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麦克布莱德】我们需要建立哲学共同体
前不久，国际哲学联盟（FISP）在上海举办了主题为“作为公共话语的哲学”的工作坊，此次工作坊由杜维明先生倡议，上海交通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承办。国际哲学联盟主席威廉·麦克布莱德在上海交通大学作了“反思作为公共话语的哲学”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在当今世界，哲学正日趋成为一种公共话语。为了使哲学更好地担当这一角色，我们有必要形成哲学共同体，而任何的偏见与无知都有可能对实现这个神圣使命造成障碍和伤害。
近代的世界哲学大会自1900年起基本以每五年一届的频率召开（除了二战期间）。下一届会议将于五个月后在雅典拉开帷幕。每一次的峰会都会有特定的主题，而本届大会的主题便是“哲学探究与生活方式”。2008年首尔会议的主旨为“反思当代哲学”，我今天演讲的题目与此一脉相承。
近几年，我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世界哲学共同体”这一概念。这个词是我在2008年世界哲学峰会的闭幕演说上首次提到的。记得那时我说：“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我们哲学家，作为独特但又共同对智慧怀有无限热忱的群体，能够成为理性与和平的推动力量。为了有机会影响我们的世界，成为一股富有活力与朝气的力量，哲学家们必须心系整个人类社会——不是沉闷的、墨守成规的社会，而是一种颠覆传统的社会。”
世界哲学创新繁荣的障碍
我敢肯定大家都知道，某些被雇佣为哲学家的人坚持认为，只有自己运用的哲学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哲学，任何其他形式充其量只能算作可怜的模仿。但还有一些受雇为专业哲学家的人支持更广泛的哲学概念，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单一的哲学模式可以被视作哲学范式。这两种观念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例如，在西方学界，邓斯·斯科特斯的反对者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极力宣扬他们的仇恨之情。近代，有些自称为“分析型哲学家”的英、美人士也对采纳其他哲学形式的学者抱有类似的“仇视”态度；这种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追根溯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受20世纪早期某种强烈个性的影响。但从本质上来看，哲学是最不应该被强势但带有偏见的人格所扭曲的人类活动领域。
有很多文学作品试图阐释“分析型哲学”这个词，在这里我不想深入探究它。但大家不难发现，我所崇尚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即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来获取哲学真理。我认为，无论中国还是整个世界范围内，所有哲学实践的潜在涵义都是相当重要的，但这却没有被专业哲学家广泛接受。并不存在一蹴而就的规则来告诉我们哲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遵循什么。因此，人们可以在其活动范畴内采用多元途径获取合理的“哲学知识”。我相信国际哲学联盟在筹备即将开幕的世界哲学会议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首先，这届会议的主题是“哲学探究与生活方式”；其次，会议设置了75个特定的哲学领域，针对这些领域，人们可以提交自己的论文——这是有史以来设定细分领域最多的一届。由此可见，我们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图解决我所说的哲学界“内部问题”，即世界哲学创新、繁荣的障碍。
哲学界面对的外部问题
在成为公共话语时所面对的外界阻碍这一问题上，哲学并不“孤单”，因为其他西方人所谓的“人类科学”或“人文科学”甚至某些社会科学领域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反智主义、当代重商主义以及严苛的财政限制相结合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对哲学的追寻探求被某些政客甚至有时被大学管理者所诟病。例如，墨西哥政府就试图取消在中学已经被教授了几十年的哲学课程，此举引发各界强烈而持续的攻击。反对者取得了部分胜利，因为在某些地区最初撤销课程的方案已被取消，课堂上重新开设了哲学课程。但还有些地方政府拒绝对方案进行修改。另一个例子是，在英国和美国，撤销哲学院的意见遭到了威胁，但仍有些学校这么做。第三个例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将哲学排除出重要学科领域名单，并且这一计划很大程度上说已经成功了。每年11月的世界哲学日庆典活动无论在规模抑或重要性方面均遭大幅削弱。
针对此类问题，还可以举出众多例子，但我想回到对原因的分析探究上。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与我们整个时代的精神、文化风貌息息相关。反智主义便是因素之一。当然，各种宗教信仰均会催生某类有反智倾向的群体。另一种截然不同却拥有同等杀伤力的反智主义存在于那些被利益最大化、消费主义所诱导的人群中。当然，很多情况下这两个目标是互相冲突的。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他的心中存在两股力量，”这里的“他”指代典型的资本主义，“在他心中，对财富积累的热诚以及对享乐的向往像两股势均力敌的势力，互相对峙着。”无论将这两股力量割裂或是将它们以某种模糊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看，两者均无法构建出一个全面发展、具有完整人格的人;虽说金钱的积累毫无疑问需要一定算术能力，但无论是出于利己目的累积财富还是对消费狂热追逐，这些都无需建立在巨大的才智成就之上。然而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年轻人而言，当他们在沉思将来自己从事哪一职业时，通常会被那些能授予商业学位的大学所吸引——值得注意的是，商业是一门新兴发展学科。因为从很多角度看，从商是“赚大钱”最好的途径，几乎不需要对人类精神世界进行任何探索！
最后，哲学要演化为基于公众话语的、富有成效的哲学共同体还面临另一大外部阻碍：直接财政限制。这一点众所周知，我无需进行详细阐述。我只想简单提醒一下大家，欧盟和美国两大经济体正遭受严重经济危机影响，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不理智、不公平的财政投机行为。而两个区域的应对策略大体为：紧缩公共和私人开支，以支撑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生存——事实上，这些机构正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当然，并非所有公共开支领域都遭受紧缩政策严重打击，但艺术、人类学以及哲学这些与公众福利相关联的学科都难以逃脱会议、科研经费遭大幅削减的“厄运”。
哲学作为公共话语
基于我上面的演讲，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观点：哲学要成为公共话语，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或许正来源于它作为一个专业领域所滋生出的利己主义倾向。当然，这也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为了让哲学昌盛，具有哲学思维的个体需要空间来表达，来思索。但我也认为，我们的世界极其渴求哲学家们。
我曾经提到现代社会尤为强调“一个世界”观念的先驱之一，他便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他在1940年大选上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与竞选，而他的对手正是罗斯福总统。几年后，威尔基在罗斯福政府的支持下乘飞机环游世界，并将其游记撰写为一本名为《一个世界》的书。在旅途中，他停留最多的“站点”是俄罗斯和中国——那时中国东部城市还被日本势力占领。威尔基中国行最重要的一站是重庆，在那里他不仅与国民党官员交谈，还与周恩来会晤，并对“周将军”大加赞赏。威尔基的书与他本人一样，基本已被人们遗忘了，但它向我们昭示：那些有远见的政治领袖早在70年前就已经在为“一个世界”的理念打下“根基”。显而易见，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历史进程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发展（马克思很早就已意识到这一时代趋势），我们很难反驳现代社会状况相对于人类历史而言不仅是“量变”，更是“质变”。然而，“质变”并不一定等同于“本质上的进步”，现代社会面临许多新威胁。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有远见的人，至少，我们需要观点。
如果不是自己感觉有误的话，我觉得当代社会有着广泛而鲜明的“不安”特质——人们通常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形势将会变得更糟糕，至少情况绝不会好转。一而再再而三的恐怖事件；对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的警觉；异常气候现象所加深的、对于即将到来生态灾难的恐慌……这些均在世界范围内强化了某种“不安定”的情绪。在我看来，“全球化”一词本身的涵义已经从最初的完全积极意义变为中性甚至是带有消极涵义的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跨国公司、财团等主要的经济全球化“引擎”对普通人施于的巨大力量。为了平衡这些发展所导致的消极影响，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开放言论自由，甚至进行“哲学全球化”。
让我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我认为，哲学隶属于批判性思维，强调反思而非口号抑或武断地评判；注重对新奇事物采取开放的态度，并坚持思维自由。只要你接受质疑，愿意不断进行系统重塑，这种观点其实并不排斥你崇尚特定哲学体系。但同时，也不是说需要建立单一的、大一统的世界哲学体系——20世纪早期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曾经设想过这个目标。请注意，我在之前的演讲中一再强调，哲学界需要维持多样化。我所理解的“哲学全球化”意味着哲学界所取得的最具含金量的成果将被整个当代文化所尊重。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不会成为政治家，但让他们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发表自己清晰、独立的声音，这将使得整个舞台更加有趣——少了混沌无序，未来也更加充满希望。
哲学先驱的贡献
我想提供三个（更确切地说是四个）这方面的先驱，他们都是来自西方的哲学家，并在一定程度上渴望参与到公众话语中。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尤尔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以及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我想把萨特和波伏娃放在一起说，因为他们即使在极为独立的哲学方面也进行了非常密切的合作。萨特在二战后的公共话语领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此之前，他并不怎么介入社会政治事务，而且没有撰写过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但在经历了一番觉醒后，他主编了一本重要期刊,其内容囊括了此后20年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重大事件。他支持当时法国在北非、亚洲的殖民地独立；即使在美苏冷战的高峰期，萨特仍然崇尚和平运动。他曾于1955年在中国待了2个月。巧合的是，正是在阅读他后期有关社会和政治哲学的书《辩证理性批判》时，我第一次关注“一个世界”这种表述方式。
萨特的政治观点全部正确吗？现在许多人会说“并非如此”。事实上，他的很多观念确实都是建立在错误的理由之上。但我始终坚持，在历史大背景下，我们很难清晰界定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萨特的确为20世纪战后公众话语、公众观念领域带来了一些变化。西蒙娜·德·波伏娃陪同萨特访华，这段经历对她的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她对于女性在1949年前后的历史及现状分析可以参见《第二性》。
我不打算对尤尔根·哈贝马斯和约翰·罗尔斯作过多介绍。前者仍然健在，而后者已经不幸去世。对于所有富有创造力的哲学家而言，其思想在整个人生中都是不断发展的——只要他们活得足够长久。这一点适用于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尤其是哈贝马斯。使得哈贝马斯至今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他花费了很多精力研究传播的问题（近来，他更着力研究公共话语领域的传播问题）。我认为哈贝马斯的理论存在不少缺陷，例如，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少涉及经济话题。但在这里，我出于两种原因将哈贝马斯作为模范：其一，他经常致力于公共问题的讨论，从政治组织、法律形式到生物伦理学。其二，他率先鸣响了警钟，认为启蒙运动时期以及其后几个世纪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公开讨论将会逐渐消失，并被大众媒体所替代。从这个层面上看，哈贝马斯在如此需要批判性哲学思考的时代，赋予哲学以新的内涵。
至于我的同胞约翰·罗尔斯，我认为他有关公平的著作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启迪并催生出了一系列哲学作品。但倘若我将其视作楷模来看，他也仅仅是一个非常有缺陷、并不完美的楷模，我也并不希望未来大家再模仿约翰·罗尔斯。尽管罗尔斯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且它们引起了来自政治科学、社会学、法律等众多学科背景学生的广泛关注，但这还只是停留在学术现象的层面，罗尔斯从不鼓励他人将其视为政治人物，而他的观点也并不完全符合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然而，在罗尔斯职业生涯的晚期，他设想出两种趋势，这两者已经开始主导我们的思维，在未来也值得获得大家的关注：全球化现象本身以及其伴生产物（虽然有些矛盾）——竭力抵制同化效应的、拥有更强烈信仰的宗教群体的崛起。所以我这样理解，对于公共话语领域的哲学而言，罗尔斯的作品事实上是通往未来的桥梁，虽然他对于本国政治思潮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总而言之，这些哲学先驱能帮助我们认识到哲学、哲学家们如何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为人类作出贡献——虽然我们在技术上已远远超越了祖先，但似乎仍然缺乏向未来世界进发的清晰思路。我坚持认为，运用各种方法探寻哲学真理有助于人们对现实问题、未来趋势建立更宏观的分析视角。而所有拥有哲学视野的人(无论他们是不是职业哲学家）都应当被鼓励来分享自己的观点——比如通过公共讨论的形式。最重要的是，这些分享不该被国家、区域的划分所阻隔。当然，欧洲和北美也将不再是各种灵感的主要来源地了。(第1356期 第5版)
（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