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儒】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几点断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仍然有分析、探讨和评论的余地。就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其学术与文化是否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学术思想的活跃与兴旺，会使一个民族的精神充满活力，变得生机勃勃;反之，学术思想的凝固与停滞，会使一个民族失去生机。这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就可以先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

本世纪初，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力左右世界》这篇论文里，高度评价了学术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设问:自从开天辟地到今天，凡人类居住的世界，发生作用最广泛又最经久的究竟是什么?

是威力吗?假使是威力，那么，亚历山大狮吼于西方，成吉思汗龙腾于东土，其影响所及，应该很久，但可惜，“吾未见其流风余烈，至今犹存焉者也”;是权术吗?如果是权术，拿破仑第三弄政柄于法兰西，当其盛时，炙手可热，威震环稼，一旦失败，其政策与谋画也随之与人一样，身名俱灭。那么，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究竟是什么?他的结论是“智慧而学矣!学术而已矣!”

梁启超在本世纪初讲的这番话，现在读来，仍不失其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可继承的方面说，可以分三个层次。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中，有一些说法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观点接近或吻合的，可以帮助人们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理解与认识。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中，有一些论点或判断，虽然自身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马克思哲学观点不完全相合，但它有某些特殊优长，因而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在彼此间起互补效应。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里，有一些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所缺少或虽不缺少却较为薄弱的，应当大大地发扬出来，以振兴我们的民族意识或民族精神。以下让我们分别来作一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是促进某一社会得以形成、发展和巩固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也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又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查阅中国古代文献，可以发现，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这样严密逻辑和清晰语言来表述生产力这个概念的，确实没有;但类似的思想，类似的话却很不少。只是由于过去这些精彩的观点不为人所重视罢了。

在中国哲学史上，墨子是突出地把“力”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出来并加以论证的。当时同墨家相左的儒家，比较强调德，而墨子却认为，德和力相辅相成。墨子说的力是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支出，大意是指劳动。照他看，“农夫”的“耕稼树艺”、“妇人”的“纺绩织纫”，官吏们的“听狱治事”等，均属于力的表现。

墨翟说:“今人因与禽兽、糜鹿、蜚(飞)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糜鹿、蜚(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爪)以为垮履，因其水草以为饮食。固唯(虽)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纫，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卜巧慧思是说:人与其他的动物不同。其它的动物用它身上的羽毛为衣服，用它脚上的蹄爪作鞋靴，用自然的水草为饮料食料，所以，它们中间雄的不必耕种，雌的也不必纺织，衣食都不成问题。人却不同，人要靠自己力的支出，只有出力劳动生声才能生存，不出力劳动生产就不能生存。这叫做“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o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口忽上面引证的墨翟的话比之恩格斯这段话里的表述，虽说在表述的精确程度上略有差异，但其核心内容却大体相同。

其实，从中国文化思想来考察，早在墨子之前，被称为一代名相和霸主之辅的管仲就阐述过力的文化意识。他认为，社会生存的基础在于提供生活资料，而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则是由农业劳动提供的。由此，他特别强调，发展农业的前提是保护农业劳动力和不违农时。他明确说过:

在农忙季节，君主不要让农民服摇役，也不要征兵打仗。“不夺农时，则五谷兴丰”，③“无夺农时，则百姓富”。④他还在《四时》篇里提醒人们不能错过四个季节里的关键时刻。在春季最要紧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要紧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要紧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要紧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⑤《管子》一书又告诫人们:农时的把握对农事活动十分宝贵，说过:“今日不为，明日亡货”。⑥即今天不进行生产，明天就没有财物可用。这同马克思恩格斯说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心是一个意思。

应该说，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和在《管子》一书里反映的中国先期法家思想中这些尚力学说，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很大，如墨子所提倡的非命(不信命)、非乐、节葬、短丧等都是从节约劳动，爱惜财物这一根本观点而来，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则认为只通过劳动、变革自然物以为人所用，人类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至于商鞍主张的一尽地力、二尽人力⑧更是把力的作用说到了极致。

韩非是荀子的一名弟子。在他的书里，把前面提到的墨子关于力的概念又作了新的设释，他认为，崇德和尚力应因时而异，“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⑨他说的气力是泛指实力，包括兵力强弱在内，但首先还是指经济力。比如，在谈到农业时，便强调:“人事”、“王功”都可以使生产增加，但综合起来看，产量增加还主要靠人事。

人事里包含许多因素，如劳动者的勤奋努力，“丈夫尽于耕农”、“妇女力于织纫”;生产知识的提高，“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明于权计，审于地形”;生产工具的改进，如“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小，成功大”;财富的节约使用，“俭于财用”等。。他总的看法是，“人多皆人为也”，就是认为生产的增加，主要靠人的力量。正因为这样，他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广阔前途充满信心。这些看法完全可以作为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互比较及相互印证的读物来对待。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三条基本规律。但如果仔细阅读原著，很容易发现:在不同时期的著作里对同一规律的阐发乃至表述，是不完全相同的。拿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里，在谈到这条规律时，是把对立的作用与统一的作用几乎放到同等地位来考虑的。他说:“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内，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但是，到列宁写《哲学笔记》时，开始强调在对立双方的两重关系中，斗争的作用大于统一又重于统一，并且指出:“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应当说，列宁在1914年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强调斗争的绝对性有其历史理由。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布尔什维克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任务也繁重，当时应特别强调斗争性的重要。然而，在渡过了这一段战争岁月之后，到了苏维埃取得政权，进人经济恢复阶段，特别是进入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他就开始强调对立统一关系中的另一个侧面，即统一性或同一性。此时的列宁，十分赞赏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里关于“辩证的—历史的方法是在社会的特定历史形式中考察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说法，并明确提出“辩证法包括历史性，”。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依据这种认识，认为在新的时期，不应再强调斗争，而应强调同一，包括应注重“对立面的结合”、善于掌握“中间环节”、“过渡状态”等。还多次指出:对立面的趋向和方面不仅互相对立着，并且也能暂时地互相适合、融合，朝着同一方向运动。又说: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要特别重视辩证法的这一方面特点。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时写成的，在阐述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时，直接引用了列宁在《哲学笔记》里的观点，不过，对上述两方面的关系讲得比较全面。问题在于，当我国已经由革命战争时期转人经济建设时期以后，如果再继续片面地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以及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就违背了辩证法包括历史性这一观点，就有使辩证法理论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的危险。不幸的是，我们在1957年以后的20年间，把阶级斗争逐步升级，把矛盾的斗争性无限夸大，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终于使我国坠人了十年内乱的深渊。这不能不说是由于不尊重事物的辩证性质和不懂得辩证法具有历史性而受到的历史性惩罚。

其实中国古代典籍里，包含了十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人讲辩证法，总是把同一与对立联系起来，不是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在讲到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会互易其位时，应想方设法，防止其易位。如《内经》里讲:“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阴阳家讲阴阳两性时，也总认为其能相生相克，不是孤立地讲生，也不孤立地讲克，讲到同类中不同部分相互关系时，更是突出其相互配合的优点，如《吕氏春秋·应同》里说:“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后一句的意思是说，两件乐器，如果震动数相同，可以引起共鸣，也就达到了“同声相应”，计然⑧在讲到发展经济的办法时还说:“时断则循，知断则备”。意思是:如果对天时变动的规律有所判断，就可以遵循这些规律;如果知道了天时变动中有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变化，便要预先有所准备，以防止灾难的发生。他举例说:在天旱的时候，知道早就要转化为涝，应赶紧预备船;在天涝的时候，知道涝将要转化为早，要赶紧预备车。叫“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就是懂得了事物矛盾双方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应创造条件，防止其转化。、‘人们又知道，《易经》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辩证法著作。它特别看重变，易的本意也是指变易。《系辞传》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意思是，天上的日月星辰在变，太阳有明有晦，月亮有盈有缺。地上的山川、草木、禽兽也在变。如“百川沸腾，山川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⑥至于世道兴衰、人事存亡方面的变化，更是司空见惯。正是鉴于这种事实，《易传》里特别强调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它的一句名言。但这里说的变并不是像唯物辩证法里说的由一事物变为他事物，使事物原有的质全部改观，而是在维持旧事物，并使之能得以健康发展的意义上的变，也就是通过废弃旧的手段，动用新的手段，使事物发展变得通达，顺畅与圆满。日常说的“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就是这个意思。梁启超在解释中国何以应变法维新时，用十分鲜明的语调说:“夜不秉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声也是主张要运用新的手段，使旧国得以长存。

如果说，唯物辩证法在说明一个旧事物何以会变为新事物，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采取什么具体形式会变为新事物，有其独到优点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传统，则是在一个旧的肌体遇到某种障碍，需要排除或新的肌体建立之后怎样能保持良性循环等方面有其独到的优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唯物辩证法中不涉及事物在量变阶段的情况，是涉及的，不过不作为重点罢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唯物辩证法同中国传统哲学里的辩证思维传统，两者是互补的。

最后分析一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里，有一些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所缺少或虽不缺少却较为薄弱的，如人生哲学，应大大地发扬起来，以振兴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梁漱溟在谈到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思想时说:中国儒家离不开人来说话，一切的立论依据总是以人为立足点，说来说去，总还归到人身上，不在其外。又说，这种关于人的学问，既不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类，又不属午西洋古代所谓“爱智”的哲学，更不是文艺。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或者说，是自己生命上的一种修养的学问。

孔子作为一位学者，确实是特别重视人生修养的。他尤其注重于造就人的完全人格。孔子讲的仁，就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自觉，他讲的忠恕是“为仁之方”，智、仁、勇是指一个合格公民的全面素质培养。他推荐他的弟子颜回，认为他能保持“仁人”境界达三个月之久。对孔子而言，用不道德的方法得来的富贵，他是十分鄙视的。

孔子认为，每个人都应求得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使其能始终保持“感应灵敏，通达无余”的状态，认为“滞而不活”，有悖于生命本身的性质。他自己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这种情况;而他说的四毋一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严也是这种情况。四毋的意思是:遇事不要从个人私意猜测出发(毋意)，不要武断地认为一定是这样(毋必);不要固执已见(毋固)，也不要因为这个看法是我的便不肯放弃(毋我)。只有保持这种心态，才能使自己达到上善如水，从善如流的地步。

过去有人认为，只有儒家讲人生哲学，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除儒家外，墨家、道家，甚至儒家所批评过的重生学振，也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均有其可取之处。

比方说:墨子便是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兼实行家。墨子及弟子们为兴天下之利，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曾终日奔走劳碌。他们对自身的要求之严，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如必须穿布衣、着麻鞋、吃糙食，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连反对过墨子的孟子也不得不承认，墨子及其门徒能做到“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意思是，光着头顶烈日，脚底板磨破了走泥路，全是为天下人的幸福而奔走。胡适曾称赞墨子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肯这样做。。

史书里还记载:墨子作为一位非攻主义救世家，当听说楚将攻宋时，走了十天十夜，赶到邪都去见楚国匠人公输般，后来又见楚王，力谏楚国不要攻宋;并且，用自己制造的防御器械与公输般制造的攻城器相比试，结果九战九胜。最后，楚王不得不罢兵言和。墨子为谋求公众利益而显示的大智大勇，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o如果说，在中国先秦学术里，儒家同墨家都主张培育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大多从积极、进取的方向提出问题，那么，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则是作反向思考，指出人们一味地进取会有其弱点，如只知进取而缺少退让，只顾向上而不肯向下，只希望成功而不准备失败，违反了道的原则，也不符合于对立双方在实际运行中互相转化的规律。正是依据这一奇特的思维方式，道家主张在人生修养中，遵循“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即对自己的“为”有适当的限定或约束，可为即为，不可为即不为，“为”者未必有利，“不为”或一时“不为”者未必有害。它批评儒家，说它赋于人们以太多的使命感和义务感，又不赞同墨家和法家，把力的作用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是赞成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柔时如涂涂流水，刚时如金戈铁马。又主张，每遇强敌，应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就是探索到合乎规律性的东西再行动。尽管有人批评这一人生见解是消极与遁世，但从本质上看是相当深刻的。

除儒、墨、道三家之外，法家、兵家、阴阳家等也都提出过有益的人生见解，暂且不谈。这里只补充一个情况，即儒家曾用大力批评过的杨朱哲学，从某一特殊的角度看，也不无合理之处。

在《吕氏春秋》里记载的重生学派，反映了杨朱(或杨生)对人生的根本看法，认为:天下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加宝贵。耳朵、眼睛、鼻子、嘴巴都是为生命服务的器官。耳朵想听音乐，眼睛想看色彩，鼻子想闻香气，嘴巴想吃美味，但若是对生命有害，无论哪一种，都要加以节制。耳朵、眼睛、鼻子等好比是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员，都应当听从君主(人)的调遣，都不可擅自行动。这种认为人应当对于各种感官进行支配与调遣的做法，就是很好的重视生命的方法。⑧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潮流，有人为追逐利益而奋不顾身，有些暴富的人们甚至挥金如土、穷奢极欲。请他们读读重生学派的这些话，无疑也会有莫大的好处。

                                                    （原载《新视野》2000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