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葆伟】论哲学的问题研究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真正的哲学必须能够把握它的时代，提出自己的时代性课题。今天，世界和中国都处在急剧的发展变化之中，有大量的问题要求哲学家进行思考。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批判也使哲学处于转折点，不仅一些基本范畴被重新审视，其探索方式和方向甚至它的使命、功能与合法性根据也受到质询。问题探索已成为理解时代、研究哲学自身状况和探索其发展途径的恰当入手处。
1. 人们常常把学术研究称为“做学问”，恰当地提出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甚至具有优先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门学科就是围绕着特定问题所做的系统研究，而掌握一门知识，也就是要搞清楚它所探讨的基本问题、其求索的途径和方向，以及解决的方式。无论是获取经验、理解文本，还是发展知识和把理论应用于实践，都无不以“把握那个问题本身”为前提。尤其是对于知识的发展来说，正是问题（或者说，提问）动摇了以往的观念，它展现出一个新的视角，使我们看到以往不曾发见的东西，也使概念处于新的关系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因而，问题（或提问）成为科学创造的起点。不断地有新的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没有问题”则可能是一个研究领域僵化或衰落的标志。故很多大学问家往往把提出一个问题看得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爱因斯坦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
而对于哲学，由于这一学科的特殊性质，问题研究尤其显得重要。哲学是“爱智慧”，这在很多哲学家（特别是当代哲学家）看来意味着他是活动于智力的边缘，意味着他总是“在途中”，哲学是对知识、真理的求索过程而非简单地宣布占有。显然，在这里，问题的提出比答案更有意义，求解的过程比达到的结论更值得重视。关注于提出新的问题，开拓出新的视野而不在于提供答案和观察结果，是哲学与实证科学的一个很大不同之处。提问让某种被问的东西进入悬而未决的状态，也令流行的意见、习惯的思考方式和固有的价值规范被带入到严格的批判性审查之中。通过反复的探究以澄清所要询问的事物，使其进入特定的背景或新的视野，令其意义得以显现，这就是哲学的思考。海德格尔说：“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2]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思考也就是对前提、根源和根据，以及对可能性的追问，而批判亦是一种“使问题成为问题”的活动。由此，我们得以超越经验，超出现有、当下和在场，克服习见和偏见。哲学活动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在这里体现出来。
问题探索又使哲学与生活、实践息息相通。一个真的、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决不是向壁虚构所能做到的。时代向哲学家提出问题，哲学也对人的生存境况作出批判，在积极参与到现实生活中发展自己，实现自己。
因而，问题探索被看作是“精神科学的逻辑”（迦达默尔）或“思想的虔诚”（海德格尔）。全部哲学史可以看作是一部问题研究的历史，或者，如莱欣巴哈所说，当哲学的历史被看作问题史时，它能提供的方面要比被视为诸体系的历史丰富多采得多。[3]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真正的研究都是对问题的研究。而在这里，我们所说的“问题研究”是指一种认识和探索现实事物的方式，它不同于一般性地强调“问题意识”，也不局限于把眼光放在“永恒问题”或当前争论的“热点问题”上。“问题研究”着重探索某一时期或情境下人们生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和事件，从哲学上把握它们，把它们转化为哲学自身的课题来研究；着重探索时代提出的重要哲学问题，包括哲学自身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它主要是通过恰当地提出问题，包括对问题的前提、问题的确定陈述、问题之成为问题之所在和向何处追问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去认识或探索。苏格拉底开了这种方法之先河，他的“对话”即是试图去清除蒙蔽而不制造真理。在20世纪，一些哲学家从不同方面研究和发展了这一方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著作中，对什么是“值得追问的”以及如何“把它作为问题制定下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在“哲学追问”上作出了典范。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强调了“问题在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探讨了提问的辩证法。阿尔都塞更提出了“理论总问题（problematic）”的研究范式，把它看作是思想逻辑中的支配性构架，哲学的产生方式。
我们的目标在于正确地提出和透彻地理解现时代重要的哲学问题。上述哲学家的研究是探讨的基本背景和重要思想资源。尤其是，他们的研究揭示出哲学追问的本质特征，体现出当代哲学提出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然而我们在这里更多地遵循的，毋宁说是马克思指出的目标和方法。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力和伟大创造性的一个表现，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4]马克思远早于爱因斯坦即已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把哲学看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它始终是在和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相互作用着的。所以，问题就是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在詹姆逊 、德里达等人看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首先在于他所揭示、所叙述的问题。
2. 作为一种“做哲学”的方式，“问题研究”是与体系建构、寻求确定性等等相对而言的。研究哲学可以有各种方式。早在苏格拉底以前，赫拉克利特就提出“智慧就在于熟悉驾驭着一切的明察”。从柏拉图到康德直到胡塞尔，一些哲学家孜孜以求的，是把哲学建设为一门科学，一门为所有科学提供基础的知识学。贺麟把历史上的哲学家分为两类：“善于发问题的哲学家”和“善于答问题的哲学家”，前者如苏格拉底、笛卡尔、休谟等，后者如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黑格尔等。前者“喜欢批评、怀疑，反对旧传统，提出新问题、新方法，指出新方向”，他们开风气之先，其思想富于启发性；而后者则“善于综合融汇，折中而求其至当，集各派于大成而创立博大的体系”，使人有百川归海，叹为观止之感。[6]
应该说，“提出问题”与“建立体系”各有其合理的根据，它们来自于人类精神、文化的不同需要。体系哲学总是力图包容经验的各个方面，在概念本身中显示那种使诸因素彼此相关的东西，以满足整体性、一致性的要求。而诸如在人的经济、政治、科学、艺术诸不同活动之间，以及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某种统一，或者系统地提供一些解决生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人们正当地期待于哲学的。问题探索与体系建构（以及确定性的追求等）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是相通的。一个有意义，有深度的问题的提出，要以系统的理论知识为依托，对问题的深入探寻也离不开整体性、一致性、明晰性。而成功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也一定来自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例如在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可以看到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即主体如何能够从它的内在范围走出来而进入外在的客体中去。克洛纳说：“谈论德国唯心论而不承认其中有一种多样的东西的统一性即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统一性支配着，那是无意义的。”[7]而按照科恩，把分析哲学家结合在一起的（分析哲学当然不是体系哲学），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语言学方法或某种实质性的学说，而是他们探究和阐述所涉及问题的统一特点，即理由和推理的规范问题。[8]
注重于提出问题还是建构体系或其他，是基于对哲学及其使命的不同理解。然而究竟以何种方式为主，却不完全出于哲学家的个人兴趣。近代以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对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明晰性的研究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出自哲学的自身发展和时代的需要。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强调要强化“问题意识”，一些人从超越形而上学，或人类历史特征等不同方面，论证了“提出问题”是哲学的主要任务。[9]在哈贝马斯和霍依之间，还爆发了关于“什麽是哲学的使命？是提出问题还是建构体系？”的争论。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大力倡导研究时代问题，以问题研究带动基础性研究。这些都是时代和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使然。
3.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期。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总体上说，当今时代仍处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历史趋势中，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突出的是技术、信息和知识的作用迅速增长，它改变着社会财富和权利的生产（产生）与分配，改变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也改变着我们的活动的方式和经验，以至人们把技术看作是与资本同样起作用的、在我们的时代居支配地位的力量。与此相伴随的是社会的分化和不稳定也在持续增加，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这些变化的实质和深层意蕴是什么，它们是否预兆着文明的某种根本性转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遭际着哪些与以往不同的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哲学家的强烈关注。如何从哲学上把握这些问题——或者说如何把它们转变为哲学课题——并进而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另一方面，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化和发展进程，在带来经济和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其中有些已危及到人类的生存。面对挑战，人们不断地反思和完善自己的发展理念，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然而这种努力收效并不显著，相反一些危机在日趋加剧。这些也引起人们的思考，进一步追问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源，重新认识我们的制度和文明，我们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基本生活信念、价值理想和行为方式的合理性，也重新思考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
这就把我们引向现代性批判——实际上，今天的全球化和发展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现代性问题的展开。现代性并非是单一的过程或结果，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内在的矛盾。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以及伴随而来的人的两难处境将长期贯穿在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生活领域中，批判理论家则称之为“解放与统治（异化）的混合”。特别是，现代性发端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它作为具体过程与这二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现代性从来就是作为一个问题存在。胡塞尔和舍勒在20实际20年代起已深深感受到“欧洲危机”，发现“人类存在第一次成为问题”。
现代性批判与哲学的自我批判相互纠结。现代性被看作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它或是被看作理性的设计（在康德那里），或是被看作理性的实现，并且需要理性来证明其合法性（在黑格尔那里）。因而，对现代性事业的反思必定要追问到理性形而上学。反过来说，百年来哲学的发展、其自我批判全都在现代生活的语境中进行，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通向现代性的问题与困惑。
20世纪哲学自我批判的一个直接源头是清理黑格尔遗产。这固然由于黑格尔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但恐怕也因为他是“第一位阐释清楚现代概念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庞大体系实际上是在试图完成一个巨大的历史任务：他不仅极力把自然与精神、感性和理性、知识与信仰、有限与无限等等对立统一起来，也力求使现代社会所有分裂的危险都在绝对精神的发展中，在概念的辩证运动中得到克服。现代国家的建立即理性的实现，在这里，个体自由的普遍性与个人富裕达到了很好的统一。对黑格尔的批判当然要首推马克思。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现代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对现代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其寻求。揭露由资本关系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全面异化，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看作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认为现实生活中的诸对立要靠革命的实践来解决。无论在精神或理论中，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都不可能解决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由此，马克思彻底颠覆了旧形而上学，开拓了现代哲学，也是现代性批判的方向。
而很多西方现代哲学家倾向于把现代状况看作是西方精神本性的结果（这里既有“现代”与“传统”即“前现代”的对比，亦有“现代”与“后现代”的对比）。他们把现代性的困境或称为“精神危机”，或称之为“文化危机”，或称之为“全球性危机”，或径直视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危机。当然这并不是说，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和自我批判的主题完全由现代性问题引出，它们主要地还是来自于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尤其是，哲学不再能够成为知识的“大全”，也不再以“科学的哲学”自居，相反在与科学的对比中日益处于不利地位，甚至有失去自身对象的危险。这就使得哲学家们怀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从一定意义上说，黑格尔以后的西方哲学一直行进在对自身出路持续探索的途中。
做为20世纪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都可以看作是对哲学危机的积极反应。分析哲学家以精密的分析取代思辨，以语言与世界以及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取代主客体关系，把建构世界的重任从先验主体转移到语法结构上，从而实现了由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现象学家则认为，传统哲学在现象之外设定了一个不可直接显现的、自在的领域，而这一领域的存在与性质却要靠主观思维来设定和推理、论证，这是引起哲学危机的根源。克服窘况的出路是摆脱传统的和现有的理论、学说的影响，回到实事本身。“语言学转向”和“现象学运动”被称为20世纪的“哲学革命”，它们至今仍有极大的影响，就连“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不能完全离开“现象学分析”和“语言分析”这两大方法。但是它们在发展中也在不断遭遇着自身的困难。分析哲学家与现象学家们或多或少地都在力求实现历史上哲学家未竟的理想：为知识和人生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近代哲学家的本我中心和理性中心主义被彻底化、严格化和导向极致。但也恰恰由此人们才得以看清欧洲近代哲学的问题所在。
还有一些哲学家则试图在理性形而上学之外为哲学家寻求新的立足点。同样被视为20世纪哲学先导的尼采对传统理性主义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他针对理性的抱负试图使之无效。按照尼采，人们在把整体的、统一的理性话语奉为至高无上时，也就以安全的名义失去了生命力和积极的、创造性的自由。尼采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个别成为整体的基础，生成变为存在的依据。尼采的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揭示了理性不能把理性批判的原则运用于自身。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最终没有超出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和尼采的颠倒只是穷尽了传统哲学，它在此后再无发展。
海德格尔追根溯源，他指出西方危机的根源是形而上学对“本源性的存在”的遗忘。对现代西方的诸现象，无论是意义空虚还是日益扩张的工业—技术文明及其后果，都必须立足于形而上学这个根本来进行分析。主体性原则是形而上学的固有特色，西方哲学以及近代科学把主客体对立设想为原初状态和思维无前提的开端，可实际上它和理性一样，都只是第二级抽象的结果。人类的主体性存在从来不曾、将来也不会是历史性的人之不断重新开始的唯一可能性。在形而上学话语内已无法再去思考通向真理的另外道路的可能。因而，必须从哲学转向“思的事情”。
海德格尔没有对这一出路作出充分描述，毋宁说是对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的呼唤，其中还带有神秘色彩。进一步地说，现代西方社会诸危机是否可以归结为形而上学的危机，也是大可提出讨论的。但是无论如何，西方哲学——严格地说，整个哲学——的根基被动摇了。海德格尔之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进一步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等等大加挞伐，无论是上帝还是人，在他们那里都被消解掉了。今天的哲学可以说已被推入了“问题的时代”或“成问题的时代”。
首先，分化、多元化和异质性，构成了当今哲学引人注目的特征，而且这种趋向还在继续发展。固然我们不能以“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派别”作为危机的标志——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从单一的向度、唯一一套概念系统出发，去穷尽生活实践中的全部真理——但是却不能说，当前这种多元化是思想创造和学术繁荣的标志。
而且，由于这种分化，也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使得一切规范性、普遍性的陈述都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它也迫使我们“把自己限制在已经达到的分化和论证的水平上”，亦即，不能够再无批判性地沿用以往的各种概念和范畴，并且往往需要对自己论证的合理性提出论证。更为严重的是，它将使一切真理的判断、价值的评价乃至真正的批判和对话成为不可能。
进而，不仅哲学探究自身的性质，哲学的目标、功能甚至其存在的价值也受到质疑。一段时期内，“终结”之声不绝于耳。当然，有的哲学家所说的“终结”事实上是一种“转向”或“过渡”，但是向什么方向转变，目前尚不清楚。尤其是，哲学本身的面貌也越来越模糊。
确实，哲学的状况尚不像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悲观。特别地，20世纪后半期以来，很多的哲学家都把注意力转向生活、实践，并且在多学科合作，或把自己融入其他学科的研究中焕发出哲学的蓬勃生机。但是在这种“合作”或“融入”中，哲学还要不要，以及如何保持自身，哲学如何发挥自己的独特文化功能，仍然是摆在哲学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从问题入手和积极开展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是哲学发挥功能和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里，“从问题入手”或许同样是“对话”的前提或方法。这不仅因为对话乃是靠提问引向深入，而且由于在今天，随着哲学的分化和评价尺度的变化，“问题”而不是“客观真理”成为争论的焦点。[10]
4. 所有这些问题同样是中国哲学家需要面对的。我们今天事实上已经处在东南西北以及传统和现代这三个维度的交叉点上。这对于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来说，或许是一个机缘——它使我们有可能从时代的高度来把握中国的问题，和从中国的问题情境出发来把握时代，或者说，把我们的问题上升到时代的高度。
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交叉点”首先是矛盾冲突的焦点，它意味着我们的“当下”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序列和时间交错，我们的“地域性”中聚集了现时代的诸多矛盾冲突、各种社会思潮以及不同的哲学思想的碰撞和对话。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置身于时代的高度，直面这种状况，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马克思当年关于德国思想的一段评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马克思说，由于德国和现代各国不是在同一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如果说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那麽从另一方面看，它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但是，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的现状。[11]
无疑，提问是一件困难的事，它本身没有既定的方法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样的问题是有意义的问题，或哲学上的真问题，也很难找出一个公认的标准。而如何从哲学上把握当今时代，什么是当今时代的重大哲学问题，更是需要用大气力去研究的。本文只是尝试提出一个“关于问题的问题”。
【注释】
[1]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59页。
[2]海德格尔：《对亚里斯多德的现象学解释》，引自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4页。
[3]莱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页。
[4]恩格斯《〈资本论〉法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
[6]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75——276页。
[7]见张世英主编：《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84页。
[8]L .乔纳森·科恩：《理性的对话——分析哲学的分析》，邱仁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9]例如：，G .德勒兹在他的《什么是哲学》中就从人类历史和哲学的要求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论证。
[10]尼科尔斯：《谁打赢了20世纪哲学大战》，《哲学译丛》2000年第1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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