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品华】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包括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未单独提出中国化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却始终如影随形,而且两者往往相互取代,在论述其内涵、必要性、可能性与实现途径等方面都往往如出一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基本经验和规律的论述,甚至其成就与不足,往往也可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述;反之亦然。其原因安在?这两者究竟是何关系?值得认真探讨。
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为何特别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唯独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可能有多方面原因。
(一)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点有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时应掌握的最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历史领域运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15-16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处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核心地位,是它的最高思维抽象、最精致的思维花朵。一般说,掌握一门理论的哲学基础,不仅是掌握该门理论的关键,而且也是能否成功应用它的关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更以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优胜于其它学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立即突显其唯物史观的哲学部分和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又突显其唯物辩证法哲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它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单独提出和彰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供的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特别是思想路线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确立,本身就包含思想路线问题、哲学世界观问题,必须经过深刻的哲学总结和详备的哲学论证才能真正确立得起来和在全党扎下根去。
不仅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而且也由于哲学是不同文化的最本质和最终体现,是各种不同文化的内核。不同文化归根结底是通过不同的人的不同存在方式体现出的不同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契合过程中,能不能在移植另一种文化时使之实现本土化、民族化,①最终要看对其最精致的内核———哲学思维能否加以本土化、民族化。这就是说,一种外来文化要达到本国“化”,即“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则必须最后“化”到最高层次的哲学上去。而这种“化”,这种“结合”,又必须体现在这种哲学与另一种文化的哲学理念的交会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在“中国化”过程中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原因。
(二)这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有关,实践首先需要解决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步进行,甚至后者更率先提出,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目的是寻求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道路问题。而怎样才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选择正确的道路,避免或少走弯路?怎样才能正确判断形势,制定科学的行动路线,方针和政策,避免或少犯错误?这就需要突出解决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解决认识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问题。思想路线就是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关系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思想路线”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一个独特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型。“思想路线”这一概念,是指人们在估量形势、思考问题、指导工作、制定斗争策略时,从什么出发的问题,是从物质到精神,从客观存在到主观意识,还是相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想象、从本本出发,或从上级指示出发,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思路即哲学认识路线,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争,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之争。在思维进程中,人们的思路不同,思维结果就不同,行动也因而不同。
思想方法问题也是认识路线问题,是辩证地从发展中看问题,还是形而上学地、僵化地、凝固化地看问题;是从对立面的统一即运用矛盾分析法看问题,还是形面上学地绝对化片面地看问题;这也是能否真正从客观实际出发,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毛泽东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提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着眼其特点”即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这是确定事物性质的依据;“着眼其发展”则是从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出发,不断使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不仅包含“相结合”的直接理论硕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也包含这些理论硕果所赖以形成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后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思维中进行逻辑抽象和概括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对“相结合”原则本身的深刻哲学概括和更深层次的抽象与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原因。正是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获得了真正成功的哲学基础。
(三)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互交织和重叠同时进行和产生相关毛泽东思想的开端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开端,相互交织,构成同一个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相伴而产生。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时发表了两组文章,正表明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同步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始于1927年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端,也始于井冈山斗争时期。当时(1927~1930年)毛泽东共发表了两组文章:一组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一组是《给林彪的信》(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本本主义》。前一组文章,系统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标志着井冈山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开始形成,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正式开端;后一组文章则对建党后近10年的党内正反面经验,第一次进行了深刻哲学反思,第一次从理论上、哲学方法论上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刻哲学总结,在党的历史上首次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提出反对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
毛泽东不仅在井冈山时期开始运用“思想路线”概念,写有《反对本本主义》的认识论著作,而且这一时期他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早在毛泽东到延安读苏联哲学教科书和艾思奇的哲学著作之前,他就已通过列宁的一些著作以及打漳州后获得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译本等著作,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论。1930年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既是认识论著作,也是思想方法论著作。实际上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开始阐明中国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著作,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的结果。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优于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地方,正在于他一贯重视认识的方法,即思想方法论,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一时期他已学会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这是他掌握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唯物辩证法)的开端,为他进一步全面掌握和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运用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基础。此时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都是将阶级斗争理论作为阶级分析方法来运用的典范。而阶级分析方法也就是矛盾分析方法。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它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通向唯物辩证法的中介和桥梁。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来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那么,土地革命战争44时期,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已有质的飞跃。这时已不局限和停留在阶级分析方法上,而是开始直接地加以运用,特别是通过掌握和运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理论,来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和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矛盾分析方法。这表现在:
(1)运用“矛盾”范畴,分析中国社会诸矛盾,作为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特点的方法。
1928~1930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文章中,开始集中、突出而又创造性地运用“矛盾”范畴和矛盾分析方法,从而作为开始产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可谓是我党在“六大”后真正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一个典范,是从帝国主义矛盾引发中国各军阀之间矛盾这一基点出发,剖析国内形势,确定革命任务和道路的第一篇深刻文章,也是毛泽东本人直接运用“矛盾”范畴,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第一个成功范例,表明唯物辩证法此时已开始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在“国内的政治状况”一节,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2]47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对矛盾分析方法的运用更趋纯熟自如,这表现在:文章大量运用“矛盾”范畴,对必然引起中国革命高潮的诸种矛盾,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特别是他的至理名言———“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洋溢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更为重要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已直接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问题,强调这是正确进行时局估量和决定战略方针的关键,表明了在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更大自觉性。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1]99犯有革命急性病和革命悲观论者的共同认识错误,就在于不懂得这种科学分析方法。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更是用了几十个“矛盾”字样,来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狗咬狗”的矛盾。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总结军事斗争经验,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强调研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各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1]173(2)突出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于中国,从而突出运用了这一规律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
这种运用表现为密切联系的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思路是从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到认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再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并且把革命发展不平衡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以乡村为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另一条思路是,从认识人类历史上两种世界革命(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到认识当代两种类型的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再到认识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除上述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和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量运用唯物辩证法诸范畴,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工具。特别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除大量运用了一般与个别(特殊)范畴外,还运用了本质与现象(实质与形式)、必然与偶然、主观与客观、部分与全体、抽象与具体、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等辩证法范畴,充分表明了他的辩证思维的特征和对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掌握和运用。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直接全面运用,奠定了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理论的基础,对毛泽东哲学认识论、矛盾论、军事辩证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统一战线等理论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运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
(四)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自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高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新高潮,是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脱颖而出的另一重要动因。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此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在这一波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潮中(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我国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达113种,唯物辩证法更是“风靡全国”),特别是在哲学上,从20年代初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进而到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这就使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有了全面的了解,并进而产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宇宙观和方法论分析形势的迫切需要。正是在抗日战争中,先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哲学之大众化”、“普及化”等要求与实践,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脱颖而出;正是陈唯实、艾思奇、陈伯达等人先提出“新哲学”(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现实化和通俗化,然后毛泽东才提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然后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45化过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1936年陈唯实率先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主张。他指出: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3]7他的《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可与艾思奇1935年出版的《大众哲学》相媲美。
提出哲学“中国化”最为人所知的是艾思奇。艾思奇从1934年底到1937年在上海写作与出版了《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等3本哲学书籍。这3本书用深入浅出的手法、通俗的语言,浅近的事例,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使抽象深奥的哲学具体化、通俗化。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通俗化、大众化、现实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贵的重要尝试。他在1938年4月接着陈唯实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获得相当成果的。”[4]3871936年陈伯达在其倡导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中,也已明确提出“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的主张”,已蕴含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定内涵。
陈唯实、艾思奇、陈伯达等人在新启蒙运动中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后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作了重要的前期思想准备和理论铺垫。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深受教条主义之害的毛泽东就一直在反对“本本主义”,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做法,这一点与陈唯实等人发起新哲学运动的宗旨可谓不谋而合。他们提出的“中国化”口号,理所当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五)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后,其所以一直没有突出提出它的“中国化”问题,可能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流程有关。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的剖析,揭示出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揭示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前景。
这在中共夺取政权前,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根本不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当然非当务之急,也缺乏现实研究的基础。至于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着重研究的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即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而对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则不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人关注和讨论的主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才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60年的艰苦探索,终于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如果分别来说,今天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应当说都是最为成功的(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曾获得骄人的业绩,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当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也同时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是新的飞跃。
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突出成果,为不发达国家,为人类开辟了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它可以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科技革命和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续写的新的《资本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资本论》,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作了新的阐释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超速、持续发展的伟大成就,使西方经济学者瞠目结舌,认为是他们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和说明的“奇迹”。当然这一“中国化”还有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系统总结和阐明。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差异或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如影随形、难分难解,但两者毕竟又有一定区别。
(一)相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歧义更多,因而更其艰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较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更难回答和统一认识。因为马克思终其一生没有写过一部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著作。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有些是论战性著作,有些是手稿,有些未全文出版,有些言简意赅,引起不少争论。后来的《资本论》等著作,虽然是“大写的逻辑”、“大写的”辩证法,但毕竟不是哲学专著。恩格斯后来写的几部哲学著作,也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规范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或其它,目前在国内引起很大争论。事实上100多年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一直有重大分歧甚至严重对立,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产生了“我们拿来运用的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仅仅是它的一个部分”,甚或“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的问题;更有甚者,有人甚至怀疑是否是赝品,认为“中国人以赝为真,误入歧途”。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哲学是从苏俄传来的,主要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是恩格斯的哲学、列宁的哲学、布哈林以及其他人转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则主要是斯大林的哲学以及按照斯大林观点写出来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艾思奇到毛泽东,都是苏联模式的哲学。当前国内相当多的人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而非恩格斯、列宁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一种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争论始自20世纪30年代卢卡契和柯尔施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的哲学与恩格斯的哲学对立起来,认为两者的分歧是“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实体思维方式”与“实践思维方式”、“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歧。改革开放后这一观点在中国发酵至今。一些人因此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呼吁。
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一直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其最大特点是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客观世界的运动性、运动的规律性和这些规律的客观性,可知性。这是一个突出强调科学理性的体系,对人的主体性、人的精神世界关注不多。在很长时间内,被中国化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严格地说,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还不能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画等号。还有一种观点,干脆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因此当然谈不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种观点主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特别是辩证唯物论,认为它根本不是科学。这是近30年来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中的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而它主要来自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卢卡契,科尔施,郞兹胡特等人。他们认为整体的世界根本是不可知的,马克思没有宇宙观的思想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以本体论为主要对象和内容,是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不是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既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尚且众说纷纭,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缺少马、恩经典系统哲学文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极大难题。诚如有的学者所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散见于时间跨度长达将近60年的他们的全部著作中,各种哲学论述因针对的对象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强调的问题不同,因而往往只是反映了他们哲学思想的某个方面、侧面,表现出不同的色彩,甚至显示出互不一致、相互冲突,这是出现“马恩对立”,“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对立”论的主要原因[5]8。今天中国哲学界对“究竟有没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有很大疑问。有的人认为“是有的,但建立这样的哲学还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相形之下,“有没有比较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则全世界则早已有基本共识。
(二)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新形态已经创构并在不断发展中,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当代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至今仍在进行中,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哲学新形态仍在创构之中由于哲学本身的思辩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较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其抽象化,普遍化要求更高、同时在具体化,民族化方面,要创造出在内容、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在话语系统、致思趋向、体系架构、逻辑起点、重点说明、价值目标和哲学范畴等方面都具有中国哲学文化特色、又为多数人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体系,是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艰难的任务。
同时,哲学思想与具体实践之间有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环节,更难从某一具体实践的成功与否直接推论出它的中国化成功与否。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准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也更难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虽已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如毛泽东哲学思想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至今则仍在构建之中。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较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更难以“化”与被“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比较,中国不存在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独立的另一种中国传统的主义(儒学并不是一种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需要面对中国存在的一种与之绝然不同的旧有的传统的中国哲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无区别;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迥然不同,后者被视为一种在中国得到发展的外来哲学,而未转化成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因此才有中哲、西哲、马哲的对话要求。换句话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哲学,应当就是中国当代哲学,它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标志。
(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党的领导集体与哲学工作者可能出现不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由党的领袖、党的领导集体来完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加以具体化、民族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虽参与其中,但这些理论工作者往往同时也是党的思想领导部门的领导干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不同,它的专业性更强,因此往往由一批哲学工作者或哲学家更早参与或更多研究,所作的贡献也更多。毛泽东哲学思想固然主要由毛泽东所创立,但李达、艾思奇等人也有很多贡献。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专业性更强,哲学工作者必然参与更多,在新时期这两主体在认识上可能出现分歧,党的领导集体或领导核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认识,可能与哲学家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不仅毛泽东、邓小平,而且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等党的领导核心至今都始终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近年来国内相当一批哲学工作者则认为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47一个形态,今天则已为“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新的哲学形态所取代。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许多方面既基本相同或雷同,又有一定区别或差异;无论研究哪一方面,都会促进另一方面的研究,自不待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一个不同之处:第一次历史飞跃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就包含毛泽东哲学思想。而第二次历史飞跃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哲学基础是什么,是否同时产生了继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态之后的第二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或者仍是第一个哲学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目前国内哲学界其说不一。一批哲学工作者认为后者在建构之中。他们不同意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斗争哲学”、唯意志论哲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应是“和谐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等等。还有一些人不太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第一,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简单归之为“斗争哲学”是不正确的[6]。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新理论成果究竟是什么,是继续发展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抑或其它?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否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哲学,它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否根本不同抑或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新发展?笔者认为,应当说无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点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作为两个内容和历史背景相区别的理论形态有所不同。《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实事求是、辩证的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组成部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不过改革开放新时期30多年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已有大的新推进,已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新科技革命相结合,与时代新变化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相结合,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更好地相结合,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已发展到新阶段,这个新的哲学形态有什么特征,何以命名,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中来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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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品华.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斗争哲学”[J].江西社会科学, 2009, (2): 40-45.
（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