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社会时空问题研究

随着信息化和虚拟哲学研究的兴起，马克思社会时间与空间理论在中国哲学界受到关注，这种关注最直接的原因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时空观的反思。传统哲学教科书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并没有完全反映马克思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在一定条件下还容易造成人们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有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之嫌，让人觉得它表述的是一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以抽象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为载体的超越人类社会历史的时空观，所以引来不少质问甚至否定，也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解。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简言之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化，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1］在这里，历史化和现实化既是人类社会的范畴又是时空范畴，历史化主要是时间范畴，现实化则侧重空间范畴。当然，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为了论述方便才对两者在时间与空间方面进行有所侧重的区分表述。因此，历史化和现实化就成为社会时空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个表述都是成立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客观的现实历史过程，每时每刻都是在具体的时空范围内存在和进行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社会时空范畴。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社会时空范畴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社会时空内蕴，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做一分析。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中马克思的时空理论是根据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来获得阐述的，它科学地说明了与人相分离的物质世界的时空特性，因此可以将其定位为辩证的自然时空观。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认为，时空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它们与物质运动不可分。它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物质运动离不开时空，任何物质运动都具有时空特性，都占有一定的时空，离开时空的物质运动是不存在的。“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2］另一方面，时空也离不开物质运动，时空不是脱离物质运动之外独立存在的实体，它本身就是物质运动存在的形式，是运动着的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属性。“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只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3］这个原理准确地揭示了时间和空间同物质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对时间和空间同物质运动关系的哲学概括。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的时空理论，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牛顿“绝对时空”观;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夸大时空主观性错误(如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马赫的“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强调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时空有限性错误(如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空间上有界限)。因此，传统哲学教科书具有自己的科学性，轻易质问和否定是不可取的。但是，马克思的时空理论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时空维度，而不只限于上述自然时空维度，并且社会时空维度更能体现马克思时空理论的实质。然而，以往的研究和传统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时空理论的社会维度却严重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失。其实，社会时空观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传统哲学教科书对之只是在唯物史观一些原理的略有涉及的些许表述而已。这意味着时空不仅是辩证法范畴，而且是一个唯物史观范畴。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时空范畴，由人的实践活动赋予其含义，是获得了社会规定性的社会时空范畴。这样，从自然维度与社会维度可以获得对时空的完整理解。具体说来，时间有两种样态:一是自然时间，是物质存在和运动的持续性，它反映自然界本身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二是社会时间，是社会活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表现为人类活动存在和活动过程的久暂，一活动和另一活动及它们的过程依次出现的先后顺序及间隔的长短。社会时间使人的活动得以延续，由此推动社会进化并表征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状况。社会时间不是从来就存在的，而是与社会历史一起出现的，它是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时间范畴。空间也表现为两种样态:

一是自然空间，是自然物质的广延性，它是传统唯物辩证法意义上的所指。二是社会空间，是指社会运动的广延性，它表现为一种人类活动发生发展所需要的场所，不同人类活动彼此之间的并存关系或分离状态。社会空间的这种广延性体现两个层面，一方面以实体形式存在的人化自然，表现为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科学研究和从事各种活动不可或缺的场所，这是人类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和拓展的;另一方面以关系形式存在的人文空间，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交往关系。这两种空间都是通过人类活动创造的、人化的空间，也是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空间形态。社会时空具有结构性、延展性和开放性特征。当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自然界历史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各自明显不同的特质，人类社会作为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具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是衡量人类对自然的占有规模以及人类社会联系和发展程度的特殊尺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而劳动集中地体现了时间和空间这两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时间和空间通过劳动相互统一起来。即是说，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是在生产劳动的视野中考察时空问题的，“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4］物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商品为载体而呈现出普遍的存在方式，而商品正是通过劳动塑造的。于是，从生产劳动出发来阐述时空问题，传统哲学所论述与人无关的抽象的物质或超历史的实体，就立即转化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生产基本要素，亦即表现为属人的存在物。全人类历史就是在人类的劳动中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实践活动对时空不断拓展的过程。因此，社会的时空范畴就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在时空关系上的客观体现。人类社会时空范畴的这种客观运动规律性，主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来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社会运动和人类活动在社会时间的展开和表现，同时又是社会运动和人类活动在社会空间上的展开和表现。人们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历史关系中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空观的一般了解表明，任何事物都在一定的时空内存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如此，离不开社会时空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践经验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具体的人类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社会运动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在时空上的展开和表现。离开了内涵着社会时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样，离开了在具体的中国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中国人的实践活动，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 社会时空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

19世纪后半期及20世纪，马克思时空理论引起西方不少理论家的关注，他们之中有的还创造性地阐发了这一理论，如马尔库塞提出自由的前提是缩短劳动时间，阿尔都塞提出“历史时间”，吉登斯则提出“时空分延”把时空问题和现代性联系起来。他们意识到马克思的时空学说与生存、价值、自由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的城市中心衰落、城市财政危机、城市暴乱等城市问题，触发了列斐伏尔、卡斯特尔斯、哈维、苏贾等一批学者对城市化、空间－社会关系、空间－资本关系等问题的关注。这样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空间问题成为诸多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这一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将马克思学说引入空间研究领域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国内学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于马克思空间思想的探讨仍然停留于空间的自然观层面，而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则少有人问津。直到20世纪90代初，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空间转向”契机下，有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时空”问题，从社会的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时空的相互转化、时空关系与分工规律、社会形态的时空转型、时空关系与人的自由等方面揭示马克思时空理论的内涵。如一些学者在社会时空的特征(主体性、主观性、社会历史性、相互转换性)、人类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社会时空与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时空特性、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时空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具有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一是从哲学的时空框架中逻辑地推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时空观。［5］

二是时空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6］前者认为社会时空是自然时空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后者认为人类接触的自然界只能是人化自然，所以根本不存在脱离人类实践活动的绝对自然时空，自然时空包含于社会时空中。尽管两种观点相互区别，但都肯定了社会时空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所具有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所以说，社会时空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近年来对虚拟时空的研究。这一研究集中在虚拟实践与社会时间形态的转型(社会时间的弹性化、即时化、可逆化)、虚拟空间的结构和特点(社会空间结构的新分析、虚拟空间的特点)、信息化对时空特性的影响以及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时空特点等方面。［7］可见，马克思社会时空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社会时空范畴。遗憾的是，尽管国内学术界个别学者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问题做过相对深入的探讨，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的社会时空范畴予以重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传统哲学教科书对该理论的阐释还主要停留在辩证的自然时空观上。由此可知，我们必须还原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充分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社会进程内蕴着社会时空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蕴着社会时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或说是题中应有之义。离开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社会时空观理论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不能离开社会时空，而应在一定的社会时空条件下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着社会时空范畴。马克思在时空问题上反对那种超历史的抽象的态度，主张从考察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出发来阐述社会时空学说。因此，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表述时空观，这是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纯粹理论的建构，所以它始终着眼于社会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二是马克思从人类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引申出时空概念，而不是从传统哲学时空框架引申出时空概念;

三是马克思始终把时空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马克思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超越了“物质－运动－时空－规律”这种形而上学模式的局限。可见，马克思真正和始终关注的是社会时空，其时空理论主要是在不同于自然领域的社会领域中体现和展开的，真正能代表马克思时空观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的有关表述。因此，马克思时空理论是社会时空理论。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确立了时空的社会属性(考察时空的社会属性并把时空理解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二是提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的论断(从宏观的社会发展时间、空间、客体、主体四维视野考察世界历史进程)，三是社会时空在人类活动中相互转化，四是社会形态时空理论(从时空角度确定人类社会的三大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的实践活动制约着人们的时空观)。［8］马克思社会时空理论突显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时空的利用、限制和改造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性。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始终把时空问题放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的理论特色来看，其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重要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强调的同样是在一定社会时空条件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年代，还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建国初期，以及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无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依存的以中国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正是在这些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兴旺发达密切相关的时空内，产生了以《矛盾论》、《实践论》等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诸多著作论述坚持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邓小平哲学思想，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着社会时空范畴。

　　三 社会时空内涵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展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就是把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变革为唯实践形态，从而创立实践唯物主义，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逻辑主线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实践。马克思时空观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表述，也在这个新的变革过程中转化为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持续和规模的哲学表达，从而使马克思时空观成为一种实践时空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实践，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解只能放在社会实践的广阔视野中进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化”的本质，有研究者指出，“‘三化’的本质是实践化，‘三化’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过程。”［9］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坚实的实践基础上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社会时空范畴，就是因为它离不开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具体展开其社会时空内涵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社会时空内涵通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具体展开，就是因为马克思社会时空观本身所具有的实践内涵，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提出具有社会实践方面的重大意义，主要目的在于创立实践唯物主义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而这一切都已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所证明。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之上。马克思时空理论认为，并不存在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脱离的“自然时空”。如果从所谓的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发去阐述马克思的时空观，撇开实践活动而形成所谓的自然时空，就会把马克思的时空观二元化。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劳动实践而生成而自立，劳动实践是创造生命和世界的活动，是认识和理解人、自然以及整个物质世界的根基和奥秘所在。马克思正是赋予世界以属人性质，使世界向人和人的生活现实回归，从而作为一个唯物者与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相比，在对世界的理解上发生了根本转折。在对客观世界这种理解上的根本区别，不仅使马克思用劳动实践超越了抽象的物质或自然，确立了实践活动作为世界基础的地位，使原来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时空不再局限于只与物质相关联，而是进一步与人类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并作为表征实践活动规模范围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的重要工具。马克思社会时空观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并由实践而演绎出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一切要素和特点。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建党之初，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并经过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过程中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而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创与深入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成果得到了良好体现。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之上。其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才能理解马克思社会时空观与物质、价值、自由等人类实践活动中的重要问题的关系，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提出社会时空观的意义。实践是时空概念的基础，实践使马克思的时空观与价值、自由、社会革命等问题关联在一起，开拓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境域。［10］马克思将人类实践作为社会时空的基础和源泉，并通过对时间结构(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和社会时空学说的分析，建立了“时空理论”与人类争取自由的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了时空背后的社会历史内涵。［11］

一方面，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具有的实践特征，要求时空范畴要满足每一代人实践活动的需要，由于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人的实践方式、目的、手段等等的不同，使得时空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因为与分工、阶级、人的发展、自由、价值、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实践的根本问题相关联，使之呈现出价值性特点。马克思的时空观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将时空问题建立在抽象物质运动或主观意识先天形式上的观念，把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区分开来，并强调社会时空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这是人类在时空认识上划时代的进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为了满足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实践活动的需要，其时空观也因之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且内容十分丰富，但实事求是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要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实事求是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精髓的科学概括。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2］，“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3］，“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4］。这是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是对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因此，只有理解实事求是所包含的科学内涵，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社会时空观与物质、价值、自由等人类实践活动中的重要问题的关系，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空内容。因为实事求是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各个组成部分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统一。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在理解马克思社会时空观与物质、价值、自由等人类实践活动中的重要问题的关系上，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甚至歧途。比如文化大革命中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价值中心，搞乱甚至颠倒了社会时空观与物质、价值、自由等人类实践活动中的重要问题的关系，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政治狂热主宰了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实践活动时空，使斗争哲学成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歪曲表现，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社会时空内涵通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具体展开，还表现在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通过实践而相互包容、相互转化，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和民族化，进而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间和空间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时间是人类活动的顺序和过程，空间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和结果。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社会时间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空间，社会空间是社会时间的凝结，两者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扭结在一起。在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视野中，时间和空间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相互影响、相互转化，时间可以转化为空间，空间也可以转化为时间，而且这种转化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转化。社会时间在消耗中转化为社会空间的扩展，社会空间的发展以社会时间的消耗为代价。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15］，“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6］

　　一方面，人类在时间中进行劳动实践活动，并以不断“积淀”的形式表现为日趋拓展的社会空间状态。人类某一具体劳动是一个过程，它随着时间而流逝，而时间却不随这一劳动过程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是以劳动成果的形式转换成了人类社会空间的存在。另一方面，作为固化形式存在的社会空间，也会以加速或延缓、或停滞的方式影响人类的时间进程。人类社会正是在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通过人类实践活动而得以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中不断存在、延续和发展的。从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通过实践而相互包容、相互转化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一个时代化的社会时间延续过程，又是一个民族化的社会空间拓展过程。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充满活力并成为当代中华文明活的灵魂，它侧重社会时间维度;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它侧重社会空间维度。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它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运用和发展的过程，是在化中国的同时被中国化的过程。［17］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先后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既是时代化的过程，又是民族化的过程。事实证明，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社会时空内涵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时代化与民族化、历时态与共时态、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统一的过程，要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线性化、单一化，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外来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又相互吸取的过程。

（原载《哲学研究》2011年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