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十年历程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六十年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历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这里，我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十年历程中的若干问题，谈点可能是肤浅的认识，敬请批评指正。
一、能否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在于，这些成绩是怎么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是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绩可以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在中国大地上所结出的丰硕果实。但事实上并不如此，一些人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的决定性作用时总不那么理直气壮。更有人甚至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明或暗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直接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处于深重的灾难之时成立的。当时，人们为了把中国从深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从西方引进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提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这双重任务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经过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完了第一步。在论述这第一步是怎么走过来时，一般不会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人坚信这一点，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会存疑。当然，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不是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p.796)毛泽东在这里不但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面目之所以能“为之一新”，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而且提出这种指引的具体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中国进入建设时期以后，还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呢？中国在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否还是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结果呢？先看看邓小平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2](p.258)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中国的革命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的建设同样也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的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抱定宗旨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靠马克思主义，要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搞马克思主义不成，不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不成①。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鲜明的思想认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这六十年才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只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革命的决定性作用而降低甚至抹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建设的决定性作用，是没有理由的。承认不承认这六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这不仅仅是能否正视客观事实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究竟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不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来推进的问题。
二、可否把这六十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认识？
回顾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漫长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一个时期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第一大历史任务，即完成了救亡图存的任务。后一个历史时期则力图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完成民族复兴的任务。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进行历史分期的话，那么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是科学的。现在的问题是，目前理论学术界一些人在认可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又把新中国成立后的这六十年区分为两个时期，即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甚至在他们那里，对这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差别程度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差别程度的强调，以及对这六十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做出区分的意义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做出区分的意义的强调。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可否把这六十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认识？
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六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企图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任务同一，实现的手段也没有变。尽管由于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正确程度的差异，对现实把握正确程度的差异，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手段与方式正确程度的差异，从而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成果大不相同，对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产生的效用大不相同，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扩大这些区别，以至视为这是具有质的区别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当然，总结这六十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前三十年，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可能教训更多一些，而后三十年更多的则是成功的经验。现在急需做的是正确地总结这六十年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教训，把前后三十年截然对立起来，则由于割裂历史，缺少比较与鉴别，显然不利于正确地做出总结，从而不利于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事实上，一些人之所以要把前后三十年截然分开，根本目的是为了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完全抹杀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不可取的。一方面这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必然犯割裂历史的错误。在这六十年中，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理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或者说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形态。把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割裂开来，并竭力贬低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这实际上割断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的内在联系，无视邓小平理论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的关系视为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不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只有把在这六十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视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时期的理论成果串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
三、在这六十年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谁？
在这六十年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广大中国人民，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理论创造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但从具体创造过程而言，主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是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陈先达先生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参与实际活动的无产阶级的领袖性人物和具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的合一毫不奇怪，整个运动和斗争要求他们必须如此才能胜任他们的地位，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的见识和经验又使他们具有这种可能性。[3]
我们必须高度肯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正是他们的思想探索、实践总结和理论思维，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尽管他们本人可能不断强调由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他们所做的只是把群众创造的东西进行概括和加以提炼，可事实上，没有他们对群众的实践的指导，没有他们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进行集中概括，就没有这些理论创造。我们回顾一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形态的形成过程，这些领袖人物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一目了然的。因此，我们把这些理论形态与这些领袖人物联系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在高度肯定无产阶级领袖在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是领袖们的事，而与广大理论工作者没有关系。首先，这不符合事实。考察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过程，哪一个成果不渗透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心血与智慧。胡锦涛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所进行的“理论创新”。[4]全党智慧中，当然包括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其次，这会带来不良后果。最大的后果一是割断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领袖人物与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内在联系，使领袖人物在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失去来自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支撑；二是造成广大理论工作者放弃参与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念头，认为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的职责，而自己搞的是“学术马克思主义”，从而可以“袖手旁观”，即使有些理论工作者实际上已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也无法得到这样的社会评价。
我们提出不能忽视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绝不只是在为他们“鸣不平”，替他们“请功”。根本目的就是唤起广大知识精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中立化”、“纯学术”倾向，似乎我们的研究完全可以绕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根本任务而搞自己的所谓“学问”。当今最大的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门“学问”。我们的理论工作献身于这门“学问”是值得的。
四、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什么？
六十年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个完整的过程。之所以这样说，根本的理由就是在这六十年中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中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探索。毛泽东从正面与反面给中国人民留下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究竟如何搞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取了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邓小平理论就是一种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捍卫和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也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新变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以后，人们突然对“发展”这个本来似乎很清楚的问题产生了认识困惑。科学发展观非常及时地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理解为仅仅回答了关于发展的问题。对发展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所谓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就是怎样引导社会发展的问题，如何实现人的发展和解放的问题。实际上，科学发展观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显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这个主线是不会改变的。它始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宗旨和核心内容。只要看一看中共十二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主题，对此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他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p.3)中共十三大向全党和全国提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共十四大鲜明地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共十五大的基本口号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十六大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中共十七大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号召人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主题可以充分看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始终是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展开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成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就是高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不仅点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之所在，而且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五、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
毛泽东曾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象地比喻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中国实际之“的”。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教训就是对“矢”和“的”认识要正确。
首先是要正确认识“矢”，即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说的“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具体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先决条件是必须确实认识到有这样做的必要，也就是确实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所说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中国化”，如果连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现实性这一点也心存怀疑的话，那么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为前提的。这就是说，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就是我们认定中国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来改造和发展。其二，不能教条式地、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为了某种需要随意地曲解，甚至“制造”马克思主义。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正确的理解，尽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我们要不断地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论著中究竟哪些理论是普遍真理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普遍到什么程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误解和曲解所导致的错误和带来的危害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射”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这一“的”之“矢”，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其次是要正确认识“的”，即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认准，如果连当今中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也不能准确地把握，那么必然因“无的放矢”而走向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矢”是不公正的，对所要射向之“的”没有认准，那么对“矢”之选择与使用也必然是盲目的、随意的。最近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所以特别明显，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把握之正确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定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定当下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的实际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问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成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正如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离不开对近代以来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情的科学认识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的科学认识。成功的经验在这里，失败的教训也在这里。当然，我们在认识中国的国情时既要有历史的眼光，又要有世界的眼光，即必须把中国放到世界局势的变化中来加以观察，放眼世界看中国。这里最要紧的是避免静止地、孤立地审视中国的具体实际。
这里所说的正确地认识“矢”和“的”，并不是两个孤立的过程，它们是密切相关、相互促进的。我们只有通过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矢”才能正确地认识“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只有在正确地认识“的”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选择和运用“矢”。 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必须是一种科学的结合。要真正使两者科学地结合在一起，既要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又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更要把这两个过程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注释】
[1]参见冷溶：《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载《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2008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陈先达.论与时俱进与理论创新[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4).
[4]胡锦涛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12期。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