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穗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批判观与新政治学——2011 年布拉格“哲学与社会科学”年会理论综述
2011 年西方批判理论学派“哲学与社会科学”年会于
会议期间，主办方共组织了5 场共9 人次大会发言、一个关于2011 阿拉伯之春的专题讨论和24 场分组会共52 人次的小组发言。“哲学与社会科学”年会会议8人核心组成员中的6 人出席了今年年会，他们分别是: A. 费雷拉( Alessandro Ferrara，意大利) 、M. 库克( Maeve Cooke，德国) 、M. P. 劳拉( María Pía Lara，墨西哥) 、H. 罗萨( Hartmut Rosa，德国) 、M. 赫鲁贝奇( Marek Hrubec，捷克) 和B.舒尔曼( Bill Scheuerman，美国) 。本年度年会主席是意大利政治学学会主席A. 费雷拉。今年出席本届年会的国际知名学者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元老级成员C. 奥菲( Claus Offe) 和拉美著名左翼学者E. 杜塞尔( Enrique Dussel) 。
会议围绕以下四个中心主题进行: 1. 权威主义: 民主的、非民主的和后民主的(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tic，Non-democratic，and Post-democratic) ; 2. 什么是解放( What is Emancipation?) ; 3. 诊断当下: 新批判观( Diagnosing the Present:New Critical Perspectives) ; 4. 性政治学( Politics of Sexuality) 。在33 个讨论时段中，除了关于现代教育和多样现代性的两个专题讨论以外，“什么是解放”主题有10 场讨论，“诊断当下: 新批判观”占据了12 场讨论，这两个主题吸引了与会者最多的关注。此外，关于“权威主义与民主”的讨论有7 场，“性政治学”主题仅占2 场，其中一场是闭幕大会发言。
对“解放”概念的探讨是本届会议的热点。M. P. 劳拉的第一个大会主题发言“概念变化的语义学: 解放概念的形成史” ( “The Semantics of Conceptual Change: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of Emancipation”) 引爆了全场热议。劳拉从概念的演进史入手，对政治理论、政治哲学中的一系列概念，如民主、国家、革命、解放和批判的谱系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梳理，从而解释了政治概念的当代创新及其意义。劳拉认为，概念史因其概念谱系的重建，实际上成为理解政治理论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现代政治理论中的概念构建过程，即概念“世俗化”，是政治语义学定义脱离宗教语义学定义的过程。汉娜·阿伦特，于尔根·哈贝马斯以及科斯莱克这三位作者均运用这种概念史的方法阐释了概念形成中的转换、变形和创新。
劳拉首先分析了民主概念是如何从一个描述性概念转换到政治领域的过程。民主概念最早出现于希腊城邦，是描述程序的潜在法治形式。它在18 世纪的现代化初期，是指实行平等原则的一种国家形式。此后，“平等”成为民主的核心，演变为政治行为主体的“人民主权”。具有民主新含义的“代表”概念出现后，E. 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用“大众”取代“人民”，提出了更为包容的民主新目标。当下，民主概念演变为一个社会融入的政治目标。当民主与现代解放概念相结合时，它在今天成为“社会权力的适当形式”。总之，只有在法国革命发表人权与公民权的历史性宣言后，人类这些新的民主经历和实践才成为可能。民主的这些权力诉求最终在概念上揭示了不同的新法治权利: 政治的、公民的、社会的权利。“民主”成为了一个普遍概念。
劳拉考察的第二个概念是国家，她分析了国家概念是如何发生剧变并演化成为一个反概念的过程。国家最初与统治、领土、资产阶级、立法、司法、行政、税收和军队等语义学定义相关。哈贝马斯用具有内外主权的国家权力合法地界定了国家的现代概念。现代化导致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这有助于使国家成为公共领域的主导机构，但禁止其干预经济。19 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创造了新的合法化社会整合形式。随着封建极权体制的崩溃以及皇帝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转变，作为人权与公民权的主体权利出现了，国家变成了知识分子和市民革命的对象。国家只有在20 世纪的福利国家成为现实后才恢复了正面的结合力，因为它使加强公民的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制度性政策成为可能。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概念的再次淡出，引发了对国家作用的新讨论。
最后，劳拉重点讨论了革命和解放概念。她指出，在阿伦特看来，“革命”最初是指侵扰希腊城邦的暴力实践。阿伦特试图去除该概念中由暴力所带来的负面语义学含义，挽救和重构革命概念。“革命”一则意味着社会行为主体不再顺其自然，而是期望变革; 二则意味着时间世俗概念中的一个新时代。科斯莱克追随阿伦特对“革命”一词进行了历史重构。他用概念史说明，法国大革命创新了“革命”一词的语义学，使其从名词变成了动词和副词，揭示了政治行为主体寻求产生崭新事物的激进变革新期望，从而也形成了新的“解放”概念。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人们没有经历过作为革命过程的社会解放。“解放”在罗马共和国乃至中世纪后德国习惯法中都是作为一个法律词汇使用，用来描述家长能对达到成熟年龄的儿子放弃父权的行为。法国大革命以后，“解放”一词的含义从旧的习惯法领域扩展为描述某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为的生活。革命的历史结果必然导致解放概念的出现。阿伦特则认为，革命概念是沿着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路径发展的。该概念的创新之处在于，政治革命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改变其社会结构而实现人类的社会解放。阿伦特认为唯一成功的革命是美国内战。但是，两人都同意，这一改变最重要的特征是“人权宣言开启了社会期望的空间，人们都试图以自由或平等或两者的名义来进一步实现他们的每一项计划”。从此，革命不仅是争取政治权力，不仅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是争取人的权利，争取社会解放。劳拉进一步指出，在当代，“革命”一词增加了新的结合力，甘地领导的和平革命、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以及女性主义革命都是增加新结合力的转变经历，因为在这些革命中没有了暴力。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反暴力的，暴力成为了革命的反概念。今天，“解放”一词可以用来描述各种不同的诉求: 消除人对人的统治、主张法治的自由主义诉求、主张人民主权，进行激进变革的民主诉求，或者是消除经济统治的方式。它占据了所有有关正义的词汇空间，因为它已经成为了反抗任何统治形式的最重要的工具。劳拉认为，目前，一个新的内在领域，即人们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心理的内在批判被打开了。对内在关系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民主化建构，也即揭示有关民主概念恰当解释的新斗争，将成为新的解放领域。
劳拉的语义学和概念史研究极具方法论高度。她强调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足够的模糊性，也即概念本身的张力和困惑，或者她所称的“概念的携带能力”。正是这种模糊性展示了概念创新的空间和可能性，使其在与其他概念的结合中展示出各种积极的新意义。所以，概念的历史反映了现实的历史。革命概念的形成、创新和普遍化过程，也就导致了社会解放的不断深入。
有关解放概念的纯理论研究还有哥伦比亚大学F. 纽豪舍( Frederick Neuhouser)的大会主题发言“马克思论如何使自由哲学化”( “Marx on How to Philosophizeabout Freedom”) ; R. 詹尼( Robert Gianni) 的“什么是解放”( “What is Emancipation?”)和B. 奥康纳( Brian O'Connor) 的“作为建构的解放: 以马克思论意识为例”( “Emancipation as Construction: The Case of Marx on the Senses”) 。
关于新批判观的讨论也成为本届会议的热议中心之一。这一讨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展开。理论维度的批判理论新发展体现在劳拉所指出的对“内在关系”的民主化探讨上。从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进行所谓内在关系的纯理论批判，是批判理论年会历届会议的重心。例如，2007 年，梅弗和福斯特曾就“好生活”、“好社会”的理想概念展开过激烈交锋; 2008 年，围绕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和南希·弗雷泽的“反常规的正义观”进行了密集的争论; 2009 年，H. 罗萨( Hartmut Rosa) 在年会开幕式上作了“冷淡和漠然，还是回应和仁慈———走向一种自我世界关系的批判社会学” ( “Cold and Indifferent-or Responsive and Benign: Towardsa Critical Sociology of Self-World-Relations”) 的主题报告。他主张把基本世界关系中身体和文化的因素结合起来，超越冷漠的、非差异的世界，建立新型的自我世界关系。本届年会上，罗萨提交了题为“什么是异化的对立面? 走向一个非异化生活的新概念”(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Alienation? Towards a New Conception of aNon-Alienated Life”) 的论文; M. 库克( Maeve Cooke) 论述了“后形而上学的条件及其超越”( “The Postmetaphysical Condition-and Beyond”) ; M. 萨阿( Martin Saar)讨论了“情感的管理: 建立情绪政治学的理论”( “The Government of Affect: Conceptualizingthe Politics of Emotions”) ; S. L. 温特( Steven L. Winter) 发表了“自由领域的民主与性别平等”( “Democracy and Gender Equality in Liberation Square”) 的论文等等。新批判的理论触角伸向了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儿童教育、两性心理、身体政治、情绪政治等诸种内在的社会文化关系方面。
实践维度的新批判理论涉及对政治社会现实的广泛评判。今年的宏观实践批判主要涉及跨国正义、中东和中国问题。跨国正义问题是近年来得到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2011 年的相关论文包括: “罗尔斯、全球正义和全球化的悖论” ( “Rawls，Global Justice，and the Paradox of Globalization”) ; “康德、哈贝马斯和推动全球人权法律制度的职责”( “Kant，Habermas and the Duty to Promote a Global Legal Order ofHuman Rights”) ; “两种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国际法: 重构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International Law between Two Postmodernisms: Refra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Law”) ; “诊断今日社会批判: 走向对承认难题的一种竞争性解释”( “Diagnosing Social Critique Today: Toward an Agonistic Readingof Recognition Problematic”) ; “诊断跨国公共领域”( “Diagnosing Transnational PublicSpheres”) 等等。在这些讨论中，国际层面的正义尺度、建立跨国公共领域的可能性、世界治理、世界主义民主等问题均得到了充分的阐释。
对最近的中东事态，部分批判学者，尤其是在西方大学执教的有阿拉伯背景的左翼学者，从批判理论的视角进行了解读。美国新学院大学的青年教师B. 巴古( Banu Bargu) 和纳贝特( Marianne Le Nabat) 分别从土耳其和埃及的经验分析出发，发表了“对中东的自我牺牲的理论说明” ( “Theorizing Self-Immolations in theMiddle East”) 和“搁置主权: 论中东的最新事件”( “Setting Aside Sovereignty: OnRecent Events in the Middle East”) 的演讲。会议还为社会学家M. 伊莎( MichelineIshay) 举办了专题讨论会: “德黑兰、突尼斯、( 开罗) 解放广场等等: 是人权的进步吗?”( “Teheran，Tunis，Tahrir and Beyond: Is Human Rights Progressing?”) 她不仅把德黑兰、突尼斯、开罗、伊斯坦布尔等地发生的事件看作是推翻独裁统治的政治革命，而且强调它们还是妇女、青年和广大人民反伊斯兰极端主义、争取平等民主自由的人权、争取世俗社会权利的社会革命。同类的文章还有“工人的觉悟与埃及和美国的起义的关联”( “The Relevance of Worker Awareness and the Uprising inEgypt and America”) 和“图绘主权”( “Mapping Sovereignty”) 等等。
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注被纳入新批判的视野之中。近两年来，澳大利亚学者、意大利学者对多样现代性的研究中都多次触及中国道路的话题，将中国视为多样现代性的一个例证。因此，在今年中国学者发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历史影响”( 贺翠香) 、“中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 ( 赵司空等) 等相关论文的讨论单元中，吸引了奥菲、乔纳森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并围绕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奥菲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持较悲观的看法。他认为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现实中发挥的影响都很有限，因此怀疑它在中国能起的作用。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欧美批判学者均对所谓“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二者的比较不以为然。尽管近年来批判学者对中国的关注增强，但是其认识尚属初步，缺乏独到见解，且总体上比较谨慎，大多数人坚持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念。
关于“权威主义: 民主、非民主和后民主”论题的讨论主要是实证性的，其中最有创见的是杜塞尔的主题发言“参与式民主与代议制民主: 以委内瑞拉为例的研究”(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杜塞尔认为，政治哲学背景中存在争论的一些关键问题起源于拉美政治实践中的当前经验。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互相影响的这一关系说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为什么逐渐被等同于民主的定义，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是如何有利于激进参与民主的事业的，它又是如何最终成为左派社会政治运动的固有姿态的。杜塞尔的观点是，参与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不应被视为对立的两个极端，而是互为补充的。代议制民主在当代政党政治中逐步表现出它的缺点，而充分实现的参与民主理想因被无政府主义观点所垄断则永远不可能被有效地制度化。因此，代议制和参与制在实践中可行的和合法的结合就将意味着对20 世纪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双重超越。间接的代议制和直接的参与制在制度民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参与制形成诉求; 代议制实行统治; 参与制控制统治。第一种“诉求” ( demands) 是指按照计划实现的要求。共同体的成员通过计划机制说明他们需求的治理方式，并将参与模式制度化，如委内瑞拉的《公共和大众计划组织法》所体现的参与方式。第二种“统治”( govern) 是指对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都合适的代表式管理，它构成了能使那些要求得到管理、行使制度化的代表权力的真正内容。第三种“控制”( control)是参与的第二项功能，即“公民权归属”，强调人民大众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区别于司法权审判权的监督) 。杜塞尔认为，这是委内瑞拉革命制度的关键性创新。总之，参与式民主与代表式民主必须结合起来，二者必须在政治领域的各个宏观和微观层面实现制度化。他以拉美左翼的新经验发展了当代民主理论。
关于性政治学的讨论发言人较少，但是今年的报告突出展示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女性主义新的发展成果。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哲学系的A. 埃伦( Amy Allen) 在她的压轴发言“性别、权力和理性: 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 ( “Gender，Power andReason: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中，系统地概括了自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以来女性主义的演进，尤其是法兰克福批判女性主义的新理论特点。首先她认为，当代女性主义对理性的疑虑不无道理。第二波女性主义哲学中的一个经典贡献是戳穿了理性的男性化本质，指出这种男性化的理性理想位于西方哲学的最核心部位。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贯穿着持久不衰和普遍存在的男性至上主义。西方哲学的理性理想与女性的性别隶属地位具有深层联系。她认为，理性的男性化表现在从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直到后康德的欧洲思想中，甚至深入到女性主义理论的鼻祖C. 德波娃的工作中。其次，埃伦指出，第二波女性主义提出的理性批判问题仍然是当代女性主义辩论中处于绝对中心的问题。如何将女性主义批判与哲学学科的核心概念———理性概念的批判结合起来，是远未解决的问题。在她看来，第二波女性主义坚持两性对理性的平等拥有( 如德波娃) 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包容理性的女性“他者”和肯定女性价值( 如女性主义哲学主流) ，都建立在理性对女性排斥的基础之上，根本无法挑战已被女性主义批判揭露的等级制的评价结构。它们要求女性在被排斥出理性空间的境遇中、在一个它想要否定的知识传统的空间中，重新规定自己的从属地位和自我异化。女性主义理性诉求自身造成了理性和权力的这一纠结和冲突。理性和权力的矛盾仍然困扰着当代的女性主义争论。最后，她揭示了批判理论坚持女性主义理性批判的意义。她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同样接受了实践理性的理想，并尝试用这种理想为批判提供可靠的规范基础。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已经抛弃了强形而上学的传统理性概念，其理性出发点具有更大的兼容度，其批判理论已完全与同性恋、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逻辑相互交叉、广泛结合。但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仍然是基于对身体、情感、精神和审美的超越和否定; 同时，他无法在不削弱其规范普遍性基础的情况下放弃对自主性、对生活世界合理化的进步主义追求，从而使他陷入了难以解脱的悖论。霍耐特具有强伦理背景的承认理论，以其复杂理性观集成了情感、身体和精神等维度，形成了比哈贝马斯更能容纳多种特殊性( 种族、阶级、性别、性与国籍) 关怀、包括女性主义关怀的实践理性的规范概念。但是，他的理论仍然提出了有关现代性的规范性的很成问题的理性假定，这些假定前提很难抵御后殖民的批判。埃伦明确主张将福柯与哈贝马斯结合起来，将权力和理性互相融合。她认为，批判理论必须在理论上把权力和理性之间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紧张状态置于其自我理解的核心地位，基于此找到将这类理性批判付诸实践的更好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批判，把女性主义推向新阶段。
尽管有关女性主义的论文较少，但讨论的关注度并不低。这类论文还有法兰克福学派新秀萨阿的“感情的控制: 将情绪政治学概念化”( “The Government of Affect:Conceptualizing the Politics of Emotions”) ; 温特: “解放领域的民主和性别平等”( “Democracy and Gender Equality in Liberation Square”) 等等。周穗明在会上作了“性别研究在中国: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研究”的发言，对中国近年来的女性主义研究和妇女发展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评述，引发中外学者之间热烈的对话和交流。讨论会内外，我们还就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是否陷入低潮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这一研究近年来不像上世纪90 年代那么热烈，但是仍在向纵深发展。表面上比较平淡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话题转换较快，学界的注意力转向了诸如跨国正义等更新鲜的问题; 二是女性主义话题与生态、种族、同性恋等话题相比，要面对更普遍、更顽固的社会偏见;三是近年来鲜有像《第二性》那种标杆性的女性主义名著问世。
（原载：《世界哲学》2012 年第1 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