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双重逻辑的当代境遇

近年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关注，这些讨论对于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非常有益的。透过目前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思考。就理论本身的建构而言，我认为以下几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第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从哲学思辨而来的结果，更是在整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成果，这也意味着如果不能真正地实现学科整合，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仍然不可能真正地深入下去；第二，由于上述学科间的互为壁垒，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仍然存在着问题，这需要在阅读经典文献的基础上，重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结构；第三，随着历史与思想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需要在基础理论层面厘清这些挑战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逻辑的关系，以便真正地澄清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的语境。鉴于前两个问题已在其他论文做过一些分析[1]，这里在前有讨论的基础上，着重关注第三个问题。

一 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

如果从马克思思想变革过程与学科整合间关系的视角出发，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生产逻辑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按照传统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将历史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历史领域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资本逻辑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特定逻辑，不具有哲学的高度与意义。这正是将马克思思想分解为不同学科的理论结果。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思想当做一个整体，那么，资本逻辑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内容，而且，只有从生产逻辑进入到资本逻辑，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及其手稿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高度。

生产逻辑是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他们只是以意识的变革来代替现实的革命，而没有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要理解现实，首先就要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类要生存，就需要吃、住、穿、行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永恒基础，生产逻辑随之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点。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只有在生产逻辑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市民社会、国家与哲学及意识形态问题。“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构架，这一构架正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要成果。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它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讨论资本的前提时指出，其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过程一般。这种“生产过程一般，它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也就是没有历史性，也可以说是人类的。”[4]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前提，而且是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在这一维度上，任何能够促进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意义。这也是他评价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标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马克思常常先讨论物质生产的一般模式，并由此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意义。这正是生产逻辑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具体表现。

但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并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如果说物质生产逻辑具有人类学的意义，那么这是就生产的一般抽象意义来说的，在这种抽象中，物质生产的具体社会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构成物质生产的一般要素和条件，物质生产的结果体现为以有用性为取向的产品。物质生产的这些要素与条件是一切社会物质生产都具有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一开始就讨论了一般劳动过程，这正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过程。但如果拘泥于这一层面，我们就无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也就是价值增殖过程，这一新的过程，正是在资本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才开始呈现出来的，体现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目的。如果按照物质生产逻辑来理解价值增殖过程，就无法揭示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更无法理解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过程。[5]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如果按照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来理解资本逻辑，那么资本就会还原为具体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时，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就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工人的劳动反而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当资本被还原为物质生产要素时，物质生产过程就离不开资本，如果没有作为资本具体化形态的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生产还如何进行呢？这样，资本就具有了历史永恒性的意义。这正是当时从李嘉图出发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思路，也是他们无法真正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意味着，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简单地将历史唯物主义推广运用，而是在此基础上，需要重新提炼出新的理论逻辑结构，这正是资本逻辑批判的意义。

虽然生产逻辑具有人类学的意义，资本逻辑只是针对特定社会而提出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即不是生产逻辑统摄资本逻辑，而是资本逻辑在统摄生产逻辑。“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6]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7]。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出发才能理解一般物质生产过程，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对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含义。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过程，也就不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过程。因此，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与推广，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理论发展。

根据上述的考察，我们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在传统的研究中，代表的观点体现为两种：一种认为马克思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就实现了哲学的变革。这种观点没有真正地看到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内在逻辑关系，也不是本文关注的主要观点。一种认为l845年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后来的问题只是如何丰富其哲学理念并加以推广与应用。按照我的理解，l845年哲学变革只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及其哲学意义。这一变革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变，没有这一转变，马克思就不可能真正地将视野投向社会历史领域。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其理论的根本主题是要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而一般生产逻辑并不能达及这一目标。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思想进展，不是一种理论的应用与推广，而是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新的质变。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生产逻辑及其相应的理论构架，更要关注资本逻辑以及其对生产逻辑的统摄作用。这是我们今天重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时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 历史唯物主义双重逻辑的现代批评

自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后，其双重逻辑一方面遭到后来者的误解，这种误解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这种观点虽然受到晚年马克思及晚年恩格斯的批判，但后来却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解释框架；一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与运用，在这种视野中，资本逻辑并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内容。但这些误解并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遭受到后来者的批评。对这些批评进行逻辑分析，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一种物质生产理论，同时还是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马克思认为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将日益激化，阶级分化与对立也日益激烈，这将通过经济危机而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在这一分析中，劳动价值论构成了其理论基础，危机与阶级斗争构成了其理论的历史与逻辑结论。历史的发展似乎表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并不是简单地趋向两极化，经济危机也并不意味着就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对此的反思，使西方许多学者对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产生了怀疑，并认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资本批判理论是错误的。与劳动价值论相对应，当代一些学者重新强调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并以价格理论替代劳动价值理论，从而将劳动价值论作为无法量化的“抽象”理论加以扬弃。

针对这一批评，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思考：

第一，从要素出发来批判劳动价值论，这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就有征兆，并在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是从资本逻辑还原到生产逻辑的必然。正如在上文提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将资本逻辑还原为生产逻辑，这就既不能理解资本，也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规定下的物质生产。当资本逻辑被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时，资本就变成了物，变成了生产劳动过程中的要素，这时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们无法离开资本去进行物质生产劳动，也正是他们强调要保留资本、但可以不要资本家的理论原因，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观点。将资本还原为生产要素，这就停留在资本逻辑的表象层面，而没有看到资本逻辑的真实运行过程及其现实规定。

第二，将资本看做是生产要素，也就无法理解资本的社会形式规定，即资本体现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过程，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过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是自然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特定社会形式规定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时就不能只从自然个体之间的交换出发，并相应地以需要的满足为资本生产的动力，以价格作为交换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正是对仅从经济视角出发来考察问题的思路的超越。

第三，这两种思路之间的差异，说到底是立场上的差异，也是一种理论前提上的区别。这种理论前提上的区别，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就已经展示出来了。按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立场，现实的经济体制与社会生活是天然合理的，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正是从这样的理论前提及相应的社会立场出发，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及其形式规定不见了，这一特殊形式的生产过程被看做是人类社会中自古至今都存在的生产过程。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社会，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消失的内在逻辑。这意味着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被改变的，是进入到更高层次理想社会的必经历史阶段。这是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价值指向。

由此可见，与对资本逻辑的批评相比较而言，对生产逻辑的批评更加令人关注，也更具有哲学形而上的底蕴。在这一维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受到了根本的质疑。在这一批评中，海德格尔与鲍德里亚是重要的代表。

在海德格尔看来，长期以来西方思想都处于对存在的遗忘中，西方哲学关注的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这在近代以来的哲学传统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马克思的哲学就处于这一哲学系列中，并成为这种形而上学的极端形式之一。对存在者的执着与对存在的遗忘，是现代人无家可归状态的原因。虽然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8]，但同样在这篇文献以及他晚年的讨论中，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思想都进行了颠覆性的批评。结合本文的讨论主题，可将海德格尔的批评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从意识内在性与人的主体性出发，其极端的形而上学形式体现在马克思的下述命题中，即“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情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9]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这一界定，充分继承和发挥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这种人本学可以看做是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的表现形式。海德格尔在引用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时，也是从意识内在性哲学这一思考维度中切入的。这种意识内在性哲学正是执着于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是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全部马克思主义都以这个命题为依据。”[10]对于海德格尔把早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思想看做是马克思的核心理念的看法，我们可以进行理论上的再探讨。但相对于他的总体思路以及本文的主题而言，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下面的讨论将会展现这一点。

在将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主题归纳之后，海德格尔紧接着提出了第二个批评，即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出发来理解与规定人的，并“把生产设想为：社会之社会性生产——社会生产其自身——与人作为社会存在体的自身生产。既然马克思主义这么想，它就正是当今之思想，在当今进行统治的就是人的自身生产与社会的自身再生产。”[11]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是从生产出发理解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的。应该说，海德格尔的这一思考抓住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即生产逻辑。“对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12]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的这一思考体现了近代以来的技术主义传统，这种技术主义正是近代以来哲学的内在本质。他在《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世界图像的时代》、《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对近代哲学的这种技术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技术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关注的是通过进步强制对整个大地的现实以及对当下的统治。“这一进步强制引起了一种生产强制，后者又与一种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联系在一起。”[13]这一切都是由人产生的，人本身又被置于这种技术的强制即支架之中，这种支架是形而上学的最后形态。在支架的作用下，人已经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到了可订造性的时代，近代哲学中所面对的“对象”已经转化为“消费品”，消费者本身也被置于生产与消费的运转之中了。“按照马克思，人，每一个人(他自身就是他自己的根本)，正是这种生产以及隶属于生产的消费的人。这就是我们现时代的人。”[14]看到这里，我们一方面理解了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为什么将马克思看做是比萨特、胡塞尔还要深刻的哲学家。因为在关于人的生产性理解中，马克思置身于现代历史的深处并洞察到现代人的异化存在，这正是萨特与胡塞尔所没有达到的历史深度。实际上，当海德格尔强调存在与存在者的截然区分时，他在多大程度上将历史引进到了本体论的维度呢？对他而言，历史的维度不也同样被放弃了吗？他所谓的此在不正是被历史性规定的人吗？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的视域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只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极致，对于这种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是要彻底批判的。就总体的理论框架而言，对存在的思考就是对存在者的思考的批判，马克思的哲学正是被置于关注存在者的哲学传统之中的；就具体命题如对人的思考而言，“在存在之空明中被理解为此-在、理解为出-离渴求的人与马克思的命题陈述正相对立。”[15]在这里，生产逻辑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实现形式，从生产逻辑出发根本不能走出现代文明的困境。

海德格尔是从思想史的视角来批评马克思的生产逻辑的，与之相比，鲍德里亚则直接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幻象。在《生产之镜》的“序言”中，鲍德里亚一开始就这样写道：“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16]但在当下的历史生活中，“以生产和生产的革命性公式的名义，对表现秩序进行激进批判已毫无意义。”[17]这决定了我们今天必须离开生产逻辑，重新寻求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生产逻辑被鲍德里亚彻底抛弃了。具体说来，鲍德里亚的批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生产逻辑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批判了生产逻辑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没有反思生产逻辑本身，这使得他的理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顶峰。这决定了马克思并没有超越生产逻辑的意识形态内涵，他的理论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形式。鲍德里亚认为，从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生产逻辑体现的是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框架，在生产逻辑的作用下，自然变成了主体可操控的对象，人类可以通过技术活动完成对自然的支配。同样在面对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时，近代以来的思想也将它们看做是受生产逻辑支配的社会，在这种理论的推广中，生产逻辑获得了永恒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虽然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进行了批判，但并没有批判生产逻辑所具有的思想功能，反而以生产逻辑为作自己理论规划的基础。这种生产逻辑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理论原因和普遍实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矛盾的连续逻辑、积极性和消极性的同质空间——所有这些(以及历史概念本身)都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组织起来的，这个普遍的过程获得了自身的真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8]正如费尔巴哈对宗教内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仍然处于彻底的宗教形式中一样，“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但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19]正是在生产之镜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在镜像中复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这正是《生产之镜》一书的标题所要揭示的东西。

第二，就历史发展而言，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断裂式”的变化，这一新的阶段受不同的逻辑支配，生产逻辑已经不适合于这一新的阶段了，这意味着需要从生产逻辑转向新的理论构架。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描绘了交换价值发展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交换的只是剩余产品；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工业生产阶段，所有的工业产品都处于交换之中；到第三阶段，甚至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良心等，都成为出卖的对象。鲍德里亚分析道：对于马克思来说，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变是一次质的飞跃，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则体现了一种量的变化。针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解，鲍德里亚认为：“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转变。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的革命，就像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的革命一样。”[20]《资本论》适合于第二阶段，但已经不适合于第三阶段。这一新的阶段不再是生产逻辑占据统治地位，而是符码逻辑占统治地位，即一切都是通过符码操控而实现的，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新革命。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认为这是生产的终结与符码统治的时代。对符码逻辑的批判，是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从符码逻辑的批判视角来看，鲍德里亚当然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已经过时了。

第三，当历史发生变革时，建立在生产逻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必须让位于新的替代理论，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以象征交换替代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象征交换才是从根本上走出现代社会困境的文明模式。象征交换是与政治经济学生产逻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行为模式与文明模式。相对于生产逻辑对自然的支配而言，在象征交换中从来没有自然必然性的观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观念只是现代文明所具有的理念，这是对资本的合法性证明。相对于现代生产逻辑所强调的匮乏与剩余而言，象征交换排除了所有的剩余，强调对一切东西的分享。与整个现代交换体系相比，象征交换强调相互性，这是一种新型的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的各自位置不能被自主化：没有生产者和产品；没有生产者和使用者；没有生产者及其‘具体的’本质，他的劳动力；没有使用者及其‘具体的’本质，他的需要；没有产品及其‘具体的’目的，他的有用性。”[21]可以看出，这是与生产逻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无法生产出自己的象征交换。从人类学的视野来说，这种象征交换构成了早期人类社会行为方式的内在本质。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并不能依靠建立在生产逻辑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理论，而必须是针对符码统治的象征交换理论。虽然当下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符码统治时代，但是象征交换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界限。虽然相比于过去的革命理论而言，象征交换具有乌托邦的特性，但以象征性要求为主题的乌托邦，才能真正地批判当下的资本主义。在这一维度中，与生产逻辑相关的阶级、革命等主题，都被鲍德里亚否定了。

鲍德里亚的批评与海德格尔具有相似之处，相比于海德格尔的哲学视域而言，鲍德里亚的批评更具哲学-经济学-人类学的视野，同时更将自己对马克思的批评与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联系起来。对生产逻辑的批判与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被动摇了，这种批评可以说是致命的。

上述两种批评模式都是直接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的，与之相比，还有一种批评思路。在这一思路中，双重逻辑得到了部分的肯定，但同时也指出双重逻辑只能说明社会生活的部分历史现实，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思路中，吉登斯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中，对此展开了论述。

吉登斯认为，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对社会体系时空关系中的权力构成问题做出理解与说明，从而陷入到一种进化论式的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中[22|。通过对流行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解释主义的重新反思与理论整合，吉登斯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权力被看做是通过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区分了进入支配结构的两种资源类型，即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前者主要体现的是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支配，后者则指人类对社会世界的支配嵋引。按照他的思路，可以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置于配置性资源这一维度中。即使在这一维度中，马克思也很少明确地讨论权力问题。而对权威性资源，马克思缺少系统的讨论，更没有对社会时空体系中的信息监控、民族国家等问题做出过系统的论述，而这些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言，民族国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的反思，涉及到人类历史解释模式的修改。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不完整的基础。但吉登斯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构，在这一重构中，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只是其理论的一个维度。吉登斯的批评是以现代学术成果为基础，而且有些问题在马克思时代还没有真正呈现出来，比如权威性资源问题。首先，在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中，监控还没有发展到组织化大生产时代所具有的水平，这一问题也就难以被自觉地提出来。其次，就民族国家问题来说，虽然在马克思时代，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李斯特非常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马克思的立场与这一思路是完全不同的，这也确实导致了马克思在国家问题的讨论上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论述。但这一批评并不否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意义。吉登斯同样认为，虽然自马克思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西方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仍然是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础。

三 问题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参照系

通过描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及其在当代所遇到的批评以及对这些批评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在阅读经典文献中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同时还要从逻辑上揭示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理论途径。前者很难，后者更难。在这一理论化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又要能在此基础上吸收当代学术的有意义成果，并真正地整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中，从而真正地推动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

虽然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都受到了批评，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也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再批评，但如果透过这些批评看到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再建构就不能无视它们提出的问题。

就生产逻辑而言，虽然当代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在一些原始土著那里，生产并不具有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意义，这些社会也并不总处于匮乏之中，但这并不能驳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人类历史的基础性意义。其实，对生产逻辑的批评关注的是当代语境中的生产逻辑，这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逻辑，在这一逻辑支配下，生产的过程涉及到人对自然的掠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对生产逻辑的批评就意味着想寻求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另一种文明样态。鲍德里亚对象征交换的讨论、莫斯关于礼物的揭示、萨林斯关于原始丰裕社会的讨论，等等，其意图都在于引进另一种文明样式以实现对现代文明的批评。如果从人类生存的可能性而言，这些批评并不能否定生产逻辑的地位。

就资本逻辑而言，当代的批评提出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即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我们能否简单地运用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来面对当下的社会？我接受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区分的思想。可以将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克思所面对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l9世纪后期开始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后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虽然如何概括这三个历史时期在学界存在争议，但在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资本逻辑的现实运行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是许多学者都能接受的观点。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过程中，必须关注到历史形态的变迁，从而揭示资本逻辑的形态变化。在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列宁、卢森堡、希法亭、葛兰西、伯恩施坦等都曾在这方面做出过有益的探索，很多批评马克思的学者也力图在这方面做出新的研究。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充分吸收这些成果，还是简单地以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来说明当下的现实，也许永远都无法真正地面对当下的批评与挑战。因此，我们既要将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来研究，又要从当代发展的视角来阅读。这是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时无法回避的理论点。

从双重逻辑出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主要面临的问题是资本逻辑的建构，这是传统研究中没有深入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依赖于以下三个环节的突破：第一，研究方法的突破。将资本逻辑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构件，有赖于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研究，需要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内容即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整合，只有在这种整合中，我们才能理解资本逻辑为什么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第二，研究主题的重新构建。资本逻辑到底应该怎么去勾勒，特别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整合中去揭示它，这是我们在重读马克思文本时尚待思考的问题。第三，研究视野的开拓。这种突破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上，更体现在对马克思之后的历史与思想史研究上，特别是要揭示历史与思想的内在关系。如果不将马克思之后的历史与思想史作为参照系，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地揭示马克思思想的意义。

另外，吉登斯的批评倒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否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具有同构性？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最初规划中欲对国家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这一研究在后来并没有真正展开。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虽然也散布着关于现代国家问题的思考，但这些思考更多是从性质上来界定现代国家，而对于其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缺乏更深层的讨论。这也是葛兰西后来为什么能取得重大影响的原因。在我看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建构中无法绕过的问题。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是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的理论基础，虽然双重逻辑在现代遇到了种种批评，并且有些批评本身就是对双重逻辑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混淆，但有些批评中所呈现的问题有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就是在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与吸收当代的成果，真正地实现从马克思的思想走向当下的历史。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学术研究工作。

（原载《哲学动态》2010年第12期。录入编辑：百川）