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文】卢卡奇的理性历程及启示

20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而且争议最多的思想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1954年出版了《理性的毁灭》一书。可以说,《理性的毁灭》是卢卡奇运用唯物史观,以论战的风格评述了德国晚近非理性主义的发展史,对产生德国法西斯主义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理性主义进行哲学探讨和理论概括,其结论是法西斯主义是德国非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几乎毁灭了理性,毁灭了欧洲文明和整个人类。为此该部著作充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然而卢卡奇对理性的坚守与重建也经历了从对理性的非理性主义批判到对非理性主义的理性批判的转变与超越。

一、             卢卡奇理性历程的转变

卢卡奇能够以彻底的理性精神批判非理性主义,与他自身的思想历程的变化相关。纵观卢卡奇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说是:经历了从对理性的非理性主义批判到对非理性主义的理性批判。换言之,从最初的新康德主义的唯美论到狄尔泰与黑格尔相结合的历史理性主义,然后转变为一种独特的革命意志论,最终走向辩证的理性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作为一名深受德国思想文化传统熏陶的奥匈帝国的年轻学者,和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卢卡奇被当时在德国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深深吸引,坚持新康德主义所倡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殊性和艺术方法的至上性的基本原则,以此批判和否定古典理性哲学所吹捧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普遍性原则,以一种“唯美主义”(Aesthcticism)的世界观作为批判黑暗现实的思想武器。卢卡奇在其第一部著作《现代戏剧发展史》中,提出两种文化概念,即“理智文化”与“审美文化”。他以强烈的批判语调指责“理智文化”———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把人、生活分割成碎片,而认为只有“审美文化”才能解答人生的意义,以此检讨近代理性哲学严重漠视人的个体存在价值和个人情感的根本缺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情地摧毁了战前知识界对未来的种种艺术幻觉,新康德主义随之死亡。悲观厌世的情调成了当时思想艺术界的主流。于是,有人走向宗教,有人走向尼采的非理性主义,还有人走向文化虚无主义。处于极端痛若之中的卢卡奇,虽对现实已绝望,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未来进步的希望。为了寻找希望,他不是简单求助于尼采柏格森之流的“超人意志”,“绵延意识”,而是重新解释古典哲学所追求的历史进步信念,于是,他选择了一条通过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走向黑格尔“历史理性”的独特道路,这也为他后来转向马克思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与这些人不同,卢卡奇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即走向黑格尔。”[1]从此,卢卡奇就从主观唯心主义转向客观唯心主义,其标志就是他在战争期间写成的《小说理论》一书。在该书中,卢卡奇对处于瓦解中的古典理性主义文明感到茫然与绝望,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罪孽时代”(费希特语)。与此同时,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又使他找到理解历史进步必然性的理论支点。这时,一种强烈的革命乌托邦精神已在他心中悄然而生。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布洛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受到极大的影响。“布洛赫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用自己的榜样说服了我,有可能按传统的方式搞哲学。直到那时以前,我一直在那个时期的新康德主义上浪费我的时间”。[2]在主要倾向上,卢卡奇已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转变:“从此离开康德哲学而趋向黑格尔哲学。”[3]卢卡奇复活了黑格尔的如下观念:精神在其辨证运动之中的自我创造过程。同时,他对黑格尔式体系化的历史哲学中的保守因素和对个人的忽视持批判态度。

就卢卡奇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倾向本身而言,其本质也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是要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卢卡奇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认为他所希望的时代已经到来,因而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在晚年回忆中写道,“1917—1918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对俄国革命的反应”,使他走向命运的转折点,“1918年加入共产党”[2]31并开始投身革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放弃唯心主义的非理性哲学立场。这集中体现在卢卡奇的成名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一方面,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的“意识内在性”学说和黑格尔的主客体辩证法———即“总体性”范畴———出发,把主客体辩证法当作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基础,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是它的阶级意识的自我觉醒。

另一方面,卢卡奇用非理性主义思想的所谓“历史理性批判”原则揭露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和异化现象。在这里,卢卡奇用于批判的方法来自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以及黑格尔的“异化”范畴。卢卡奇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表面看,是高度理性化的即彻底量化的计算和规范化的管理过程,其实质却是逐步地清除工人的人性和个性。商品生产使主客体根本分裂,在此起作用的不是工人和机器的有机结合,而是“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4]主体被理性化原则加以分割即工人被统一于量化的机械体系中去,劳动主体的所有活动都被高度专业化的分工机械地分割成碎片。结果主客体关系发生了根本颠倒。人变成了为机器服务的客体,而主体活动的创造物———商品却成了主体。

毫无疑问,卢卡奇正确地揭示出了统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理性化”原则的内在矛盾,即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外观上的虚假客观性与本质上的异化。但是,他对理性化所造成的异化劳动实质的批判导致他对整个社会历史客观性的否定。在他看来,一切独立于人之外而存在的社会客观现象,都是虚幻的“自然客体”,都是异化的表现,它们实质上都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和物化的结果。因此,要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即必须摧毁所有社会现象的虚假独立性的外观,使主体重新占有客体,实现主客体辩证统一。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把革命救世主的激进主义与非理性的唯心哲学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随着20世纪二十年代欧洲革命形势迅速陷于低潮,卢卡奇自然从根本上放弃了激进的革命意志论,而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从非理性主义”,到“理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这已是卢卡奇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换言之,卢卡奇的思想转变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辩证统一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既不是一个机械的否定过程,更不是思想发展水平的严重倒退,而是一个具有必然联系性的辩证上升过程。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卢卡奇在20世纪五十年代转向对现代非理性主义的猛烈批判,这是卢卡奇创作智力的严重衰退,也是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重压下的劣等产品。笔者以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他无论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5]因为事实上卢卡奇是自愿作出这样的批判的,其原因就在于,他对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本质、学术价值及社会功能的认识有了根本的变化。

二、卢卡奇理性历程的飞跃

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及其对整个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毁灭性破坏,这造成了卢卡奇必须批判非理性主义的客观社会基础。在他看来,一部非理性主义思想史即是一部“理性的毁灭”的历史,一条“德国在哲学领域里走到希特勒那里去的道路”。[6]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力量的对立,其哲学表现就是“理性的更高发展”和“毁灭理性”之间,即辩证的理性主义与非理主义之间的殊死斗争。这种斗争,首先政治地表现为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主义反动势力之间的较量,进而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到了四十年代,理性与非理性斗争又政治地表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等一切人类正义力量与法西斯主义等一切反动力量之间的对抗。因此,非理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必然地具有普遍的国际性质和深刻的阶级斗争原因。卢卡奇正是首先从揭露非理性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入手来批判其反动的政治实质。卢卡奇认为,由于德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过于软弱和启蒙主义、民主主义力量的极度脆弱,德国具有“非常适合于非理性主义的土壤”。[6]10也就是说,德国政治上的落后不仅被其经济上的先进性所掩盖,而且不断地被非理性主义加以神圣化。这样军事容克式的普鲁士模式令人觉得这正是德国比民主理性的西方更高级、更好的发展可能性。换言之,政治上的反动落后与经济上的先进、发达之间的明显矛盾,反而强化了德意志民族狭隘、神秘的民族正义感情。反动、落后的封建神秘主义、贵族式的非理性主义由于附着于软弱妥协的资产阶级物质基础之上,补充了新鲜血液而变得更为强大,甚至作为比理性主义更为“先进”的文化,乃至作为一种浪漫的虚假的“革命激情”,而深深地浸入到整个德国民族的心灵世界。

卢卡奇认为,非理性主义的反动性不仅表现在其政治观点和阶级基础方面,而且表现在它的学术思想价值的没落倒退上。和现代许多西方思想评论家的观点相反,卢卡奇丝毫不承认非理性哲学在客观上具有批判资本主义黑暗现实的进步作用,甚至否认它对纠正和弥补古典理性主义缺陷的积极理论学术价值。在他看来,非理性哲学与古典哲学相比是一次严重的倒退。因为,在认识论上它宣扬一种神秘的贵族直觉论,否认理性认识的作用和客观真理的存在,所以走向了神秘的不可知论。其次,在历史观上,它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断言根本没有什么历史规律,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历史进步,因而走上了颓废悲观的思想道路。最后,由于否认历史的可知性与进步性,它自然就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天才人物的“超人意志”和神秘体验上。这样一来,非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必然通向希特勒纳粹暴政道路。客观地讲,卢卡奇在“非理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划等号,这样作未免简单和武断。但是,只要看到他对法西斯主义的那种极端愤慨之情,一切都可原谅和理解。我们不能忘记他那良苦用心和善良愿望,这就是要拯救德国这个给人类带来不幸、灾难而自己也灾难深重的民族,要拯救和重建欧洲的理性与民主传统,捍卫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表现在哲学上,他后半生的最大愿望就是要重建辩证的理性主义。

作为一个拥有现实感的思想家,卢卡奇在他漫长的理论生涯中,用执着睿智的笔锋勾勒出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图景。同一个思想家,对同一思潮的前后立场如此迥然,这在思想史上确不多见。故此,有人认为,“卢卡奇也许是20世纪这样一位最显著的代表,即可以被称作是那种致力于运用和捍卫理性的理性背叛者。”[7]不过,我们强调卢卡奇的思想有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并不是指这里有两个根木对立的卢卡奇。事实上,“卢卡奇的生活和思想却异乎寻常地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为他从康德开始、经过黑格尔,再到马克思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整个发展和变化”。[8]他早年批判理性主义传统,是因为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原则的没落与虚伪;他晚年捍卫理性主义传统,是因为他充分体味到非理性主义泛滥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罪恶,深刻意识到人类的进步必须以理性原则来指导。捍卫人类进步理性和背叛资产阶级理性这种矛盾的选择在他身上毫无矛盾的统一起来了,从“理性的批判者”到“理性的捍卫者”,再到“理性的重建者”这的确是卢卡奇一生的思想变迁与飞跃。

三、卢卡奇理性思想的现代启示

许多事实说明,卢卡奇是20世纪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尤其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是令人深深尊重的。他严于自我解剖,勇于改正错误。他不仅与非理性主义断然决绝,即使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尽管遇到不少严厉的批判,但他从没消沉过,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理论探索和政治斗争。卢卡奇认为,不能把重建理性理解为回复到传统理性主义,倒退是不可能的。“要复原别无他路。丧失了的理性,毁灭了的理性,只能在现实本身中找到,并在与现实本身的相互作用中得到恢复;而且为了达到现实,决裂是必不可少的。决裂是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6]503-504理性主义既然以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为基本特征,而人对规律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并在对客体的无穷认识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自身的认识。这表明理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要冲破种种藩篱向前发展。理性一旦僵化便失去了理性应有之义。所以,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关于理性主义的辩证发展观,否则“重建理性”便无从谈起。

回眸过去的一百年,理性的膨胀与理性的废黜都曾使人类的灵魂蒙受痛楚的煎熬。对于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这不无警策意义。但是,作为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在所匮乏的不是抑制理性的能力而恰恰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理性不是西方社会的抽象理性,而是融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为一体的健全的理性。正是它,推动并领导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着符合人类理性的方向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面临着特殊的历史环境、历史主体与历史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需要一种理性精神。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是社会系统的理性化过程。布莱克就把现代化理解为人类对自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理性控制的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与西方早期现代化面临着不同的时空环境,但在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方面却是相通的,即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纳入理性秩序。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时代精神,首先应是一种理性精神。

第一,经济秩序的理性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需要一种理性精神。无论把市场经济说成是契约经济,还是法制经济,其实质就是一种理性作用下的交换形式。它所需要的平等独立、交换规则、信用制度等,就是一种规范性的理性意识。没有一种理性的精神,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且,市场经济还不单纯需要一种纯粹的经济理性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还需要一种人文理性即经济伦理来保障,如平等、正义、良知、博爱等。作为市场主体,他可以不去理会伦理学、哲学的什么正义、良知等学理问题,但他却不能不践行平等、公正、良知这种人文理性来参与市场竞争与合作。审视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发展缓慢,秩序紊乱,就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匮乏一种理性精神。传统农耕文明那种自然自在的价值哲学、血缘宗法的伦理现念、权力至上的迷信心理,恰恰是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开拓创新、独立自由、平等竞争的理性精神相悖离。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建立和完善起来,现在关键取决于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理性化程度。

第二,公民政治的理性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和依法治国,这实质也就是一些政治家所说的“权威合理化”、“参政扩大化”和“国体法制化”。要实现上述目标,积极推进政体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封建落后的国民心态进行改造,使其形成一种理性精神。只有国民形成健全的理性,才有国家权威的合理化、参政的扩大化和国家的法制化。就如亨廷顿所说:“首先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这意味着摒弃外界对人的制约,意味着普罗米修斯将人类从上帝的命运和天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9]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历史形成的封建落后小农意识的影响,与西方国家民众所具有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公民意识相反的中国老百姓的非主体意识还依然存在,“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臣民心理、迷信依附的小农心理以及传统宗法伦理观念还盘踞在一部分人心中,人们尚未形成发达的政治主体感、平等权利观以及自由、自主、自律的法理精神,仍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圣贤去主宰,希望在圣贤的保护下享受人间的太平与欢乐。当迷信宰制理性的愚昧心态尚未消解,无论是政体改革还是法制建设都无济于事。因而,在当前,唤醒国民理性的主体意识,消除封建落后乃至蒙昧的迷信崇拜心理,形成公民的理性精神,是建立民主与法制国家的重要前提。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性化。无论承认与否,我们都必须理性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代中国文化的态势呈现出庄严理性的高雅文化游离撤退,而市俗社会、商品社会、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培植复制出来的游戏化、感情化、平面化、媚俗化的大众文化强悍地扫荡着中国文化的原野。应当承认,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出现有其积极的意义,它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嘲弄,对文化权威主义的否定,对政治神话的批判,对人的精神差异性、自由性、多样化乃至主体性的张扬,对文艺大众化、文化价值多元化格局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它在驱逐理性主义,玩着欢快游戏,无所顾忌地反传统、反理性、反规范、瓦解逻各斯的同时,却使人的思想走上了没有深度的平面,使人感受到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一些沉甸甸的东西正飘逝而去,人的生存退到“零度”状态之中。因此,必须对国民进行一次深层的理性启蒙,用理性精神去消解大众文化的游戏意识。惟其如此,才不会使社会失去精神的纤夫,民族失去思想的猫头鹰,才能真正创造出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和磨砺,特别是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兴起和发展,极端非理性主义和极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质疑和否定, 21世纪的新理性已经不再是启蒙时期人们观念中的理性,而是包含着以往发展全部优秀成果的全新理性,这种新理性是向实践与生活世界生成的理性。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是简单地否弃科学理性,而是以其为手段和条件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人与人关系上,否定极端个人主义,并不是要消灭个性,而是把个人存在纳入到他人本质之中,也把他人存在纳入到自身的本质之中,是个体主体意识与群体主体意识相统一的类主体意识。否定传统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并不是不去创造财富,不去追求事业成功,而是要把物欲和成就功名的愿望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在思维方式上,在深刻吸取极端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思维方法及认识上的错误教训基础上,健全成熟的新理性对于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对于人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价值和主体能力等的认识。坚持辩证思维方式,放弃任何偏执,时刻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和全方位的审视态度。不片面、不偏激,从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从成熟的理性高度把握问题。总之,成熟的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它是从总体性的、完整的人出发,充分揭示人的多重属性和多重意义,以理节情、以理导情,从而避免重陷理性的迷惑之中。这种对待事物和现实的理性态度是人对自身认识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主体意识成熟的根本表现,在这种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强化主体对自身的自主意识,也就是主体更成熟地把持、控制自身,成为自身的主体。“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人的理性———如果人类不应该灭亡的话———必须对事件掌握主动,它既不可以让事件放任自流,也不可以让罪恶的意图参与进去。”[6]561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成为自身的主体,是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体的最重要保证。唯有如此,人类才可望走出上一个世纪留下来的危机与困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统一,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卢卡奇的理性历程带给我们的启示。

（原载《学术交流》2009年第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