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建立新道家的努力

中国思想在汉代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到佛教传入成势，又演变成为三教鼎立。这样的思想格局逐渐养成了中国人理解学术的一种基本眼光：任何学术立场的继承或者排斥，思想者的心目中都暗存了一个三教分立的背景。

进入近现代，中国思想面临着来自西方世界的新挑战。西方观念的冲击几乎使中国传统学术的整体构架完全坍塌。这种严峻的现实赋予中国当代学人一个无可回避的使命：如何存亡继绝，接续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之慧命。新儒家首先起来回应西方思想尤其是自康德以来的近代思想，建立起一套立足于儒家的现代学术理论。或许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不少倾心道家思想的学者，也希望能够建立起一套被称为新道家的学术思想体系来。但是，就道家研究的目前进展来看，新道家似乎尚未形成一套成体系的新理论，当前建立新道家的理论活动仅仅还只是一种努力。

不过，建立新道家既然已经是一种努力，那么是谁在进行这样的努力呢？新儒家已经有了一个谱系，所以有新儒家三期发展之说和围绕划分代别而发生的分歧。如果新道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展开的一种方向，那么，这个方向是由哪些人代表的，又是如何开拓出来的呢？

具有现代意义的“新道家”之名是董光璧先生首先提出来的。1991年，董光璧的著作《当代新道家》问世，该书主要介绍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等具有科学人文主义精神的国际知名科学家，认为他们“发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并发展出它的现代形式”，所以董先生称这一批科学家为“当代新道家”。董光璧从思想的形态上分析了这些科学家的成就，指出道家思想的影响对于他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在对上述科学家进行了个案式的分析之后，董光璧又以道实论、生成论、循环论、无为论为展开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每一方面都联系着科学的某些领域或某些原理加以说明。显然，董光璧是在科学史的背景之下，以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把新道家展开为一种理解科学现象的认识立场和价值立场。这与历史上的道家主要是一种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理论多少有些不同。

不过，董光璧先生提出的“新道家”之名也唤起了一种觉悟，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学者们在感受到道家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这一事实的喜悦之情时，不禁要问：在当代中国学人中间，是否也有新道家存在？” 正是在这个问题的引领之下，陈鼓应编辑了《道家文化研究》第20辑，其副标题是“道家思想在当代”，正如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这一辑是从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入手，对自魏源、严复以来的一大批近现代学人的思想进行清理。例如指出严复将庄子思想与天演联系；将老子的安、平、太解释为自由、平等、合群，认为“《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等等。指出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从齐物引出自在平等的观念。指出刘师培也发现了《庄子》的民主思想。指出谭嗣同不仅发挥老庄的“无为而治”为自由、平等的主张，而且直接把庄子的“在宥”解释为“自由”，说“‘在宥’盖‘自由’之转音”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20辑作者们眼里的新道家，也如同新儒家一样，在回应着近现代世界的主流人文思想。

但是与新儒家多少有些不同的是，新道家似乎不仅需要回应世界，还需要回应新儒家。董光璧就说：“我使用‘当代新道家’这个名称出于与‘当代新儒家’对应的考虑。”当然不仅是名称。由于新儒家回应世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之担当者的身份进行的，所以新道家名称的提出，首先就意味着，新道家名称的提出者不能满足于新儒家的回应，而认为有必要重建一个新道家的回应立场。

于是我们在建立新道家的努力中不时见到新儒家的影子，暗中充当着被批评的角色，也有人直接指点新儒家的理论局限，例如胡军说：“儒家就有主宰、限制他人自由的倾向”。冯达文说：“牟氏（指牟宗三——引者注）於此力图确认儒家的价值追求与民主、科学的一致性并以为在传统儒学的范畴内可以开出现代民主政体，固已不类；而其力图使儒学意识形态化以笼罩社会生活的一切所表现的对个人情欲特别是个人信念、个人生命情调的侵犯性，又何异于往昔之朱熹与阳明？！道家对此甚为不取。”

就笔者所见，冯达文的文章《现代新道家之成立论》最明确地回答了建立新道家之必要和可能的问题，文章虽然不长，理论的深刻度和系统性却是很强的。冯达文从三个方面立论，其一，近代以降的社会发展表现为俗世化过程，俗世的社会允诺情欲的天然合理性，这“意味着近现代社会不可以接受宋明新儒家的‘天理’、‘人欲’观而却允诺了道家的自然人性论。”其二，俗世社会的社会公共礼法是权力平均化（一人一票）的产物，其绝对性意义已经消解。因为“赞同与否决一项公共礼法，只有利益上的分割，不存在客观理则问题，何来‘天理’？不存在正义问题，何来‘良知’？公共礼法既与‘天理’无关，那么，它虽然是普遍有效的，但却不是绝对的；公共礼法既与‘良知’无关，那么，它虽然是理性的，但却是从外面加给每个人的，‘非我’的。” 俗世社会公共礼法的特点与儒家以天理、良知“确保它的超越每个个人的普遍有效性”悍格不入，却与道家“朴散为器”，“正视人为之权宜设施—－公共礼法无‘真’的意义”的理解相吻合。其三，正由于判明公共礼法作为一种方便设施不具有‘真’‘善’意义，道家才开出了对‘真’‘善’的追求，这种追求构成为一种生命情调的寻求。冯达文认为，“道家之所以具足现代意义，则是因为它认允‘堕落’的基础上还能为人指点生命的方向，还给人以‘善’与‘真’，特许了人的自由。”而儒家作为意识形态却难以认允由‘堕落’带来的发展。

冯达文的文章指点出了道家在现代社会可能展开的方向和意义，并处处对照于儒家和新儒家，这样也就间接地回答了建立新道家之必要性的问题。

（摘自《哲学动态》2006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