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继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嬗变
阶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主题。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赋予无产阶级以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地位。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传统的阶级理论进行反思。在这当中，有的依然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的则跳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有的甚至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本文将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三个不同时期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考察，从而把握其演变的大体脉络。
一、早期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对阶级问题进行反思的是卢卡奇，他于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主要就是为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供理论上的阐释。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20世纪20年代的混乱局面中崩溃，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形成它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应肩负的潜在历史使命这一自觉阶级意识，而第二国际理论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坐等资本主义崩溃的机械决定论阻碍了无产阶级自觉阶级意识的形成。
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像“机械的马克思主义”那样无视阶级意识，而是把阶级意识看作是一种有形的社会力量。他深信可以通过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意识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进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完成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为此，卢卡奇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他的总体性概念来论证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及其形成。
卢卡奇论证说，无产阶级在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之前，是受资产阶级“虚假的”物化意识所控制的。物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必然的直接现实，它渗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甚至已经浸入人的意识里。物化意识表现为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当下意识，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永恒的制度，它遮蔽了人们对历史总体的认识，遮蔽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从而严重阻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要突破和克服物化现象及其物化意识，就需要一种“对总体性的渴望”。而在现代社会中，只有阶级才能作为一个总体。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不可能达到总体性的认识，惟有无产阶级才能突破物化意识，达到对总体的认识，从而实现对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卢卡奇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总体性的认识，或者说对社会总体的认识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应有之义。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因为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自身的阶级地位。无产阶级对自我的认识也就是对社会总体的认识。
卢卡奇指出，一旦无产阶级意识成熟为自觉的阶级意识时，也就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论证说，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时；只有当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卢卡奇认为，随着无产阶级的产生，这种局面已经出现。无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成为过程本身的意识，成为带有实践性质的意识，无产阶级也因而真正成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成为改造现实的决定性的力量。
尽管卢卡奇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论证充满了思辨的色彩，且他通过黑格尔同一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来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思路，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虽然卢卡奇对无产阶级没有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的应有历史使命感到失望，但他仍然对无产阶级抱有相当的信心和期待。
除了卢卡奇之外，同一时期出现的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葛兰西、科尔施也都同卢卡奇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都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作用，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是因为没有形成自觉的革命意识，没有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以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己任，且都对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持乐观主义的态度。
二、二战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萧条之后，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发展时期。由于新产业革命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给人们带来了丰裕的物质生活；加之资产阶级采取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一时间阶级对抗似乎从西方舞台上消失。在这种背景下，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中，卢卡奇那个时期所具有对无产阶级怀有尊崇和期待的政治乐观主义逐步被政治悲观主义所取代。无产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所同化的观点成了这一时期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基调。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对立面的“单向度的社会”。虽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仍然是基本阶级，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功能，致使它们不再像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维护和改善制度现状的凌驾一切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以前的对手联合了起来”。[1]过去对立的两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一体化了，它们无论是在生产劳动方式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仍至在意识形态上，都越来越走向趋同。
他们论证说，在现代工业社会，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白领工人”增加，“蓝领工人”减少，从而改变了工人的态度和地位。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无产阶级确是身肩重负的牛马，靠他躯体的劳动来换取生活必需品与消费品，因而生活在污秽与贫困中。他们也就成了那个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相形之下，技术社会发达地区的组织起来的工人对这种否定的表现就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他们在轻松劳动的同时享受着丰裕的生活，他们在生活标准、闲暇活动、各种生活愿望的需求方面都与资本家趋于同一。“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在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人民所分享。”[2]尽管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看来这是受统治者支配的异化生活，但工人已浑然不觉，“幸福的意识已经占了上风”。他们感觉不到被异化的现实，感觉不到被奴役的状况。他们成为被“虚假意识”操控的不提疑问的温顺消费者，成为甘受摆布和自觉帮助资本主义社会有效运转的公民，从而成为没有否定性、批判性、革命性并与资本主义社会保持一致的“单向度的人”。
这无疑使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对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历史地位产生怀疑和否定，他们甚至断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的结论已成为“天方夜谭的神话。”在他们看来，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的传统工人阶级已经丧失革命性，而在人数上已经超过“蓝领工人”的“白领工人”更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否定力量和是革命的承担者，这一阶层所关心的是参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管理，追求的是资本家那样的生活，实际上是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的力量。
鉴于工人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一体化”，法兰克福学派声称只能从这个单向度社会之外去寻找革命的主体，主要包括那些身受本地统治阶级和外在宗主国双重压迫的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新左派”。这些“新左派”的主要成员是：流浪汉、嬉皮士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他们比工人阶级更能“看破统治的面纱”，意识到自身人性遭受异化的处境，无私无畏地同这一制度作斗争。
同一时期，其他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进行研究，特别是加强了对“中间阶级”研究。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论、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等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普兰查斯把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大量涌现的“白领工人”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企业中的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及商业、银行部门中的工作人员。他们既有别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又不属于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维护和支撑资本对工人的统治关系，他们一方面为资本家所统治，另一方面又统治着工人阶级。与普兰查斯不同，法国的马勒则把“白领工人”看作“新工人阶级”。他认为，这一与科学技术相联系的“新工人阶级”处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复杂的机械装置的中心，它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快地认识到这个制度的固有矛盾，因而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在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三、后马克思主义：解构阶级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旨趣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风生水起，以及“菱形”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成型，为这一时期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提供了新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以解构主义为先导的后现代主义的盛行恰好迎合了新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和社会结构问题的需要。去阶级化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时髦主题，而在否定无产阶级方面，他们比前一时期的理论家走得更远。
后现代主义否认一切宏大叙事和总体性的立场激发了新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概念的解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高兹指出，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在其历史性的斗争中所追求的目标与整个社会休戚相关，因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又无所不在，是一个“普遍的阶级”。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迟早会意识到自身的这种普遍性，从而意识到自己能将全人类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潜能。但当代资本主义的组织化造成了劳动力的碎片化，在这个通过信息技术组织全球生产的时代，工人根本没有机会作为一个普遍阶级去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的整体特性。后工业时代造就的新无产阶级已经取代旧的工人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大多数。它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阶级，没有组织上的延续性，没有明确的阶级认同，更不具有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那样的历史使命。
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这部被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中，声称马克思当初设计的以阶级范畴为基础的政治理论越来越不适合当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声称“只有拒绝优先化的普遍阶级本体论立场基础上的任何认识论特权，才可能真正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现实有效性程度”。[3]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阶级遭到驱逐，“对抗”变成了新的中心概念。
拉克劳和墨菲论证说，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并没有发生，那种能够把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客观的普遍的“阶级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何立场经常是由许多无力被整合的、并且往往相互矛盾的情况所左右，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从社会主义观点看并非始终如一是进步的，反而大多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这就必然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并不比其他阶级更革命，马克思关于统一的同质性的作为特权化社会代表的工人阶级观念必须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必须）认识到，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决定作用并没有自发地产生。”[4]
德国的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中从稍微不同的角度论证了阶级的消解。他指出，由于西方福利国家消解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所依赖的集体意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变的越来越“个体化”，原来作为社会身份认同的阶级纽带和作为生活方式背景的阶级生涯已经消退，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将自己个人作为生活规划的核心，因此不再关注普遍的形而上的阶级利益，而转而对个人财富、空间和时间的要求。贝尔宣称：“福利国家支持的劳动市场推动力调和或消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我们逐渐面临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现象。”[5]总之，在福利国家条件下，新的个体化过程正在于摆脱了阶级性的社会认同：“一种马克思和韦伯都没有预测到的社会结构的变体将获得其重要意义，阶级社会将在一个个体化的雇员社会边黯淡下去。”[6]
从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性、片段性、多元性和异质性的立场出发，新马克思主义强调放弃阶级统治，并以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取而代之。拉克劳和墨菲拒绝阶级还原论基础，在他们所重新构想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中，主体已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由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链接”组成的多元主体，并以此为激进的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他们诘难马克思把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成了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在他们看来，战后产生了新的抵抗与对抗形式，表现为许许多多的新的社会运动（包括女性主义、同性恋自由、和平与生态团体等）。这些运动表明了社会领域及其对抗形式的复杂性，并指出了存在着不能被还原为阶级立场和生产主义逻辑的新的政治认同。
拉克劳在他新近出版的《论民粹主义理性》（2005年）走的更远。他说，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不论是根据“人民”还是“阶级”，都不能为分析社会动员的实际过程或解释不同的结果提供任何工具。他指出，当民族和其他社会力量不能够被任意建构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包括阶级在内的社会力量都是被分散动员的，并且这种动员的成功或失败是偶然的；因抵抗或反抗发生的社会变化具有一种不可约的政治因素；以及受排斥、受剥削者或下层社会的动员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包括法西斯主义的方式。
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去阶级化的倾向还表现在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关系中。例如，把民族和种族问题同阶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非常普遍的。但在新一代的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民族和种族同阶级的接合已不那么密切，而且关注点也同过去很不一样。阶级以及阶级解放不再是民族和种族问题中的主旨。与此同时，在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下，女性主义也不再把性同阶级连结起来，在“第三波女性主义”中，再也没有提及阶级。
当然，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并非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框架。赖特对阶级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在西方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而法国的艾蒂安·巴里巴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虽然强调更广泛的“对抗的普遍性”，但同时也认为，“阶级斗争可以也应当被认为是一个决定结构，尽管像其他的社会实践一样不是唯一的结构”。[7]在这一点上，巴里巴尔同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保持距离而与詹姆逊的观点接近，詹姆逊在《为60年代分期》一文中呼唤一种新式的无产阶级化和阶级斗争。在他看来，尽管一种激进政治需要在无数条战线上展开斗争，但阶级斗争仍然是最重要的斗争形式。
应该承认，以上三个不同时期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上个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的变化，但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阶级意识的研究更多是借助黑格尔辩证法的框架，而不是从像马克思那样从经济角度来说明，浪漫色彩有余而科学成色不足。至于后马克思主义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对阶级概念的解构，更是无法为说明现存社会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科学的依据。因为多元主义的认同政治无法取代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阶级政治。无中心的、多元的民主抗争在没有阶级主体支撑的情况下，无法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威胁。这种多元的激进民主理论无视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内部阶级冲突深化的现实，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实质。
【注释】
[1][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3][4]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5页。
[5][6]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22页。
[7]Etienne balibar, La crainte des masses, Paris1997, p. 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