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佃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法论的两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1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学者们不仅将这一研究领域在形成之初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引向深入，而且也在不断开辟出一些新的问题域和理论方向，从而使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理论成果也随之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①。在这样的学术情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进行考量与反思，不但不会变得多余，反而是极其重要、极为必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能仅以研究成果的增多和数量的积累为判断的标准，更要以理论讨论的质性突破为根本性标尺，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就内化为方法论检讨的问题。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方法论中有两个问题尤为值得指认与解述：一是“中国问题”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路向厘定；一是学科互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视域融合。

　　一、“中国问题”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路向厘定

　　由于迄今为止呈现在学术界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一个论题并不固定的学科领域，所以学者们完全有可能依托学术创新或者其它的标准开发出全新的理论论域。这本是这一学科研究之不断推进的根本性内驱力之一。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兴未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论域的不断开拓才形成的理论结果。然而，必须彰明的是，将什么样的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框架之中，根据什么样的理论范式来深化这种研究，其实并不是可以随意匡定的问题。一个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破解中国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其主导逻辑的，那么，其研究就应当有相对明晰的学科边界，其外延的伸展与收缩，也要以对“中国问题”的捕捉与考量为基准。就是说，进入这一学科界域中的，应当主要是中国理论视域和现实境域中凸显出来的重要问题（当然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全部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一基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难以说明也难以赢获其合法性的②。由此可知，提出“中国问题”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尤其是这一研究的边界而言，具有方法论提升和学科规范的积极意义。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来讲，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一开始就应当建立在“中国问题”范式的基础之上。这本来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但迄今为止，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问题”范式还没有牢固树立，这与下述情况不无相关：我国哲学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有不少学者热衷于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但批判的方向并不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面向中国现实，而是着力于追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是否以及如何趋于合理，范畴是否以及如何达及恰当，论述是否以及如何符合经典文本，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不同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为如此一来就可以摆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困境。这一趋向于学术性的研究定式实际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时常偏离“中国问题”，而变成了经院哲学式的概念推演。我们并不认为这一定式毫无意义，因为它毕竟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更多观察视角，由此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为广阔的可能性发展空间，但它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纯逻辑演绎，和以纯粹思辨理论的坐标体系来重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问，实质上更多的是重返象牙之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脱离现实的层面，脱离中国的实际，使之蜕变为自言自语的学理公式的铺陈与推导。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得以不断复兴的最近20年中，这一研究定式始终以一种或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起着导向性的作用，由此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时常是以纯粹学术性的语言出场与在场，进而也就淡化甚至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本来应当关注的问题，使这一研究因为脱离了中国现实问题的土壤而生机萎缩，很难有实质性的创新，甚至于造成这一研究中的有些基础性问题变得视线混乱、扑朔迷离起来。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解释为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及由之而来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像“实践”这样的哲学范畴的意义就因为学术性的定式化诠释而变得模糊不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近些年逐渐地把“实践”范畴从传统纯粹的认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并将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上进行理解，这自然是关于“实践”之理论研究的一个进步③。但当人们在“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实践人学”、“实践美学”等名下进行这样那样的学术诠释时，“实践”反倒成为一个极其抽象、极其空洞的范畴。因为人们似乎更加陶醉于对“实践”作一种逻辑上的梳解，而对于“实践”的具体的内容，特别是与“实践”相关的具体中国内容，则往往不去详细地说明，由此导致这一看似在任何地方都具有解释力的范畴，却常常因为抽象空洞而任何问题都解释不了。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认：“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④，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⑤。马克思的这一指认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语境中进行的，但他的潜台词却明显包含着这样一层含义：黑格尔虽然总是绞尽脑汁地将他所叙述的事物置放于无所不包的绝对逻辑之中，但他对历史和时代问题的感嗅和捕捉却是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无法与之比肩的，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思想把握到的时代”（卢卡奇以及当今众多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解读，其实就在论证这一点）。我们常说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但黑格尔以哲学来捕捉现实的理论特质却被马克思继承了下来，进而定格为他进行哲学创造的根本法则。于是，我们看到：马克思解构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将“哲学的世界化”即“哲学的现实化”确认为哲学发展的重要理路，马克思哲学由此成为直指人的生活世界、直指历史与现实、直指社会之改造的思想智慧。马克思对纯粹哲学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阐发，皆表明这一思想智慧的现实性定位⑥，以及由之而来的对“人类解放”这样一种绝对价值理念的承诺。所以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将强烈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注入于其中的价值哲学。正是因为将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注入到自己的思想结构中，马克思才能够在揭穿了“人的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之后，再去揭穿“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真正实现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如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内在理论品格隔离在我们的学术视野之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之实质的“还原”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路径的“厘定”，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本来的意义上实现。这就是学术性定式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来的问题。因为在纯粹思辨哲学的概念结构中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隐性地预设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的结果，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历史语境、当代性意义以及民族问题的屏蔽与任意删除。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既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哲学的一种精准概括，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机理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一个将历史、时代与民族的内容接入于其中的过程⑦。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问题，一定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最为关切的问题，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在理论的制高点上把握住这个时代、这个民族。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而言，就一定需要有意识地将中国的历史、现实以及理论的重要问题植入其中，进而将“中国问题”范式证成为这一研究的主导性逻辑。这样一来，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即中国问题意识）会得到强化，而且那些模糊不清或者带有争议性的问题也会变得清晰明朗。例如，有些青年学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迥然有异，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指认的诸多问题，在中国并不能找到对应之物，而他们所批评的一些现象，在中国却成为合法性的现实（如对市场经济和一般性个体权利的立言等等）。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不可能在保留原本底色的基础之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归根结底也就只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对于这些学者来说，他们宁可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样的说法，也不愿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说法。这种观点的偏执就在于脱离了中国的语境和“中国问题”的范式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产生的结果”的真实内蕴。相反，如果根据“中国问题”范式，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程度与路径等问题都会不解自明，与此相关的种种理论误解也会由此而根除。至于上文所论的关于“实践”的理解，如果能够释放到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的捕捉当中，通过后者来实现前者，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会具有直接的针对性，关于“实践”的中国解释才会变得丰富、生动、充满张力，有历史感、有说服力。

　　从“中国问题”范式的向度来看，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性之外的另一种呼声无疑是十分合理的，这就是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联系起来，主张不仅要“回到马克思”，更要“迎接马克思”、“让马克思走进当代”。这样的呼声显然与“中国问题”范式是内在连通或者根本就是一致的。不过，需要澄明的是：如果认为“中国问题”范式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关注我们的现实，关注我们的时代，那么这一见解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发挥。萨特在批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曾指出：“在它（指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引者注）之中发生了一种真正的分裂，把理论扔到一边，把实践扔到一边。……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⑧如果说萨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那么，这一问题的根本质点就在于：理论不能以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式来关注实践，否则，不仅实践是经验论的，理论也被降格到实证科学的层面。柯尔施在20世纪初提出要捍卫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的精神，就是要求不能根据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主张的合理性就在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于社会、对于现实、对于人的存在的作用（尤其是价值导向的作用），是需要重新拷问的。“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⑨ 马克思的这句话是要表明，理论不应当只是对“平面现实”的“跟读”和人云亦云地讲述“当下即是”的生活故事，更重要的是应当在解读历史与当下的基础上进行超越性的观念创制，进而形成对现实的思想引导。“中国问题”范式若是不能在这样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建构，就与近些年被指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放逐”相距不远了。

　　二、学科互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视域融合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中国问题”范式，并不意味着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收缩到专属自己的理论空间当中，相反，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象，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具体理论区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目前的学术界面上，与其它学术方向和学科领域之间更多地呈现为一种互为他者、各自为论的分离的状态⑩。这不仅表现在学科的外在区别上（学科的划分），也表现在学科的内在理论逻辑界分上（由学科的划分而导致的学科内在问题之壁垒的设置）。这种情况虽然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在论题和方法上的特殊性，也将它的重要地位彰显出来，但由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难以从相关的学术方向和学科领域中借取可资征用的理论资源。这首先可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繁难乏力、步履维艰，其次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研究设置了障碍。从目前的学术讨论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间的分离是尤为突出，也是尤为需要加以理论的反转与澄明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从目前的学术实践来看就是相互外在、彼此分离的。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者，未必会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讨论接生为学术的论题；而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者，也未必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点作为研究的前提性预设。其实，这两种学术方向相通的地方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诉求的场境中浮出理论的水面，并走上学术的前台的，因此它们都把研究的对象和目标主要锁定在那些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特征的现实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当中，像公平、正义、个体的权利、市民社会这样的论题，是作为重要的理论对象进入到讨论的框架当中的，而这些论题恰恰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母题或者子题。两者论题与逻辑的重合可以说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场域中，完全可以开发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题与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的理论研究与形态创造，内在地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内容之一，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它内容的中国化开辟出更多的可能性空间。于是，如何在理论逻辑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问题内在打通，就成为了需要加以诠解与说明的问题。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在迄今为止的学术界面上，也没有真正内在地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问题，这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也不应当成为疑问的。但理论研究的现状却表明，人们并没有普遍地、有意识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来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现实逻辑，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其它民族形态存在何种联系、又有哪些差异，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这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定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整合起来，进而没有在“回到马克思”与“让马克思走进现时代”、“让马克思走进中国”之间建立起理论的平衡。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内在统合在一起，而又不至于混淆各自的理论重点与问题的核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结合起来。毋庸讳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许多学者那里向来就是按照苏联哲学和传统原理教科书指认的模式进行的。所以对于这些学者来说，能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评判标准的，向来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阶级斗争”等逻辑论式和哲学范畴。当他们凸显这些论式和范畴时，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路向和本身的思想结构总是难以呈现出来（政治哲学、文化哲学、革命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经常被遮盖），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之间的分离也变得顺理成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既然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必须正视的理论思潮，那么，这一思潮在中国的延展所引发的一连串的重要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话语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外在研究对象，还是已经内化为或者正在悄然内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的诸多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背景中是否也是有相应的针对性？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言现代性的事物，在中国能否找到对应之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交融与嫁接，只是一种想象，还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基本解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与结合，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具有合法性的依据。在理论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理论推进的逻辑已经表明：中国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种种哲学话语形态的构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种种思想学说的出场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学术效应其实是直接粘连在一起的[11]。这突出表现在人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等学术研究方向的厘定以及主体性问题、人的生存问题、上层建筑问题等理论问题的张扬上。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能够将这些在过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遮而不露的学术方向和理论问题呈张出来，虽然与学者们对当今中国实践（现实）语境的感嗅与解读不无相关，但与此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种种理论形态的刺激所致，是因为学者们认识到仅仅滞留于传统教科书和苏联哲学的水平上而不能参照葛兰西、马尔库塞、萨特、沙夫等人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这种理解就无法通达马克思哲学精神之根本。这样说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与理解，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马克思哲学观的解读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或者说这两个过程其实本来就没有分开推进。“回到马克思”就是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逻辑结果。如果说，前者（“回到马克思”所表征的中国学者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就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具体的学理向度，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观点在中国思想界之播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理论推进就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交叠与重合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之不能回避的现象。或者更直接地说，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要的内在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指涉到中国人如何理解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问题。在实践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形态，虽然它们在自身形成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以及在经历的发展道路上各不相同，在理论视角、问题域和研究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上也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但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和方面，因而它们之间又存在若干共同或相似之处[12]。特别是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与批判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关怀所具有的启示，是不能回避与删除的。如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接起来，既可以使我们更加理智地择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路径，又可以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照、比较中离析出新的问题。这既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它的理论掘进提供了重要的支点。

　　(原载《江汉论坛》2011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