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金慧】从《大从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对象提出的关于整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和总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很难为一般的中国大众所理解和掌握,也不可能直接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具体问题。中国所有具体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中国化。中国化要靠人民大众来推动,推动的前提就是人民大众得首先掌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大众化是前提,决定着中国化的深入程度和得失成败。因此,这个问题历来受到党的高度重视。
一、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化和思想观念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也日渐增强,社会出现了信仰缺失、精神迷茫和社会伦理秩序瓦解等现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关心并逐渐感到遥远和陌生,有些人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有效推行,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究其深层次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丰富和发展主要是集中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事业上面。
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这只是满足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需要,而没有很好地满足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
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其关键问题是理论的正确性(真理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其关键问题是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社会的正确指导,但往往不太重视马克思主义对群众个体的吸引力建设,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引力的下降。”[1](P18)吸引力下降就在于我们的理论不能很好地回答经济全球化、中国现代化的新问题,不能真正解释各种现实问题与深层理论问题,不能满足新一代的精神需要。
另一个原因就是大众化工作本身存在很大难度。如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所谈到的:“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术,只要有材料、有内容,即使用了艰涩的文字和抽象的把握,也不是十分要紧的。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术是第一要义,同时理论也切不可以有丝毫的歪曲,这就是一个困难。”[2](P278)又说:“《大众哲学》实在花费了我不少的精力。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罢。”[2](P278)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引发了大众化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任务。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一项长期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从何处着手?如何着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非常有效的典范,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经验,为当前提供借鉴。
二、历史经验
出自艾思奇之手、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哲学》在我国是第一次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把它变成人民大众能够掌握的思想武器,它以生动活泼的形式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传播,对于帮助人民大众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艾思奇也因此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大众哲学》的出版,在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使得千百万在黑暗中徘徊、摸索的青年,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光明。许多青年正是在《大众哲学》的启发和影响下,奔向革命,奔向抗日前线,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
今天,重新回顾和总结《大众哲学》的历史经验,目的就是希望从中给我们今天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些许经验和启示。归结起来,《大众哲学》的写作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语言表达避开高深的理论,尽量具体通俗
一般人提起哲学,多少都感到晦涩难懂,而艾思奇在写作《大众哲学》时,为了照顾大多数读者文化素质不高、对问题认识不很深刻的状况,借助群众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概念,以此来努力接近读者。首先使人民群众感到哲学离我们很近,哲学就在自己的身边,就在现实生活中,时刻与我们的生活发生着种种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次,他通过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述形式,使哲学不再令人望而生畏,使人民群众能够很好地理解哲学、关注哲学、甚至喜欢哲学。艾思奇在写作中,“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2](P280)。因为通俗化、大众化和一般的理论宣传不同,“一个专门家是常常爱单刀直入地把握到理论的核心,对于事例的引证倒反放在附属的地位。我以为如果每一句理论的说话都伴随着一句事例的解释,在专门家看起来是浅薄幼稚,通俗读物所要求的却正是那样的东西”[2](P280)。为了使初学者容易把握艰深的哲学理论,“从头到尾都有明白具体的解释,因此每一篇都把一件具体的事例做中心,而每一篇所定的题目也就不用哲学的题目”[2](P280)。比如艾思奇用“一块招牌上的各种花样”为题,从一个故事入手,介绍了不同的世界观,最后归结到“世界观的种类虽多,从根本性质上看来,却只有唯物论和观念论两大类”。短短几句话,通俗明快,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在世界本质问题认识上存在的两种对立的世界观。所以后来李公仆评价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2](P1)“普通哲学著作的艰深玄妙的色彩,至少已经在这本书里扫除干净了。”[2](P1)
(二)写作手法上能够对问题反复阐释
大众化首要的含义就是通俗化,就是把高深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能够容易为群众所掌握。当然,通俗化不是简单化,更不是庸俗化。要做到通俗而不庸俗,除了语言通俗、形式喜闻乐见、表达深入浅出外,还需要有耐心,花费气力,对问题阐释详细充分。因为大多数的读者理论水平毕竟有限,而不比专门的学者。艾思奇在写作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读者对象,为了使大众读者便于理解和形成连贯的思想,行文中有意识地进行了必要的重复,“重复和不加裁减,也是我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力,而故意这样做的”[2](P8)。
“我以为要使更多的水准较低的读者了解,是应该把每一个问题反复申说才对的;水准较低的读者和修养很高的读者不同,后者认为累赘麻烦的,前者反而觉得恰到好处。”[2](P8)所以,艾思奇在写作《大众哲学》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一节用了以后,在另外一节仍然不怕再拿来应用;一件事情在前一节做了详细的解释以后,在第二节仍不惮烦地再略说一遍。在一册小书里用这样的方法来写,在文字上自然是很不经济的。但我们如果顾虑到初学者的兴趣和理解力,就觉得这样写也是很必要,因为专门学者或者有较高修养的人,有些事是可以不必多讲就明白的,而对于初学者,你却最好给他多解释。我是抱着这一个宗旨去写的。”[2](P280~281)这也是艾思奇“努力接近读者”所采取的一个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大众哲学》收获了广泛的读者,从社会青年到大学生到大学教授,再到党的领导干部甚至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等都从中获益,受到了思想洗礼。
(三)写作内容结合实践需要和人民大众的思想实际
艾思奇在写作《大众哲学》过程中充分认识到:通俗化、大众化主要不在于表述形式和写作技巧,更重要的在于内容,在于中国化、现实化,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充分的通俗化、大众化,才能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他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够获得相当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3](P387)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就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人民大众的要求,解决人民大众关心的问题,抓住人民大众的思想,才能同人民大众心连心,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明深刻的哲理,使人民大众理解它5薛金慧:从《大从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们,掌握它们;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发挥理论的威力,为人民大众所信服,自觉地学习理论,掌握理论,运用理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尽可能用大家日常都知道的事例来说明这些问题,以便大家能够把日常思想中正确有益的思想抓紧,而把错误有毒的思想清除,以便较系统、明确地掌握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哲学思想,使我们有可能较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的发展情况,更有勇气和信心为广大人民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2](P26)正是《大众哲学》一方面结合群众思想实际,用最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事例说明了深奥的哲学道理,另一方面又努力回答了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才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先后出版了30多次,才提高了人们对祖国的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认识,使很多人受此书影响奔赴延安,走上革命之路。
(四)写作特色上紧扣时代,做到与时俱进
时代是发展变化的。要深刻地认识某个时代,就要研究这个时代的特征,把握时代特征,就在于正确回答这个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因为没有离开时代的重大问题,也没有不存在重大问题的时代。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P289~290)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应该以解决不同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中心,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做到与时俱进,使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都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大众哲学》中就包含了很多对中国社会生活所面临的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答,充满了时代气息。
《大众哲学》产生的20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是时代主题。当时中国内无民主外受压迫,战乱不息,人民生活极端潦倒贫困,民族矛盾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民族的矛盾日益尖锐。相应地,救亡图存就成了当时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大众哲学》恰好做到了结合时代特征联系现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需要。比如,艾思奇在“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和思想”一节中就运用哲学原理,着重分析了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困苦,受封建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农民没有地种,工人失业,中国要继续前进人民就必须起来推翻三座大山。在谈到哲学思想时他又说到:“中国的现状也是要变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是可以彻底消灭、推翻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工农人民是要完全翻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定要变为社会主义的中国。”[2](P25)又如,艾思奇在论述唯物论世界观时,联系抗战形势鲜明指出:“抗日战争由于力量的对比以及其他客观物质条件的关系,必须经过长期战争的道路,这是中国抗战的规律。中国人民要想在这战争中获得胜利,就不能违反这规律,就不能依照唯心论的急躁心理希望速胜,而必须依照着这规律,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争取敌我力量对比逐渐变化,以至于使我们的力量变为优势,才能打败敌人。”[2](P47)正是由于艾思奇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又结合了当时现实问题,才使千千万万在黑暗中徘徊摸索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与时俱进还体现在《大众哲学》一书从成书到建国后经过了多次修订,每次的修订都适应了形势的变化。比如著者在第十版序中谈到:“《大众哲学》出版到现在,差不多到了两年的时间”,这期间,“我们的国家、生活,以及个人的生活中间,是起了多么大的变化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变化得多么激烈!”“我自己现在也是处在新的环境里……而现在《大众哲学》又急待重版,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再照原样送在读者的手里了;我只能尽力把它修改一下……这算是在目前可能的情形下尽了我的一点责任。”[2](P14~15)三、现实启示回顾历史是为了立足现实,总结经验,是为了指导实践。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不是党内第一次,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和教育问题;但这次却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当前社会上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急需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整合和引导,使人们不断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今天我们来总结《大众哲学》成功的历史经验,目的就是为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借鉴,对以后的工作产生有益启示。
从《大众哲学》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需要经过理论工作者自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发的工人运动的产物,它是由理论家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掌握已有思想资料的基础上自觉地创立的。它又需要经过自觉的努力再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人运动、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变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本质上属于人民大众的哲学并非天然地具有大众化的普及的形式。
(三)推动大众化关键是要结合时代特征,做到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新的时代条件新的阶段性特征下出现了新的形势,我们在理论宣传模式上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味政治化,强行灌输,以求统一所有思想。而应该在坚持一元化、包容多样的原则下考虑我们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到的问题;考虑如何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科学性的前提下又带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考虑我们的政策措施如何更好地贴近群众、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前进的内在动力,而不是流于形式的政治口号。
(四)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中,深入和浅出、通俗和准确、普及和提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我们不能把理论当成实例的总和,但可以用实例导出和说明理论,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简明而又不简单化,生动活泼而又不庸俗化。今天我们学习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的基础应该是人民大众的思想实际和觉悟水平,形式应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现代化手段,风格应该是通俗易懂,简明质朴。
（原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