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一明】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思考

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教育厅等单位发出“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其主要事项之一是：“一、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暂设置于‘法学’门类内，下设5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这一“通知”的发出，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也包括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建设，必将起到进一步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如何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通知”精神，进一步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也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建设，是当前亟待回答和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对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建设的问题，做出一点思考。

一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范式发展的简要回顾

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果从徐崇温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算起，至今已有30年了。30年前刚开始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时，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是一个隶属于“哲学”一级学科中“现代西方哲学”这个二级学科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介绍①。到2005年12月，它一举发展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确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一级学科中的5个二级学科之一。这种学科开创和建设之发展的成功案例，在我国是少有的。

说到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研究范式的运用上，有—个从移植介绍到走向自我创新的过程。刚开始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时，甚至也可以说，在过去30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中，我国大多数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所用的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研究范式，是一个在西方学术界用得比较多的范式，否认这种研究范式的存在，是缺乏事实根据，且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我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徐崇温先生开始的。关于他为什么研究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怎样借鉴并改造了西方学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徐崇温先生后来在不同场合写过多篇文章，使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关于前一个问题，其大意是：他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开始是由完成政治任务的需要。1977-1978年间，胡乔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要找情报。因为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哲学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这项任务由该所现代外国哲学室主任杜任之先生推荐给徐先生，后来便有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这门分支学科[2]。关于后一问题，徐崇温先生自己也有说明，他承认自己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主要是融合了法国学者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1955)和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中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和使用成果，从流派上接受了佩里·安德森囊括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做法，在评价上采纳了梅劳—庞蒂从思想路线上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列宁主义的对立面的做法。

通过徐崇温先生自己的表述，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借鉴过来的，但是他做了自己的改造，特别是强调坚持从思想立场的区分来开展研究。经过这些年来的时间检验，应该承认，尽管有少数不同意见，但是，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还习惯性地为大多数研究者(甚至徐崇温先生本人的批评者)所采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徐崇温先生当时所坚持下来的不能只是一味客观介绍，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分析和评论的立场，尽管对具体代表人物的看法可以不一致。

与徐崇温先生的做法不同，在以往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还有少数人移植了西方学者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把以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囊括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之中。持这种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当年主要是杜章智先生。“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其实是对美国学者罗伯特·戈尔曼的研究范式的移植，正是罗伯特·戈尔曼主编了《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才最终使“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传播开来。我国按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的思路一直走下来，并最后取得一些研究成绩的学者是周穗明研究员，她后来带领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部分青年学者，出版了一部分为上、下两卷的《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3]。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对近20年前那场徐崇温先生和杜章智先生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争中持“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一方的一个交代吧！

在我国以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曾经以徐崇温先生为一方，以杜章智先生为另一方，围绕着该领域的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现在看来，如果从他们所采用和贯彻的研究范式看，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研究范式之争，当然，这不排除从其他角度来看这场争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移植借鉴的研究范式不同，影响了他们对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

今天，在国内学界，经过30年来的时间，经过大约三代左右学人的努力，国家对这个研究领域和学科的性质算是有了清楚的认识，科学地界定它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一级学科中的5个二级学科之一，构成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确立，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我创新的结果，是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谈到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应该说它既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承担着为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资源的重任，同时，它也是当代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需要，承担着为当代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宏观的决策参考。谈到这个学科的合理性，可以讲，由于采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研究范式，以往争论中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难以处理的问题，比较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二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30年来，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尽管历经30年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但是怎么样评价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绩都不为过。试想，仅以学科设置为例，这30年来，有哪个学科能够从一个普通的二级甚至是三级学科“现代外国哲学”所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介绍，一跃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一级学科所属的5大二级学科之一呢！

30年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成绩不仅表现在学科地位的提升上，而且表现在机构设立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上。以机构设立和队伍建设而说，复旦大学不仅有了教育部直属的“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而且有了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外国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此外，南京大学也有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育部直属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这些教育部直属中心的设立和国家创新基地的建立，充分表明，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发展中已经位居前列。

此外，在图书专著译著出版、论文发表以及对其他相关哲学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研究的促进等方面，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都取得了人所目睹的成绩。就国内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来说，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译著，可以说是至少占据了出版界的半壁江山。

至于说到它对其他相关哲学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研究的促进，在哲学社会科学界，也是有目共睹的。它不仅影响和推动了经济学、历史学的研究，也影响和推动了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学科的研究。以经济学来说，它所推动和带来的是激进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它所带来的是新的历史学流派和理论，例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引介，以及对它的某些研究范式的应用。在政治学领域，我国所有关于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公正和平等等时髦话题的谈论，无一不涉及社群主义，进而涉及英、美等国的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观点和主张。在以往新编的许多介绍国外社会主义新流派和思潮的教科书中，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往往也得独立成章成篇。

虽然在大家的努力下，以往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那样大的成绩，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我们所采纳的各种研究范式的限制，即或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使得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存在和面临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学科偏重于哲学而影响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分支学科各自为战而影响学科形成更大优势。

以前一个问题论，在我国以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由于最早采取的是徐崇温先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而在欧美国家被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一些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因此，30年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一种哲学的研究，是作为一种哲学流派或思潮来介绍和评论的。最开始是作为现代外国哲学分支学科的一部分，后来又主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分支学科的一部分。而复旦大学哲学系正好有这两个分支学科的优势，于是融合了这两者的比较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虽然前面我们还提到了另一种研究范式的存在，即杜章智先生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但由于他们最早也是采纳徐崇温先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后来才发现在西方还有“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且“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的采纳者也主要是哲学研究工作者。因此，在我国，以“新马克思主义”范式所从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主要是一种哲学研究。

以后一个问题论，以往所开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尽管取得了那样大的成绩，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这些领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来是分散进行、各自为战的。根本看不出，这些同时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相互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其研究的对象之间有些什么联系。如果套用经典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是一个完全不可分的统一体，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那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在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二级学科，其中到底有哪些思想和内容是重大而又有联系的呢？这需要我们在以往30年研究的基础上，去进行重新探索和思考。

因此，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得到国家的正式确立和认可，国内从事于这个领域研究的队伍应该理顺和重新统一起来了，分支学科应该明确和联系起来了，各分支学科的齐头并进和走向综合，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　处理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对待方针问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增设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并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设立为其中5大二级学科之一，既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对该领域的进一步开拓发展提出了挑战。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们应该重视这一新的机遇，善于反思，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以往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大家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学科定位问题。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历史境遇，开创之初，它是作为“现代外国哲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来介绍，后来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分支来进行研究，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这个国家一级学会之下设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二级学会。因此，人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定位看法，一直意见不一致。套用陈学明教授的话说，以往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处境比较艰难，主要是必须面对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的压力，他们总认为我们所研究和推崇的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一直把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的传播者而不时地排斥我们。”“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那些根本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的人，在他们看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所以他们因为我们现在还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嘲笑和蔑视我们。”[4]

今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设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5大二级学科之一，应该说是为这门学科的定位做了最好的规定。依照我个人的理解，我们今天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定位，起码应该达成这样一种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它是设置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独立二级学科，这表明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需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最起码说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完善和补充，否则，国家没有必要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设立这个学科。

同时，还应该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确立，是我国社会科学自我创新的结果，是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这个学科的最大中国特色在于，它是中国独有的，是中国人以当代中国的视角、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应该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学科。就世界来说，你可以找到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之类的组织和团体，但你找不到国际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之类的组织和团体。因此，如果按照惯常的学科分类来看，肯定有人会认为这个学科有点怪异。但是，如果换一下思考角度，一切就都变的好理解。在前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不是创立和发展出所谓“苏联学”吗？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不是又创立和发展出一门针对我们的“中国研究”吗？这种“中国研究”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研究的出发点、指导思想和立场迥异而已。

因此，不管愿不愿意，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先面临着指导思想的问题。说白了，我们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来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不仅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门一级学科，而且它又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平行并列的学科，因此，这些学科中的一些主要成果，一些已经被认同为真理性的理论结论，必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确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5大二级学科之一，本身就等于承认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独特性与存在价值。既然它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有独特性与存在价值，那么就有进行研究的必要。

研究领域的科学界定和研究对象的确定，并不等于研究本身。对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要进行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分析、论证和判断的过程。但是，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以往经常碰到却又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有人认为应该以批判为主，有人主张应该以借鉴为主。其实，批判和借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同一个研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你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从事对其中的流派、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分析和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批判过程。如果你科学地执行了这个批判过程，并得出了合理的结论，哪些思想和观点是错误的，哪些思想和观点是正确的，对那些错误观点当然要予以舍弃，对于那些正确的观点当然要汲取。舍弃与汲取，既是一个批判过程，也是一个借鉴过程。在科学研究中，其重要程度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说，一个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说。

四　厘清研究对象的层次划分和分支学科设置

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独特性，由于以往人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采纳范式的不同而造成的分歧，不仅一般人士不理解，就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人也不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做什么的？即使是以往从事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中某一项研究的人，也不能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做什么的说得透彻和明了。这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以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本身发展的不完善和不成熟。

但是，随着确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5大二级学科之一，我们必须总结以往30年的经验，对研究对象的一些主要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否则不利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自身的发展。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其他4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的领域划界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有5个二级学科，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的交叉可能情况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相对好区分。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关系要明确。由于有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存在，应该严格界定，“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思想以及他们同时代战友的著作和思想的历史。这样，斯大林以后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研究，就要划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名下。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的层次划分问题。从30年来广大研究者所从事和开拓的领域看，可以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是十分庞杂的。被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迥然有别，虽然如此，但从党和政府了解情况和决策的需要看，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理论信息和资源的需要看，又不能不对各方面的动向都有一些了解。而要解决被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的分歧，看来有效的途径之一，只能是我们研究者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尺。

这样，从内容庞杂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将它区分为下列几个层次：

(一)世界各国主要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它主要包括：A，越南、古巴和朝鲜等几个主要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B，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C，西欧发达国家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二)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思想研究。它主要包括：A，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所包括的各种哲学流派；B，西方的激进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流派；C，拉美和非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流派。

(三)欧美国家的各种中左思潮研究。例如，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研究、绿党的思想研究等等。

第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分支学科的设立问题。如果细分的话，二级学科都是有多个所辖分支学科，也可叫作三级学科的支撑才能成立。拿“哲学”来说，它本身是一级学科，“中国哲学史研究”就是二级学科，而“儒家思想研究”就是三级学科了。具体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它的所属一级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这很明确，那么，它所辖分支学科，或者叫作三级学科又是什么呢？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前面提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是十分庞杂的，要把这些十分庞杂的内容统统搞明白，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我们以往30年的经验，以及相关大学和研究单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研究优势和特色，最起码说来，可以基本上确立这么几个所辖分支学科，或者叫作三级学科，以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主要支撑学科。它们是：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包括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续流派研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个学科在我国是发展得最好的。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这个研究在我国以前叫作“激进经济学”，这也是一个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名称。其实，在我们研究的“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做出的贡献很大。当然，在引进和评价这些成果方面，我国学者也有不少成绩，因此，完全可以构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成熟分支学科。

(三)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个学科从前在我国也有较强的队伍和很好的基础，出版过不少成果。

(四)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国学者也取得过不少成绩，可以作为一个成熟的分支学科。

(五)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与思潮研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国学者同样取得过不少成绩，也可以作为一个成熟的分支学科。

上述只是根据以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情况，来初步确立相关的分支学科。其实，从我国实际政治发展的需要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本身的需求来讲，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还有不少领域是特别需要加强，且可以发展为三级分支学科的。例如，越南、古巴和朝鲜等几个主要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研究，由于它同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的联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关流派的突出理论贡献，也可以进行专门研究；此外，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研究，在西方都有一些影响很大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这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矿藏都有待于我们去开发利用，推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走向深入和发展。

（原载《晋阳学刊》2008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