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对话，是值得中国哲学界思考的课题。近十几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就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一些零星讨论，并形成所谓的“排斥说”、“互济说”、“并存说”、“综合说”等看法。然而这些讨论，多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作对照和评判。我们不妨换一角度，从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现代新儒学人物身上，来考察他们是如何进行这两种哲学对话的。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曾对冯友兰、熊十力、张岱年和张申府等人的思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对冯友兰、熊十力的影响主要在其历史和政治社会观方面，而对张岱年、张申府兄弟的影响主要在哲学的创新方面。20世纪30年代左右，张岱年、张申府兄弟尝试融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新实在论、生命哲学和儒学，力图创造一种新哲学体系。其中，以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哲学最为成功、也最具代表。
一、问题性入路
一种哲学的产生，与现实的问题和需要相关。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哲学，形成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当时世界的潮流是：科学蓬勃发展，许多民族和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变得繁荣富强；现代西方文化成为强势力量冲击着东方的传统文化。而中国的情况是：科学刚刚起步，传统文化在五花八门的西方文化面前逐渐失去自信，民族与国家在冲突混乱中处于颓势。因此，如何发展科学，重建中国的现代文化，以及如何认清当时现实以推动中国政治社会的转型，实现民族的复兴，都成为中国的迫切需要和现实问题。张岱年的哲学活动，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现实需要，在观念层面解决此种问题的努力。可以说，张岱年哲学的入路，与这些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的背景有关。
事实上，张岱年哲学的问题性入路，主要有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现实层面，就是回答哲学如何能满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而言。张岱年说，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必须能“指导科学工作”，“给科学一种广阔的前提”；必须能“指导生活及政治社会的实践”，为人们提供“改造世界的指针”；必须“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而且这种新哲学的形成，是中国民族再兴的标示。[1]然而，在张岱年看来，能满足这些需要的新哲学，就是新唯物论，因为它最合科学，最能给人以力量，最注重实践且能做变革世界的指针。
新唯物论为什么能满足当时中国的需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白张岱年哲学入路的理论层面。
在理论方面，张岱年实际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结合起来的问题，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儒学融合起来的问题；一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唯物论的问题，即在哲学建构中如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张岱年说，我们需要的新哲学，不仅从西方的新潮流中发出，而且必须从中国固有传统发出。
也就是说，新哲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的唯气论、辩证法和理想主义有机地融合起来。因为在张岱年看来，儒学有丰富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其中，既讲唯物又讲辩证法的思想家，有《易传》、张载、王船山、颜元、戴震。新哲学要满足中国的需要，就必须继承和融合儒家哲学的精华。同时，张岱年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理论上还不够完善，必须进一步扩大。所以，张岱年说，这个新的综合的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又是王船山、颜元、戴震等中国传统唯物论哲学的“再度的发展”。[2]这就是他后来所谓的“综合创新论”。
围绕“综合创新论”问题，张岱年借鉴新实在论的分析法，将唯物论和理想主义综合起来，建立更加逻辑化、体系化和中国化的新唯物论哲学。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哲学，集中在其名著“天人五论”里，其内容主要包括方法论、知识论、宇宙论和人生论等几个方面。下面拟围绕这几方面，来看他是如何具体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范畴、观念以成就自己哲学的。
二、辩证法
张岱年认为，哲学思维的方法，最重要的不外乎归纳法和辩证法，而归纳法包含于辩证法，所以辩证法就是新唯物论哲学的基本方法。
什么是辩证法？张岱年说，辩证法就是探寻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方法。辩证法是用来说明事物变化的规律，其核心是对立统一。他认为，将对立统一律进行细致分析，就形成辩证法的六条基本原则，即：第一，变化观点；第二，联系观点；第三，对立统一规律之第一方面———对立的统一关系；第四，对立统一规律之第二方面———内在矛盾；第五，性变与量变互转规律；第六，否定与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且，此六条规律可由对立统一规律推衍而来，所以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张岱年指出，把对立统一律当作辩证法的核心，这是列宁的观点。然而，他又说，辩证法的上述六条规律，不仅与恩格斯辩证法的三规律不同，而且还与列宁辩证法的十六条原则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他自己个人的见解。更值得注意的，张岱年还进一步分析认为，辩证法的六条规律可汇归为两原则，即：第一、第五、第六可归总为反复原则；第二、第三、第四可归总为两一原则。
正如张岱年所说的，“反复”和“两一”乃儒学的重要范畴。“反复”，就是事物的变化；“两一”，就是对立统一，它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动因和终极原理。具体讲，反复是指事物向对立面的变化，是指事物新陈代谢的变化过程。而事物何以变化，宇宙何以变化不息？却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或对立统一，即“两一”原则。张岱年说：“凡物莫不含有对立之两方面。对立两方面相推相摩，相攻相克，而变化以起。对立两方面，势不两立，互不相容，谓之矛盾。事物内部矛盾之两方面相互作用，为事物自己运动之根源。故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3]也就是说，矛盾的两方面作用相推，是宇宙万物变化产生的根本。
张岱年还对矛盾或对立统一律进行了细致分析，他认为，一物常包含不同方面的对立，一物之不同方面互为矛盾。他引用朱熹的话说：“就一言之，一中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自有对。”张岱年认为，一物有不同方面的矛盾或对立；而矛盾，不仅有显著矛盾与不显著矛盾之分，而且有主与宾之区别。[4]他还说，辩证法的最大优点，就是使人在认识中避免犯“一偏”或“一曲”之错误，因此必须对矛盾的两方面在推动事物58《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全面的认识，而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一方面而犯执“一偏”之错。因此，他希望人们在认识作为事物变化原因的内在矛盾时，既要分析显著矛盾，又要分析不显著矛盾；既要分析矛盾“主”的方面，又要分析矛盾“宾”的方面，认识它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张岱年对内在矛盾的以上审察，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矛盾的次要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与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矛盾的对立面不同，受儒家“中庸”、“和谐”观念的影响，张岱年更强调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与和解。张岱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矛盾或对立莫不有其统一，他引张载的话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对立之两方，如一方胜过一方而容纳之，可谓和解。”这里的“和解”，就是统一。最后他指出，凡物皆两，一切物皆内含对立。凡两皆一，一切对立皆有其统一。所以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因此，“两一”，即对立与统一，不仅互相依赖、绝不偏向一方，而且对立面最终走向统一、走向和谐。
很明显，张岱年以儒学的“反复”、“两一”、“和解”诸范畴，来解释、阐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不仅使辩证法更加充实化、条理化，而且使辩证法染有“中国味”，有利于中国人的接受和理解。
三、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张岱年着重讨论了知识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他曾以“知通内外”、“真知三表”来概括自己的认识论。
首先，张岱年对“知识”下一定义。他认为，知识就是能知对于所知之辨别。能知，是指人的感官与心知认识辨别外物的能力；所知，是人所认识的外物。能知的“心”，与所知的“物”都是客观存在的，知识是能知心认识辨别外在事物的结果。能知为内，所知为外，知识乃内外的贯通，即所谓的“知通内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说，能知，就是主体，所知就是客体，其所谓“知通内外”，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其次，张岱年探讨了知识赖以产生的条件。他认为，人类知识的产生，有三个根本条件，即外物、感觉和实践。其中，外物是知识的基础，没有外物，心之感觉无从谈起。他以客观存在的外物为认识的基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物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观点接近，这是张岱年接受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明证。然而，张岱年又非常看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王船山“行先知后”的学说，受其影响，他重视实践在知识中的地位。张岱年说：知与行是对立统一的，“行是知之基，亦是知之成。知原于行而成于行”。[5]即人之知识始终依凭于实践，人由实践之需要而求知，由实践活动而获知，藉实践以验知。正是在实践活动中，人们才能剖解开事物而观察其内部结构，或改变其形状来预测以后的变化而认识规律，或通过多人的共同的感觉来证明自己感觉是否正确。
再次，张岱年把知识的内容分为感与思两层。“感”者感觉，指由感觉所获得实物的印象；“思”者思维，指由对感觉印象加以分析综合而所了解的事物的性质与规律。感觉是思维的基础，没有感觉则思维无所依据，思维是感觉知识的深化，感觉与思维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在引用列宁的名言———“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之后张岱年说，“生动的直观”即是感觉经验，思维即是理性知识，这与张载的“见闻之知”、“德性之知”基本相同，都是知识所包含的两个层面。[6]
最后，知识有真假，确定衡量知识真假的标准是关键。张岱年认为，衡量知识的标准有三个：一是自语贯通；一是与感觉经验之内容相应；三曰依之实践。简言之，就是“一言之成理，二持之有故，三行之有成。”此即所谓“真知三表”。也就是说，真的知识必须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必须与经验内容一致，更必须与实践的效果一致。所以，衡量知识真假的标准在于“认识经验实践一以贯之”。正如张岱年指出的，其“真知三表”说，实际是借鉴、改造了墨子的“三表说”而来，是师法中国哲学知识论的产物。实际上，墨学源于孔子的儒学，墨子的知识三表说，来自于孔子“言行不二”及“重知重行”的传统。
可以说，张岱年的知识论，以事实和经验当作认识的基础，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质是将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儒学“知行合一”或“行先知后”学说相结合的结果。这种认识论，也与新实在论的知识观相接近。
四、宇宙论
宇宙论是张岱年新唯物论哲学的主体内容，也是其最有创见、最有特色的部分。张岱年的宇宙论，主要讨论了事与理的关系问题，因此他自己称之为“事理论”。
张岱年讲宇宙论，先从“实有”入手。他认为，仅有两类实有：一类是“事”与“物”；一类是“理”与“性”。
“事”是宇宙论的关键性范畴之一，“事”是什么？张岱年认为，“事”可从一般义和具体义两层次看。从一般方面，“事”指物的变化过程中逝逝不已的内容。张岱年认为，一切存在都是历程，历程即“有起有过”，“起起不已，过过不已，事事相续”，则见“一切皆事”。[7]以“事”说宇宙万物的“实有”，这是张岱年吸收了怀特海的“事”（event）概念而成。从具体方面，张岱年把事又分为“事素”和“事象”两方面。事素是构成最微小物质“单体”的元素，如质子、中子、电子等。事素是最微小之事，事素不能再解析，也不由它事合成。可以说，事素是构成事物最微小的物质性原素。必须指出，张岱年如此说“事素”，不同于怀特海对“事”（event）的理解，因为在怀特海看来，即使是最微小的元素如电子，也是一串电子事态的统一体。把“事素”看作最微小的物质性原素，则是他吸收“科学唯物论”对物质实体的理解。张岱年所说的“事象”，则是物与物发生交涉和影响作用的经过。总而言之，“事素”是从构成物质的原素方面解说“事”，而“事象”是从物与物相互影响的功能方面解说“事”。所以，“事”是物质与功能的统一。张岱年作为实有的“事”，实际上是融合了怀特海的“事”和科学唯物论之“物质实体”的产物。
分析了张岱年“事”，有必要解释“物”。而要说“物”，得先说说“理”。张岱年指出，事事相续是流行活动的过程，而流行活动谓之“变”，凡变之中有恒常，这个恒常谓之“理”。理就是事事相续之恒常。所以，“物”就是事事相续而有一定之理的历程。而“性”，就是指一具体之物所具有的理。张岱年说，“凡物皆历程，指其历程中之变化而言谓之事；指其变化之规律而言谓之理。物统事理”。[8]所以，张岱年说，事为实有，理亦实有。理即在事中，无其中无理之事，无不在事中之理，事与理是统一的。张岱年强调事理合一，受到了王船山和“颜李学派”影响，而他以“规律”解释“理”，则明显受到科学唯物论和新实在论的影响。
解释了“实有”之后，张岱年纵论其宇宙观。他认为，宇宙是一大历程，是一生生日新之大流。此即《易经》所谓“变易”的宇宙。而在此变易活动的宇宙中，一切物皆是流转迁变之事，每一物是事事相续而有一定之理的历程。物较事常住。
张岱年把宇宙当作一个不断演化的大历程，在此历程中，事物经过了从“物质、生物到有心物（即有意识的动物）”的进化阶梯。其中，物质是最根本的存在，宇宙统而言之实质是物质的宇宙。最终极的物质是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结聚为分子，分子结聚为普通物。可见，宇宙以物质为本源，发展演化出生命体和有意识的动物。其中，物质是本源，而动物的意识或心，是物质演化派生的，此即他所谓的“物源心流”。
既然宇宙是事物变化不息的大历程，那么宇宙何以有变化？张岱年说，宇宙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一”，即对立统一。正是在每一事物对立两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克服及推动转化的过程中，宇宙万物才得以的生生不息。所以，张岱年指出，宇宙中最根本普遍的规律，就是“两一”，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
总之，在怀特海有机主义哲学和儒家“生命哲学”的双重启发下，张岱年比旧有唯物论更看重事物的生化、创新，重视物质宇宙的进化、发展，使科学唯物论的宇宙观增加了能动、生命、变化、发展的因素，最终形成自己颇有特色的能动性的宇宙观。
五、人生论
张岱年认为，原有的辩证唯物论不太注重人生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憾，而他要补充这一缺憾。因此，张岱年非常注重人生观的阐发，并形成自己的人生论，其主要包括“充生达理”，“群己一体”、“人群三事”以及具体的道德价值等几方面。
众所周知，人生论一般是讨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张岱年说，人生的意义，乃指人生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也就是指人生在宇宙中之位置。有生之物都具有生命力，而人的生命力最为强盛；不仅如此，人是有自觉有理想的动物。所以，人能自知其存在，知道人与他物之关系；人还常常能设想一尽善尽美的境界，并通过自己有目的行动和努力来追求理想的实现。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通过人们刚健有为的活动，克服环境对生命的限制，以扩充自己的生命力，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此即他所谓的“充生达理”。
然而，人生乃是群生，人类生活是群体生活。个人是社会的一员，离开了社会，个人无可生存；个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离开了个人，社会也不可能存在。所以，社会与个人应该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此即所谓的“群己一体”。然而，现实情况是：有史以来，人群分裂为二部分，一部分是劳而不享的“养人者”，一部分是享而不劳的“治人者”，于是奴役和压迫产生，人的生活是不合理的。要争取合理的生活，就要改进物质生产，消除不平等，废除阶级压迫。
而要争取合理的生活，生活着的人可有三件大事要做：一曰“御天”，二曰“革制”，三曰“化性”。御天，就是根据自然规律以改变自然之实际情况，扩大农业工业生产，以改进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利用厚生”。革制，就是变革不良的社会制度而建立优良的社会制度。具体地说，就是变革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社会制度，而达到消除一切人压迫人的“大同境界”。化性，就是改变人性，消恶扬善，崇义抑贪，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然后可达到理想的生活。张岱年认为，御天、革制和化性这三件大事的实现，是一个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的曲折渐进过程，绝对的社会和谐、社会理想永远不能达到，人生的努力，只能达到相对的和谐、相对的理想。
总之，按照张岱年的观点，人活着，必须追求人生的意义，争取合理生活，而在追求人生意义、争取合理生活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的道德。为此，他提出现代社会需要的新道德，其具体包括“六达德”和“六基德”。
“六达德”，是为个人对群体或群体大多数人的行为而设的。主要有：公忠：即爱民爱国，以群重于己，能为群忘己，必要时为国捐躯。它来自于儒家经典《春秋》“上思利民”，并将其与“为大众利益而献身”的无产阶级道德结合而产生。
任恤：即努力工作负责尽职，尽力助人。它来自于孔子的仁德和后期墨家泛爱的道德。廉立，即清廉立志，是孟子特重的道德。信诚，谦让和勇毅，都是儒家坚持和倡导的道德，现在依然有用。
“六基德”，是关于家庭生活或日常活动的准则。主要有：孝亲、慈幼、知耻，是儒家基本的日常生活伦理；而勤劳、节俭和爱护公物，也是中国老百姓的基本道德，它们在现代生活中依然需要。
统而言之，张岱年的人生论，其“充生达理”的理想，实质融合儒家的刚健有为、遂生尽性和马克思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而成。“群己一体”和“人生三事”，是把儒家的“和谐社群”及“正德利用厚生”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和革命思想相结合。而六达德，是儒家“爱民惠民”思想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内涵的无产阶级道德结合。
六、余论
正如大哲学家怀特海所说，一个成熟的哲学，是一前后一贯的、合逻辑的、必然的观念体系，并且这种体系是充分的、可实用的，它可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一切经验。如果以这一标准来衡量，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哲学，是一个由宇宙论、方法论、知识论和人生论构成的宏富的观念体系，这个观念体系不仅在思辨上前后一致、合乎逻辑，而且其能动的宇宙观、对立统一的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知识论，以及主张变革和革命的人生观，都能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作出相当有力的解释。可以说，张岱年借鉴实在论的分析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融合起来的“综合创新”，是成功的。在某种程度上，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哲学，不仅比他同时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有体系、更融贯，而且其与冯友兰的“新理学”相比，也不会逊色。
另外，张岱年新唯物论哲学建构的成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在对话过程中综合创新的可能性，这从另一方面反驳了所谓的“排斥说”或“并存说”，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僵化对立而产生的观点。值得意味的是：张岱年贡献的新唯物论哲学成就，被中国学术界长期忽视了。因为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看来，他的哲学似乎有太多的“儒学味”，而对于严格的现代新儒学立场看来，他的哲学又似乎有太多的唯物辩证论的味道。因此，在意识形态对立的时代里，他不见容于两者。然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对话、融合的视野来看，这正是张岱年哲学的成功之处，借鉴和反思这种观念创造，对于思考当前两者如何对话的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1][2][3][4][5][6][7][8]李存山编:《张岱年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7、216、85、45、247、141、214页。
(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