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生】在“结合”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大题目。从“结合”(在本文中特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维度和哲学的层面去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问题。

“结合”通常被学界一些人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等义。但是具体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过程,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过程刚刚开始时,只有“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作为一种理论成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乃是成功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的过程是批判地对待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深入实际地了解当代中国的国情,并在实际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矛盾的无止境的过程。

一、“结合”过程诸要素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互动

从字面上看,“结合”仿佛只是把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但是仔细分析便可以明白,“结合”不是两个方面而是三个要素的互动关系:

1.第一个要素:“结合”活动的主体。从中共党史的视角看,这个主体是党(党的活动家、党的领袖集体……)。当然,从非党的学术文化活动的视角看,主体也可以是从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学术活动的各种文化人、学者等,但本文暂不把后者作为考察的对象。

结合活动的主体之如下两种情况会大大影响到结合活动的结果。

第一种情况:这个主体(共产党)的素质。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当她还处在幼年时期时,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辨别能力尚欠缺,同时又急需外部(国外)有一个比她更强大、更富有经验的政党的援助和支持时,其主体性就十分容易被削弱。而一个没有多少主体性的“主体”又如何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结合”任务呢?在中共党史上,延安整风之前的党大体上是处在这样的状态。

大革命时期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挫折一定程度上与主体的这种状况不无关系。

第二种情况:这个主体是坚持为真理、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而斗争还是相反。从事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除了本身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外,往往又兼有不同的身份(角色),例如,某人可以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领袖,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假如他的狭隘国家利益和偏私的民族观念暂时压倒了国际运动的共同利益时,他会让另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其国家利益,甚至为后者做出牺牲。在这种场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弱势群体(某个民族的执政或尚未执政的共产党)便面临两种选择:听话或反抗。前一种选择的结果是牺牲了本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在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另一个外国党的“仆从”。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党手里便因此而丧失了生命力。后一种选择的结果是该民族的共产党肩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任务遭遇巨大的阻力———尤其是未掌握政权的党。即使是已经掌握了政·3·权的党(如二战后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便会遭到“围剿”、孤立、无情打击。除了来自外部的困难,后一种选择还必须应付党本身内部的思想分裂:服从所谓“国际”的一部分党的成员站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一边;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另一部分成员则在艰苦斗争中为马克思主义在本国的发展而奋斗。后者在开始时处于劣势,但是最终胜利属于他们,因为最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出自他们。

2.第二个要素:作为一种西方的、对中国来说是外来的思想文化之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说,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俄国版的理论(列宁的和斯大林的学说。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后者占支配地位)。这种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有其本质上一致的方面,如突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与任何私有制以及资本主义的决裂等。因此在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之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俄国版马克思主义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它们一旦与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带来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一些与现代化关系密切的深刻思想在俄国版马克思主义中是很欠缺的。东方的落后国家一旦获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开展现代化建设之后,俄国版马克思主义就日益显出它的不足了。21世纪的今天,不但俄国版马克思主义早已过时,而且如果我们不在“计划与市场”的观念上超越马克思,搞现代化就寸步难行。

剖析“结合”过程的这个要素,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为结合过程的要素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本质上没有非马克思主义附加物的,而且它还必须是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非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是马克思或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但从本质上说,即从以改变现存世界为目的的意义上说,它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

3.第三个要素: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之相结合的那个对象,即马克思主义传入的那个民族国家之具体国情。从静态的观点来看,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若从动态的观点来看,结合就是一个解决矛盾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即使是已经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与中国的国情构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矛盾解决得好,结合就是成功的;解决得不好,结合就是失败的。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结合”简单理解为用中国传统文献的某些精辟语句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一些观念。这当然是需要的,也不容易做到,但是这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吗?至少哲学家是不会认同的。

二、“结合”过程中的两难困境与矛盾的解决

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来看,难题的解决就寓于实践本身。

当然,不会有现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在初期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外来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总是表现为脱离实际、不完全适合国情的抽象马克思主义。但只要虚心从错误中学习,就会使人们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成分一点一点地增加、积淀起来。

在实践中解决“结合”问题,必须有“结合”的过程即是解决矛盾的过程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结合”,而“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结合”意味着两个方面既存在着同一性也存在着差异和矛盾。

1.文化上的差异。马克思学说所体现的主要是近现代西方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当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它面对的却是长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社会实际。两种文化系统的差异和矛盾如何消解,如何融化为一种能够满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文化体系,这至今仍然是有待我们解决的“结合”难题!近日,人们提倡“读经”,提倡研究“国学”(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4·献)等等,就是想解决这个难题。可是,这真是解决难题的钥匙吗?

2.价值观的差异。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价值观。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各个时代特殊的经济社会结构会在该时代的文化价值观上留下某种烙印,表现为不同历史时代的、具有不同利益的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和冲突。作为优秀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价值观属于现代性的范畴。马克思的现代性是超越和批判根源于资本的现代性的,是反现代(资本)的现代性。而旧中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是前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与旧中国的前现代的文化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反映着文化的不同时代性的矛盾与冲突。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产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东方还处在农业经济时代的中国,那些生活在旧中国环境里的先进的社会变革者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又难免在思想深处保留着种种前现代的价值观残余。这就在人们的主观领域里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难度。

3.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一种典型的经济-社会形态在其所允许的生产力发展的潜能未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而一种比现存的生产力所允许的社会形态更为“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如果尚未具备它赖以产生的物质经济基础(应有的生产力性质与水平),那么即使人们人为地把它“创造”出来,它也一定会束缚、阻碍现存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不可能长久存在。所以当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时,他从来就没有把眼光注视到落后的东方(所谓通过19世纪初俄国的农民村社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只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例外)。然而,十月革命不但把政权交给了比西欧发达国家落后很多的俄国无产者,而且随后还把比俄国更为落后的东方的中国也卷入到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之中。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一度曾经获得过比较辉煌的胜利;而中国也不但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也曾有过令人惊异的成绩。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性质。由于领导人无视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所预期的极高的生产力要求与现实中的本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大“落差”,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曾经一度忽视马克思学说中的上述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急于向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过渡。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结合”———例如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变成了一场灾难。反之,当我们党积累了长期的经验教训,终于明白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只能定位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时,人们为社会关系的变革所付出的代价就小得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变得比较成功了。

总之,“结合”是一个漫无止境的解决矛盾的过程,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将来的建设实践都已经和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三、不同时期“结合”的突出点

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问题在20世纪的20—60年代比较突出。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问题则是在1978年后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特别是中共十四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在坚持“民族化”的同时又突出了“当代化”。

从事情的实质来看,突出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只是与当时的形势相关,而不意味着这两个方面可以彼此分割,互不相关。因为从“结合”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是正确“结合”的前提。

例如,给人类带来十月革命胜利的列宁主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但是,列宁能够创造出列宁主义,正是因为他把马克思逝世后到十月革命那段时间里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加以总结,得出了与马克思当年不同的结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在这个新阶段上,各种新情况和新出现的规律能够使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发生变·5·在“结合”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即革命无须在欧洲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取胜,而是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首先是列宁使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结果。列宁的“当代化”在带来十月革命的同时,也为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再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成功结合。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创造性的结合也是借助于他在分析20世纪40年代的国内外形势时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眼光。

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的性质、领导力量、对象和任务等等方面都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不同。这些不同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决定的,而这个中国历史特点的把握又首先取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时代特征的变化之把握。他说:“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发展特点,……是在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然后,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一战”和十月革命如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由于这种划分,人们认识到: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669页)这些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精辟论述是极具创造性的“民族化”,它是毛泽东借助于“当代化”的视野而获得的。

《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分析既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分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分析,是“中国化”与“当代化”的高度结合。

那么,为什么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主要是讲民族化,而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我认为,那时人们之所以突出民族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抽象化的盛行,而在教条化的背后存在着反对“民族化”的一些强大的力量。以往革命的挫折固然首先要从中国党自己的不成熟去找原因,但是,它也同“国际”对其下面支部的领导方式密切相关。遵义会议前党的实际主要领导人之一(博古)在延安整风时期的笔记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博古在笔记《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1943年9月)中这样反省自己:“一、路线问题。前后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我不想推诿责任,但是基本的路线是(共产)国际路线。文件犹在,当可作证。……七大前的国际是集中组织,决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黎辛、朱鸿召主编,第159页)在这种背景下,经历了“长征”并寻找到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华民族的复兴负责,就必须使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上有独立的权利和自主的地位。所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最初体现,在“七大”推出,把它写进党章,表现了我们党的成熟。因为她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上真正达到了充分的理论自觉。这就是为什么在1938年前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成为如此突出的焦点的原因。

但是,压力并没有因我们党在“民族化”问题上取得了几乎是完全的一致而有所减轻。于是,又出现了我们党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的情况。这是在特定环境下做出的妥协。

按理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个兄弟党的正常关系应当是:党无论大小,在运动中的地位应当一律平等,应当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因此,一个党有权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并上升为理论;这些理论概括没有必要得到别人的批准,也无须他人的认可。也就是说,在真理面前各个党是平等的。

但是,考虑到中苏两党与两国的关系正常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当时国际关系的大格局,也考虑到苏联在50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和两国在当时建立的同盟关系,我们党在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认识问题上主动做了让步。这表现在,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八大到上世纪的1959—1960年),我们党的文献中一般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而把原有的提法改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这样,在党的七大以来的历次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方式有过如下明显的变化:

(1)中共七大党章总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2)中共八大党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这里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了。胡乔木解释说:“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0-11页)(3)中共十二大党章总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党章中,“毛泽东思想”从“写”到“不写”到“再写”的曲折表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经历了复杂的斗争才被确立下来的。

今天,整个形势和国际大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党也已经变得十分独立自主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去突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

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民族化的同时更加强调当代化。这是因为时代的主题同过去相比有了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把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关注放到首位。但是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都是不可分割的,虽然突出点可以有所不同。

 

（原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