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穗明】迎接现实挑战的当代社会批判理论_布拉格_哲学与社会科学_2012年年会综述

   

一、会议基本概况

“哲学与社会科学”国际会议是广义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学派的年会。来自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挪威、瑞典、丹麦、巴西、捷克、韩国、伊朗、南非、中国等20多个国家的120名学者出席了2012年会议，共提交论文110篇。会议的核心成员一如既往是由来自社会批判理论学派的两个大本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美国新学院大学的学者构成。“哲学与社会科学”(philosophy andsocial science)国际会议创始于1978年，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J．哈贝马斯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R．苏贝克(R．Supek)、M．马尔科维奇(M．Markovi＇c)和G．彼特德罗维奇(G．Petrovi＇c)等人共同创办的一个东西欧哲学家对话的论坛，1989年以前每年在前南斯拉夫召开一次。苏东事变之后，该国际会议曾移往意大利，于1993年正式转移至捷克布拉格，至今年已经是第20届布拉格年会。哈贝马斯退休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袖A．霍耐特等人主导，近年来由美国新学院大学N．弗雷泽(Nancy Fraser)教授和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A．费雷拉(Alessandro Ferrara)为首的8位哲学家组成的会议核心组主导。本届年会的一个亮点是特邀世界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①与会。

会议期间，主办方共组织了五场大会发言、两场专题研究报告和32场分组会、10人次小组发言。五场大会发言均由特邀嘉宾与美国和德国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担任，他们是:特邀嘉宾查尔斯·泰勒，美国新学院大学教授、著名社会批判理论刊物《星座》杂志主编A．阿雷托(Andrew Arato)，美国新学院大学教授、政治科学系主任N．弗雷泽，著名社会批判理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科亨(Jean Cohen)和来自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著名社会批判理论家R．福斯特(Rainer Forst)教授。

作为共同体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代表，泰勒教授在“超越宽容”的发言中提出，要超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宽容”原则，从更广泛的民主要求出发，沿着平等的维度，寻找和建立一种更彻底的哲学原则。那就是，我们能够不去仰赖宽容的价值不以宽容价值的消极含义(“你正在做是应该反对的，但是我将宽容你”)为基点，去找到一种在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各种极其不同的观点中共存的、道德上值得尊敬的模式N．弗雷泽教授在题为“社会能够在所有方面都沦为商品吗?”的发言中阐述了波兰尼关于虚拟商品理论的当代意义。波兰尼在他1944年的经典著作《大转折》中，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创造出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力量。其结果是把这三个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转变成了“虚拟商品”。波兰尼称，这一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是掠夺自然，撕裂共同体，破坏人类生存基础。弗雷泽指出了波兰尼这一论断在2世纪的强烈的现实反应:人们见证了在碳排放和生物技术、学校教育和老年人照料以及金融衍生品等方面的市场化。波兰尼的虚拟商品化理念为连接当前危机的生态、社会和金融三个方面的一项整合的结构性分析，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基础。

此外，A．阿雷托做了以“后主权宪法的形成”为题的报告，J．科亨发表了题为“民主制、立宪制和宗教”的演讲，R．福斯特则作了“实体权力”的大会发言。上述五场大会发言奠定了今年年会讨论的基调，也主导着明年批判理论学者的研究方向和主要话题。32场分组会议围绕四个主题展开讨论:1．今日批判理论;2．多样化民主和后民主的挑战;3．抗议: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视角;4．劳动、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其他领域。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进展

“今日批判理论”是历届会议的永恒主题。今年年会安排了8个单元的相关讨论。与会的批判理论学者试图从各个方向发展当今的批判理论，主要发言包括:“权威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对抗”、“交往、话语和权力:充分利用哈贝马斯、阿佩尔和福柯”、“从哈贝马斯到卢曼和贝克”、“罗尔斯和弗雷泽理论中变化的政治代表问题”、“批判理论、人的能力和对一种新‘批判的’形而上学的需要”、“制度理论和批判理论:走向一种不可能的综合?”、“一种跨国正义理论和全球基本结构”，等等。

丹麦奥尔堡大学学者西蒙·劳曼·约阿根森(Simon Laumann Joergensen)在题为“霍耐特论民主”的发言中指出，霍耐特的杜威主义民主理论提供了对福斯特所称的“民主气质”的根源的探索。霍耐特这一民主理论依据两点:作为公民参与合法民主政治进程的动机和能力的重要性的一套独特经验;声称这些经验极可能是从解决功能分化的劳动者内部的合作问题中得出的。

围绕“多样化民主和后民主的挑战”主题，会议组织了9个单元的讨论。葡萄牙学者M．高若瑟(Marta Nunes da Costa)在她的发言“批判理论反思:今天什么能带给我们民主?”中，系统地探讨了当代民主内涵的发展变化，阐述了批判理论对于当代民主的重要性。她指出，民主在21世纪取得了胜利，但民主似乎陷入了自相矛盾:它意味着人们对公众生活的广泛参与，也走向了“坏”的一端，使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遭到破坏。民主内部的这种对峙自古(古希腊)有之，民主既蕴含美好的潜能，又具有产生破坏性结果的可能。悲观主义者指责民主具有极权主义的特征，作者则从道德层面分析民主的价值，探究了构成民主实质的两个原则———平等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的重要性。首先，政治平等使民主制有别于其他制度，其道德根基在于，它反映了人类希望承认其内在价值(平等价值)的道德要求。关于人类尊严的论述绘成了当代所有的政治和社会景象。其次，现存的民主制度存在着人民主权被侵害的弊端，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寡头政治和民主共存，以略带隐蔽的方式争取统治权。只要自由公正的选举存在，就可能产生多数人的代表;只要资本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则可能存在用金钱操纵的寡头政治。

民主的希望何在?高若瑟指出，代表制的问题是我们今天面对挑战的核心，我们要解决今天人民主权和代表制的紧张关系，重塑民主实践。这意味着重新定义那些支持民主理论的传统分类方法和重新明确民主公民的概念。首先，她强调参与机制对于重新定义今天的民主范式的作用，用参与来重新确认民主概念和代表制的合法性。她从当前传统政治参与衰落和新型政治参与兴起的矛盾中看到了民主的希望。一方面，许多研究表明，整个欧美最年轻的一代对政治缺乏兴趣，社团的普遍参与率很低;另一方面，通常更加个人化的新的参与方式和新的制度却正在发展壮大。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十月十五运动”①等，说明人们是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这些运动凸显了代表制的局限性，说明传统的政治形式———政党、政治机构和现存的代表模式不足以体现人们的新诉求，提出了创造可解释的、合法的新形式的参与民主新要求。其次，她说明，要激活退化的民主概念，必须拯救作为民主根基的人民主权的概念，其中要害是突出使公民成为民主公民的公民权，并强调公民参与对于拯救民主的关键作用。她引用参与民主理论家巴伯的话说:民主只有足够强大时才能生存下来，捍卫民主不是依靠伟大的领导，而是依靠有能力、负责任的公民。有效的独裁统治需要伟大的领导，有效的民主需要伟大的公民。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义务和基本人权为民主的实际参与(而不是依靠代表制的间接参与)创造了条件。

批判理论的作用何在?高若瑟认为，这些民主核心成分的可塑性使民主可能产生复杂的变化和其他可能性，批判理论能够在重塑民主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批判理论的任务是揭露民主的谎言，揭露代表制的寡头政治形式只代表他们自己而不代表人民的本质，展示反对新统治方式的斗争形式，反映物质现实求变的需要。另一方面，批判理论有必要采取把公民组织和联合起来的形式，帮助民主的公民通过公共空间的行动，创新和构建新的代表关系，创造出超越传统代议制的参与民主新模式。她还指出，民主不是更加静悄悄的政治存在方式，民主意味着无序，也暗示着创新，而创新只能来自于斗争。民主是同寡头政府对社会生活垄断的不断搏斗，是同财富力量无所不能地控制生活的不懈斗争。她乐观地相信，人类是善于创造的，足智多谋的，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参与形式，使民主获得成功。

三、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关怀与最新热点

“抗议: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视角”是2012年年会的热点之一，会议安排了6个单元的讨论。各国学者从批判理论的角度评价和分析了2011年以来世界各国的抗议运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法学院的T．克罗克尔(Thomas P．Crocker)在其发言“演讲、权威和占领公共领域”中指出，“占领华尔街”的一个目标是完成公众已经进行的、对被托管的公共领域的占领。他据此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说法“街道和公园是受保护的演讲地点”进行抨击，质问是“我们”还是政府权威决定谁能在公园演讲?他感兴趣的是如何将这种制度话语的逻辑运用于构建政治抗议的逻辑。问题于是就变成了为什么不去占领华尔街，以及谁、将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进行占领。

美国新学院大学的M．列娜贝特(Marianne LeNabat)在她的演讲“论最近起义中的暴力:政治的自相矛盾和虚假悖论”中提出，新近的事态发展重新引发了关于暴力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适当性的讨论。一方面，她与卢森堡和阿伦特持同样见解，即认为暴力本身在政治上没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它不可能释放新的政治形式，不可能成为世界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她也尖锐地指出，对这些起义中的暴力的批判，危险地遮蔽了目前的政治现实，即资本主义致使有意义的政治参与变得不可能。当最近公民们试图跨出这些制度，直接向政治经济提出挑战时，他们遭遇了猛烈的强制暴力。她强调，国家暴力必须是惟一的批判对象，对当前问题的解决方式取决于中止国家方面的暴力，这样才有可能使抗议者方面放弃作为其策略的暴力。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大学的学者J．M．V．纳瓦罗(Joaquín M．Valdivielso Navarro)做了“西班牙愤怒运动:青年激进政治的变化”的发言。他指出，在愤怒运动初始阶段，运动在突发状态的政治话语属于一种没有任何理论和哲学参照系的民主公民共和主义的“一般类型”。他的判断是，这种政治现象具有强大意义，是公民福利主义的产物，与任何替代性的政治运动及其意识形态无关，具有一种自己作为主体的新概念，是对中介机构在市民社会的竞技场的角色———从政党到社会运动的挑战。伊朗学者O．P．沙巴尼(Omid PayrowShabani)做了“绿色非暴力精神:伊朗民主运动的非暴力根源”的报告。相关主题的重要发言还有:“危机中的抗议:从反全球化到占领华尔街”、“生物政治冲突、国际法和阻力”、“走向一种行动主义的政治理论?论反思政治理论和政治行动主义之间关系的最新尝试”，等等。

“劳动、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其他领域”主题有6个讨论场次，今年这一主题的发言中呈现了值得注意的学术观点和新的学术动态。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今年出现了对“新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批判研究的新走向。其中包括英国肯特大学A．阿斯曼诺娃(Albena Azmanova)的发言“新资本主义精神、左派的灵魂和1968年批判的圣经”以及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K．W．格雷(Kevin W．Gray)的论文“后1968年共识的失败”。格雷认为，被波尔坦斯基和夏佩罗在《新资本主义精神》中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指的是人们为致力于资本主义进行的价值辩护或意识形态。生活世界里的价值既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规范性辩护，也为资本主义的变化提供了批判潜能。他把这二者的互动的理论称之为自创生体系理论(autopoieticsystems theory)，它展示生活世界的价值怎样产生了制度意识形态，反之亦然。

格雷分析了历史上出现过的三种资本主义精神。第一种是韦伯和桑巴特定义的、由新教伦理发展而来的资产阶级企业家精神;第二种是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强调管理者角色的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种是出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强调个人自主、灵活、机动的价值的新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新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灵活、自主和自我管理的1968年价值。在新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体制承认了诸多新自由，如灵活生产、严格等级制的衰落、流动性的增长、雇员培训计划，等等。后1968年的经济体系利用生活世界的价值为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合法151性，格雷称之为“后1968年共识”。然而，尽管资本主义体系的改良导致了新的工人阶级———创造性阶级的产生，但是它也带来了消极后果和新的剥削形式。后1968年的价值混合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不安全。财富增长、临时就业以及不充分就业的增加产生了危险。提高了的灵活性导致了工作的不确定性和更长的工作时间，也提高了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的风险。“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后1968年共识破产的反应。驱动抗议者们的那些要素，正是资本主义回应19世纪60年代抗议的东西———流动性、灵活时间、福利、风险分担，等等。资本主义的发展把那些回应转变成了失望之源。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普通抗议者正是中产阶级，愤怒使他们相会在祖可蒂公园。资本主义对1968年抗议者的回应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第三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已经失败了。

德国耶拿大学H．罗萨教授率领他的研究团队介绍了他们历时8年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论现代性增长的逻辑与动态稳定的终结”。他在社会加速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性增长的逻辑———动态稳定，以及动态稳定失败所导致的非同步性的四个危机，从而论证了必须超越动态稳定的社会的必要性，并提出构建非增长社会的设想。罗萨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动态的稳定，现代性是关于时间的加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加速的现象，表现为技术加速、社会变化加速和生活节奏加快。而驱动社会加速最明显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动态稳定发展到晚期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是耗费越来越多的能源;第二是只为了维持现有地位而越跑越快，丧失了进步的视角;第三是没有稳定的加速，增长却没有社会整合、再分配或就业机会，也不能克服贫穷、分配不公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同时，各个领域不同的加速能力导致了四个危机:第一是社会生活的速度远远超出了环境体系再生产速度，导致了生态危机;第二是经济技术变革的速度远远高于民主政治决策的速度，导致了民主危机;第三是金融交易和市场的速度快于真实经济生产和消费的速度，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第四是社会生活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个人心理的特性，导致了心理危机。

面对加速社会的危机，罗萨提出我们需要构建一个非增长的社会，即一个超越动态稳定的社会。斯蒂格利茨和达利(HermanDaly)从批判GDP标准的角度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概念。目前人们面临的一个事实是工业化国家已经停止了增长。生态经济学家都承认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人们也认识到，非增长不等于绿色增长或可持续增长，因为目前的状况使人们不再天真地相信非物质化和技术进步。同时，罗萨指出目前有关非增长的话语在不断增加。许多南欧国家兴起了对增长的激烈批评。国际非增长大会从2008年在巴黎召开至今，已经召开了三届。反增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兴起。法国的非增长运动已形成了一个政党。过去两年的《生态经济学》等国际期刊上，出现了几期关于非增长的专刊。学界和政界质疑把GDP增长作为国民经济指标的声浪日益高涨。

罗萨提出，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构建超越增长的公正而美好的生活。我们要重构增长/非增长合理性的规范性基础，在后增长社会中根植对美好人类生活的诉求。这一规范性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基础是对美好生活的诉求;第二个基础是合理化;第三个基础是霍耐特提出的超越现存规范性原则、习惯性实践和承认模式的有效性，为阐释而斗争，从而走向抵抗和社会批判的实践。目前，关于非增长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构成未来几年的热议话题，罗萨为非增长理论做了基础性的理论奠基。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11期。录入编辑：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