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之所在

1938年4月,艾思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至今已整整70年。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他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半年以后，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遗憾的是，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幸好，它所阐述的精神没有变。直到党的十七大，又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并进一步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需“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可见，70年前，艾思奇最早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继而迅速地为毛泽东所肯定并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原则，在我们党的理论建设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再次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不能不怀念他们。

一、“中国化”的提出，解决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基本思路和精神实质是一样的。过分区分它们，乃是多余的。“中国化”的最大意义和最大价值，从认识论的视角看，就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按照艾思奇和毛泽东当年所阐述的，概括地说，这一思维模式就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并从实践经验中汲取新养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去指导新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正是有了这一思维模式，才真正地解决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使中国革命与建设能够取得一个一个的胜利，同时，也才使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真正地扎下了根，使它有了生命，有了活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首先纠正了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天起，对于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应该说，这一点是明确的。因为正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一些先进人士才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中的胜利，中国的先进人士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但在党成立后，到底应该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做指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问题并没有被意识到，并没有真正解决。那时候，实际上是教条主义占了上风。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一切拿本本来，或者完全照抄照搬俄国的做法。它不顾也不懂得中国的具体实际，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是生吞活剥地、片面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语和某些具体原则当作灵丹妙药。所以，用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必然屡屡遭到失败。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一定都是好的、积极的，教条主义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败的例证。我认为，这是把问题弄颠倒了。教条主义的失败，正是源于它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是基于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艾思奇、毛泽东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能解决好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就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行动指南。这样，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变为一种教条，而且还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乃至失败。特别是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解决好这个问题，更是十分的迫切和重要。教条主义的要害就是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一般和特殊的统一是辩证法的精髓。一句话，它不懂得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具体实践的指南，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首先便是给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当头一棒。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直到这时候，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后，我们党才自觉地从思维方式的高度，真正地解决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做指导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强调的党的思想路践和这一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二、“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解决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思维方式问题，而且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扎下了根。一个理论，不管是中国土生的还是国外传来的，它能不能扎下根，看它能不能为人们所接受，能为多少人接受；而能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以及能为多少人接受，归根到底，看它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以及能解决多大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它虽然是从欧洲传来的，只要它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它就能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就能在中国扎下根。而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中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实效,它才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下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催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由许多原理构成的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不管是整个理论体系还是其中的各个原理，它们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因为，它们都是从特定时间的特定社会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因而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同时又都有着各自范围的普遍性。因为理论的东西都是实践的升华。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具有普遍性又有着特殊性，所以，它既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又不能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人类解放的真理，而只是开辟了通往人类解放真理的道路。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发展，它也能够通过各国的具体实践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理论成果中，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最为突出的。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这是一个马克思在世时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则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问题。这更是一个马克思所没有遇到过的大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既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理论空缺，又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宝库。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的最大理论成果。它们都是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取得了成功的基础上，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就是说，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而且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

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充满新的活力。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而且是最新的理论成果。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从认识论的视角看是不足为怪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些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能够全面、协调、健康，同时又能持续、又好又快。这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提出来的。针对这个问题，党的新一代领导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恢复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揭示了它和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为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它又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两大最新成果，即系统科学研究的现代整体论理念和关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而为社会的科学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武器。所以，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实际情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并在总结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说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指出了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解决了应该如何发展，怎样科学地发展的问题。因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我们只有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健康、又好又快地发展。很明显,科学发展观增添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活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了更旺盛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到通过总结经验提升出新的理论，要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是说，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出的新理论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到头的时候，没有穷尽人类解放的真理。同样，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的任何一个新的理论成果，也不可能穷尽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真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思维才能不僵化，不再犯“一切按既定方针办”的错误。对于各个省、各个地区来说，也才能避免不从本省本地区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出发，盲目地照抄照搬别人的先进经验的误区。同时，它还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值到今天，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它是一个蕴涵丰富的宝藏，须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去开发。

今天，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70年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对准党内的教条主义的。但是直到今天，妨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障碍，仍然来自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仍然是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危险。

总之，70年前，艾思奇和毛泽东最早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为我们解决了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之源，是使它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本途径。（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