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琴】齐泽克的“后意识形态”概念辨析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是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创作于1989年的成名作，也是他最畅销的著作。该书一面世，立即成为美国左翼学术团体中“最热销的知识产品”。这位被称为旷世奇才的斯洛文尼亚的理论家，是闯入西方学术界的一匹“黑马”，他那狂放不羁又机智敏锐的见解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爆破力。他曾留学巴黎，继承了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在此书中，他正是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视角下，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拉康式的解读，成为独树一帜的后意识形态理论家，通过他的眼去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常有一种切肤之痛。

 

一、     后意识形态

在后意识形态多种异质的概念中，齐泽克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独树一帜，它与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一定联系，但还有很大的区别。

（一）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

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意识形态主要被作为一种“虚假意识”来批判，常常表述为“颠倒”、“扭曲”、“蒙蔽”、“虚假的观念体系”等，它具有多层涵义。其一，针对德意志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把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思想家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者的观念体系称为虚假意识，因为他们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它们不是从生产生活的现实出发来解释世界，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本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生活和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是虚假的、颠倒的意识。其二，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来说，它是指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借以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体系。一个阶级或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势必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特殊利益以合理性、合法性和普遍性。其三，针对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和商品拜物教，马克思提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物化使得物主宰人，形成拜物教观念，并使社会关系神秘化。这种物化现象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本质，是一种颠倒的意识。显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否定的批判的概念，它直接道出了意识形态的批判本质。

（二）齐泽克的“后意识形态”概念

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已不适于现在的意识形态状况，因为它以“知性”为基础，在“知”的层面上思考问题，有很大的启蒙成分在里面，这恰是欧洲意识形态的理论传统。在欧洲，自培根始，人们就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偏见”、假象，认为意识形态是阻隔人们达到正确认识的屏障，为此，自然就要去意识形态之“蔽”。马克思也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程序，达到“去蔽”的功效。

但齐泽克提醒道：意识形态最基本的层面并不在于“知”与“非知”，它们也不是判断意识形态的标准。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为例，它运作于社会现实和个人的行为中，而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商品拜物教”的支配；退一步说，即使人们理论上知道了商品货币如何作用我们，并不代表人们就不受其作用和控制。也就是说，即使人们知道受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意味着人们能消除它，能去蔽；反之，即使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一无所知，也不意味着人们不受其控制和驱使。因而齐泽克发问道：对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的问题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意识形态既朴素意识），是否还依然适用于今日之世界？它在今天还能发挥作用吗？”[1]依靠带有启蒙性质的意识形态批判达到“去蔽”目的的传统做法，在今天依然有效吗？齐泽克的答案是否定的！

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犬儒主义（Cynicalism）意识形态的出现，所谓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自在-自为意识形态，是当代意识形态发展的第三阶段。齐泽克认为，“自在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第一个阶段，它指“作为观念复合体（理论、信念、信仰和论证过程）的意识形态”[2]，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是说服我们相信其言说的“真理”，而实际上却服务于某种秘而不宣的特殊“权力利益”。“自为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第二个阶段，指作为观念复合体的意识形态外化为物质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就是这种自为的“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3]。“自为自在意识形态” 是意识形态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难以捉摸的领域”[4]。同前两种较为显见和易为理解的意识形态相比，这是一种更隐秘、更微观的披着非意识形态外衣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幻象自身的透明性之上，用彼特·斯劳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5]也就是说，犬儒性主体虽然清楚地知道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掩饰，知道意识形态普适性下掩藏着特定集团的利益，但他们并没有抛弃这一意识形态，而是认同这一面具、坚守这一面具。所以今天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无知无意识，而是自知中的故意；它不再是对统治阶级的否定，反倒是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响应。

大体来说，它有两种行为方式， 一种是积极的犬儒主义，他们针对危害社会、人权、正义、民主、自由等问题，并不是摆出事不关己的姿态或只是嘲讽谩骂，而是积极地采取介入或帮唱的行为，认同虚假的事实。另一种是消极的大犬儒主义（Kynicism），遇事不说话冷眼旁观，或按强权意志说话行事，或者冷嘲热讽。它是以挖苦和讽刺的方式对官方文化进行大众化的、鄙俗式的拒绝， 以“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用语下面的由权力派生出来的自我利益、好勇斗狠和野蛮残忍……它永远从个人利益出发阐明一切”。[6]比如当某个政客在议会大厅里义正辞严地大谈爱国献身的义务时，犬儒主义者们却当众反讽式地揭穿在他华丽的言词背后，不惜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好处，从而使演讲者在哄堂大笑中狼狈不堪，谎言也不攻自破。与这种传统意义上经典反讽式的大犬儒主义不同，今天的犬儒理性则认同这样行为，它的最高智慧就是“把正直、诚实想象为不诚实的至高形式，把道德想象为放荡不羁的至高形式，把真理想象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7]

这种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类似于阿伦特所说的顺从主义。阿伦特认为（Hannah Arendt）顺从主义（conformism）所导致的“无人统治”并不意味着没有统治, 在某些情势下甚至是统治的“最残酷、最暴虐的形式之一种”，因为它掩盖了统治的暴力机器，使之“隐微”起来，这比真正的屠杀更残酷。在齐泽克看来，大屠杀是掩盖现有秩序之不连贯而使之被体验为（伪）和谐的一种“迷惑”手段。顺从主义似乎与之截然相对，不可相提并论。但从现实秩序的总体化角度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两者恰恰在同一个轨道上沿相同方向行进，服务于同一个目标——即推进社会的一体化。两者区别仅仅在于，大屠杀以赤裸裸的血腥方式，抹消现实秩序中的不和谐因素（如犹太人、异议知识分子或者说颠覆性的哲人）；而后者，则采取自我消失的方式（ 即精神分析上的自我阉割之方式），来达到同样效果。相较于大屠杀，后者在后果上甚至更为卑劣，因为它将社会中暴力与迫害之痕迹，都一并抹消了。因此，大屠杀和顺从主义并不是表面上所呈现出的对抗关系，即后者对前者进行反抗，恰恰相反，两者内在是合作关系，即后者对前者的主动配合。这样自我阉割后的犬儒主义者，“在一个自由和平的年代，最好意义上就是一些关起门来小圈子里玩那被认为是古人留下的智力猜谜游戏的一群人……这样自顾自的一群人，完全不对当代同行的研究著作与学术成果予以关注。而在一个世道昏暗风雨如晦的年代，在大屠杀肆行无忌的年代，这样的一群人非但不会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如历史上一代代前贤大哲那样，只身担当起社会——政治性的批判责任；他们所做的恰好会是相反，在‘极端迫害’面前犬儒性地大书‘显白的’效忠文章，即‘对政治视角的接受’，‘对政治人的语言的采用’，‘温顺地’为建立在大屠杀之上的意识形态秩序添加迷惑性的粉饰”，[8]并自我陶醉在这类“高贵的谎言”中，实实在在地充当现实秩序自我总体化的一个有效工具（做一个所谓的“好公民”）。这就是后现代社会中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惨痛之处。

面对这样的犬儒理性，齐泽克认为传统意识形态批判已无能为力，经典意识形态批判失效了。于是，我们毫无准备地坠落到一个新的后意识形态世界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意识形态社会”。[9]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再信奉任何意识形态的真实，也不再严肃对待任何意识形态的命题，占统治地位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无意识地构建当下社会现实的幻象，但又不是掩饰事物真实状态的一种幻觉。这样的意识形态，就是齐泽克所指的“后意识形态”概念。

（三）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概念

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相关，体现的是认知、理解社会的策略。这一策略通过转移人们的关注方向，掩盖资本主义整体化的现实，把意识、主体、阶级、理性等现代主义的经典题目以及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命题统统抛弃，转而寻求个人主义和多元化，消解经典崇高、突显个性，淡化意识形态，甚至取消意识形态。

这种“后意识形态”理论与齐泽克使用的概念大相径庭，不可相提并论：前者依然在传统意识形态的概念上使用，指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多种策略已经消解了意识形态的崇高意义，因此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进入了意识形态多样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口味、张扬自己个性的所谓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其说后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信奉的意识形态，毋宁说他们已经消解了崇高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已经向“工具化”、“符号化”、“消费化”等方面转向，表面上呈现了非意识形态化的景象，但依然崇拜民主平等、人性解放、政治自由等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只不过通过一种假象展示出来。齐泽克与此不同，他不仅把意识形态看作社会意识，而且直接认定为社会存在，意识形态不仅没有被消解，也不可能被消解，反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幻象，深藏于主体的欲望之中，通过欲望无意识地起着作用。他举例说，经过意识形态的启蒙和去蔽，人们都明白皇帝陛下一丝不挂，却不去摆脱它，反而拥戴他，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它已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力量，人们不能逃避其作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已经不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自身已经成为幻象化的社会存在，成为认同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幻象。因此，当齐泽克说当今社会已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时，实际上指进入了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指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了当代人心理领域中，成为当代人的一种自觉，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那样，解构、抹平和抛弃了意识形态。

 

二、“后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方法

齐泽克那令人惊异的“后意识形态”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迥然不同，摒除行文风格的因素，两者的差异应该首先源于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方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实践分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实践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评判意识形态的状况和性质，并提出超越现实意识形态的力量；二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直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把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并把它置于历史发展的宏大空间中，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做出批判性的分析；三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阶级，两者在意识形态上也是迥异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实践是意识形态批判走向现实的基础；四是意识形态批判中辩证思维的方法，如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方法。[10]正是这些科学方法的运用，保证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和批判力，使它在一个半世纪里持续发挥着巨大作用，至今仍是我们分析社会、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与此迥然不同，它似裹挟着暴雨的强劲台风，猛烈冲击着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他既没有也不可能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没有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如果说有实践的分析方法，也仅仅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实践。他从微观的领域出发，采用了从索绪尔到拉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指出意识形态是由众多“漂浮的能指”，众多的意识形态素，结构成一个统一的领域，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通过众多的意识形态素——即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实现的，话语权力对意识形态起着维护作用，人本身就生活于某种话语秩序中，人们的行为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依据某种权力话语的指示。在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他进一步剖析社会制度与话语权力对主体的压抑和异化，在心理层面诠释了作为社会象征秩序的意识形态对主体欲望的激发、疏导、歪曲、压抑和控制。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的主体并不能真正行使意识形态的功能，相反，象征秩序制造了一个符号性主体，又压抑了另一个无意识的欲望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存身于社会现实中的幻象，一种主体欲望的投向对象。

通过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齐泽克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状况、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机制；也是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下，他看到了社会的裂缝和伤口——表面的社会现实掩藏的基本的社会冲突，并认为意识形态恰恰就生长在这一社会裂缝之上，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为了粉饰、填补社会裂缝，整合社会。在整合的过程中，找到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社会性格、集体无意识等因素的联结之处。以这样一个视角，齐泽克揭示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独特魅力。他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征兆性的，它找寻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点，以既定的意识形态的逻辑，从其内部将其一举推翻。比如《资本论》中货币、自由等概念的理解，都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时令人胆战的力量。但他又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有缺陷的。后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伪装已被撕去，人们都清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都知道伪善的说教下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都卖力地拥护它，拒不割断与它的联系。为什么？齐泽克睿智地向我们揭示出意识形态并非其本身提供的冠冕堂皇的解释，在其价值判断背后是前意识欲望快感的支撑，是欲望主体寻求真我、弥补短缺的需要。正因如此，无意识的欲望主体才不会，也不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揭穿、批判意识形态的幻象，而是认同、移情、体认这一幻象。

可见，马克思和齐泽克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导致了他们在意识形态的归属和意识形态的“幻象”问题上的差异。

 

三、齐泽克“后意识形态”的理论价值和局限

齐泽克把意识形态幻象归之于无意识的现实行为，并进一步对现实的行为活动进行心理分析，揭示出了意识形态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人类心灵机制，看到了堂皇的理论体系建构背后隐藏的自我认识的焦虑。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进行文化身份确认的手段，努力维护自身所构建的符号秩序的完整性。齐泽克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幻象运作的精神机制，这恐怕是他运用后现代思想武器提供给我们的批判精神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拓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社会心理层面的运行机制，启示我们：当今中国在建构自身的意识形态理论之时，不仅要保持理论自身的完整性、科学性，更重要的是要建构适合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心理认同机制，使意识形态内化为人们自觉的一种心理欲望。

另一方面在齐泽克眼里，传统的知性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不再与价值判断相联系，知识话语已与价值判断相分离，不再成为行动的精神动力。齐泽克虽然力求穿透意识形态的幻象，最终却徒劳无益，依然认可并维护意识形态的幻象。真实的行为动力只存在于欲望、幻象中。知识话语与价值判断相分离所造成的精神危机，也恰恰是后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危机。知识话语失去了价值的导航，就像游子失去了家园，在前进的途中只能凭添无尽的乡愁。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尽管明白意识形态的谎言，明白意识形态谎言造成的危机，却无法放弃对其依赖，徒叹奈何！齐泽克发现了这一危机，但未能找到联结知识批判和价值选择的有效途径，未能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11]这在另一种意义上标志着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局限，意识形态的幻象的确与无意识主体的幻觉有关，但其根本层面依然在“知性”领域，是统治者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有意识的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的幻象恰恰是这种主导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主导的意识形态幻化为人们无意识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像齐泽克所说，由无意识的主体引导，存身于“做”的领域，并在“做”的行为过程中建构起了真实有效的社会关系。这一观点虽然拓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社会心理层面的运行机制，但同时又泯灭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区别，取消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无法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动因。

所以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其他后现代文化一样，虽然对后现代社会的批判入木三分，作为一名后现代哲学家，他为我们丰富了批判的知识，敞开意识形态背后的前意识快感领域，洞穿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真实的短缺，但在构建未来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前景时齐泽克表现出普遍的无力感和宿命感，他无法解答我们为什么要穿越意识形态幻象？在这种穿越之后还要做些什么？因而他的理论削弱了批判的动力，难以与马克思既批判又建构，在批判中建构的科学理论相媲美，而这才是批判理论最为重要的东西，也是后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在批判和解构之后不得不思考的严峻问题。

  

【注释】

[1] [2] [3] [4] [5] [6] [7] [9]（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3、20、12、40、41、41、42页。

[8]吴冠军：《一把插向心脏的刀——论意识形态批判之(不)可能》，《开放时代》2006.2，第47页。

[10]参见周宏：《理解与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1-292页。

[11]参见王茜：《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第242页。

 

（原载《江淮论坛》2007年第4期。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