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家胜】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

 

本文之所以称为“再论”,是因为笔者已经就该题写过一篇文章[1](第156页)。之所以要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则是因为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始终的“源”问题或基本问题,它需要我们从不同角度去探讨。只有对这个问题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回答,我们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是一个解释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存在着解释学问题毋庸置疑,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究竟有怎样的解释学问题却需要进一步确定。依笔者之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学问题。之所以如此说,理由是充分的。其一,只有提出此一问题,才能彻底唤醒沉睡在人们身上的解释学意识,避免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讨过程中出现所谓“理解的遗忘”。这种“理解的遗忘”在我们过去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常常出现。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时,我们尽量消除自身的存在,闭眼不看我们面对的实际,只知一味地照搬照抄,并自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这就是“理解的遗忘”。它所造成的危害是大家都十分清楚的。其二,只有通过这一问题的提出,才能将蕴涵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种种理解问题尖锐化地呈现出来。当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时,我们必然随之意识到: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既存在着“时间间距”,又有着“语言间距”,它们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障碍还是条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既是在此时此地进行的,因而总是有限的,但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而言,我们又必然要求超越这种有限而达到对它的完全的或无限的理解,我们如何克服这种有限性或者通过有限理解而达到无限理解?正因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总是此时此地进行着的理解,因而理解必然具有多样性。然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目的又必定是要达到共同的或统一的理解,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关系呢?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根本目的是要创造和实现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改造我们的实践生活,这一目标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总之,上述这种种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惊异之问中才能暴露出来,并且只有认真解决了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才能得到合理有效地回答。其三,此一问题只能通过现代解释理论才能获得较好解决。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基本问题或“源问题”(对此也不会有什么人能加以反对),那我们也就应当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去寻找最合适的解决途径或方法,也就是在提问的同时将自己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表现出来。否则,问题就只能是空洞地问问而已。关于这一点,海德格尔说得好:“在探索性的问题即在理论问题中,问题之所问应该得到规定而成为概念。此外,在问题之所问中还有问之何所以问,这是真正的意图所在,发问到这里达到了目标。”[2](第6-7页)伽达默尔认为,“不是真正有明确目的而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没有明确意义的问题”[3](第483页)。基于此一考虑,我们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已预先显现了我们立足现代哲学解释学的视野来回答这一问题的意图。从根本上说,缺乏哲学解释学视野,这一问题也不可能获得有效回答或解决。这正好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与解释学之间所具有的深刻关联,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学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性质和特点所决定

虽然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问题,需要从理解何以可能、何以产生、何以实现等问题入手,但由于现代哲学解释学对这些问题已作了充分讨论,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在它所清理的地基上展开我们自己的工作,从而避免我们去绕太多的圈子。不过,我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时,却不能背离、只能灵活地运用哲学解释学已经获得的相关原则。

现代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人本身的存在方式。这就是说理解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作为理解者的我们与作为理解对象的客体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外在的或对象性的关系,理解也不是对理解对象之固定意义的把握。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理解对象与理解者之间存在着相互隶属的关系。理解就是对这种存在关系及其意义的把握。任何文本或理解对象都只有与我们处在某种存在意义上的先行关系之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情形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我们发生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实践层面、现实生活层面发生作用,才有可能被我们真正理解。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作用,或者我们只是从书面上或文字上去把握它的意义,那显然,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对它的真实理解。什么因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作用并在这种作用过程中被我们所理解呢?这不能由别的什么所决定,只能一方面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另一方面则由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所决定。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性质和特点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世界性和当代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被中国化”或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化”的根本性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说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4](第57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实践与以往人们所说的实践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以往的实践大都指伦理道德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践,诚如上面所言,是“改变事物现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最根本的内容是两项: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当然也包括被中国化提供了条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一点:

第一,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奠基作用,那么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永远不能被囿于书斋之中,也不能被禁锢在精神领域之内,更不可能成为被少数人赏玩的理性产品。它的本性决定它必然地要从自身中走出,与社会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增强和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同时,因为它始终将生活实践放在最高位置上。因此,它也会自觉地使自身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为着更好地与实践结合而不断修正自己理论上的偏差。当它这样做时,它也就获得和保持了自身永不衰竭的生命活力。一旦离开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它也会立刻凋零和枯萎。实践性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能够“被化”的内在条件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青春的奥秘之所在。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实践是物质生产实践,是改变世界的实践。这一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实践才能实现自己,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自己,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武器,才能真正解放自己。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4](第15-16页)只要无产阶级的队伍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膨胀而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只要劳动群众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没有得到改进,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只要人间还存在种种罪恶和苦难,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以改变世界、使之不断革命化和合理化为己任的哲学,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所需要的,就是人类所需要的。它的不断被各国和各民族所理解和接受、被民族化就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奠基作用,并且将实践确定为“改变事物现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具有真正普遍性的特点。这种具有普遍性特点的实践既说明了人类理解活动的必要,同时也为人类理解活动提供了可能。因为人们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没有相应的社会结合形式,物质生产活动就不能进行。既然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才能进行生产实践活动,而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要将许多分散的个人联系在一起进行共同的生产活动,没有相互的理解又是不可能的,那么,理解对于人类实践活动就不是一种外部的因素,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理解的可能也来之于人们共同的实践生活,没有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共同生活,理解就是不可能的。正是实践的普遍性以及由社会物质生产所决定的社会组织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普遍性,人们相互交往的普遍性决定着人类精神活动具有相似相通之处,从而也就决定了精神产品、特别是那些真实反映现实物质实践活动状况、体现了实践需要的精神产品的可理解性。也只有这类精神产品能够得到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普遍的接受和认同。也就是说,一切精神产品都由它们自身给出“被化”的条件。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由于它倾听实践的呼声,反映实践的要求,将实践视为我们一切理解和认识活动的根本条件,因而它被广泛传播和接受是必然的。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哲学,缘由有以下几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把握世界的。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了世界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未来。这些就为人们理解世界历史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特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同时也为中国化提供了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特点不是指一种理论上的要求,而是与自身的实践特点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哲学,不是指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指它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中确证自己是世界的一般哲学这一根本性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实现了自己,它也就实现或证实了它作为世界一般哲学的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必须通过民族化才能展开和实现。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各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才能实现。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毛泽东、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为民族化从而也为世界化提供可能,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提供确凿证明。这一切都是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实践、或以实践为基础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实践哲学、世界哲学,而且也是当代哲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当代价值或当代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正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华民族所必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并不完全像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处时代未发生根本变化,或者是因为马克思所要解决的问题尚未获得根本解决。这样讨论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事实上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所揭示的时代现象和内容与现时代也有了根本性差异。如果否认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些变化和差异进行研究,而是通过将时代凝固化来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或价值就不能显现。不仅不能显现,而且由于我们将时代凝固化而会犯“刻舟求剑”之类的幼稚错误。只有将当代变化了的时代现象和内容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或价值才有可能体现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是因为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尚未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有所帮助,这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马克思只能提出并解决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解决,并且,即使是不同时代的同一问题,其存在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幻想马克思能解决所有时代的问题,抹杀问题存在形式的特殊性,这正如黑格尔所说,是荒谬的[5](第12页)。否定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锁定在时代的非变化性和问题的未决性方面,我们究竟应怎样去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或价值呢?这里着重提及的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与时代变化相适应的辩证否定或深刻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这种辩证否定既针对其它事物,又针对自身,特别是后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生命活力或当代意义的奥秘所在。这种辩证否定观或自我批判精神源于对存在性质或人类实践活动的尊重。“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是人类通过长期实践活动总结出的重要经验,它规定了我们人类对一切事物的认识和理解的非凝固性。我们只能根据存在本身的性质进行理解,否则,对事物与人类经验作静止的理解,那只能导致人类理解误入歧途和完全的无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是由中国社会实践发展要求所决定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性质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性和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以可能的根本条件;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方面看,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上述特点契合了中华民族的实践要求,从而也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内忧外困,生死存亡系于一线。面对此情此景,有识之士为着救亡图存,开始把眼光转向西方,试图从西方文明中找到救治中国的良方。他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不能救中国。因为这些理论都是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服务,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其它地方进行殖民统治辩护的。这些东西显然不能拿来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获得翻身解放的武器。唯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由于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猛烈抨击和辩证否定,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的暂时性或历史性,它才理所当然地得到中国人民的深切认同。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尖锐批评,对落后民族遭受资本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所表现出来的深深同情,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无可抗拒的魅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更是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鼓舞。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这种变革现实的实践力量,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的现实的效力吸引了中国人民和她的先进分子,并促使他们积极热情地宣传、介绍、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倾注精力,在改造中国社会实际、在与中国实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其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的一般哲学,唯其如此,它才能够满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迫切需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实践方面来看,无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都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进行的。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属于整个世界历史的,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世界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革命,中国革命不能取得胜利;不用世界历史眼光来审视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证明,而且还将继续得到证明。毛泽东曾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作出论述。在他看来,虽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而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但由于世界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又是由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层来完成的,因而这场革命又是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其历史结果和发展前途,不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世界眼光,毛泽东不可能有如此清晰的看法,也不可能得出如此明确的结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从世界历史出发看问题,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在这点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是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从社会主义中国所承载的世界历史责任和使命这样一个视角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特别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更是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如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极具世界历史眼光的,不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思考问题,或不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哲学的立场来观察问题,根本就不可能提出这样一些充满智慧的方针政策。

其次,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和提升方面看,我们也需要作为世界一般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哲学不仅说它将变成世界的现实,不仅说它反映或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仅在于它吸收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精华,是人类哲学发展成果的集大成者,而且更在于它肩负历史的使命,在同各国社会实践结合过程中,改良着各民族的思维习惯,促使其传统思维向现代思维转变,并将各民族的传统哲学提升到当代世界哲学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提升中国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哲学思维水平,也是由它的实践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不同民族哲学的接触中,由于它是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并改变着自身形式的,所以它才永远保持着自身的开放性,因而也能够使自身得到不断丰富和提升,从而保持着自身作为世界一般哲学的地位,并发挥其作为世界哲学引导世界范围内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作用。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但更多的是存在着大量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素。中国传统哲学比较直观,缺乏论证性,哲学思维的水平也不够高;它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有不少封建性因素包含其中,等等。这些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之进行改造。只有通过这种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才有可能获得新生,从而才能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是它能够被中国化进而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时代本质和时代各种矛盾的深刻揭示,不仅在过去的革命和建设中对我们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使我们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和发展战略等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而且在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发展中,更需要从这些论述和思想观点中汲取有益的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更是我们今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它的一切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一切历史和精神活动的特殊视角,永远是我们应当遵从的基本准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和深刻的批判意识同样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或许永远都不能放弃的一种思维方式。辩证否定观和批判意识之所以今天特别需要,是因为我们在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如果在这些倡导中没有包含自觉的辩证否定观和批判意识,那么这些倡议就是毫无内容的空洞教条,因而也是毫无价值的。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也不可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因为我们所说的实际也好,实事也好,时间、时代也好,它们自身都具有辩证否定的性质,因此相应地,对它们进行意识的意识以及反映这一存在状况的思想状况也就必须具备同样的性质和特点。否则,我们就只能陷入保守和教条主义的泥潭。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