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翠香】承认与蔑视———霍耐特的社会批判理论评析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纠偏日益脱缰的工具理性，以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二元架构来诊断和治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性特征，无疑构成众多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中最为宏伟的一道风景。然而，由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只诉诸于对语言交往规则的批判和反思，忽视了现实主体的利益和兴趣，因而使批判理论日趋走向保守和无力。面对这个困境，哈贝马斯的后继者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Honneth）重构了黑格尔早期的相互承认理论，提出一种“承认与蔑视”的社会道德冲突模式，力图实现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
一、重构黑格尔的相互承认理论模式
在1802年至1806年间，黑格尔在耶拿大学连续完成几本著作。它包括《伦理体系》（1802/1803）、《第一精神哲学》（1803/1804）、《实在哲学》（1805/1806）。在这一时期，黑格尔提出了被哈贝马斯后来所发掘并称作的“交往理性”思想。霍耐特追随老师的脚印，也重新回到黑格尔的耶拿时期，他关注的不是交往理性的最早萌芽，而是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霍耐特认为，黑格尔创造性地综合了费希特的“承认”和霍布斯的“斗争”概念，并同时赋予这两个概念以新的意义。黑格尔指出，当一个主体认识到主体的能力和品质、意识必须为另一个主体所承认，从而与他人达成和解的同时，主体也意识到自身认同中的特殊性，从而再次与特殊的他者形成对立。一方面，主体在相互承认中与他者达成和解，形成一种一致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在相互承认中也发现了自身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从而又与他者形成对立和冲突，而不断地追求主体自身的独特性则构成了承认运动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如此，承认与不承认（或蔑视）的矛盾运动就构成社会伦理领域中的道德发展逻辑。
霍耐特对黑格尔的上述模式进行了重构。首先，他抛弃了这种斗争模式的唯心主义前提。为此，他借助了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资源，从自我意识形成的心理学机制中，强调了客我、他者在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从自然主义角度对黑格尔的承认学说提供了论证。米德认为，心灵与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在这样的唯物主义前提下，米德不仅研究了认识的自我关系的主体间性条件，而且也研究了实践的自我关系的主体间性条件。后者在霍耐特看来正是构筑承认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说，只有当主体学会从主体间性的互动的规范视角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接受者时，只有确立这样一种实践的自我关系时，社会生活的再生产才会服从相互承认的律令。其次，霍耐特将黑格尔和米德两位大师所抽象出的承认的三种形式，即爱、法律和团结，从科学的经验层面加以论证。最后，霍耐特独创性地提出了作为社会动力学发展依据的有关“蔑视”的系统思考。
霍耐特将那些与主体自身的期盼相反，不被承认的道德经验称作“社会蔑视”。霍耐特认为：“无论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米德那里，我们都没有发现一种对蔑视的系统思考。蔑视，作为对应于承认关系的否定等价物，可能迫使社会行为者认识到他们被拒绝承认。”通过对日常社会生活中，特别是较低阶层的道德期盼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调查研究，霍耐特发现，与个体的尊严、荣誉或认同相关的期盼构成了社会正义概念的规范性核心。没有来自他人的承认或认可，人就是不完整的。但特殊的是，霍耐特将蔑视作为一种道德经验来思考，并力求解决这样的问题：“蔑视的经验为什么隐含在人类主体的情感生活中，以至于它可以为社会对抗和社会冲突，即为承认而斗争提供动力？”根据对实践自我关系所造成的伤害程度，霍耐特还将蔑视的形式分为三种：强暴、被剥夺权利、侮辱。强暴是对个人自主控制肉体权利的剥夺；被剥夺权利意味着共同体合格的一员被剥夺了平等参与制度秩序的权利；侮辱涉及到的是一个人的“荣誉”、“尊严”或“地位”等等。而三种蔑视形式所造成的后果则分别是“心理死亡”、“社会死亡”和“伤害”。个体被羞辱、被激怒、被伤害的消极情感反应会如杜威所言，变成一种“道德认识”。这种道德认识会通过告知或交流等表达手段，形成一种集体在行动上的反抗和对立，如此社会冲突就得以产生。
二、评析
1．霍耐特的相互承认理论是一种综合型理论。他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框架中，继续推进批判理论的发展。他放弃了从普遍语用学中，而是要到社会承认与蔑视的冲突运动中去寻求批判理论的根据。他不仅通过回到黑格尔，将主体间性理论放置在新的人类学的基础上，而且通过吸收米德、福柯、马克思、索雷尔、萨特、泰勒等人的有关思想，建构了一套以社会承认与蔑视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论。霍耐特独特的地方在于，他提出了不受人重视的关于“蔑视”的社会动力学和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新批判理论所追求的理性或者社会交往的规范性前提可以在所获得的社会承认或蔑视的道德经验中找到。而社会蔑视的经验则构成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对抗，及一切为承认而斗争的动力。
2．相互承认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社会性。霍耐特在他的文章和书中，经常谈到当代社会新运动和一些新青年纳粹主义者产生的思想根源。关于种族主义、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社会新运动的产生，无疑都与种族的、阶层的、性别的、文化的、价值观的等多方面的认同政治问题息息相关。其中，各个群体寻求主体间性上的承认和认同是社会新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一些新纳粹主义者也是因为在社会中找不到认同感，找不到所属的群体，才积极投身进去。在这样一个认同政治已成为显学的条件下，霍耐特的相互承认理论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此外，从其理论特点来看，由于寻求承认或遭到蔑视的群体或个体都非常具体和大众化，这种以日常生活中普通群众的被蔑视的道德经验为基础来讨论社会政治伦理的建构，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
3．霍耐特力求扩大批判理论的范围，而不只是局限于传统的批判理论。传统批判理论的核心就是追求一种理性或一种规范性基础。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批判理论对理性的追寻分别在精神分析学领域、审美的领域和道德实践领域中不断转换，但不变的共识是人们必须对一个社会的合理发展有着共同的理性认识。这个共同的理性认识就可以作为指导和衡量批判理论的根据和标准。但现在霍耐特质疑和否定这种单一的理性认识标准。他认为，如果批判理论还在一种单一的理性认识标准下，就会遮蔽掉许多现代社会病理学和异常的领域，而后者正是批判理论应大显身手，发挥作用的地方。
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本体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潮下，霍耐特主张一种理性的多元主义。他的相互承认理论本身就蕴藏着一种批判的多元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使他不再像霍克海默那样，以解放过程中的知识分子的表达为核心，而是站在弱势群体或个体的一边，力求使那些被忽视、蔑视甚至遭到驱逐的声音与经验在公共生活中显现。霍耐特曾这样概括他的理论目标：“相反，这个社会理论不得不集中力量回答霍克海默在宏伟幻想的符咒下，几乎不可能观察到的问题———那就是一个道德文化如何能够如此建构以至于给那些由于蔑视和排斥而受到伤害的人以个体的力量来在民主的公共领域中来讲述他们的经验，而不是在暴力的文化对抗中将他们驱逐除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霍耐特的相互承认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运动，与福柯对边缘问题的重视，及后现代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第40期 3版。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