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风】哲学回归生活

 

一

从词源学上考察，汉语中的“哲学”一词是外来语。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将希腊文philosophia译作“哲学”，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①此前，国人并不用“哲学”一词。

据当代法国古代哲学史家阿多(Pierre Hadot)考证，公元前7-前6世纪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如色诺芬、巴门尼德等，既没有用过形容词philosophos，也没有用过动词philosophein(“践行哲学”)，更不用说名词philosophia了。也许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第一次提到了“哲学的”活动。希罗多德讲过梭伦(Solon)与利迪亚(Lydia)国王见面的情景。国王对梭伦说：“我的雅典贵客，您以智慧(sophiēs)著称，长途跋涉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听说，你因为有对智慧(philosopheon)的嗜好才访问许多你想看的地方。”Sophiēs和philosopheon都与philosophia有相同的词根。在希罗多德那儿，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智慧和哲学在当时的涵义。梭伦旅游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关于人和现实的丰富经验，发现不同地方的不同风俗。这里的要点是，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显然把他们的智力活动看作一种历史性的(historia)探究。②换言之，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古希腊的智力探究还主要是历史性的探究，而非典型的哲学式的探究。

直到公元前5世纪，属于philosophia一族的语词才真正出现，到公元前4世纪philosophia一词才为柏拉图所界定。③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科学与文化已十分繁荣，雅典人为此而感到骄傲。著名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在一次葬礼上称赞雅典人的生活方式说：“我们培育简朴的美，我们坚定不移地践行哲学(do philosophy)。”④

Philosophia的意思是爱智慧。既然如此，那么为了理解Philosophia，最好尽可能明晰⑤地了解三点：一、何谓爱？二、谁爱？换言之，为能明确何谓哲学，就不能不弄明白何种人可被称为哲学家。三、何谓智慧？这三点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都得到了较详细的讨论。

让我们跟踪阿多的叙述，以理解何谓哲学。

先看何谓爱。

在《会饮篇》所描述的那次饮宴上，苏格拉底对爱(Eros)的赞扬不同于其他人的赞扬，他并不肯定地判断爱(Love)是拥有某某性质。苏格拉底自己不说什么，因为他自称什么也不知道，但他要别人说。阿伽松(Agathon)在赞美爱时说，爱是美丽且高尚的。苏格拉底就问他，爱是欲求一个人业已拥有的东西呢，还是欲求一个人所没有的东西？如果我们必须承认爱就是欲求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如果爱是对美的欲求，那么我们难道能不得出结论说爱不是美本身，因为他⑥并不拥有美吗？迫使阿伽松承认这一点之后，苏格拉底并不接着提出自己的关于爱的理论，而是讲述了他与曼提尼亚(Mantinea)女祭司狄奥提玛(Diotima)的一次会谈，她帮助他理解了爱。因为爱是相对于他本身所没有的其他事物的，他就不可能是神(god)，但宴会上的其他人都把爱当作神来赞颂。相反，爱只是一种精灵(daimōn)——一种介于众神与人之间的存在者，它既是不死的，又是有死的。爱不仅居于现实中的两种相反秩序之间，而且处于调停者的地位。精灵与众神和人都有关系，他在神秘的起源中发挥着作用，他以咒语治愈灵魂和身体的疾病，他沟通众神与人，无论他们是醒着还是睡眠。为了让苏格拉底更好地理解爱的象征，狄奥提玛讲述了爱这个精灵诞生的神秘故事。在阿芙罗狄蒂(Aphrodite)⑦诞生的日子，众神举行了一次宴会。餐后，派尼亚(Penia，表示贫穷和匮乏)来乞讨。当时波罗斯(Poros，表示手段、财富和权宜之计)醉卧于宙斯花园的花丛中。派尼亚躺到了他的身旁，希望和他生个孩子以补救她自己的贫穷，就这样她怀上了爱(Eros)。据狄奥提玛说，爱的本质和特征就可由这一起源而得以说明。诞生于阿芙罗狄蒂的生日，他痴迷于美；但因为他是派尼亚的儿子，故永远穷困潦倒，且永远是个乞丐。同时又因为他是波罗斯的儿子，故聪明而富有创造力。⑧

再看哲学家是何种人。

阿多之所以详细转述了《会饮篇》中的这一故事，是因为这对于说明何谓哲学家和哲学十分重要。阿多认为，狄奥提玛娴熟且充满幽默的神秘描述既适用于爱(精灵)，又适用于苏格拉底和哲学家。狄奥提玛在描述穷困的爱时说：“他总是贫穷，因为他根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精巧美丽。相反，他粗野，肮脏，赤脚，且无家可归；他总是睡在地上、露天、门阶和道路上。”但又因为他是波罗斯的骄子，故这位痴迷于美的爱是个“危险的猎人”。“他为高尚的灵魂设置陷阱，因为他勇敢、无耻且强硬；他总是设置一些圈套；他希望聪明且足智多谋；他终身‘践行哲学’(does philosophy)。他是可怕的男巫、术士和智者。”⑨

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家的典范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正是这样一个多情的赤脚猎人。在饮宴对话的尾声，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描述了参加一次军事远征的苏格拉底：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苏格拉底赤着脚，披着几乎遮不住身体的破烂斗篷，坚忍不拔，不畏严寒。在阿尔基比亚德的眼中，苏格拉底是地道的魔法师，他能用言辞施魔法于灵魂。阿尔基比亚德还勾勒了军旅中的苏格拉底的健壮：他既能抵御寒冷、饥饿和恐惧，又能从容应对美酒和穷困。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苏格拉底则被描述为又臭又硬、厚颜无耻、放肆无礼且在言辞上从不饶人的真正的狐狸(a real fox)。⑩

阿多认为，这一幅“爱—苏格拉底画像”也就是哲学家的画像。哲学家就像爱，作为波罗斯和派尼亚的儿子，他贫穷而匮乏，但他知道如何用其聪明补偿其贫穷与匮乏。

最后看何谓智慧。

对狄奥提玛来讲，爱就是一位爱智慧者(philo-sopher)，因为他就在智慧(sophia)与无知的半道上。在《会饮篇》中，柏拉图并没有定义“智慧”，而只暗示智慧是一种超越的境界(a transcendent state)，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众神才是真正智慧的。在希腊传统中，与其说知识或智慧(sophia)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性智慧，不如说就是知道如何做(know-how)，或知道如何生活(know-how-to-live)。你只能根据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而不能根据他的理论知识去获悉如何做的路径。这就是《会饮篇》着力提出的理解何谓哲学家以及何谓哲学的关键。(11)

狄奥提玛说：有两类存在者不践行哲学。第一类是众神和圣人(sages)，他们不践行哲学，因为他们已经聪明了(即有智慧了)；第二类是无知的人们(senseless people)，他们不践行哲学，因为他们自以为聪明。苏格拉底问：那么谁是践行哲学的存在者呢？狄奥提玛说：“他在两者之间的半道上；爱(Love)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智慧无疑是最美好的事情之一；爱就是爱美者。因此爱一定就是一位哲学家(a philo-sopher，即爱智慧者)。而且，作为哲学家，他一定在聪明与无知之间的半道上。理由就存在于他的身世之中：他的父亲聪明(sophos)而富有创造力；而他的母亲无知且贫乏(en aporiai)。”(12)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哲学家。他似乎与无知的人们一样一无所知，但他明了自己的一无所知。他在智慧与无知之间的半道上。也可以说，自知无知就是凡人所能拥有的最高智慧。(13)

根据《会饮篇》，philosophia一词的词源是“对智慧的爱或欲求”(the love or desire for wisdom)，爱智慧或追求智慧就是哲学的真谛(the very program)。哲学与哲学家不可分。哲学同时带有反讽和悲剧的色彩。哲学是反讽的，因为真正的哲学家必是这样的人：自知无知，知道自己不是圣人，同时也知道自己不是非圣人(nonsage)。他既非居于无知者的世界，也非居于圣人的世界；既非完全在凡俗的男男女女的世界，也非完全在诸神的世界。哲学是悲剧性的，因为被称作“哲学家”的怪异存在者(being)受追求智慧的欲望的折磨和撕扯，他爱智慧，可智慧总是逃避他。就像克尔凯郭尔说的，想成为基督徒的基督徒明白，只有耶稣才是基督徒，哲学家也明白，他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他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地成全自己。柏拉图在哲学与智慧之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哲学被定义为它所缺乏的东西——那是一种逃避它的超越的规范(transcendent norm)，但它又以某种方式内在于自身，用帕斯卡尔的非常柏拉图主义的名言说就是：如果你尚未发现我，你就不会寻求我。又如普罗提诺(Plotinus)所言：如果某物完全被剥夺了善，它就决不会追求善。(14)换言之，哲学家若绝对没有任何智慧，他就不会追求智慧。

哲学家既明了自己的无知和不足，又明了自己求美向善的内在欲望。哲学家不断省识自己的人生，力图过真正值得过的生活，力图达到卓越(aretē)，或养成真正的德行(true virtue)。(15)归根究底，智慧只能体现为哲人(哲学家)的生命境界和德行，体现为哲人不懈追求的他自认为值得过的生活。

苏格拉底影响了古希腊的许多学派，如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柏拉图学派，等等。哲学概念就是通过这些学派而产生的，它在柏拉图的《会饮篇》里才得到了较为清晰的界定。这些学派都把哲学看作关于生活之道(a way of life)的特殊话语，或看作与一种特殊话语相关的生活之道。(16)

在古希腊，“知识”与“智慧”大致同义。在前苏格拉底时代，有两类拥有知识的人。一类是知识贵族，或智慧和真理的大师，如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和赫拉克里特。另一类是知识民主派(the democrats of knowledge)，即智者派(Sophists)，他们宣称可向所有的路人兜售自己的知识。但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命题集合，不是可以写下、传播或备好以便出售的公式。在《会饮篇》描述的那次宴会上，苏格拉底因在门外沉思很久而迟到了。苏格拉底一进门阿伽松就要求苏格拉底坐到他身旁，以便通过接触而得到苏格拉底来前沉思所得的智慧。苏格拉底说：“智慧若是可从较满处流向较空处的东西该有多好！”他的意思是，知识不是可预制的东西，也不是可通过书写或仅通过任何话语而直接传达的完成了的内容。(17)对任何学习者来讲，知识或真理都不是什么可接受的现成的东西，而是要通过个人自己才能产生的。苏格拉底满足于助产士的角色。他本人什么也不知道，也教不了任何东西，却满足于提问；恰是苏格拉底的质疑和询问才帮助对话者产出了“他们的”真理。(18)

苏格拉底的提问并非引导对话者认知什么，或就特定主题得出一个命题形式的结论，却旨在引起对话者本人的省思。他像个“牛虻”一样，死叮着对话者，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过去的生活经历，提醒他们关心自己。那么，一个人该如何关心自己？关心自己不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名声和荣誉，而是促进自己的思想、真理，关心自己的灵魂。真正的问题不是知道关于这个或关于那个的问题，而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being)的问题。苏格拉底说：“我根本不关心多数人关心的事情：财务、财产管理、权力的委任、公共演说的胜利、行政长官、联合、政治派系斗争。我不采取这种路径……却宁肯采取对你们每个特别的人最有好处的路径，即劝你们少关心你们所拥有的，而多关心你们之所是；这样你们才可能使自己尽可能卓越且合理。”苏格拉底并非仅以询问和反讽的言辞表达这一思想，最最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在的方式，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在本身(his very being)去践行这一思想。(19)苏格拉底曾说：“我从未放弃表明我所认定的正义之事。若非用言辞，则用行动。”仔细分析可知，此言的意思是，只有正义者的生命和生存才能最好地表明何谓正义。(20)他从容赴死的义举名垂千古，他以死表明了他的知行合一。

总之，古代哲学既不是理论的，又是理论的，它是沉思的(苏格拉底有时会整天地沉思)。古代哲学话语源自生活选择或生存选择，它要求人们作出具体的生活选择，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换言之，哲学是对某种生活理想的践履，是一种与哲学话语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或生活之道)，(21)而不仅仅是话语。

阿多强调，为能理解古代哲学是生活之道，必须把握斯多葛派提出的关于哲学的话语(discourse about philosophy)和哲学本身(philosophy itself)的区别。斯多葛派认为，哲学的各个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事实上不是哲学本身的部分，而是哲学话语的部分。在讲授哲学时有必要列出逻辑理论、物理学理论和伦理学理论。但哲学本身——即生活的哲学之道(the philosophical way of life)——却不是一个可分成不同部分的理论，而是由生活的逻辑、物理学和伦理学构成的整体性行动。关于哲学的话语和哲学不是一回事。老学园派(the Old Academy)首领之一波乐蒙(Polemon)常说：“我们自己应该和现实打交道，而不是和辩证思考打交道，不要像一个生吞活剥了某种关于和声学教科书的人那样从不把自己的知识付诸实践。我们也不能像卖弄三段论技巧的那些人，他们常使听讲者惊叹不已，其生活却与其所说背道而驰。”(22)

作为生活之道的哲学的要点是：哲学话语与生活方式不可分，哲学与哲学家的生活不可分，哲学就是哲学家躬行的生活，包括沉思、言说，更包括各种生活选择和实践。简言之，哲学讲求知行合一，哲学追求的智慧与哲学家的个人生活不可分离。

如果哲学本来就是生活之道，那么说古代中国没有哲学就十分荒谬了(中外欧洲中心主义者常出此言)。显然，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都是典型的生活之道，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皆践行其道，而非仅仅讲道。儒家极重知行合一，如王阳明所言：“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故大学指出，真知行以示人。”(23)庄子则强调哲人的智慧与其生命不可分离。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斵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为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斵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24)

由这个故事可知，中国古代哲人早已明了，真正的智慧与个体生命和实践不可分离，哲人的话语不过是他遗留的生活痕迹而已，它不是智慧本身，就像行路人留下的足迹不是行路人本身之行。

古汉语中虽无“哲学”一词，但作为生活之道的中国哲学则古来有之。

二

古代哲学的话语与生活方式是不可分的。那么今天的哲学为何典型地表达为与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无直接关系的理论的、体系的、批判的话语呢？阿多认为，西方哲学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历史性的，就源于基督教的兴盛。

基督教本身无疑是一种生活之道，它吸取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许多养分。但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哲学话语与生活方式分离了。许多古代哲学学派的生活方式，如伊壁鸠鲁学派的生活方式，彻底消失了。只有某些哲学学派的哲学话语存留了下来，如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话语。但这些话语脱离了滋养它们的生活方式，而沦为仅能用于神学论辩的概念工具。沦为神学之奴婢的“哲学”从此不过就是理论性话语而已。(25)

13世纪以降，有两件事对中世纪欧洲思想的进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大学的诞生(此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成长大有干系)，一是亚里士多德翻译著作的广泛传播。

在大学兴起的同时，出现了城市的繁荣和修道士学校的衰落。(26)大学在城市中是由老师和学生构成的智能团体，在教会中它则是依赖于宗教权威的团体。它组织经院课程、大学年(a university year)、课堂、讨论练习和考试。教学由两类教员承担，一类是艺术教员，一类是神学教员。

13世纪欧洲发现了大量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希腊和阿拉伯评论者评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仅指他的哲学话语——对两部分教员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神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以及他的知识论和物理学，去应对基督教教条对理性所提出的问题。艺术教员则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大量取代了自由艺术(the liberal arts(27))教育。

就这样，哲学被等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教授”的活动和生涯逐渐成了评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解决他们在评论时遇到的解释性问题(the interpretative problems)。这些教授们的哲学和神学(philosophy and theology of professors)就被称作“经院哲学”(Scholastics)。(28)至此，哲学已不再是生活之道，而成了神学的婢女，只剩下了论辩性、解释性的话语。

到了17、18世纪，现代哲学获得了自主性，它继承了经院哲学的演变趋势，尽管事实上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原初、本真概念从未被完全忘却。19世纪，黑格尔说，哲学已不再“像希腊人那样被实践为私人艺术，如今它已是一种官方生存(an official existence)，于是它关心公共事务；它主要甚至仅仅为国家服务”(29)。可见，在黑格尔那儿哲学已成为政治意识形态。

阿多说，把哲学归结为概念内容或话语体系的观念沿袭至今，今天的大学课程和每个层次的教科书都充斥着这种哲学观念，可称之为经典、经院的大学哲学概念(university conception of philosophy)。今日之大学有意无意地都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的继承者。(30)

现代大学哲学与古代哲学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代哲学的主旨是促使个人人格的彻底转变，而现代大学的使命则是授予相应于特定层级的客观知识的文凭。虽然黑格尔的大学概念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即并非所有的大学都服务于国家，但大学哲学仍像在中世纪一样处于奴仆的地位，它有时是神学的奴仆，有时是科学的奴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都服从于整个教育机构的命令，在当代，它则服从于科学研究的需要。教授、课程名称和考试的选择都一概遵从政治或财政的“客观”标准，不幸的是，这些常常都与哲学背道而驰。哲学的目标不再像古代哲学那样是培养人们成为人(human beings)的事业，而是培养人们成为职员或教授的事业，它培养专家、理论家，以及拥有多少有些玄奥的专门知识的人。这样的知识不再关涉完整的人生(the whole of life)。(31)就当代欧洲而言，唯心主义主宰着所有的大学哲学，从黑格尔哲学到存在主义的兴起，以及后来结构主义的风行，都支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唯一真正的哲学(true philosophy)必须是理论性的和体系化的。(32)

在英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更偏离生活之道。这不仅与现代大学未摆脱中世纪大学的传统有关，更与现代化直接相关。对实证科学的崇拜和智力探究活动的日益专门化、琐细化是现代化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17、18和19世纪三个世纪是西方科学迅速进步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且凡是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学科都是表述得更加清晰和确定的知识(牛顿物理学是典范)。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格尔式的仍志在建构统一知识大厦的晦涩、模糊的哲学与清晰、精确和富有成效的实证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时终于有一批“哲学家”明确意识到，传统哲学的探究形式已无力发现实质性知识(对经验事实的说明、整合和预测)，只有实证科学才能发现和整合实质性知识。用著名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的话说即是：“人们日益明确地认识到，自然界的研究是经验科学家的任务，而不是自然哲学家的任务。”(33)他们深受笛卡尔、莱布尼茨等哲学家的唯理论的影响，极为珍视确定性、普遍性和数学化，这便引导他们发现了一块哲学新领地——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这又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符号逻辑的发明休戚相关。

在分析哲学家看来，哲学虽不能直接发现实质性知识，但可帮助人们正确地使用语言和逻辑，也可帮助人们走出形而上学的迷宫，不再为无意义的问题劳神费力、殚思竭虑。语言是人人(包括科学家)都必须用的“工具”，哲学就帮助人们正确地使用这种“工具”——提有意义的问题，说有意义的话。建构由有意义的语句构成的理论则是各种实证科学自己的事。哲学本身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治疗性”的活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活动。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塞尔(John R. Searle)认为，分析哲学的“核心时期”(the central period)是从1939年到1945年的逻辑经验主义鼎盛时期和“二战”之后的语言学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时期。(34)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哲学研究必须限制在逻辑学、认识论或科学论和基础研究上。哲学不能再要求做科学的皇后，它变成了专门科学认识的奴仆。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现实(或观念)世界的事物和事件，而是科学的陈述和概念。科学论研究的任务首先是阐明专门科学的基本概念和思想程序。借此应该为这些科学提供适合于构造理论的逻辑手段和语言手段，而且特别应该避免这样一种危险，即由于提出假问题而把研究者的精力徒劳无益地引到错误方向上去。”(35)可见，分析哲学已心甘情愿地充当科学的奴仆。它虽曾声称哲学是一种活动而不是理论，但它从来就不是旨在唤起个人人格之彻底转变的生活之道，而是服务于科学探究或现代主流生活的纯话语活动。

美国著名哲学家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批评这种哲学要求“专门化、技术化、狭窄的聚焦和精确而不是想象力、好奇心和开放性”。黑格尔的理想是包罗万象的综合，而今天最受推崇的哲学文章则充斥着符号串(sequences of symbols)和难以理解的行话(impenetrable jargon)，只有少数同行才对之感兴趣。哲学的主旨成了把对话层次提高到“更高的抽象等级”(a higher order of abstraction)。其实哲学不必是抽象的。哲学可以是生活于细节之中的、充满有血有肉的辩证观念的具体哲学(concrete philosophy)，而并非只是干瘪的骨和腱(bones and sinew)——逻辑和论证。(36)罗素曾指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原本丰富多样的世界变成了干瘪的和逻辑的。在所罗门看来，由罗素等人开始的“一百年的‘分析’运动”才真正把哲学变成了“干瘪的和逻辑的(thin and logical)”(37)。

再让我们看看当代中国哲学的状况。曾有人戏谑地说，在如今中国大学的哲学系，研究伦理的没有道德，研究美学的没有美感，研究宗教的没有信仰……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写照，但对相当多的研究者是适用的。这也毫不奇怪，背离了生活之道的哲学就是这样的。我们可大体上把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分为如下两类：

一是努力诠释主流意识形态的哲学家。他们基本上做不到“修辞立其诚”，故写一套(或说一套)做一套是其基本生存样态。

二是努力做纯粹学问的哲学家。他们或者根据最权威的文本译介西方某个大家或流派的哲学话语，或者跟踪当代西方的时髦话语，或者用西方现代性术语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或者努力“在先秦语境中诠释先秦诸子，在宋明语境中诠释宋明理学”……他们往往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学术研究之间做出明确区分。

无论哪一种，都既不是阿多所倾心的那种作为生活之道的哲学，也不是王阳明所重视的那种知行合一、成己成物的学问。当然，也还有极少数服膺西方现代性的哲学家在身体力行自由主义，在他们身上还残存着一丝苏格拉底或孔子的执著，但他们已毫无哲人气象，因为他们往往完全认同现代性张扬的物质主义生活。

三

据阿多看，虽然西方主流哲学(或大学哲学)已背离古代哲学传统而成为脱离哲学家生活的体系性话语，但一直有少数哲学家保持着对古代哲学之生命、生存维度(the vital and existential dimension)的忠诚。他们有时活跃在大学的中心，但更多地反对大学哲学。他们时常孤军奋战，在大学之外的宗教或世俗共同体中发挥作用。(38)阿多列出的名单是：蒙台涅、笛卡尔、康德、卢梭、沙夫慈伯利、叔本华、爱默生、梭罗、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威廉·詹姆斯、伯格森、维特根斯坦和梅洛-庞蒂。他们都多少受到古代哲学模式的影响，因而不仅把哲学看作具体的实践活动，还看作改变我们栖居和感知世界之方式的努力。(39)其实在阿多列出的名单中，还应该加上阿尔多·利奥波德和阿尔伯特·施韦泽。其中的利奥波德决不可能被当今的学院派哲学家接纳为哲学家，但如果哲学就是对生活之道的求索和践履，则利奥波德就是比任何一位学院派哲学家更合格的哲学家。

今天的学院派哲学(即各大学哲学系和官方哲学研究所的哲学)服从现代社会的分工，服从现代政治的需要和现代社会的文化需要。哲学成了一种行业，哲学教师或研究员是一个职业。哲学这个行业还能以追求学术纯粹性的名义，刻意回避现实问题，而一味据守于某种与生活之道完全无关的语言游戏或“技术性行话”(technical jargon)。(40)在认定现代性和现代科学已为人类文明一劳永逸地架构了基本框架且指明了“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哲学似乎只能如此。

那么，现代性和现代科学已为人类文明一劳永逸地架构了基本框架且指明“发展”方向了吗？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文明的基本框架已一劳永逸地架构起来了。这个框架就是“‘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基本公共生活框架”(41)。科学主义者会说，这个基本框架内置了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即可保证全人类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中永享物质主义的狂欢。当生态主义者对他们提出质疑时，他们会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不会有什么“大量废弃”了。有了新科技和循环经济，人类物质生产就能实现“零排放”，就不会再产生垃圾。在新科技支持的循环经济中，人类可以放心大胆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但物理学和生态学告诉我们，不可能一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一边实现“零排放”，“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必然伴随着“大量废弃”，除非“量”不再是物质生产的“量”。生态学已十分明确地表明，以现代性和现代科学为“智能装置”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现代工业文明恰在它达到鼎盛之际而日渐暴露了它的致命危险。人类文明的演变已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仍沿着现代性的方向狂奔，等待我们的只能是毁灭！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哲学何为？一任主流经济学家诱骗大众，听他们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文明就是最符合人性的文明？一任科学主义者摇唇鼓舌，听他们说，科技进步能保证人类永享物质主义的狂欢？

不！哲学须回归生活，回归生活之道，回归爱智慧的传统。哲学不能继续甘做实证科学的奴仆！(42)

这不是复古，只是复活古代哲学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且对开创未来真正富有启发的大智慧。学院派哲学家说：固然需要一些哲学家关注现实生活，但真正深刻的哲学必须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只有专门化的哲学研究才能达到哲学应有的深刻。其实不然。呼吁哲学回归生活，决不是号召哲学家与俗世生活同流合污，恰恰相反，是号召哲学家在关注俗世生活的同时，以追求生活智慧的方式超越俗世生活，像苏格拉底那样超越俗世的追求，即超越对金钱、财富、权力、荣誉等的追求，而追求真正值得过的生活。哲学家不同于非哲学家的根本特点也恰在于此。苏格拉底像牛虻一样“叮人”，就是想促使人们像哲学家一样反省人生，反省俗世生活，不随波逐流。一些现代学院派哲学家往往只“创作”少数职业哲学家才读得懂的“技术性”行话，对人类文明的命运和人类的生存状态却漠不关心，且一味沉浸于现代性所营造的物质主义狂欢之中。他们只是和化学家、生物学家等一样在从事一个行业的工作，他们在自己的行业中可以成为佼佼者，但在职业之外的生活中往往随波逐流，与商人没有实质性区别，如，羡慕豪宅、香车，甚至别人都炒股时他也炒股，别人都买基金时他也买基金。苏格拉底若健在，必会嘲笑他们的愚蠢。

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对智慧和知识的界定，需要在智慧和知识之间做出大致的区分。不能说只有神才有智慧，人也可以有人的智慧。柏拉图对诸神智慧的无限崇拜和对人的“知识”的贬低似乎代表着西方人的谦卑。其实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已潜伏着西方文明所特有的非分野心——循逻辑主义之路，以普罗米修斯的精神，走向“上帝”的全智全能。(43)

按儒家的方式理解智慧和生活之道，就可以避免柏拉图式表述所引起的困惑。智慧就是生活之道，或说智慧就是道(way)。道就是正当的生活方式。“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44)道不可与人的生活分离，脱离了人的生活的命题、公式、话语、理论都不是道。换言之，道是实践智慧，与人的实践不可分离。若这样理解智慧，就不会像柏拉图那样把智慧说得过于玄远。孔子曰：“道不远人。”(45)愿意求道的人，就能得道。如孟子所言：“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46)

这么说不是否认苏格拉底式的智慧——自知无知——的重要性。在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重新体认苏格拉底式的智慧至关重要。(47)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知识是工具性知识，就是写在书本上或存储在电子芯片和电脑网络上的公式、图表、命题、话语、理论等，它可与人的生活相分离。工具性知识就是一种可存贮、取用的资源或工具。一个人要用某种工具性知识时，可从书本或网络上现找。用完过后，就丢在一边，甚至用后就忘。这一点与智慧形成鲜明对照，智慧与人生“不可须臾离”。

今天的知识创新主要服从于发展经济的需要。知识创新需要通过越来越细致的学科分工而得以推进。如果整个人类文明没有转向，则这种知识越进步，人类文明越危险。统一科学论者认为，知识进步就是科学进步，且科学进步有其内在的逻辑，科学将按其内在的逻辑日益逼近上帝创世的最终秘密，或日益穷尽自然的所有奥秘。这是现代性所包含的最荒谬的信念！但这一信念仍为许多人所信奉。为祛除这一现代性“魔咒”，我们特别需要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智慧也不能脱离知识，特别不能脱离地方性实践知识。地方性知识总是实践性知识。古希腊人十分重视一种实践知识——米提斯(métis)。宽泛地说，米提斯指人们应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各种实践技艺(practical skills)和获得性智能(acquired intelligence)。(48)米提斯不是像现代科学知识那样的抽象知识，而是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知识，它不可能达到现代科学家以及分析哲学家所极为看重的那种确定性和清晰性，而只能通过人们之间的“模糊感觉”(faint sensations)下意识地交流。(49)换言之，米提斯不同于现代书写于书本或储存于电脑网络的“编纂了的知识”(codified knowledge)，不可能被化约为演绎性原则(deductive principles)。但人类生活离不开米提斯，因为人类的生活环境总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50)

与地方性实践知识密切相连的是手工技艺。美国哲学家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凯利(Sean Dorrance Kelly)曾以极为赞赏的笔调叙述了西方古代人对万物的生成性理解(poietic understanding)和他们的生成性技艺(poietic skill)。德雷福斯和凯利认为，这种理解和技艺在19世纪末尚未泯灭，但“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却大受攻击”(51)。学习一种技艺就是学会去发现世界之不同意义，具有某种技艺的人能发现不具有该技艺的人们所发现不了的意义。换言之，他所发现的意义是内在于他运用其技艺的实践之中的，脱离了那种具体实践便无从发现他所能发现的意义。德雷福斯和凯利以手工制造车轮为例，分析了这种技艺与匠人之生活体验的关系。原木在匠人的斧子和刨子下显现其属性，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显现自身。匠人能完全凭技艺和直觉造出最合适的车轮，在他做车轮时，原木会神奇地应对他的斧子、锯子和刨子。他那种发现原木之价值的能力是不可能教给旁观者的，因为它并不仅是区分木头之颜色、纹理以及其他可见属性的事情。这种技艺的视野实质上是实践的和具体的。(52)这种驾驭车轮制造的视野一点儿也不神秘，它既非魔术的，也非超自然的，然而，这种现象中已有一种启示。它包含着一种全新的理解我们是谁的线索。匠人的任务不是产生(generate)意义，而是培养(cultivate)自己的技艺以洞悉(discerning)业已存在(already there)的意义。(53)

德雷福斯和凯利在其《万物生辉》一书中引用了制造车轮的手工匠人之最后传人斯图亚特(George Sturt)的一段话：“[木工]没有带锯可用，[用带锯的人]总带着所向披靡、冷酷无情的愚蠢。其实对机器来讲，木料远非猎物和无助的牺牲品。对于懂得与之诙谐相待的人，木料会展示其微妙的卓越(subtle virtues)：会像一个善解人意的朋友一样与之配合。”(54)由这一叙述我们不禁会想到普利高津的话：“我总是把科学看作与自然的对话。如同现实中的对话一样，答案常常是出人意料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惊讶的。”(55)作为万物之源的大自然可通过具体自然物而应对我们的叩问。如果我们以“生成性技艺”去召唤自然物，就能发现存在于其中的意义，从而理解我们自己是谁，理解我们与自然以及自然物处于何种关联。

对于一位堪称大师的木工来讲，他做的每一件事，乃至他身临其中的每一种工作情境，都是独特的。大师作用于木料的技艺需要智能和灵巧，而不是生硬、机械的操作。这决不意味着大师总不断计划着自己的行动，他的灵巧是实践的、身体的(embodied)和瞬间的。大师级的匠人很少两次做同样的事情。(56)这与现代化生产线上的标准化机械操作形成鲜明对照。

德雷福斯和凯利认为，最重要的是，每一种情境的独特性都赋予手艺人的生活以神圣维度。对于木工来讲，因为每一根木头都是不同的，且有其人格(personality)，于是他与其作用于其上的木头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木料之微妙的卓越会因木工的培育和关照而得以召唤。这种与木料的亲密感会激发木工对木料的关心和尊敬。他不仅与木料息息相关。木料有其源头，大师对树木生长地的土壤、地形和水源也很熟悉。他熟知天气和季节，因为不同的天气和季节能改变树木应对他的锯子的方式。匠人们对其所居的土地和乡村心存敬畏。而这种对地方的敬畏感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动化技术熟练的技能概念，这种敬畏感能带来一种神圣感，且最终能让人犹入佳境。这种与大地合作的手工技能和智巧一旦被机器的“冷酷无情的愚蠢”所取代，对乡村的敬畏感便立即丧失。(57)

对制作车轮的手工匠人来讲，树木决不仅仅是各种物理属性的集合。它们就像建造天主教大教堂的石头一样具有神圣性，须以关爱和敬畏之心待之，否则就是亵渎。和一切友善关系一样，各方都以最佳方式召唤对方。正因为匠人是树木的聪明的观察者，而不是冷酷无情的、愚蠢的机器，树木才对他展示其微妙的卓越。正因为树木业已有其卓越，匠人才能自己培养起体认树木之卓越的技能，并最终对树木及其栖息地感到敬畏且对之担负责任。(58)

在工业文明向全球扩展的今天，谈论与人生不可须臾离的智慧、地方性实践知识和手工技艺似乎是在谈论与现在和未来无关的古代轶事。其实不然！到现代工业文明大厦轰然倒地的那一天，我们会明白，人类永远都离不开智慧、地方性实践知识和手工技艺，因为那时我们会明白，“人是小的，因而小的是美好的。努力成为巨人(giantism)就是努力自毁”(59)；我们会明白，人类经济必须“从全球化经济转换到本地经济”(60)，人类文明必须由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

回归生活之道的哲学就是呼唤人的转变和文明的转变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家须响应苏格拉底的呼吁：关心自己！关心自己就是省识人生，过真正值得过的生活，不盲目接受现代制度和媒体灌输给我们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不以“难得之货”(如名贵奢侈品)标识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回归生活之道的基本涵义当然是做到知行合一，一个现代哲学家若“不贵难得之货”(61)，就不难做到知行合一了。

回归生活之道的哲学家不应只是独善其身的人，他应勇于批判渗透在制度和公众积习中的科技万能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而不是一味地“素隐行怪”(62)。

如果我们认为回归生活、追求生活智慧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那么，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生意义问题，而不是语词、语句或理论意义问题(如“核心时期”的分析哲学家所认定的)。如何体认人生意义？基督教要我们接受上帝的启示。但如尼采所言：“上帝已死！”其实，大自然才是人生意义之源。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依附于大自然的人类生活世界也是不断涌现新事物的，哲学家须在生活世界中领会大自然的启示，感受时代的脉动，诊断文明的病症，体认人生的意义，以便踏入正确的生活之道。

唯当哲学回归生活之道时，智慧之光才能照亮人类文明的前行方向！

注释：

 

（原载于：《哲学分析》(沪)2012年1期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