻辑学教授大卫·马金森（David Makinson）等也应邀来我国讲学。除此之外，我国的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也与国外学术机构建立起了学术联系，如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就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15所国外著名高校哲学系或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和交流关系。这些都大大拓展了我国逻辑学界的视野，为我国的逻辑学工作者放眼世界、紧跟时代步伐、追踪世界逻辑科学的发展前沿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国学者与世界学者对话交流的水平和能力。
第二，队伍建设成效显著。改革开放后，被“四人帮”解散了的逻辑队伍进行了重建，许多被迫离开逻辑队伍的学者也重新回到了逻辑队伍中来。随着逻辑学研究形势的好转，以及中国逻辑学会和各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我国的逻辑学队伍不断壮大，并且，令人欣喜的是，许多青年人才也加入到了逻辑学的队伍中来，使我国逻辑学界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并拥有了一些国际知名的逻辑学专家，如莫绍揆、周礼全等。至今，我国的逻辑工作者已由改革开放初的100多人发展到1000余人，并且，许多人具有博士学位和海外留学经历，这为我国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学位点建设突飞猛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各大学陆续恢复了逻辑课，并于1978年后恢复了研究生培养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学系等还相继开设了逻辑学本科专业。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正式将逻辑学列为哲学系的3个本科专业之一。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逻辑学的学位点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我国有6个以二级学科申报的逻辑学博士学位点，已共有九个单位招收逻辑学博士研究生，59个逻辑学硕士点。30年来，累计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近1000名硕士研究生，目前逻辑学专业的在学研究生共计500余人。
第四，基地建设成绩喜人。基地建设对于培养学科带头人、组建完备的学术梯队和创新团队、发挥团队作战优势、完成重大攻关项目、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学术水平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是逻辑学建设发展的根本和基础。30年来，国家逐年加大对逻辑学科研基地建设的投入。目前，我国已有国家级重点文科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以及省级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同时，还拥有了一大批固定的学术科研成果发表园地，许多国家级学术期刊如《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数学学报》、《数学年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等都开辟了逻辑学专栏。最可喜的是，
第五，科学研究成果丰硕。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教育部的研究基金、各省市以及各高校都设立了专项基金，加大了对逻辑学科研课题的资助，并且，国家和民间的科研组织也设立了奖励基金，对优秀科研成果进行奖励。在这些政策的扶持和激励下，我国的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几年在各种刊物发表的逻辑学术研究论文，平均每年至少250篇。30年间，我国逻辑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共计数万篇，专著近200部，教材200余本，完成国家级课题40多个、省部级课题20多个，在研究的国家级课题16个、省部级课题20多个。此外，中国逻辑学会还与《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等权威杂志联合编辑出版了10多期《逻辑学研究专辑》。
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加强了逻辑学的应用研究，在诸如数理逻辑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研究、数理逻辑在数学领域的应用研究、归纳逻辑的应用研究、逻辑学在司法工作中的应用研究、逻辑学在语言学中的应用研究、逻辑学在哲学中的应用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不少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比如唐稚松的软件工程环境系统XYZ等。这些成果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拓展了逻辑学的研究领域，增强了逻辑学的生命力。
第六，教学改革持续深入。在“逻辑现代化”思想的引领下，我国逻辑学界对逻辑教学进行了深入的改革。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革新。大量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的内容被充实到教材中，并力图用现代逻辑统领教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处理传统逻辑问题，将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有机衔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教材。199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再版的《逻辑学教程》（何向东主编）就是这其中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同行专家评价这部教材很好地处理了上述关系，体现了逻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把握住了逻辑的发展方向，对于促进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使其与国际先进逻辑教学水平接轨等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该教材于2002年获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教材二等奖，2004年和2008年相继列入“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已10多次印刷，发行20余万册，数十所高校用作本科教材，不少高校作为考研参考书。其次，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也进行了革新。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广大逻辑工作者对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如充分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教学大纲和习题参考答案上网、组织研究生进行辅导答疑、组织课外兴趣小组等，以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西南大学本科《逻辑学》于2005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综上所述，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逻辑学不但成长起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逻辑学队伍，而且成功实现了五大转变和发展，即从传统逻辑向现代逻辑的转变、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发展、从哲学到逻辑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由重理论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转型、国际交流由单向型到双向型的转型。[6]这些成就，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国的逻辑学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已初步实现与国际逻辑教学和研究水平接轨。
三、我国逻辑学获得巨大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前景
回顾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到，我国的逻辑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与改革开放30年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总体稳定、文化全面繁荣、科技快速进步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逻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首先，政治总体稳定，为逻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中国历经了无数的大事件、大动荡，因而，逻辑学在我国的发展时兴时衰、时沉时浮，发展成就也十分有限。并且，由于受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逻辑学还一度蒙上了政治色彩，被等同于形而上学方法论，受到一些哲学界人士的无情批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逻辑学受到“四人帮”的恶毒诬蔑和践踏，其发展基本趋于停顿、甚至倒退。事实上，逻辑学作为一门普适性的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改革开放初期所进行的思想大解放，使我国的逻辑学不再从属于政治，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总体稳定的政治环境，使我国逻辑学工作者的工作和地位得到了认同，这些都为逻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逻辑学工作者得以潜心从事学术和教学工作。
其次，国家高度重视，为逻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舆论支持。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逻辑学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不仅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恢复了逻辑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工作，而且教育部还于1998年正式将逻辑学列为哲学系的三个本科专业之一。特别是近几年，包括逻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得到了中央的进一步重视。2004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再次提出了要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把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到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之一的逻辑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舆论环境。除了国家社科基金每年为逻辑学设立项目之外，教育部还每年设立逻辑学研究项目，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设立多项重大课题，重大项目攻关课题中也设立了二项逻辑学项目。
再次，经济高速发展，为逻辑学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条件。
不论是逻辑学的学位点建设、科研基地建设、队伍建设，还是学术交流、教学改革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个基础性的条件，上述很多方面都将无从谈起，逻辑学的发展也将举步维艰。正因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才使得国家的经济基础日益雄厚，国家能逐年加大对逻辑学的投入力度，从而为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费支持和物质保障，使得我国逻辑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并拥有如今这样辉煌的成就。
最后，科技快速进步，为逻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各种现代化的手段，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广大学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国外的研究动向，可以很方便快捷地与国外学术机构和学者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逻辑学的前沿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技术手段方面的保障。其次，科技的进步，也进一步加速了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拓展逻辑学的研究领域。再者，科技的进步也对逻辑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逻辑学不断向前发展。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推进、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祖国建设事业和科技发展的强力推动下，逻辑学正面临加速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相信，经过广大逻辑学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逻辑学的建设和发展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我国逻辑学与国际逻辑学并驾齐驱的时日将不会久远。同时，逻辑学的发展也必将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做出巨大贡献。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