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才】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特点

近年来，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处于学术边缘，但并未完全沉寂，从总体上看，学者们主要从六个方面多维度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与当代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批判·创新”为主题；二是跨学科、多层面、整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三是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标尺强烈关注现实问题；四是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质与命运的反思

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质的问题，尽管德国学者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反意识形态”（Antiideologie）、“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①。他们认为，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体系内部存在某些分歧，但“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复数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en）概念应予以抛弃。豪克（Wolfgang Fritz Haug）断言，宣称第一原理过时，“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是不能容忍的”②。根据霍尔茨（Hans Heinz Holz）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能抛弃的第一原理或范畴是：生产关系是决定性的社会关系；阶级矛盾是所有制关系的产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唯物主义思想总体性。米勒（Eva Müller）断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迄今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性”③。

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他们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强调，只有对当今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迈特舍尔（Thomas Metscher）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理论体系，而是未完成的、不成熟的。“无疑，语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亏空领域……这对美学领域来说同样也是适用的。”④

在马克思主义命运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未来，因为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关联，就不会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于是，特雅登（Karl Hermann Tjaden）主张把马克思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枝节，而把恩格斯的文明形成理论、生产方式必然相互继承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intergrativer Marxismus），应包括六个维度，即（作为辩证过程的历史）本体论维度，（作为自然本性的人与社会关系总体的）人类学维度，（统一理智概念的）认识论维度，（生产关系的）形态史维度，（世界形成、美学的）文化史维度，（反对压迫的表达、人权的）伦理与政治—实践维度。

那么，作为进步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如何在社会建设过程中重新获得影响力？泽普曼（Werner Seppmann）指出，应该重构马克思思想的基础，放弃理论化世界观，并从实践哲学角度使之“再政治化”（Repolitisierung）⑤。贝伦特（Manfred Brent）强调，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它才能获得足够的活动空间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强大力量。因而，应该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一切已经或正在被证明为正确的地方。

二、比较视野中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在德国，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对卢森堡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理论的比较，发现新的洞见。例如，施默尔（Hans-Jrg Schimmel）指出，依卢森堡之见，马克思并没有就资本积累机制给出令人满意的描述。于是，在《资本积累》中，她对资本积累机制进行了重新阐释：在扩大再生产周期结束后，每个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最初都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存在；但由于所有的人都想卖出自己的产品，而不想购买别人的产品，这样就不可能把产品转化为实际的剩余价值，因而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寻找购买方。如此说来，仅仅从资本关系角度就根本无法阐释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只有当这些领域中的价值量被资本逐步吞并后，资本扩大积累过程的实现才具备了必要条件。施默尔断言，“从卢森堡与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不同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关于再生产过程问题的观点差异”⑥。他认为，卢森堡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论证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而核心观点在于，“资本主义的生存与进一步发展需要把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作为自己的环境……需要使非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其剩余价值的替代市场”⑦。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对凯恩斯与马克思作了比较，并强调两者互补的必要性。例如，莱比格尔（Jürgen Leibiger）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没有研究经济结构，以及不同民族经济环境的国际化问题，忽视了金融市场的影响、对劳动供给的必要干预以及生态问题。⑧ 在他看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劳动价值论、剥削理论是其出发点；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分权的决策机构、平等交换与竞争、劳资交换特殊性、占有关系与分配关系为结构性要素；货币作为资本，通过G—W—G′的运动形式实现其使用价值，则是体系的内驱力。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奠定了雇佣劳动理论和危机理论的基础，但危机的原因不是需求匮乏或消费不足，而是在G—W—G′运动中的高积累超过了需求。马克思认为工资增长能够导致危机，连续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上并未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危机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⑨ 概而言之，马克思与凯恩斯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提出了共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在权力、所有制、财富等观点上存在差异。就经济政策是否符合工人利益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完善的，但只有与凯恩斯理论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克服近十年来经济政策转变导致的经济危机。

但是，关键在于，“欧洲凯恩斯主义”（Eurokeynesianismus）能否解决欧洲经济问题？莱比格尔断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是描绘资本主义社会选择构想的基础，但他却很少主动谈及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可能性；相反，凯恩斯将宏观经济和社会维度再次引入经济政策中，对于经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但他无法就现代反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提出更有利的理论支持。因此，在当今经济政策选择中应借鉴凯恩斯与（或）马克思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戈尔德堡（Jrg Goldberg）指出，“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分析而言，两人最终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并未进行详细论述：马克思的危机分析被视为空间膨胀的需求政策，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的描述被视为对这一生产方式未来能力的批判。由此可见，就上述问题而言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然而在我看来，两位‘经典作家’的理论只是被动地成为大众失业条件下的选择”⑩。

尽管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左派政治的现实价值”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试图借助凯恩斯主义论证“另外的经济是可能的”（11）。不过，过高估计凯恩斯主义的作用，显然是有害的，在当代社会中，左派还必须寻找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途径。

三、布莱希特、阿本德罗特、容克与马克思主义

在布莱希特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学者们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其戏剧理论与实践：一是反对将布莱希特肢解为早期“抒情诗人”与后期“政治剧作家”，而要求完整地理解其戏剧理论与实践，并以资本主义批判视角深入分析其戏剧作品。就布莱希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他本人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鉴赏家，但今天在德国，“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允许上演布莱希特”（12）。二是对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与布尔迪厄的影视理论进行比较。“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作为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与实践的概念，是指观众在描述过程中采取了研究、批评的态度。在这个语境中，两者显然是对立的：对前者来说，批评意味着改变，戏剧是阶级斗争一部分；对后者来说，批评意味着理解，戏剧被抬高为阶级社会中高雅文化的表达。但“如果人们将社会学的‘行为’范畴与美学的‘姿态’范畴进行比较，那么，两者的批评与间离理论的相似性是明显的”（13）。三是分析了布莱希特与布洛赫的关系。“当布莱希特坚持资本主义分析并排除艺术时，布洛赫却开始把乡愁的目光转向生活改革的亚文化，以及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与青春艺术风格的统一”（14）。“前者作为道德主义者，坚持防守、思考后面的事情；后者作为乌托邦主义者，期望拯救、思考最后的事情。”（15）

为纪念阿本德罗特诞辰一百周年，德国召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并给予高度评价（16）。哈贝马斯指出，阿本德罗特对于民主法权国家基本法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人们也普遍认为福利国家是民主法权国家的合法性条件之一。当然，阿本德罗特力图在宪法框架内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已经过时。德佩（Frank Deppe）强调，“阿本德罗特的法权概念以及对宪法的解释，同时引导我们把政治科学理解为政治社会学”（17）；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阿本德罗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经济、政治、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承认政治法律关系、权力结构的自主性；并将经验研究的精确性置于意识形态批判之上，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国家的变化过程进行重新分析。在德佩看来，阿本德罗特政治理论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权力的不平衡，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功能和危机周期。不过，尽管阿本德罗特意识到了非极权主义暴力所伴生的“去民主化”（Entdemokratisierung）的危险性，但却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中引起的根本变化，如“去国家化”（Entstaatlichung）倾向。

为纪念《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创办人容克逝世十周年，该杂志重新刊发他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瓦解与新生》（1989—1990）一文。在该文中，容克主张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开放、创新的态度。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现状而悲观，反而坚信“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成功地将‘旧的’阶级问题与新的社会、文化、全球问题结合起来，并创造新的政治、社会表达形式；并且，如果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与当时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之间的世界范围的进步联盟做出贡献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思潮在德国社会中就能发挥中期作用”（18）。

四、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生命力

在德国社会学中，阶级理论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甚至像德佩所说，出现了“阶级分析理论的亏空”。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出现了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基础的阶级分析趋势。关于无产者回归与无产阶级状况、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阶级与性别关系等问题成为左派的讨论主题。（19）例如，2006年9月“德国阶级研究”项目组第六次工作会议的任务就是，讨论在电子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变化对阶级理论研究产生的影响，以及阶级与阶级意识的形成问题。泽普曼强调，阶级理论研究的核心在于讨论工人阶级是不是“不断变化的主体”。他指出，社会结构转型使工薪阶层不断分化，从而导致“再无产阶级化”和“去身份化”。不过，如果将“蓝领工人”视为工人阶级的标志，那么德国工人在数量和比重上就急剧下降。所以，索恩（Wanfred Sohn）断言，对于大多数从业者来说，“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概念是过时的东西，但如果把工人阶级重新定义为“工作的雇佣阶级”，将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尽管明德尔（Renate Münder）重提的“工人贵族阶层”概念并未受到左翼政党的重视，但它却能够解释工人贵族阶层的独立化趋势。

由于德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已经形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即“下层阶级”。因此，阶级分析必须研究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的结构及其矛盾形式，揭示政治斗争统治方式及斗争形式的重要变化，特别是“对现实权力形式与依赖性进行分析，对社会不平等原因及其特权动力学进行阐释，对统治阵营与霸权关系掩饰下的社会关系进行揭露”（20）。正如利贝拉姆（Ekkehard　Lieberam）所说，如果不触及统治阶级内部的转变，就无法研究工人阶级自身的状况，因此，阶级理论不应仅仅从结构理论，更应从政治学角度分析阶级形成的原因。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性，但必须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不平等以及女性问题等相关研究结合起来，才具有生命力。

五、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批判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全球化批判运动和社会抗议运动的爆发，在德国像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方案陷入了承诺危机，并出现了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但这一意识形态并未被所有人接受。因为竞争、资本积累、对个人资本的剥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剥夺财产经济学”（Enteigungskonomie）则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强盗本质。所以，德国学者相信，存在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其他选择。当然，他们清楚，在当前，反新自由主义的广泛社会运动并不存在。因为，尽管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公正受到了批判，但其经济学原理却被认为是正确的。实际上，在今天，现代权力统治不再是由社会阶级而是由市场、全球金融资本等隐性力量来行使。这样，“当代社会意识由于彻底的取向缺失就与迄今为止的所有工人意识或阶级意识区分开来了”（21）。

德国学者不仅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而且对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意识形态需求与生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中，对新帝国主义的讨论必须关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政治之间的关系。例如，哈恩（Erich Hahn）在《帝国主义、政治与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就阶级本质而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在于，前者为私有制辩护，后者则反映了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利益。因而，不能排除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的原初关系。德佩指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趋势，就在于不断远离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所谓“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首先是指进攻性的殖民主义与扩张，然后是指暴力兼并异族的恐怖主义、军事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但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冲突限制了帝国主义行动。当然，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政治目标，关键在于，它是借助直接的殖民恐怖手段还是“游戏规则”来实现控制。就这一阶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而言，应将帝国主义视为统治关系。

六、大左翼联盟的政策选择

在德国，传统政治陷入了危机，政党政治已经声名狼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德国共产党面临诸多挑战，甚至出现了意识形态观念、政策组织的危机；德国民社党已经成为左翼政党，不具有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这样，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左派只有通过联盟才能强大”（22），也就是说，所有左翼力量、政党、组织应该通过合作模式而非政党模式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大左翼联盟，即致力于议会外运动，如工会运动、新社会运动、全球化批判运动的新战略联盟。因而，希尔施（Nele Hirsch）对议会运动过分强调党派而忽视战略同盟提出了批评。

德国学者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乌托邦社会主义。霍尔茨说，“在今天，社会主义构想是不可能的”（23），但在未来，民主社会主义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构想必须以所有制问题为中心，实现真正民主与权力分配的前提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例如，H·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所设置的新历史主义的战略目标就是，创造没有资本主义与市场、没有镇压的国家和没有异化的社会，其核心在于直接参与民主（普遍的基础民主），平衡经济（没有利润化、平等的劳动交换、引向合理的—伦理的—美学的主体）。不过，这一目标只有最终消灭阶级统治才能够实现。这一构想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尝试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不是国家创造社会正义、经济正义，而是通过制度来保证正义。总之，他们不仅批判了现实社会主义，而且对未来社会主义进行了勾画，并讨论了左翼政党的政策选择问题。在他们看来，左翼政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武器。因此，左派必须坚信政治变革的必要性，并进行共同的抗议活动。

（原载《学术月刊》2007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