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文本解读与形态创建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源头，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消除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误解，进行理论创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基础。

　　一、解读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就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创立１６０多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丰富经验的总结，借鉴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借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丰富而生动的事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本质特征，进而去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内涵。虽然，马克思在一生的理论创作中没写出一本专门哲学著作，这也正是马克思不同于其他西方哲学家的特点之一，但是马克思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的笔记、提纲、手稿以及论战性的哲学文本。比如，发表于１８４４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１８４４年下半年写作并很快出版的《神圣家族》，１８４５年开始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比如，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标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后来《哲学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这些哲学文本以历史实现形式和理论形态汇集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华，是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认真研读马克思留下的这些经典文本，挖掘其思想精华并进行深入阐释，既是克服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偏见和误解，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克服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思想基础。

　　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系统研究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过去的工作远远不够，而且也不能说过去对马克思原著的理解就足够全面准确，没有任何偏差和误读。今后还需要下大力气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以求尽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原意，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做好这项工作。但是，要求绝对不差毫厘地“回到”马克思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文本不可能自己解读自己，去解读文本的还是我们这些当代的人。无论怎样努力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我们也不可能彻底消除自己的“主体性”，每个人的立场方法、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语言框架乃至感情气质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支配着文本的解读方式，使解读出来的结果无法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绝对吻合。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发展，包括它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

　　二、解读文本需要坚持的几个原则

　　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否真正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是否能用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１．坚持系统整体地解读文本。整体性是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历了早期、中期、晚期等不同时期，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创作上有合作又有分工，有理论创立又有理论应用，有理论总结又有理论反思。因此，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观点、看法判断、论断结论分割开来进行研究，甚至局限于某个时期的个别词句和个别判断，而不顾不同时期马克思在思想上的连贯性，在阐述上的一致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研读，必须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把它看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并从总体性上加以研究、解读和把握，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更需注意它们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的照抄照搬，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

　　

　　当前在解读文本上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不同时期文本割裂开来，甚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倾向。例如，有的人以《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文本为依据，解读马克思主义，把它的思想解释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其理论实质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发展道路的直线论，社会形态演进的单线论。而以“博士论文”、《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文本为依据，解读马克思主义，把它的精神实质理解为人道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论，社会形态演进的多线论。实际上，这些著作都是马克思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很多思想观点都是有机的统一整体，因此只有对它们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１］

　　还有的人依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论》等构成的文本系列解读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这些文本都是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作品，它们之间相互联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加以考察和研究，才能真正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内涵和发展演进的历史。不应该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某一个时期作出的某些个别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要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考察他们早期、中期、晚期的思想观点，从整体上把握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历史地，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２］这应当成为我们今天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时要坚持的正确态度。

　　２．坚持客观立场地解读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必须从客观出发，克服由于主观政治立场、思想框架、文化背景等对文本解读和评价的影响。从客观立场出发，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要坚持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从历史角度看，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必须同当时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联系起来，与理论创立者的思想发展变化联系起来。从历史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正确的，虽然是有认识分歧的《反杜林论》哲学篇的很多哲学原理，如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等也是如此。如果不顾马克思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通信中对恩格斯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这样的历史事实，人为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些问题上的差别加以夸大，甚至使之对立起来，这样无疑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读。但从现实看，像《反杜林论》哲学篇中的有些原理和论断已经过时，这也是客观实际，对此没有必要讳言和强辩。科技革命、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些结论所依据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改变，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更新，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３］用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套解当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或用当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否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很大的片面性。用恩格斯哲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恩格斯哲学，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色彩。

　　

　　３．坚持深刻本质地解读文本。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经典的文本，这使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国家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领袖，常常是从不同的实践需要出发诠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个思想观点，这种做法有的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找到文本依据，人们见仁见智。因此，我们不仅要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资源、社会条件这些表层次的东西，还要重点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追求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等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不仅要解读浅层次的理论，而且要读出浅层次理论中所隐藏着的深层性内涵。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科学理性精神，也有人文价值关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合规律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批判精神、实践精神、反思精神；从合目的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具有人文精神、伦理精神、道德精神，充分肯定作为类的人谋划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幸福和尊严。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人被物化、异化时，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独特阐述，对作为社会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对人生存价值和意义，人类的价值和意义的向往追求，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只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手段和路径的理解和把握，对于今天我们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克服过度物化、技术化和商业化的向往追求，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中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解读文本的目的在于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创建，不能仅仅局限于解读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不仅要 “述往事”，并且在“述往事”中重新解读经典文本的本原意义，而且要“思来者”，在“思来者”中立足现实，思考未来，吸取实践的丰富营养，不断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寻找新的生长点。没有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停止僵化的理论，没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毫无生机活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不应当被视为已经完成了的终极认识，而是被看做有待我们发掘的思想宝库。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发展和形态创新。

　　１．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必须深入准确地把握时代和民族的问题。重大的哲学问题不是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而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问题根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民族文化历史演进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科学解决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面向生活、面向实际的不断生成过程。它需要不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实践、关注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科学地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解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但不是琐碎的、枝叶的、泡沫式的问题，而是隐匿在这些琐碎、枝叶和泡沫底下，体现文明之趋势、历史之向度的问题。２０世纪的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现代化的真正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只是最近三十年的事。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就有一个十分巨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并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过渡时，才开始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历史错位使得原本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共时的存在形态。现代化进程中历时性矛盾问题同时性展开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加上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同时进行，就造成了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极为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它迫使我们一方面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快速摆脱贫困，尽早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为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矛盾问题而焦虑，为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矛盾而困惑。哲学必须把这样的问题真正当做哲学问题加以讨论和解决。

　　２．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必须把它看做是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造。在当代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不能忽视其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不能不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历史前提。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民族化、本土化，并应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得以实现。总结承继中国文化遗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是“化”不成的。

　　

　　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当代中国人的权利和责任。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遗产的伟大先驱，而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创造主体。当代中国人不要为他们思想文化遗产所束缚，也不要把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责任推卸给这些领袖人物。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集中全党的思想和全民族的智慧。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上是由党的领袖完成的，更多的是“领袖人物”的权力话语，缺少的是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造。如何汇集全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是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３．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必须关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总结中国经验，“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４］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持久的、足以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立，以及改革开放相比，今日之现代化建设是更系统、更深入的民族振兴运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放眼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还在不断向前推进，实践的发展还在不断提出理论上的要求，要求理论给予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要求理论通过创新予以恰当的指导。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结中国经验使之马克思主义化，从内容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就必须破除思想的束缚和实践的局限，依据人民群众的实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它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经验。中国经验是指中国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和探索。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变为研究范式，提炼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就必须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研究范式以及表述方式。一方面，要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创立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工人阶级运动发展之中，它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阶级性；而目前中国正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环境中，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国正在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因此，必须从过去革命批判为主的话语系统转变为建设发展为主的话语系统，实现从所谓“革命范式”到“发展范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要注意在批判中继承发展，特别是在批判中发展创新。

　　在今天，要更加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建设创造功能，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应该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的第一位历史使命。就建设与批判来说，建设第一，批判第二，批判应围绕建设的主题而展开。建设与批判两者之间，批判侧重的是破旧，是“破”；而建设则是以立新为主要内容，侧重于“立”。我们经常讲“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都是强调“建设”的重要性。只靠发挥马克思主义批判功能是达不到这一目标的，更重要的是要靠发挥马克思主义建设创造功能。当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要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创造功能，还要注意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的中国化，要用中国“通用的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要让马克思主义“说汉语”。抽象概括出一套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贴近中国现实生活的新的概念和范畴，同时用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通过正确回答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使这种回答上升为理论表述、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它的真实内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获得它的价值意义。

　　

　　（原载《党政干部学刊》2011年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